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

民国时期中国合会的改良观及其实践研究

作者

胡萤 男,1987年出生,四川泸州人,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国史方向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经济史。
Hu Y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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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中国合会的改良观及其实践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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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中国合会的改良观及其实践研究

引言

合会,亦可简称为“会”,实为“我国民间之旧式经济合作制度,救济会员相互间金融之组织也”。合会起源久远,明清时期已广泛流行于徽州、赣南、闽西等多个地区,对于抵制高利贷、构建融资平台和提倡储蓄等有着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我国士者,讳言利禄,以为此乃市侩商贾之惯技,不为彼辈以孤傲清高自况者所取法,故而不入经籍,不载史乘”,遂致合会未能得到世人的重视与关注。

民国时期,为实现复兴农村的宏伟蓝图,大批学者积极开展调查研究,从而使盛行于农村的传统金融组织——合会进入了公众的视野。伴随着乡村危机加剧等多方面因素的刺激,诸多学者从救济农村金融的角度出发,提出改良合会的观点,这一观点不仅在当时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受到了社会舆论的支持与关注,而且在一些地区得以付诸实践,亦对后世存在借鉴的价值。但是,从现有的成果来看,学界的研究侧重于对合会种类、内部结构、运行规则、功能与流弊等内容的考察,而对合会的改良及其相关内容的关注则相对薄弱。因此,合会的研究还存在很大拓展空间,有待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本文拟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充分发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北京市档案馆、天津市档案馆等档案馆馆藏的未刊档案以及报纸、期刊等文献资料,以民国为考察时段,选择学界关注较少的合会改良观为研究对象,从该观点提出的原因入手,考察其所涉及的主要内容,并对一些地区的实践情况进行论述,从而对合会改良观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一方面,从新的研究视角重新审视合会的历史地位,并在一定程度上修正前人对合会的认知和态度;另一方面,在拓展和丰富民间金融史研究的同时,也为当代的乡村振兴提供可资借鉴的历史经验。

一 应时势而生:中国合会改良观提出的动因

合会虽在中国历时已有千年之久,但长期隐匿于民间。民国时期,随着政治环境和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合会逐渐走进了公众的视野,成为社会舆论关注的话题之一。

(一)乡村危机的加剧

近代以来,随着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资本主义列强一方面通过倾销的方式,将洋货输入中国;另一方面采取压低出口价格的手段,将中国的农产品输往国际市场,从而导致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逐渐解体,农民被迫承受经济剥削,生计日趋穷蹙,“一般中农,已感觉入不敷出,至于贫农佃农各阶级,普遍趋入于负债一途,并造成累积之现象”。与此同时,由于苛捐杂税繁重、自然灾害频发以及匪患猖獗,致使田地抛荒,农民流离失所,农业生产遭受沉重打击,中国的乡村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

民国时期,为应对日益加剧的乡村危机,志在“复兴农村”的学者积极开展社会调查研究,发现当时中国广大农村地区普遍存在着种类繁多、形态各异的合会组织。在河北正定,“请会”本为农村中一种金钱互助的组织,不仅在本地区流行,在河北其他各县中亦多此组织。在四川资中,“月子会”为一种旧式的信用贷放,多由同一地区之相熟亲邻组织,是经营事业之失利者图谋增资挽救,约其相互信赖者而发起。随着众多研究报告在媒体上的刊发,使合会逐渐引起了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进而有学者提出“合会是一种历史悠久的组织,自具有其不可磨灭的优点:如方法的完备,友谊的组织,并以较低的利息,聚零星为整,会员可以按期收得会款,虽名借贷,实含有储蓄之意,但合会的缺点也复不少……怎样设法改良,能使旧式合会组织,变成近代信用合作会,实为当前急务”。这一观点得到了部分社会人士的赞同,并有人撰文声称:“我国农村之现实,因受连年灾祲,经济枯竭之程度,更加深刻而尖锐……在救济声中,实有提倡与改良之必要,使合会制度,得在农村间蓬勃发达,对于农村现实方面,必可收扶助之实效。”正是由于乡村危机的加剧,使合会逐渐进入公众视野,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改良合会的观点。因此,乡村危机的加剧实为推动合会改良观提出的首要原因。

(二)合作社的推广陷入“瓶颈”

合作社系经济之组织,起源于欧美。民国十二年(1923),华洋义赈会始认定合作组织有救济中小农民之功用,乃决定积极提倡,从信用合作社入手,并以河北省为试验区,农村合作运动遂在该会指导之下逐渐发展起来。民国十七年(1928),国民党二次北伐成功,乃以政府之力推行合作社,亦将合作社列为七大运动之一。据中央农业试验所的调查,在民国二十三年(1934)底,全国合作社数有14649所,类型以信用合作社为主。

作为新式农村金融机构,合作社被许多提倡农村建设的人士视为救济农村的唯一救星。然而,随着合作运动的逐步开展,合作社的推广却远远未能达到预期的效果。统计数据显示,截至民国十七年(1928)二月,华洋义赈会所主持的合作社办理储蓄存款的共有25个,所存款项仅得664.81元,每社平均只得储蓄存款约26.59元。办理存款的合作社(指由政府设立的)共有69个,存款总数有2829.79元,每社平均只得约41.01元。从农民借款的来源上看,合作社平均还没有占到3%,既历史悠久而合作运动的发展又较为普遍的河北省,合作社在农民借款来源中所占比例也仅为11.9%,远在商店和私人借款之下。民国二十三年(1934),中国每千人有合作社员1.38人,列世界第54位……每股金最多为300元,少的有0.25元,以2元为最多,占总数的50%。这样的数字说明,合作社在农村的推广并未得到广大农民的认可和积极参与,自然无法达到调剂农村金融、救济农村经济的效果。

由于合作社的推广陷入“瓶颈”,社会各界人士纷纷对此予以反思,并试图寻求补救之法。其中,一部分有识之士从复兴农村金融的角度出发,将目光投向了与合作社具有相同性质的传统金融合作组织——合会。民国二十年(1931),学者戴蔼庐在为王宗培的《中国之合会》一书写序时便提出改良合会的想法,认为“今日谈平民金融者,每以设立农工银行,提倡信用合作为言。殊不知我国未尝无类此组织,仅须加以改善,则其效可宏”。在他看来,合作制度起源于欧美,“对于乡村平民,尚须详明指导”;而合会作为中国固有金融合作组织,“盖相沿成习,相习成风,无须更为解释,所谓妇孺皆知者也。苟由国家予以提倡,其成效或者在组织合作社之上”。面对陷入困境的合作社,改良合会的观点逐渐得到了一些学者赞同,他们认为“中国农民知识浅薄,怯懦保守,更是举世莫匹;所以像信用合作社一类的组织,虽然对他们很有利益,一方面又有热心的人指导他们,还是很不容易得到他们的信仰而顺利进行”。而中国的合会制度与近代信用合作具有相似之处,如果“根据近代信用合作的理论,加以相当的改造,以求增进合作的效能,补救经济困穷的农民,自是当前急不容缓的要务”。因此,合作社的推广陷入“瓶颈”,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合会改良观的提出起到了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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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目录

  • 引言
  • 一 应时势而生:中国合会改良观提出的动因
    1. (一)乡村危机的加剧
    2. (二)合作社的推广陷入“瓶颈”
    3. (三)合会自身流弊导致诸多不良后果
  • 二 多方聚焦:中国合会改良观的多元化内容
    1. (一)提倡将合会与合作社相结合
    2. (二)建议加强政府对合会的经营或监管
    3. (三)主张学习和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
    4. (四)其他相关内容
  • 三 从理论到付诸实施:中国合会改良观的实践
    1. (一)一些机构和个人尝试将合会与合作社相结合
    2. (二)部分地方政府出台法令对合会实施监管
    3. (三)某些地区借鉴了日本无尽业的经验
  • 四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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