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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历史唯物主义与政治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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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历史唯物主义与政治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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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历史唯物主义与政治哲学

一 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市民社会理论的双重内涵及其当代意义

马克思对待市民社会的态度不仅仅是批判,他对市民社会有两种理解:一是其特定意义,即在政治经济学的语境中分析和批判了市民社会的本质;二是其一般意义,即充分肯定了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分离是现代国家和现代文明诞生的标志。在1848年欧洲革命之后的相关著述特别是《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马克思并未放弃对市民社会的一般性理解。通过批判国家过度管制市民社会的历史倒退现象,马克思强调要解放市民社会,实现“社会机体”的合理发展。批判性与建设性的统一才是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市民社会理论的准确内涵。

当下学术界对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探讨方兴未艾。诸多学者对市民社会的内涵、思想史梳理和现实意义等做了广泛的研究。随着对马克思政治哲学探讨的进一步深入,我们应该在更宽广的视域中研究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当代意义,而这又必须奠基于对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完整把握。马克思对待市民社会的态度是双重的:一方面,他致力于在政治经济学语境中批判性地揭示市民社会的内在本质;另一方面,他又在建设性的意义上充分肯定了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分离以及“现代社会”诞生的巨大历史意义,对市民社会的有机发展给予了积极评价。

(一)马克思对市民社会内在本质的揭示历程

针对“市民社会”的讨论,国内外学界提出了很多不同的观点。大多数学者倾向于认为“市民社会”这一概念在马克思的文本中具有不同的含义,其伴随着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发展而发生了内涵的转移。然而,对于市民社会究竟具有哪些不同的含义,其内涵又发生了怎样的转移,学界有多种看法。总的来看,在马克思不同的文本中,“市民社会”有“经济关系”“资产阶级社会”“抽象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等不同含义。根据笔者的理解,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发展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并未准确理解市民社会的本质性内涵,只是在对黑格尔国家观的逻辑的、泛神论的神秘主义的批判中得出了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观点。马克思对这个概念的理解基本上是黑格尔式的,尽管他以费尔巴哈的形式把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关系颠倒过来了。马克思当时对“市民社会”的理解还是比较模糊的。他的基本观点是:市民社会属于私人活动领域,国家属于公共活动领域。作为私人活动领域的市民社会,不仅包括“物质的生活关系”,而且包括宗教活动、长子继承权等。马克思把私有财产算在市民社会领域,但他对私有财产的认识也有不正确的地方,比如他把宫廷官职、国家主权、封建特权都看作私有财产,甚至把精神看作僧侣的私有财产。所以马克思关于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思想,并不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意思。

第二阶段,在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形成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认为“市民社会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的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这里的市民社会指的是与上层建筑对立的经济基础,是整个人类社会和一切发展阶段的真正起源和基础。这也是广义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的“市民社会”。

第三阶段,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通过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深入资本主义的深层社会结构中,在政治经济学的语境中深刻剖析市民社会,发现了隐藏在现代市民社会阶级对立现象之后更深层的“本质矛盾”乃是资本与劳动的对立,从而揭示出市民社会的本质是资本主义社会。这也是狭义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的“市民社会”。

从这三个阶段的发展过程可以看出,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理解有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随着历史唯物主义的逐步成熟,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理解从现象到本质,一步一步探析出其内在本质。

从历史唯物主义形成的角度来看,第二阶段的市民社会理论尤为重要,因为它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直接相关。当然,由于马克思此时只是完成了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表述,而并非历史唯物主义全部内涵的揭示,因而对市民社会的理解又带有双重含义。

一是广义的“市民社会”概念。这一概念基本等同于后来的经济基础的含义:“在过去一切历史阶段上受生产力制约同时又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就是市民社会。”“市民社会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可以看出过去那种轻视现实关系而局限于言过其实的历史事件的历史观何等荒谬。”[]“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理论的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这种历史观”指的正是唯物史观(历史唯物主义)。

二是狭义的“市民社会”概念。马克思同时指出“真正的市民社会只是随同资产阶级发展起来的”[]。这里的“真正的市民社会”实际上指的是资产阶级社会。这也是生发出狭义“市民社会”概念的逻辑起点。

实际上,马克思在19世纪50年代开始的经济学探索中,逐步形成了狭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视域,他对市民社会的理解也推进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角度。特别是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导言”中,马克思指出:“说到生产,总是指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现代资产阶级生产——这种生产事实上是我们研究的本题。”[]这样,他便将市民社会推进到特定历史阶段即资本主义生产的阶段,从而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剖析了市民社会的本质,即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社会。

分析到这一步,自然容易得出国内学界所普遍认为的观点: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后特别是《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开始从生产关系的本质层面来批判和分析狭义市民社会,即资产阶级社会或资本主义社会。这固然是马克思对西方思想史上市民社会理论的一大突破和推进,但是否会在另外一个层面遮蔽了本质层面之外的一般理论层面呢?对这一问题,国内有学者曾指出:“正像当马克思在实质上把政治国家界定为阶级压迫的工具时并未否认国家是拥有一定领土和人口的公共权力这个一般概念一样,当马克思在实质上把市民社会归结为社会的经济结构时,他也并未因此而拒斥一般意义上的市民社会概念。其实,无论在早期还是晚期,马克思更多地使用的也并不是特定的、实质意义上的市民社会概念,而是一般的、普通意义上的市民社会概念,即把市民社会当作不同于普遍利益或公共领域的私人利益关系、私人领域、非官方的社会组织、国家政治生活之外的社会生活。”[]这种判断究竟是如何在马克思的文本中得以展现的?笔者以1848年欧洲革命之后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为例,来看一看马克思是如何在市民社会的本质批判维度之外阐发市民社会的一般意义及其历史作用的。

(二)《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市民社会的另一维度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通过批判黑格尔的神秘主义国家观,提出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分离是民主制国家的特点,体现了资产阶级社会的原则。因为资产阶级使市民社会从中世纪的等级政治中彻底解放出来,结果使存在于市民社会中的特殊私人利益和体现在政治国家中的普遍公共利益彻底分离。这无疑是一个矛盾,但它同中世纪的情形相比又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因为在中世纪,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是直接同一的,市民社会就是政治国家,市民社会的有机原则就是政治国家的原则。这就是说,中世纪的封建国家是以特权等级为基础的专制国家,随着这种国家的被推翻,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原有的同一性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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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目录

  • 一 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市民社会理论的双重内涵及其当代意义
    1. (一)马克思对市民社会内在本质的揭示历程
    2. (二)《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市民社会的另一维度
    3. (三)市民社会理论双重内涵的理论意义
  • 二 分配观、公平正义观与国家观
    1. (一)分配观
    2. (二)公平正义观
    3. (三)国家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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