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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里弄托儿所的发展及其动因分析

作者

余文君 女,1986年出生,湖北武汉人,荷兰乌德勒支大学历史学博士,南京大学商学院理论经济史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为近现代中国经济史、中国家庭经济史。本文是2018年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研究”(项目编号:18JZD025)的阶段性成果。
Yu Wenjun

参考文献 查看全部 ↓
  • 韩晓莉:《从农忙托儿所到模范幼儿园——20世纪50年代山西省农村的幼儿托管组织》,《当代中国史研究》2013年第3期。
  • 刘鸿雁:《0~3岁儿童托育服务与全面两孩政策专题论坛》,《人口与计划生育》2016年第11期。
  • 王卉、许红:《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市托儿所、幼儿园的改革与发展》,《北京党史》2011年第2期。
  • 王利娟:《论新中国成立初期天津市的儿童保育事业》,《当代中国史研究》2015年第1期。
  • 张牛美:《理智抑或狂热:上海家庭妇女参与工业生产研究(1958—1962)》,《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
  • 张济顺:《远去的都市——1950年代的上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 郑桂彩:《上海市家庭结构与养老事业》,《中国人口科学》1988年第5期。

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里弄托儿所的发展及其动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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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里弄托儿所的发展及其动因分析

引言

党的十九大将“幼有所育”作为民生建设的重点项目之一,足见育儿事业的重要性和急迫性。国内对于新中国幼托事业的历史研究已有一些学者初步涉及,关注点和研究范围各有不同,且研究视角和深入度有待扩展。现有研究一部分从妇女解放的角度展现了农村幼托组织在培育幼儿、解放妇女方面的积极作用,一部分主要对托幼组织的建设发展过程本身进行历史回顾。学界对于托儿所发展与女性就业、家庭经济等关系未做过多详细的历史分析。

本文利用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市里弄托儿所的相关档案资料,分析里弄托幼事业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兴衰历程及其所面临的各种问题,着重探讨托儿所兴起的社会经济动因,并将其与集体经济的特性、社会运动的影响以及中国家庭结构、家庭经济等结合起来论述,力图呈现一个在国家、社会、家庭变动下的城市幼托事业的发展历程。选择五六十年代的上海里弄托儿所作为研究对象,原因有三。一是在当代社会,相较于幼儿园而言,较少家庭会将三周岁以下儿童送进托儿所,多半是由家中长辈照顾或者母亲全职在家照顾。五六十年代的上海则发展出大量的托儿所组织,令人不禁想回首考查当时历史背景下托儿所事业如此蓬勃发展的原因。二是上海里弄作为新中国政府治理基层的最基础的行政单位,发挥了重要作用。里弄经济在“大跃进”时代一度繁盛,也极大地促进了家庭妇女就业和里弄托儿所的兴办。三是上海作为现代化大都市,幼托事业、妇女解放等工作走在全国前列。上海市托儿所的历史考查对我们在当下发展托幼事业以支持女性就业,促进幼儿健康成长,或是支持女性生育颇有启示和对照意义。

一 里弄托幼组织的筹建、发展及问题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制定了发展经济的各项指标任务,动员全国人民参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并多次强调妇女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女性参与社会劳动,不仅符合解放妇女、尊重女性的社会主义价值理念,更为现实的是能解放大部分潜在的女性劳动力,为经济建设提供人力资本。与此同时,政府大力提倡人民参与集体生活、集体经济,并强调了举办集体食堂、托儿所等公共生活服务组织的重要性,力图将全民纳入社会主义的集体生活。托儿所的兴办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大背景下产生的,这不仅与妇女解放相互契合,还成为人民参与集体生活的一次重要尝试。上海适时地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大力发动家庭妇女参加工作,鼓励社会集体组织创办各种形式的托儿所。

50年代初,上海市的托儿所虽已存在,但数量不多,以厂矿企业以及机关事业单位办的托儿所为主。1958年以后,托儿所在数量和种类上皆有变化。资料显示,截至1960年3月,全市托儿所由“大跃进”以前的800所增加到2117所,1960年以后随着城市人民公社的发展,托儿所数量仍在增加;种类上的变化具体表现为里弄托儿所数量大大超过厂矿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办的托儿所。松江县的里弄托儿所在1959年11月达到1619所,而厂矿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办的托儿所不到30所。嘉定、宝山、青浦、川沙等县都有类似情况。里弄托儿所正是政府发挥了里弄基层组织的力量,采取群众自办、国家补助和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而发展起来的。

里弄托儿所作为社会福利事业,是为生产服务、为劳动人民服务的。里托组织主要收托双职工子女和里弄解放妇女劳动力的0~3周岁的子女。其经费来源主要包括里弄补助(来源于里弄生产所收缴的公益金)、托费和政府补贴,但各区托儿所托费标准(每人每月从1元到4元不等)和里弄公益金补贴数额各有不同。如1959年,榆林区江浦路办事处托儿所对双职工子女收费(日托收费为幼儿每月2元,托儿3元),对解放妇女劳动力的子女不收托费。其日常开支主要靠公益金补贴,补贴数占公益金的11%。而蓬莱区红旗居委会托儿所开支靠双职工子女托费维持(幼儿每月3元,托儿4元),里弄妇女子女的托费较低(幼儿每月1元,托儿2元),且有托费减免措施,公益金补贴很少。徐汇区塘子泾托儿所对双职工子女和里弄妇女子女一样收费,且没有减免措施和公益金补贴。1961年,中共上海市委妇女工作委员会对托儿所工作作出进一步指示:“里弄托儿所,幼儿园实行对经济核算,自给自足,自负盈亏,规定合理的收费标准。对双职工和里弄妇女的子女,一样收费,开办费及大型设备添置费,必要时由有关方面适当补助。”政府对于里弄托儿所的补助最开始由民政部门掌握,后因民政部门在经费管理上经常发生偏紧偏松、补助不及时等问题,于1957年9月将经费补助工作分别交由卫生和教育部门。

“大跃进”和城市人民公社运动期间,里弄幼托组织虽发展迅猛,但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不能满足群众子女入托的需求,很多地方幼托组织出现供不应求现象。无法送子女入托的家长只好采取“关、跑、带”的办法:要么将孩子关在家中,要么在上班期间跑回家看孩子,要么将孩子带到生产单位。这种方法有多弊端,如母亲无法专心生产,将孩子关在家里或带到工厂事故频发等。面对此种情况,各区政府部门遵循“因陋就简、因地制宜、土法上马、勤俭办园、为生产服务”的原则,在群众和地区厂矿、企事业单位的帮助下,迅速组建了很多小型托儿所。例如,“不到20天中,静安区张家宅入园入托率自原来的55.29%激增到90.63%,虹口区群英里委会坚持因陋就简的办法,一天中就组织了25个园(所),解决了1100多个儿童入园入托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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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目录

  • 引言
  • 一 里弄托幼组织的筹建、发展及问题
  • 二 国家、社会、家庭视角下托幼事业的发展
    1. (一)政府的政策方针
    2. (二)社会集体的力量
    3. (三)家庭的经济考量
  • 三 几点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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