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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中兴煤矿与经济民族主义:基于市场竞争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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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中兴煤矿与经济民族主义:基于市场竞争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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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中兴煤矿与经济民族主义:基于市场竞争的视角

经济民族主义在近代中国企业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引起学界的重视。它集中表现为“反对外来力量对本国经济资源的剥削和掠夺”。因此,经济后进国家都提出和践行“挽回漏卮”“收回利权”等主张。[]清末的收回利权运动、近代风起云涌的国货运动,都属于经济民族主义的范畴。值得注意的是,经济民族主义具有对内、对外两个面向。对外,就是对外来力量的态度,包括我们熟悉的收回利权、抵制侵占、与外国商品竞争;对内,则是对本国国民和本国政府的要求,如国货运动、政策扶持等。[]这两个面向是同一枚硬币的两个面,具有逻辑上的自洽性,即为了对抗外国企业、代表国家参与竞争,民族企业顺其自然需要一系列政策甚至特权支持,以迅速做大做强,足够对抗和制衡强大的外来力量。这些支持,一些是政府主动给予的,一些是企业自己争取的。自己争取的多了,意味着主动性越来越强。近代民族企业在这种风潮的频繁冲击下,逐渐具有了对经济民族主义主动运用的自觉性,将其当作企业发展的护符和助力,从而有效规避风险,寻求支持。典型如中兴煤矿,从开办伊始就具有国家寻求富强的意蕴,1899年重新开办也与德国侵占山东路矿利益紧密相关,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之后的发展更是经常受到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这种影响可以是助力,能够帮助中兴煤矿获得超大矿区的专利权、税收政策的优惠,帮助中兴煤矿在与地方士绅产生冲突、缠讼时有较为合法合理的依据,也可以是阻力,有来自各界对公司“德股”的拷问及其作为民族企业身份的持续质疑。为了实现经济民族主义的效用最大化、阻力最小化,中兴煤矿公司开始有意识地运用这一工具,通过身份塑造、发起或参与各类同业行会,积极营造、凸显民族企业的形象。这些同业行会及其背后的民族主义情绪成为公司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社会资本力量。

一 华德中兴煤矿公司时期的“德股”:从护符到标靶

(一)德国攘夺山东矿产背景下的现实策略

1899年中兴煤矿公司开办时,相较于其前身——中兴矿局,面临的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兴矿局属于洋务运动的一部分,当时国内外形势相对稳定,矿局的定位主要是与外煤竞争,为各类机器制造局提供燃料,“敌洋煤而塞漏卮”,“万一海疆有事,洋煤不来,峄煤可源源接济”。[]但是到1898年筹办重开该矿时,国内外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防止矿产被外国攘夺已经成为经济民族主义的主要方面。当时德国根据《胶澳租界合约》获得胶济和胶沂济两条铁路的建造权,同时“于所开各道铁路附近之处相距三十里内,如胶济北路在潍县、博山县等处,胶沂济南路在沂州府、莱芜县等处,允准德商开挖煤斤等项及须办工程各事,亦可德商、华商合股开采”。[]中兴煤矿尽管不在德人所筑两条铁路三十里区域范围内,依然感受到了直接的威胁。当时中兴矿局已经停产,南、北股东群体因机器设备处理产生冲突,张莲芬和贾起胜前往调查。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即《胶澳租界合约》签订后一个多月,张莲芬、贾起胜在同意将矿局机器租给金铭开办民窑的基础上提到了旧股重新开办的设想,“股本未曾集齐之前,亦可暂租试办,惟旧股一有开办定议,禀奉批准后,即须将机器退还,不得临时阻挠,但亦许金缄三等及本地富绅凑股合办”,显然受到了当时形势的影响,这可以从“利源自我开,利权自我揽,既可杜他人侵占之心,亦可收中国富强之实”的表述中得到印证。[]外部形势的严峻加速了中兴招股重办的进程,“现因山东地方德人纷纷开矿,而峄县煤矿尤为外人所艳羡”,张莲芬与开平矿务局张翼磋商筹款方法,向直隶总督荣禄、山东巡抚张汝梅请求支持,十二月抵达矿局查勘,一件事接着一件事加紧办理。抵达矿局查勘期间,更是获悉了德人前来买地采矿的举动,“复据峄县股商金铭等声称,本年已有四次德人前来查勘矿务托购煤地”。在专业矿师详细勘验确保“煤旺质佳”后迅速申报开办,“应即饬令该道(指张莲芬)等督同矿师迅往开办,一面由臣张翼督饬该公司赶紧招足股本以资集事而浚利源”。[]在这样的背景下,1899年张莲芬等拟定在矿局机器折为旧股的基础上招足华股一百二十万元,另由德璀琳认招八十万元德股,共二百万元,定名为山东峄县华德中兴煤矿公司,张莲芬为该公司华总办,德璀琳为洋总办。[]由此可见,中兴煤矿公司从一开始成立就具有很强的经济民族主义色彩,“迅往开办”“赶紧招足”,都有和时间赛跑的内涵,“重开矿局、创办中兴公司,阻止德国势力向峄县扩张是主要动机”。[]

那么,既然是从德国人手中捍卫矿产的生存权,为何又招入德股?德璀琳又是谁?为什么会是他?这一系列问题,都与保护矿产和经济民族主义息息相关。

实际上,德股的招募和德璀琳的加入对公司而言是一种保护。诚如前述,《胶澳租界条约》规定胶济、胶沂济铁路附近三十里内,新开之矿由德商直接投资或华德合股开采。这两条铁路中,胶济线距离峄县较远,不足为虑。胶沂济线的走向亦有明确规定,“由胶澳往沂州及由此处经过莱芜县,至济南府”,影响仅限于沂州府、莱芜县等处矿产。然德人并不死心,竟然在测绘和规划时擅自更改“胶州—沂州—莱芜—济南”走向,将位于“L”形路线中点、本应就此折转北上的沂州,向西南延伸到峄县,从而将峄县放在胶沂这一段的延伸线上,直接危及中兴煤矿的生存。[]对于张莲芬而言,之前一直苦苦坚守矿产,“若如他人,早将此矿与德合办,反可从中获利矣,所不肯为,实不欲美产为外人所得”。[]但时局日益严峻,随着德国势力在山东的日益增大和不断渗透,中兴煤矿随时有被侵占的危险。相较于被德人独占攘夺,自行重办该矿并招徕德股合办似乎是可以接受的方式,是一种两害相权取其轻的结果。当时张莲芬就将“或因该矿近接胶澳必须兼招洋股”作为招徕资金的三种可能之一。[]可以说,招入德股是形势所迫下原股东们相对被动的选择,但被动中暗含主动,“既有德股办法又符中德条约,彼等始无可借口”。[]招入德股可以帮助解决资金不足和缺乏技术人员的困难;主动招募德股则意味着可以选择合适的合作对象,可以预先通过制度设计限制合作对象的权限,把自身的风险降到最低。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他们选择了德璀琳。

德璀琳(1842~1913),英籍德国人,生于普鲁士王国尤利西小城,1865年进入中国海关工作,1877~1881年、1885~1895年、1899~1904年三度出任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在《烟台条约》谈判中开始得到李鸿章的赏识,此后关系甚密,“虽然严格地说他不是李幕成员,但是在李鸿章直隶总督任期内他几乎自始至终与李鸿章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在各种有关地方、国家乃至国际间事务上为李鸿章出谋划策,与其接触十分频繁”。[]自1878年开始,德璀琳一面继续天津海关的工作,一面直接受命于李鸿章处理不同的特别任务,包括协助订制德国战舰、调停中法战争、参与甲午中日战争谈判等。[]李鸿章对他评价颇高,称其“在津供差二十余年,忠于为我。六年俄事、十年法事,彼皆暗中襄助;十一年伊藤来津与鸿章订约,该员与伊藤幕友某英员相识,从旁赞导,颇为得力”。[]中兴煤矿早在矿局时期就得到李鸿章诸多支持,股东也多为李鸿章幕僚,这为双方合作提供了可能。私人情感上的纽带与在中国多年的经历,使德璀琳愿意接受这一职位。德璀琳与德国官方在利益和观念上的分歧,也吸引着中兴股东与之合作。有学者就认为,“在德国的对华殖民活动中,德璀琳是发挥了一定作用的。但是他的思想与其本国的殖民政策并不始终相一致”。这种“不一致”在很多时候表现得非常突出,德璀琳和连续几任德国驻华使节“关系不那么友好甚至于彼此敌视”,有的使节直接批评德璀琳是“那种没有祖国的冒险家”,有的使节认为在德国与中国的利益关系上德璀琳是完全中立的,有的使节批评德璀琳是“处处想着自己和哥儿们利益的中国化了的德国人”。[]这种不一致背后有很多原因,和个人经历、时代背景、身份认同、经济利益等紧密相关。对于中兴煤矿而言,这种不一致能够给公司“以德治德”的计划提供较大的空间,使德股作为一种掩护成为可能。在这个计划中,德璀琳个人获得的是丰厚的回报,中兴煤矿则能够在德国势力环伺下以合股的形式保留住矿产的自主性。由此,德璀琳及其代表的掩护力量,成为影响中兴煤矿生存的一种社会资本力量。

在这样的基础上,双方的合作较为顺利。一开始张莲芬向张翼筹款,希望引入开平矿务局资金和技术时,曾任开平矿务局会办的德璀琳就颇为积极,派遣德国矿师富里克前往峄县勘测。[]到1899年成立山东峄县华德中兴煤矿公司时,德璀琳认招八十万元德股,意味着这一合作的正式确立。此后,“1899年到1907年,尽管中兴公司名义上仍然是一个中外合办企业,但事实上它完全是一家中国企业”。[]当然,合股开办并不代表完全没有风险,六成华股便是对四成德股的最大限制,是经济民族主义工具可以继续运用的依据,也是“德股”成为掩护而不是主干的关键因素。信任不能取代监督,德璀琳利用向六河沟煤矿借贷的机会,提出种种附加条件,由其女婿汉纳根任公司顾问,并派三名德国矿师驻矿,使该公司管理权受到严重侵害。[]基于这种风险考虑,中兴公司一开始就从制度层面上限定了洋总办德璀琳的权限,“许其稽核银钱出入等事,但不得揽权掣肘”。[]在之后的续招股份章程中,公司对德股的权限作了进一步限制,“德股东更不可以琐屑之事辄请其公使、领事向中国争论,以符合各国商务公司之例,勿令华股东借口生畏,致碍别项洋商利益”。[]这就使得“以德治德”的策略得以贯彻下去,也为1908年顺利注销德股埋下了伏笔。在这里,德股的作用类似一种掩护。这种掩护在近代经济史中并不鲜见,典型如轮船招商局,几乎每逢战争就挂外国旗帜或假装出售给第三国企业,以防止被战争敌对国攘夺。[]有趣的是,德璀琳在中法战争时期,就奉李鸿章之命负责联络轮船招商局假卖给美国旗昌洋行事宜,之后又在甲午中日战争时期,再奉李鸿章之命到开平矿务局担任会办作为掩护,一旦日本占领该矿,就由德璀琳这个洋人负责交涉。[]这实际上属于清朝“以夷制夷”在经济领域的具体体现。对于德璀琳而言,被邀请来中兴煤矿入股并担任掩护身份,是颇有经验的。

(二)中兴煤矿运用经济民族主义的对外表现之一:“以德治德”策略的有效运用

德股已经招入,实际效果究竟如何?“德人垂涎此矿非一日,惜初未得其详,嗣知有人承办,故未指索,然至今仍不能忘情于峄矿。”[]中兴煤矿公司成立后不久,这种以合股作掩护的手段就发挥了重要作用,抵住了德国官方发动的攻击和攘夺。当时德国借口获得津镇铁路山东段修筑权,声称对沿线三十里以内矿山有开采权,而中兴煤矿恰在这个范围之内。1902年德国公使照会清政府,称“现有比国工程司数人,受峄县煤矿华地主内有张侍郎翼之意,前往山东查勘该处煤矿,并预备一切,以便比国公司将煤矿购买”,开始了这一轮进攻。德国公使援引《胶澳租界条约》,声称“在山东各处如有开办制造矿务等事,常须先问德商愿否承办”。[]张翼在回复时,除了告知“并无其事”之外,还特别强调:“且系与德璀琳合办之矿,焉能卖与人?”[]这就是在主动运用德股这一旗帜了。德使见一招不行,又出一招,直接不承认中兴煤矿华德合办的属性,“查因该中兴公司向未在德员处报明,应仅视为华公司”,可谓釜底抽薪。既然德使单方认定中兴煤矿只是华公司了,那么享受的利权就降格了,“山东铁路两旁三十里内,凡经华人已开之矿,仅准按照向来办矿之法,仍行续办,亦不能碍难山东矿务公司所办之矿务”。[]一旦认定清楚,限制就大了,“仅准按照向来办矿之法”实际上就是不能用机器开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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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目录

  • 一 华德中兴煤矿公司时期的“德股”:从护符到标靶
    1. (一)德国攘夺山东矿产背景下的现实策略
    2. (二)中兴煤矿运用经济民族主义的对外表现之一:“以德治德”策略的有效运用
    3. (三)中兴煤矿运用经济民族主义的对外表现之二:“德股”的收回与澄清
  • 二 中兴煤矿经济民族主义对内表现形式:矿区专利权、税收优惠与官方助股
    1. (一)矿区专利权
    2. (二)税收优惠
    3. (三)官方助股
  • 三 中兴煤矿经济民族主义运用的困境:现实需求与国煤形象
    1. (一)国煤形象的塑造路径之一:发起和参与各种同业行会
    2. (二)国煤形象的塑造路径之二:经济民族主义思潮中的国煤救济委员会
    3. (三)经济民族主义的多面性:经济利益与家国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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