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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一 “关系网络”视野下中国近代企业史的外部环境考察

在中国近代企业史的研究中,学界除了关注管理机制、成本控制、技术引进等内部要素之外,还积极探讨影响企业发展的外部因素。这种社会性及外部因素的探究,集中体现在关系网等方面。

第一种,以经营主体——商人群体为中心,探究基于个人关系网的外部关联。大致包括三种视角。

一是“官商关系”视角。通常将传统的官商关系投射到企业中去,关注企业主身份的来源,政府主导的企业所有制变革,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一类是基于商人身份的判定,判断其主办企业、商铺与外界各种关联的性质。商人的社会关系网研究,最早是以“官商勾结”的面目出现的。在传统阶级史观看来,近代商人与其投资的商铺或企业,多依据投资者的阶级属性而被定性为官僚资本或民族资本。民族资本企业有一定的进步性,但同时具有软弱性与保守性;官僚资本企业则兼有剥削性与掠夺性因素。在这一观点的指导下,商人及其经营的商铺、企业所有活动的性质,往往由商人的政治地位、阶级出身决定。在此基础上,商人及其所办店铺、企业与政府人员、银行等打交道,多以“官商勾结”加以概括。也有学者将这一分析框架与权力寻租、腐败等问题结合在一起探讨。[]这种解释有其合理性,能够揭示此类商铺、企业因近代商人的私人关系网络而拥有的资源、特权及其对同行企业的压迫,但也容易将其扩大化、概念化,容易忽视不同细分领域、不同类型企业的差异,忽视近代企业所处的时代土壤。一类是近代官员的私人投资。此类研究延续的同样是以投资者身份判定企业性质的思路,究竟是官僚资本还是民族资本,各方莫衷一是。官员入股企业是近代中国较为独特的投资现象,一些企业因为官员入股获得经济特权,如何在当时的背景下看待这种现象,很多学者做出了尝试。陈自芳在分析“官僚私人资本”正反两方面意义的基础上,将企业因股东身份而获得的种种经济特权细分为运用国有资产所有权和经营权,运用行政、经济、司法等方面权力,运用社会生产要素优先支配权,运用经济活动中的其他特权等四种类型,这就将股东群体的身份及社会关系网络与企业自身的经营有机结合起来了。[]以上分析思路,基本上根据企业主的身份(无论是商人还是官员)来判定近代企业的属性,有其适用的范围,然而近代商人基于经济利益的政治态度是不停变化的,后世对其评价也随着时代变化而悄然发生变化。以虞洽卿为例,其身份认定经历了一个从“江浙财阀”、“买办阶级”到“民族资本家”的变化过程,“对虞之身份定性,无疑是随着国内政治局势的变化而改变”。[]同理,投资企业的官员身份也是随时变化的,同样一个人,有在朝和在野之分;投资类型也是多样的,有普通投资和运用特权、养家糊口和政治依靠、倡导风气和权力寻租之别。[]近代社会的复杂性,尤其是抵御外国经济入侵的大背景以及不同时期针对官员投资的不同政策,都使得官员入股企业呈现更为复杂的面相。股东群体的复杂性和相互作用,都使得股东行为和企业行为并非完全同步,决定企业决策和发展方向的,往往是股东群体内部力量的消长和作用,是一种“合力”在起作用。

二是资产阶级视角。突出近代商人群体的政治面向,探讨的是这一群体与政府之间的政治关联。[]此类研究多以二者之间长时段的关系为对象,注重对它们之间关系的定性,是从整体角度进行的探讨。如学界对南京国民政府与近代商人之间关系的研究,细分有三种观点:一种是“联盟”说,一种是“对抗”说,一种是“规避”说。[]相关研究都是以商人支持下的商铺、企业为具体研究对象的。如主张“规避”说的卜睿哲(Richard C.Bush),就以荣家企业的系列举动为中心,来探讨近代企业规避政府强势干预的种种举措。[]此类研究容易将商人群体泛政治化,忽视了商人及近代企业的多样性。

三是产权保护视角。随着近代商人、企业乃至银行个案研究的不断涌现,学界越来越看重商铺或企业面临的外部社会环境,并将其屡遭厄难的原因归结为近代产权得不到保护,显示出这一领域研究的深入。[]如冯筱才探究近代江浙商人群体时指出了其“在商言商”的一面,认为商人群体的很多举动是近代产权得不到保护的无奈之举,并无太多政治意味。在此基础上,冯筱才以虞洽卿为个案,引入“社会资本”概念,阐述其私人关系网的发展,指出“就虞洽卿个人而言,其一生的政商经营,均与社会资本的培植有密切关系”。[]

第二种,以与企业往来密切的经济主体为中心,探究它们与近代企业之间的各种关联。①银企关系。李一翔以资金借贷为中心对近代银企关系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和梳理,并在此基础上注意到经济往来之外的一些关联,比如银行与企业之间相互持股、互选董事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行为就超越了一般经济往来的内涵。[]诸静系统梳理了金城银行对近代企业的放款,指出金城银行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采取的“放款与投资相结合”等新举措,“使其与企业间的合作关系更加密切和稳固,更多地由过去临时的、偶然的资金融通关系向比较长期的、固定的合作关系转化”[],这就有社会关系网络的内涵了。《金城银行史料》一书将金城银行对范旭东创办的久大精盐公司、永利制碱公司的放款归于“关系型”放款的行列,在经济往来基础上增加了社会内涵。[]有学者将股东的私人关系网和银行放款的关系归结为,“私人友谊成为培植和发展银企关系的沃土,公私兼顾体现了东亚社会建立在人际交往基础上的独特社会运行机理”。[]②路矿关系。这一点突出表现在铁路与近代工矿等企业之间的关联。[]有学者在研究津浦铁路时,专门提及津浦铁路对山东峄县中兴煤矿公司、华东煤矿公司、济南成丰面粉厂、徐州宝兴面粉厂、蚌埠信丰机器面粉公司等沿线工矿、面粉企业的促进作用。[]唯探讨路矿关系,仍多停留在运输层面,对其背后的社会关系网未有探索。无论是对于银企关系,还是对于路矿关系,学界多以银行或铁路为研究主体,缺乏对关系网主体——近代企业的足够重视,这就容易忽视企业作为主体主动构建关系网的过程。在此基础上,美国学者高家龙意识到近代企业主体地位的重要性,认为企业资料不但是资料主体的转移,更是研究视角的转移。[]

第三种,以近代企业为主体,从各个视角阐述企业的社会性和外部性。①经济社会史理论视角。将近代企业与地域社会结合起来考察,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强调企业与基层官吏、地方士绅、军队乃至土匪之间关系的互动,即将企业放在社会关系网理论视角下分析。另一方面,强调企业与地方慈善事业乃至近代城市兴起之间的关联。典型如张謇的大生集团与南通,有学者引入“Regional Enterprise”(地区性企业)、“Company Town”理论(日本学者称之为“企业城下町”)进行阐释或与之商榷。[]有学者就认为:“张謇主导的城市化发展路径是融会贯通了社会、经济、文化、环境等多领域的新的规划思路与技术,与近代发达国家城市建设的探索,如西欧的‘工业镇’、‘田园城市’或日本的‘企业城下町’不同。”[]②社会关系网理论视角。皇甫秋实对“网络”视野下的中国企业史研究进行了翔实、全面的梳理,继而提出了商业网络、同乡网络、跨国贸易网络、家族网络、个人网络等五种网络。[]这一时期的网络研究内涵较为丰富,既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经济组织结构”,也是主观建构的人际关系网络;既有中国传统社会“关系”的内涵,也有个体与同业组织的互动;既有跨国网络的编织,也有质疑西方“企业管理层级结构”的意蕴。[]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高家龙的研究。他以美孚石油公司等企业为例,探讨企业管理层级结构与社会关系网之间的动态互动关系,从而掀起了中国近代经济史领域中关系网络研究的又一个热潮。[]在这些内涵丰富的关系网络中,以企业为主体、对社会关系网络进行有效运用的研究名列其中,典型如高家龙、关文斌的系列研究成果。[]关文斌以久大精盐公司为例,探讨它在企业注册、资金招募、对外竞争过程中有选择性地使用网络、层级结构、市场克服困境,凸显企业在社会关系网络中的主动性。论证时引入社会关系网络中的“强关系”和“弱关系”来区分股东认同的基础,用“结构洞”理论分析关系网络的铺开,在很多方面都是创新。[]除此之外,有学者将公共关系理论、社会网络理论、社会资本理论引入近代企业史研究,利于以企业为主体突破单一维度(如银企关系)、建构多维度社会关系网络的尝试。[]王强运用社会资本理论,阐述了英美烟公司在烟草收购和销售网络建构时对本土关系网络的改造和运用。[]③企业本位视角。一些研究成果虽然并未直接运用社会关系网理论,但亦属于企业社会关系网络的某个侧面。如企业与基层官吏、地方士绅、军队乃至土匪之间关系的互动,有学者以萍乡煤矿为例,揭示企业在开采、运输过程中与地方士绅群体既合作又竞争的关系。[]有学者以汉冶萍公司的治安环境为中心,探析公司与土匪、村民、乡绅、基层政府、军队等地方力量之间的关系。[]除企业与士绅、土匪、政府之间的关系外,另有企业与银行、铁路之间的关系值得关注。前文以银行、铁路为中心的考察中对此多有阐述,此处的差异在于以企业为主体阐述它们之间的关联。如关文斌在研究久大精盐公司与银行之间交叉持股、互兼董事时,就指出这种现象“或许也不是单纯的商业行为,而是与关系网络互为因果”。[]高家龙、卜睿哲揭示了荣家企业三次规避南京国民政府的举动,指出“每次他都运用他的社会关系网来限制官方政策的影响,改变官方政策的方向,或引开官方政策的矛头所向”。[]徐锋华探究了1935年申新七厂被拍卖事件背后企业、政府、银行之间相关的利益纠葛,这实际上也属于近代企业社会关系网络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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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目录

  • 一 “关系网络”视野下中国近代企业史的外部环境考察
  • 二 “社会资本”概念的厘清
  • 三 山东峄县中兴煤矿公司概况及研究状况
  • 四 本书研究思路、参考资料及具体章节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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