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节

第一章 大股东群体嬗变:基于股份招募的考察

关键词

作者

参考文献 查看全部 ↓

第一章 大股东群体嬗变:基于股份招募的考察

可试读20%内容 阅读器阅览

第一章 大股东群体嬗变:基于股份招募的考察

大股东群体对近代企业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在中国早期股份有限公司诞生阶段,为了吸引投资,几乎对大股东权利没有限制。[]之后尽管被诟病侵占中小股东利益、不利于提高经理人员的地位,甚至有人引入西方相关政策加以限制,大股东群体总能以家族内部分散持股、以堂号的形式虚名持股、以企业的名义在公司持股等实现对政策的规避,从而在企业发展中持续发挥影响力。在此基础上,由外部形势变化而引发的大股东群体嬗变,对近代企业生存乃至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引入新的大股东群体,一方面意味着原有股东权益的稀释,意味着原有股东之间的力量平衡被打破;另一方面,也给企业的发展带来了更多的可能、更多的机遇和更大的风险,一些有社会影响力的大股东会把个人关系网络嵌入公司,为公司的发展提供新的助力,尤其是一些具有内部固定结构或认同的群体被集体引入公司时,都会成为近代企业社会资本的一种。中兴煤矿在发展过程中先后经历过几次大股东群体的嬗变,每一次嬗变都出现在资金短缺、经营困难的时候。每次股东群体嬗变后,中兴煤矿总能走向一个新的发展高潮。此中的原因,值得深思。

一 中兴矿局发展时期(1878~1895)*的股东群体构成

中兴煤矿公司的很多股东,最早可以溯源到公司前身——中兴矿局时期。对这一时期股东群体的考察,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个最原始的视角。峄县煤炭最初多由地方士绅开采,有“峄县八大家”之说。后因地方士绅等开挖大井,经营不善、资金缺乏,金铭通过远方表亲、直隶总督营务处属员米协麟向李鸿章申请支持,虽挂上“官督商办”名义,但声明“不领官本”,由此拉开全国募股的序幕。[]由于近代证券市场发育并不充分,中兴矿局到上海募股因受1883年金融风潮影响而中辍,募股主要依赖亲友之间辗转邀集。中兴矿局股东群体的构成如表1-1所示。

(一)中兴矿局两大股东群体:淮系人物与峄县士绅

这一阶段的股东主要有两类群体。一是地方士绅。如发起人金铭、李朝相。其中,金铭是“孝廉方正”,李朝相是监生。[]金铭等赴天津募股时就承诺“米瑞符复集二千金,铭同李君辅廷集一千金”。[]一俟矿局成立,地方士绅入股者有“体面绅耆王日智、李伟、金铭等数十家”。[]其中,金铭、李朝相被聘为外事,在中兴矿局与地方绅民打交道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种作用一直延续到后期。如台枣铁路修建时,“适经峄城迤南回族墓地,回教中人出而阻拦,不让测量”,金铭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调解作用,保证了铁路勘测和建设顺利进行。[]

二是淮系人物。淮系人物构成了股东群体的主干。中兴矿局创办伊始就言明“由周武壮公等集股三万余金”。[]经过几次募股,股东除了米协麟、戴华藻、王筱云、黄佩兰、朱采,还有周盛传、戴宗骞、贾起胜、张莲芬等人。[]股东金铭在回顾中兴煤矿早期发展历程时先后提到29个人物,其中绝大多数是淮系人物,矿局甚至还曾邀请刘铭传“办理督销,以资接济”。此外,矿局被命名为“中兴窑”,除了有复兴停工的砂石大窑之意,“中”字还有“中堂”“中国”两意,“中堂”即李鸿章[],由此可见李鸿章对中兴矿局影响之深。在淮系人物中,较为集中的是“盛字营”,周盛波、周盛传、张莲芬、贾起胜、戴宗骞都是盛字营的重要将领或幕僚。[]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招股范围的扩大,中兴矿局有了南北股的区别。南股的加入,使得中兴矿局的股东开始跳出淮系小圈子,其核心人物就是江苏候补同知陈德浚。根据他的回忆,光绪九年“由金苕人内兄函致南中招股三万两,托经莲珊为代表,仆时游沪上,寄居外舅金兰生先生寓,附股五千两”。[]之后投资渐多,“在南股为数最多”,后来又“集款三万”,邀集亲友入股,设立新的转运局,负责中兴煤在长江流域的转销,对矿局贡献颇多。[]虽然陈德浚不是淮系幕僚,但其父陈其元曾入李鸿章幕、提调淞沪厘局,负责为淮军筹饷。[]陈德浚后来官至淞沪厘局总巡,应该和这层关系息息相关。陈德浚入股中兴,则源于李鸿章另外一个幕僚——金苕人(陈的内兄)。可以说,相较于戴华藻、贾起胜等淮系人物的北股,南股虽然和淮系没有直接关联,但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表1-1 中兴矿局股东群体构成

(二)中兴矿局领军人物:米协麟与戴华藻

这一时期有影响力的股东有两个值得关注。一是创始人米协麟。米协麟(1829~1904),字瑞符,号景韩,回族,山东济宁人。同治九年(1870),任泗水县训导。同治十三年(1874),会试中贡士第二名,殿试中三甲第二十二名进士,同年有陆润庠、张百熙、赵尔巽、胡橘棻等晚清名士。原分福建以知县用,因亲老,改分直隶。时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叹为干济才”,派其在营务处任职。“派赴各属审讯上控案件,逐次清结,声名藉甚。”[]后调任东明县知县,光绪四年筹办中兴矿局,光绪六年矿局正式成立。光绪八年,丁忧,光绪十年,服阕,调甘肃文县任知县,后调平番。光绪十六年,升甘肃静宁州知州,后以教职改选。光绪二十年致仕,先后在甘肃任职十二年。[]对于中兴矿局而言,虽因米协麟“交代未结”,改委直隶通判周常典代替,然其创办者的身份仍载入史册,他在中兴矿局的投资由其子米汝厚继承。[]这一投资就是几十年,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兴煤矿股东名册中仍然可以找到米眉生(米协麟的孙子),他持有17股公司股份。[]

二是创始人戴华藻。戴华藻,号心斋(一说新斋),淮军幕僚,安徽寿州正阳关枸杞园戴家老圩人,曾任直隶东明候补知县、中兴矿局总办、望都知县等职,文献中常称“戴军门”。戴家一族在中兴矿局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除了总办戴华藻,其堂弟戴睿藻、戴宗骞亦在中兴矿局投资颇多,前后邀集的股份共计八万余金。[]戴睿藻的侄子戴绪盛在中兴矿局关停后的南北股冲突中作为北股代表和南股对峙。[]戴华藻的侄子戴绪万、戴宗骞的次子戴绪适在后续的中兴煤矿公司中分别担任公司协理、董事。[]在中兴矿局乃至中兴煤矿公司不同发展时期,都有戴家的投资,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值得注意的是,姻亲关系使戴家的影响力扩大了。后续中兴煤矿公司的领军人物——张莲芬在当时只是普通股东,其妻子便是戴华藻的外甥女。[]戴睿藻的侄子戴绪盛则是贾起胜的亲戚。[]

实际上,中兴矿局只是洋务运动期间开办的众多新式煤矿之一,这些煤矿有很多与李鸿章等洋务派有紧密关联。地方绅商之所以不自办,而是寻求李鸿章的支持,除了资金原因之外,还有深厚的时代背景。在当时,“民间资本想要涉足采矿业,仍要遇到重重阻力。举其大者,有官府的压制,守旧势力的阻挠和各级官吏的勒索等等”,“在这样的社会环境里,不仰仗一定的社会权势,民间资本要想开矿采煤,是十分困难的。洋务派的参与,恰在这方面给民间资本提供了必要的帮助”[],这可以说一语中的。

(三)淮系人物给矿局带来的安全保障和资金技术人才支撑

对于中兴煤矿而言,淮系股东群体具有以下影响。首先,确保中兴矿局顺利开办下去。由于妨碍了地方士绅和峄县官府的利益,矿局从开办伊始就遇到强大的阻力。峄县官府一直从中作梗,矿局“未开工之先,峄令李子峨以戴、米二公形踪诡秘,忽城忽乡为招摇撞骗,禀请东抚查办;以铭等无故勾引匪人,即欲逮捕,置之有词”。[]这背后的原因很直接,就是经济利益。以前峄县炭窑“大者,岁纳资自府至县约费万金;小者,岁亦须数千金,委员、差役诸杂费不与焉”,这笔收入属于“陋规”,由峄县官府独享,“县故简缺,官每仰以办公”。中兴矿局设立之后,“始定税课,藩署委员督之”,对峄县官府影响颇大。一方面税收不向地方缴纳,另一方面报税之后“商贩利益少而县署进款亦大绌矣”。[]“中兴矿局虽曾有按季津贴之议,皆因获利无多,未能交足。”[]士绅与矿局关于废弃井口的归属权争得不可开交,阻拦、诉讼更为常见,后文会有专章阐述。在这样的背景下,淮系对矿局的支持显得尤为重要,就连李鸿章本人也在矿局筹款困难期间“驻节历下,以邑境矿质优美,檄峄县知县会同地方绅耆筹款兴办”。[]

其次,给中兴矿局带来了先进设备和技术人才。在天津制造局道员王德均的协助下,中兴矿局陆续订购汲水机器4架,并从广东、上海等地雇请技师和技术工人。以机器为例,王德均函请徐寿帮忙到国外“购买较小之汽机,以及钢丝绳等零物”。徐寿遂函询盛宣怀将闲置的汽机卖与中兴矿局,“以大用之器而聊作小就之物,亦即以空搁之物而变为有用之器,且亦以呆定之铁而变成活动之银”。[]

最后,给中兴矿局带来了关于纳税的优惠政策。光绪九年,戴华藻联合金陵制造局道员龚照瑗、天津制造局道员王德均向李鸿章提出,“金陵、天津相距较远,如不减轻税,则成本过重,碍难运销”。李鸿章便向清政府奏准中兴矿局援照“台湾、开平、湖北等处开煤奏准成案,每吨完出口正税银一钱,各省兵商轮船、机器制造局用煤准其一律免税。完税之后,经过常关,应准呈验税单放行,运煤船只完纳船钞,免征船料”。[]这就大大节省了矿局的运营成本。

当然,股东群体给矿局带来的未必都是利好。随着南北股的分立,二者在矿局经营等方面存在较大分歧,这加速了中兴矿局的结束。总办戴华藻因官场职务变动调离中兴矿局,继任者是其堂弟戴睿藻。光绪十九年,戴睿藻因大井透水事故被撤职,李鸿章饬派峄矿转运委员、江苏补用同知、南股代表陈德浚接手经营。陈德浚因有淞沪厘局差事无法分身,禀请候选道陈宝溁前来管理。[]光绪二十一年(1895),山东巡抚李秉衡禁停官矿,陈宝溁即禀请撤销中兴矿局,将机器收存,“并未通知股友,其经手账目,亦未清结”。此后南北股因为机器出租、股金保障等发生了更激烈的冲突和对峙,参股的地方士绅出于自身经济利益考量参与其中,牵涉者有北股戴睿藻、贾起胜、戴绪盛与南股陈德浚、虞廷瀚等人。最后直隶总督王文韶派人查办,方才平息争端。[]中兴矿局的这段经营,比较惨淡,股东群体损失颇多,“不特股东分厘股利未得,核计尚实亏股本七万余两”。[]

二 中兴煤矿公司初步发展阶段(1899~1915)的股东群体构成

晚清兴起西方列强瓜分中国的浪潮,各国纷纷划定势力范围,德国虎视眈眈,试图借助《胶澳租界条约》将山东的矿产收入囊中。在这种背景下,中兴煤矿再次进入人们视野。1898年,矿局原“北股”股东、直隶候补道张莲芬申请续办该矿。1899年,张莲芬与张翼等商定“拟连旧股及华商并开平矿局共招集股本一百二十万元,德璀琳拟认招八十万元,共二百万元”,定名为“山东峄县华德中兴煤矿公司”,“所有办法,悉遵路矿总局定章,皆由华商主持”。[]张莲芬为华总办,德璀琳为洋总办,中兴煤矿进入华德合办时期。1908年,公司正式注销“华德”字样,改为纯华资自办,定名“商办山东峄县中兴煤矿有限公司”,张莲芬为总理,戴绪万为协理。[]这一阶段以中兴公司创立为始,以1915年公司发生透水事故、张莲芬病逝为结束,可视为公司的初步发展阶段。该阶段股东群体构成如表1-2所示。

(一)股东群体构成特点:旧股和平过渡与山东省府支持

这一时期股东群体呈现出继承性和创新性并举的特点。一方面,公司筹备时期张莲芬就与张翼等人商量,将中兴矿局原有机器全数议定价值仍作旧股,在股东群体嬗变过程中以较为平和的方式保留了原有股东。另一方面,新入华股和德股极大改变了原有的股东群体面貌。由于新股募集并不顺利,中兴公司得到了周馥、胡廷干、杨士骧等几任山东巡抚的支持。[]胡廷干就表示“拟购买峄县矿务股票十万余两”。[]周馥还特别准许山东商务局朱钟琪、劝业道肖绍庭帮忙招股,增加了来自山东、直隶等地官员的私人入股。[]据笔者观察,1912~1914年当选的12名公司董事中,大多数在山东任职或是山东官员的亲属、朋友。[]典型如叶揆初,民国元年他当选为公司查账员。他与中兴公司发生关联,源于其岳父、公司股东朱钟琪。据载,“公于该公司渊源有自,初识莲芬时,钟琪官山东商务局,亦董事,公以馆甥居二室,常参与擘画,筹议借款”。[]这种因友邀集的方式使朋友圈不断扩大,叶揆初的好友许珩也加入中兴股东群体,在民国元年担任主任董事。[]另外,津浦铁路官员个人入股开始显露峥嵘,详情参看本书第四章。

试读已结束,剩余80%未读

¥5.88 查看全文 >

章节目录

  • 一 中兴矿局发展时期(1878~1895)Imperialism and Chinese Nationalism:Germany in Shantung,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1,p.126;“1880~1895年”说,参见《中国近代煤矿史》编写组编《中国近代煤矿史》,第41、138页。本书从“1878~1895年”说,即从米协麟等申办开始,参见中共枣庄矿务局委员会等编著《枣庄煤矿史》,第6~9页。">*的股东群体构成
    1. (一)中兴矿局两大股东群体:淮系人物与峄县士绅
    2. (二)中兴矿局领军人物:米协麟与戴华藻
    3. (三)淮系人物给矿局带来的安全保障和资金技术人才支撑
  • 二 中兴煤矿公司初步发展阶段(1899~1915)的股东群体构成
    1. (一)股东群体构成特点:旧股和平过渡与山东省府支持
    2. (二)中兴煤矿公司领军人物:老股代表张莲芬与戴绪万
    3. (三)中兴煤矿新股:开平矿务局、山东官股与津浦路局
  • 三 中兴煤矿第一个黄金发展时期(1916~1928)的股东群体构成
    1. (一)新旧股交接的激烈竞争:周学熙、任凤苞之争
    2. (二)中兴煤矿公司股东群体之一:北洋要员及其给公司的助力和保障
    3. (三)中兴煤矿公司股东群体之二:从津浦路局官员到北洋政要
    4. (四)中兴煤矿公司股东群体之三:武汉商股及其专职监察人身份
  • 四 中兴煤矿第二个黄金发展时期(1929~1938)的股东群体构成
    1. (一)政权更迭与权势转移:“整理中兴案”后上海银行界股东群体的加入
    2. (二)公司新股群体的核心人物:钱新之等银行界重要人物
    3. (三)债权人与股东:银行界股东双重身份及其带来的助力

章节图片/图表

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