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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兴煤矿公司是近代中国人自办的最大煤矿,最高年产量仅次于开滦、抚顺煤矿。它从一开始创办时的五万元资本最终扩大为一千万元,从一个小煤矿一跃成为全国最大的华资煤矿。它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到底有哪些?学界同人给出了很多解释,大致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一为技术和管理,大多强调中兴公司对新技术及先进机器的应用、坚持聘用洋矿师、中兴管理层的努力经营等;一为在矿区、税收、运价等方面享有的特权,尤其是煤炭的低廉运价等。实际上,中兴煤矿之所以取得较大成功,除了内部经营和管理的优势之外,外部社会资本力量的支持亦不可缺少,并且二者在很大程度上相互作用,招什么样的股、用什么样的人,很多时候的考量是基于如何应对外在复杂环境的。外部这些社会力量,无论是银行、铁路等实体部门,还是官员、同行群体,抑或士绅、土匪等地方威权力量,都构成影响中兴煤矿发展的外部因素。近代企业基于这样的生存环境,具有显著的社会性,“现代企业并不单纯是一个经济单位,在经营过程中,所面临的挑战除了同行的竞争,还有来自各方面的挑战,包括消费者、政府机构和周围社区以及社会公众,只有适应环境,应对所有这些挑战,企业才能生存与发展”。[]正是基于这样的挑战,中兴公司在与这些外部力量打交道时,努力建构一种较为稳定的社会关系网,通过这种网络,或获得特权,或规避风险,或克服危机,或迎来机遇。这些社会资本力量使中兴煤矿的生存和发展得到保障,将相关风险降到最低。

国内外关于“社会资本”的研究成果繁多,定义多种多样。本书使用的“社会资本”概念,借鉴了林南的定义——“行动者在行动中获取和使用的嵌入在社会网络中的资源”。这一过程可形象描述为“期望在市场中得到回报的社会关系投资”。他继而指出:“社会资本是通过社会关系获得的资本。在这个理论中,资本是一种社会财产,它借助于行动者所在网络或所在群体中的联系和资源而起作用。”[]本书引入社会资本理论,并不代表对其内涵及流派的完全认同,毕竟其在中国的运作实践才是我们立论的基础。借用这个概念,一方面是为了强调企业的社会性,中兴煤矿公司与外部各种力量的交往,都是企业社会性的一大体现。近代中国企业所处的环境是复杂的,在法律上产权不能得到完全的保障,在政治上缺乏稳定而强大的政府,在外交上面临外国企业的挤压及商品的倾销,在地方上遇到各种既存势力的控诉与干扰。在这样的环境下,哪怕是简单的筹融资都成问题,更不用说借用外国资金。这样的环境,随时会给近代企业的发展甚至生存带来挑战。企业如何应对这些外部环境,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在这个基础上运用的“社会资本”理论,与林南等注重“在市场”的范畴不同,我们将社会关系投资的领域从“市场”扩大到“社会”,这样可以接触到的对象也更为丰富,地方士绅和土匪等群体都可以被纳入分析。由此,“社会资本”可以理解为近代企业期望在整个社会中得到回报的社会关系投资。这种“投资”为的是降低近代企业在复杂环境下总的运营成本,包括经济成本、政治成本、军事成本、社会成本,从而规避风险,获得发展。另一方面是为了强调“资本”的动态性,相较于“社会关系网”的概念,“社会资本”有构建的意味在里面,构建社会关系网络的过程就是企业投资的过程,区别在于前者是向社会领域投资,投资出去的是“关系”这一具有中国社会特色的社交概念。对于近代中国企业而言,“资本”“成本”等经济学常用概念在分析企业的过程中具有天然的亲近意味。

一 影响中兴煤矿公司发展的重要社会资本力量

对于近代中国企业而言,安全与发展是它们面临的两大问题。受列强环伺、战事频仍、国力衰败、政权更迭等外在因素影响,近代企业的安全与发展问题越发凸显。身处这样的大环境下,来自政府的支持并不那么牢靠。

一是补助不可恃。在中兴煤矿公司发展过程中,几次官方助股都不了了之,或陷于停滞,或流于空谈,根本原因是政府财政吃紧。典型如1913年中兴公司因股款不足向工商部申请特别补助,依据的是其他国家的先进经验,“东西各国于商办路矿营业及航业往往由政府特别补助经费以资提倡”,其身边也有类似的例子,“近闻山东德人在金岭镇开办铁矿,政府已允特助二百五十万马克”,于是中兴公司在此基础上申请“先由政府特予补助经费,暂照股额半数拨交公司二百五十万元,俾得迅速程功完全收效,一俟公司股额招齐,即将官款分年认息归还”,如此便可两全其美,“国家既收振兴实业之功,公司复获扩充矿业之效”。[]这样的申请并不过分,既借鉴了当时先进国家的经验,有据可依,身边又有类似成功的例子,可操作性强,再者,这笔钱是要付息偿还的,只是应一时之急。对于这笔款项,国务会议讨论的结果是“似应明定为官商合办,不当用补助名义”,意思是拨款可以,但要改变企业属性,改成官商合办企业。如此,企业申请的补助,成为官方控制企业的由头。可即使这样的官商合办,其实也是做不到的,“惟国家财政困难,实业经费未有的款,该款能拨与否,固宜从长计议”。[]

二是政策不可恃。民国时期,武夫当国,军费是第一要义,最终影响到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行。尤其是新旧政权更迭时期,政策的衔接缺乏有序性,一些事关经济政策的擘画,最终让步于一些短视的军事行为,典型如1928年“整理中兴案”。政府关注的不是某项事业究竟是公营还是私营,只关注能否及时缴纳报效军饷。在这样的前提下,政策执行较为混乱,有的煤矿被没收公营了,如浙江长兴煤矿,有的煤矿被发还商办了。时人有云:“国民政府对于实业上之建设,必须预定标准,若者为公营事业,若者为私营事业。非公营不可者,对于旧有机关应清理其债务,发还其股本,收回公营之。可私营者,应保护其旧者,俾期倡导其新者,正正当当,按轨道进行,凡足以使经济界疑猜之举措,必须加以审慎出之,否则使不爱国者咸怀宝以适异国,其害犹小,爱国者亦疑惧而不敢投资企业,完全持消极态度,则于国家方新之气,将积极的以入于建设之前途阻碍甚多。”[]

三是环境不可恃。北洋时期乃至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各省相对独立的状态,使得近代以来保护国家利权的倡导渐成空谈,各省督军将企业看作财源,或任意勒索,或强求合办。1925年张宗昌因矿税截留问题以“通匪”名义解散中兴公司护矿队武装,就是明例。连年战事,津浦铁路运兵而不运货,也使中兴煤矿公司的运输陷入阻滞,影响到公司的正常运营。

在各方环境并不理想的近代中国,要想在这一过程中处于较为有利的地位,近代企业只能自己主动向社会寻求保障,同各种社会力量建构起持久稳定的合作关系。在这种合作关系中,双方互为扶持,共同发展,彼此让利而又相互收利,且不会轻易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通过种种手段,近代企业逐渐建构起利于自身生存与发展的各种社会关系网。就中兴煤矿公司而言,周围复杂社会环境中对其生存和发展构成影响的因素有很多,本书之所以选择股东、士绅、银行、铁路、同业组织、土匪作为研究对象,依据的是“招募股金—矿坑归属—资金借贷—铁路运输—市场竞争—矿场安全”这一企业内在发展逻辑。

二 中兴煤矿公司吸纳“社会资本”的自觉建构

对于中兴煤矿公司来说,股东、铁路、银行、同业组织、士绅、土匪与企业的生存与发展紧密相关。银行与铁路这两个实体部门在中兴煤矿公司的发展中起了巨大作用,或提供资金,帮助公司渡过难关,或提供优惠运价,帮助公司降低煤炭成本、增强价格竞争力,同业行会则给中兴煤矿公司更多的集体发声的机会,对公司在近代民族主义思潮兴起的环境下开拓市场业务起了重要作用,此类主体的影响集中在盈利方面。士绅和土匪这两大地方强势群体对中兴煤矿最大的影响在生存方面,无论是矿场面临的土匪威胁还是时刻与公司争夺矿界的地方士绅,都对公司的生存构成直接影响并进而影响到公司的发展。股东群体的嬗变,则与安全和发展都有关联,与其他几个方面交互发挥作用,是其他几个方面的基础。对中兴公司而言,如何与这些社会力量构建起较为持久稳定的关系,是重大考验,也是关系企业自身生存发展的重要因素。在这类社会关系网建构的过程中,根据事务主体的不同,中兴公司对他们又有着不同的预期,即“期待的回报”不完全相同。

1.中兴公司与铁路之间关系的建构

近代路、矿关系素来密切,煤炭等矿产的运输几乎全赖铁路。中兴公司与铁路的关系,集中体现在与津浦铁路的关系上。中兴公司大部分销场处于长江中下游,“每年除由运河行销少数外,不得不全恃津浦路以为运输枢纽”,故该公司有“该路之荣枯,实为公司盛衰之关键”之感慨。[]这个“盛衰之关键”,也是经历了一段时间的磨合才建立起来的。中兴公司与津浦铁路初次接触,要追溯到该路筹建时期。当时中兴煤矿苦于运输不便,特地申请修筑台枣铁路支线,邮传部以该条线路与即将修建的津浦铁路并行为由,叫停了台枣铁路的修筑。应该说,双方一开始并非处于蜜月期,而是充满猜忌和忧虑。经过张莲芬等的几次沟通,再加上双方利益一致,才使其关系有了进一步发展。几经接触,中兴公司与津浦路局之间逐渐熟稔起来,双方甚至一度讨论合办。津浦铁路通车之后,二者通过临枣支线得以连通,双方签订互惠合同,由公司提供给铁路廉价煤,而铁路在运费上给予公司优惠,实现了“双赢”。[]公司在招募资金困难的时候,是在津浦路局的担保下,才得以向交通银行与直隶保商银行借贷二百万两,渡过了难关。[]在为公司担保时,为更详细了解公司状况、减少风险,时任津浦铁路督办的徐世昌派任凤苞、邝荣光二人赴中兴煤矿调查。[]通过此番密切接触,津浦路局各要员对公司发展状况和前景有了更为直观的认识,发现公司发展前景颇佳,于是私人纷纷入股投资,津浦路局的历任主管人员如徐世昌、孟锡珏、徐世章、朱曜等一一被引入中兴公司做股东。[]时任津浦铁路北段总办的朱启钤也牵涉其中,直至后来成为中兴公司的领导核心。[]通过这种联系,津浦路局与中兴公司在公私两方面利益牵涉甚多,从而形成路矿一体的互利互惠关系,因此对公司不遗余力支持。值得注意的是,双方之间的密切关联是多维度的,中兴除了提供廉价煤给津浦路局之外,还借款给路局,并出借公司自购的煤车供路局使用;津浦路局则为中兴提供长期持久的廉价运费,降低了公司运煤的成本,大大增强了中兴煤在长江流域的竞争力,双方构建起一种互惠型的长久合作伙伴关系。[]对于中兴公司与津浦路局来说,二者互为对方发展的重要生存力量,是一种相互让利而彼此收利的互惠型合作伙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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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目录

  • 一 影响中兴煤矿公司发展的重要社会资本力量
  • 二 中兴煤矿公司吸纳“社会资本”的自觉建构
    1. 1.中兴公司与铁路之间关系的建构
    2. 2.中兴公司与银行之间关系的建构
    3. 3.中兴公司与同业组织之间关系的建构
    4. 4.中兴公司与士绅和土匪之间关系的建构
  • 三 中兴煤矿公司股东群体嬗变的成本及公司未来发展走向
  • 四 中兴煤矿公司个案的典型性:兼论“社会资本”理论的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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