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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公司与土匪之间的关系:基于矿场安全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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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公司与土匪之间的关系:基于矿场安全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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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公司与土匪之间的关系:基于矿场安全的考察

一 山东峄县社会状况及“盗区”的形成

中兴煤矿的矿区位于山东峄县枣庄。峄县本“僻小邑”,处于苏、鲁两省交界处,与苏北的徐海地区相邻,距离豫东、皖北亦比较近,具有典型的“三不管”区域特征。[]根据美国学者施坚雅和周锡瑞的观点,这里属于华北大区或长江下游大区的“边缘地带”。[]枣庄原是峄县城北二十五里的一个普通村落,因晚清在这里开采大型煤田而兴起,人口聚居,四方商贸往来繁盛,逐渐成为一个大市镇,其名声与重要性日渐超过峄县县城。[]

峄县的社会状况,在清朝和民国时期具有以下特征。

一是自然灾害多。就水利而言,微山湖与大运河对百姓生计影响最大。微山湖和大运河安全隐患很大,经常大水漫境,致使滕、峄百姓流离失所。[]据报载,“峄县南境与江苏邳州接壤,近以大雨滂沱,河水漫溢,以致沿河秋稼,尽数淹没。延袤数十里,远近数十庄,人民庐舍飘荡无存,一片汪洋,几如海中小岛,居民风餐露宿,困苦异常”。[]除了水灾,旱灾、蝗灾、地震等也是连年不断。据地方志记载,“自明朝以来,邑之旱、蝗、霾、潦、地震、日食之变,间岁有之”。[]附近淮北等地因淮河水患往往有大规模的流民涌入峄境,甚至迫而为匪,给百姓生计带来很大影响。

二是赋税徭役重。该地赋税徭役颇重,且种类繁多。据《光绪峄县志》记载,峄县境内“地荒民逃,正赋之出已不能支,又重以银、力二差。中为诸邑拨代、协济者,无虑千数。而防边、浚河、斥堠、修筑诸庸,调出于额外者,又种种焉。往岁新河之役,建闸筑坝,岁费不下数千金无论已。民兵非旧也,自嘉靖庚戌募民防边,始有此役。今既罢,而饷银犹岁征,此何关正额也?前年河塞淮北,输夫五百名,自冬徂秋,约用万金。他多类此,不能枚举,又何怪民之日阽于危亡而甘心转徙也”。[]民国时期峄县百姓的临时性摊派同样不断。根据黄鲁珍的调查,峄县农民承担的临时摊派名目繁多且数额颇大,一种是省府各种临时性征税,“年来省府财厅因需款孔急,每提前开征钱粮,并先期预借,俟开征掣串票,就抵作税银”;另外一种更为频繁的是乡镇长的“要钱单”。乡镇政府经常借用各种名目向百姓摊派,如办公费、纸笔费,甚至包括乡镇长的出行车马费。[]

三是高利贷盛行。峄境高利贷之风素来流行,“本地富人多放债取息,重利盘剥”。[]当地百姓为添置耕牛、修备农具,经常被迫向富户借债,这种借债利息颇高,“现款利息每月五分,至少亦得三分半”。借贷欠款往往以明年的新麦偿还,双方在借贷时将麦价算好。富户往往将价格压得很低,无论来年麦价涨到何种程度,都要按照前价偿还,其中盘剥颇多。借贷形式除了现款外,还有一种粮食借贷。这种借贷利息一般是“借一还二”,也就是“今年借一斗,明年秋收须还二斗”。[]农户在粮食借贷时同样受到盘剥,无论当时借的是何种品质的粮粒,哪怕是虫蛀或质劣的旧麦,到次年均要以优质新麦偿还。“新麦还旧欠,吃亏不能算”成为当地流行的俗谚,甚至很多时候贫农们“指穗卖麦”,小麦还未收获便被指卖给富户。[]富户往往利用借贷之机囤积居奇,“于粮未登场之前,即以贱价向农户预购。所囤之粮,非至青黄不接时不售,售时又高抬粮价”,百姓深受其苦。[]当地百姓生活颇苦,根据黄鲁珍的计算,“一户佃农种麦十亩,按今年麦子收成,每亩可获麦子七斗五升,十亩可得麦子七石五斗,给地主分去一半,尚余三石七斗五升,以四角作价只得洋十五元,除去雇短工价及种种摊捐,若再用以结账还欠,则一家的食用,将何处着落?”[]百姓陷入“借款—还麦—再借款—再还麦”的恶性循环之中,债务像滚雪球一样无限扩大,农户苦不堪言,至“贫民无力还债,富户索之又急”,很多农户就只有被迫做土匪这条路了。[]做土匪与参军一道,成为贫苦百姓的谋生手段。甚至在峄县当地人看来,做土匪由于不用背井离乡,是优于外出当兵的。[]

四是战火频仍。民国时期军阀混战,峄县地处南北要冲,战火蔓延,百姓生活艰辛,生命财产朝不保夕。如1926~1927年山东的直鲁军与南方的北伐军之间战火燃起,双方你来我往,在峄县地区形成拉锯战。战火所及之处,百姓流离失所,往往露宿野外,更有被流弹击中丧命者。民国时期招兵、裁兵频繁,使得峄县土匪盛行。“各省招兵皆多半在山东,而遣散一兵,山东即来一匪,是在招兵未战之时已伏蹂躏山东之种子”,也就是“直接以山东之民变兵,即间接以山东之民变为匪”。[]军阀又常来招安土匪,第一次直奉战争时期,张宗昌就派遣江苏候补县知事高荫臣到峄县招抚土匪作为奉军内应。高本为峄县台儿庄人,自号“鲁苏两省招匪总司令”,很快就“招有八千余人”。此后由于“奉军败退,无人接济军饷”,高“率该匪等盘踞在峄县之涧头集一带,四处抢架,勒款充饷,拟暂维持现状,以待奉军反攻,因之周村泥河涧头税郭诸大集镇均被焚掠一空,并惨杀八十余人”,由匪军回归土匪。[]

五是民风尚武。峄县民风彪悍,尚武之风流行,百姓中彪悍有力者被称为“光棍人物”,在乡民中有很大威望。[]蒲松龄《聊斋志异·盗户》就记载:“顺治间,滕峄之区,十人而七盗,官不敢捕。后受抚,邑宰别之为‘盗户’。凡值与良民争,则曲意左袒之,盖恐其复叛也。”[]《光绪峄县志》亦记载:“邑治北近山村落,国初安插诸降贼归农,皆称抚户(即盗户)。令长以其犷悍,皆优容之。间与民户涉讼,多所纵贷,以至传讯时,两造不论曲直,先争户籍。”[]民国时期在峄县北部山区形成了一个政府管理真空的“盗区”,在这个区域内,百姓向以打斗为乐,甚至种地时身上都背着枪,农村集市上公开销售枪支子弹,并明码标价。[]据报载,“峄县地处乱山之中,形势险要,藏匪最易,故曹沂等处虽号多匪,而实际上则以峄县为其渊薮。故该县土匪之大杆小股,所在皆有”。[]

综上,峄县多匪,有着较为深层的社会原因。根据何西亚的观点,土匪丛生有一般原因及特殊原因,一般原因又可分为内乱之影响、经济之破产、天灾之流行、贫富之悬殊四方面,峄县正好符合这几个特点。[]相较于其他地方,峄境土匪更加残暴,他们直接围攻驻守军队。北洋政府曾派混成旅一连屯峄县城北的北庄,该部与地方股匪屡起冲突,当地土匪在该部调离防地之际,邀集了数千匪众对其防地攻击三日,“该队未得出离防地,虽急召他队接应,而匪仍加攻无已,终至轰毙官长一员,死伤兵士数名,枪械物件损失甚巨。且为军队搬运物件之居民,传闻枪毙颇多。嗣后又将军队所驻之营垣,均焚烧一空,以免再驻军队”。此外峄境“涧头集驻有缉私营,被匪掳去,后经该地神甫从中处说,将兵士释放,惟将枪扣下”,被夺去快枪七支,全圩被焚。[]该地土匪之猖獗程度,由此可见一斑。当地兵、民、匪三位一体的情况,造成匪、民难辨,增加了剿匪的难度。“兵去则民聚为匪,兵来则匪散为民,忽聚忽散,出没无常,致使官军追逐奔驰,依然不易得手。”[]中央及省一级政府多次派兵进剿,北洋政府曾设立专门的四省剿匪督办,主管豫、鲁、苏、皖四省边界剿匪事宜,但职责不明、各省之间互相推诿,导致实际效果无几。[]另外,还有人建议在这个区域内专门划出一个军事区域,别立一省,“于吴冯所部选节制可用之兵移驻此区,专司剿匪”。[]甚至有人建议改良当地的庄稼品种,由政府劝导民间种植棉花取代易于藏匪的玉米、高粱。[]以上种种举措多治标不治本,囿于种种原因很难收到实效,“滕峄两县因盗匪如毛,故历年驻有大批军队,地方人民之供应,已觉精尽力疲,况仍不免匪徒骚扰,架票勒索”。[]

久而久之,在峄县境内,土匪成为政府、士绅之外的另一股威权力量,他们与官府往往心照不宣,达成某种默契,各自控制一定区域。报载:“抱犊崮附近约有村落百余,其中约六十村皆与匪通,或即系匪之亲友家属所居,余则畏匪惧匪。”[]县西南文堆村向为土匪盘踞之所,政府派军队前往进剿久攻不下,双方损失惨重,形成相持局面。在此情况下,竟然由该村绅民出来调停,游说兵、匪双方休战和解,最后三方签订协议,兵、匪划分势力范围,官府保证自此不再侵越文堆村。[]实际上,除了峄县之外,在鲁、苏边界微山湖周边及徐海地区,还有一个更大范围的“盗区”。这一盗区包括八府二州,“自滕峄萧沛至于海州各邑”,分隶苏、鲁、皖、豫四省。该区域之内“土匪充斥,此剿彼窜”,给当地的剿匪活动带来种种不利。[]

二 峄县民众的各种防匪举措

(一)民团的成立

面对当地土匪丛生及地方军队不作为的状况,峄县绅民只好展开自救,通过各种活动谋求自身的生存,一种选择便是建立民团。民团,即民间自发成立的一种武装,“既能保卫乡里,兼可援助军警,协剿股匪”,宗旨是保家护乡、保护一地绅民生命及财产安全。[]民团往往由地方士绅组织率领,通常以一个村庄为单位,亦有几个村庄联合防御的联庄会。其主要职能可归纳为:“保守村中治安,预防盗贼,补充县署保卫团及公安局的不足。”[]民团的经费,主要来源于富户捐纳或各户按田亩均摊。[]民团战斗力很弱,对于小股土匪的频繁骚扰尚力不从心,对于大股土匪更是无能为力,所以职能以防匪自卫为主,以协助官方剿匪为辅。民团战斗力弱,多少又有枪械武装,因此成为土匪抢夺枪支的重要目标。此外,民团尚有通匪情事,这在各地地方志记载中屡见不鲜。

峄县地区的民团可追溯到晚清抵抗太平军、捻军时期。当时峄县籍的清朝官员王宝田奉令回到峄县、兖州等地组织团练,徐图抵御。[]后来,带有民间自卫性质的民团逐渐兴起。此类民团盛极时曾达到十三个中队,经费由中兴公司与地方士绅各出一半,首领由县知事及地方士绅担纲。[]但峄县地区此类地方自卫团实际的防匪作用很成问题,他们只是在官府剿匪之时辅助军队进剿,贡献颇微。平素里他们更常见的做法是,守在峄北山区边缘地带的各处出山路口,摆个吓阻的架势,冀望山中的土匪不要大股入境骚扰,并无其他实质性举措。[]当然民团也有偶尔走大运的时候,1928年上海的《新闻报》就曾刊登过这样一封感谢信:

山东峄县自卫团第二团团长许汝元所部游击队长李济菖本年六月六日率队经过二里沟村东,突由高粱田内发现土匪三十余人,相遇对击约半小时,枪发数百响。该匪向北溃退,尾追二三里,击毙土匪高套一名,枪弹被匪伙解去。兹于去年七月二日家母被高匪架去,因钱未到致将家母勒死高庄李姓仓屋内,祸害地方不可枚举。因去年峄境大乱,故未向县禀明,余忽李队长济菖昨将高套票匪击毙,有人代复母仇,无以为报,今特登诸报端以诵令德。[]

这则感谢信内容其实并不复杂,讲述的是一户峄县人家母亲被土匪绑架,因勒款没有送到,土匪撕票,老太太被勒死,该户人家自此与土匪结下仇恨。可惜自身力量弱小,无力报仇,并引以为憾。孰料第二年该匪恰巧与峄县自卫团游击队长李济菖所率队伍遭遇,经过一番枪战,绝大多数土匪逃窜,绑架该户人家母亲的土匪高套却被流弹击毙,真可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因此受害者家属特地在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新闻报》上刊登广告,以资感谢。

实际上,通读这则感谢信,撇去其他因素,我们可以看出,这完全是一次极具偶然性的遭遇战,是自卫团出于当时危急情势下的自卫活动。“相遇对击约半小时,枪发数百响”“尾追二三里”这些表述除了有渲染气氛的作用外,并无多大实际效力,此类描述盖多属当事人吹嘘及记者事后追加。实际的结果是,在如此激烈的对射中,仅击毙土匪一名,且土匪身上的枪弹“被匪伙解去”。这场战斗充其量只能算一场运气不错的遭遇战,毕竟打跑了土匪,自身还没有伤亡,运气不可谓不好。更让当事人没有料到的是,不经意间击毙的土匪高套竟然是重要票匪,实在算得上意外之喜。对于李大队长来说,不但自身生命无忧,还获得如此赞扬,很出乎他自己的意料了。除了战斗力比较弱之外,该地民团与土匪之间关系也较为微妙,每逢进剿之时,民团往往“老远的就先放枪,要先在前门大声吆喝,好让他们从后门或跳墙逃跑”。“临城劫车案”之后,改编过的土匪军队解散,就有一部分人进入峄县自卫团,可见民团的复杂性。[]

(二)圩寨的修建

既然单纯依靠民团不能起到保卫家园的作用,峄县等地绅民又有别项举措来辅助民团,突出的一项就是加强防守,建立圩寨。圩,音“围”,本义是淮河流域修筑的水坝,主要用来阻挡洪水的侵袭。晚清绅民在圩内操办团练,作为农田水利的圩从而又成为一种军事组织,之后一切类似的防御建筑均被称为“圩”。地方志记载:“相传今人于南方卫田之堤、北方御寇之堡,通呼之曰围,而文则皆从圩。”[]晚清时期捻军与清政府在淮北等地对抗,双方所依赖的都是圩寨。当时各种战术的展开,无论是坚壁清野,还是据守反击,都离不开圩寨。山东境内圩寨的修筑多为防御捻军、太平军所修,之后防御对象主体变为土匪,但目的都是保境安民。[]诚如时人所言,“乡村之有圩寨,犹郡县之有城垣。其规模虽狭,要皆所以保境而安民也”。[]民国以来,军阀割据,地方秩序大乱,土匪趁势而起,而各种官方武装力量均不可恃,山东各地再次兴起建立圩寨的高潮。如山东阳信的百姓认为“任何军警皆不足恃”,遂“忍一时痛苦,量力出资,以修寨垣、筑炮楼、备军火、严防御,一家有惊,合村救之;一村有惊,而各村应之”。[]

根据当时的记载,农村各地圩寨的修建与经费多寡息息相关,所谓“围寨仅有于富村”。[]根据建筑材料,圩寨可分为土圩和石圩,石圩远较土圩牢固,然因所费颇资,因此比较少见。据载,“此间圩寨多筑土为之,置四门或两门四角,并设碉楼以资瞭望,而便攻守,壁垒亦殊森严。一闻匪警,附近村民恒聚处其中,恃为屏障焉”。[]一般圩寨均以村庄之中某世家大户为中心建构,寨内外遍布其佃农及土地,士绅、地主自称寨主,俨然一个“独立王国”。对于峄县来说,太平军、捻军的过境掠夺以及该地多匪的状况,都使得圩寨逐渐兴起。当时齐村、金庄等峄境较大的村庄市镇不少都建有圩寨,以齐村为例,该处圩寨以“峄县八大家”之一的崔家大户为中心建造,负责崔家宅院、煤窑、仓库的保卫工作,开东、南、西三门,唯独不开北门,因为北面是土匪丛生的山区,该处圩寨另配有自卫武装——“保家局子”,购买洋枪洋炮作为武装。[]历数峄境各处圩寨,最牢固者莫过于中兴煤矿公司修建的石圩寨。这在下文中将有详细介绍,此处不赘。

(三)缴纳保护费

另外一种就是向土匪缴纳一定的保护费,以求得生命财产安全暂时得到保障。如前所述,军队非但不能起到镇压土匪的作用,反而成为勒索、掠夺绅民的元凶,甚至比土匪还穷凶极恶。峄境百姓经常受到军队勒索,“兵之搜刮,远过于匪”,百姓为此苦不堪言。[]当地军队甚至与匪相通,沆瀣一气。[]他们经常借搜匪之名直接入村掠夺,并以“通匪”罪名对绅民进行勒索。更有甚者,当地百姓向驻军汇报匪情,竟被官兵以“通匪”之名枪毙,并借此向上级邀功请赏,殊令一般百姓寒心。长此以往,乡民畏兵过于畏匪,纵使有匪患,“乡民甘心为匪所蹂躏,而不敢向官厅控诉”。[]不报官尚只受土匪一方祸害,报官则无异于自招横祸,遭受官、匪的双重压榨,甚至引来杀身之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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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目录

  • 一 山东峄县社会状况及“盗区”的形成
  • 二 峄县民众的各种防匪举措
    1. (一)民团的成立
    2. (二)圩寨的修建
    3. (三)缴纳保护费
  • 三 中兴公司与土匪之间的战与和
    1. (一)中兴公司与土匪之间的“战”与“避”——报纸报道下的幻象
    2. (二)现实情况中的“守”与“和”——中兴公司面对土匪时的常态
    3. (三)中兴煤矿在战火中练就的生存本领
  • 四 中兴公司与土匪之间关系的集中体现
  • 五 中兴公司成为威权力量:底气与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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