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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顽固的右翼:奥克肖特、施特劳斯、施米特与哈耶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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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
袁银传 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重点学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学科博士点负责人和学术带头人,全国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会副秘书长,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教学大纲编写课题组主要成员。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政治哲学和农民意识等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曹荣湘 中央编译局办公厅副主任、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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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顽固的右翼:奥克肖特、施特劳斯、施米特与哈耶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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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顽固的右翼:奥克肖特、施特劳斯、施米特与哈耶克

在撒切尔夫人[]下台数月之后,战后保守主义最富创意的一位思想家去世了。迈克尔·奥克肖特之死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多少关注,这可能部分是由国家领导层变更引发的社会动荡所导致的。在当时,甚至像《观察家报》(The Spectator)这样的本应在奥克肖特谢世之时向他表示崇高敬意的报纸,竟然也在半年之内只字不提他去世一事。半年后,该报纸匪夷所思地刊出了一篇由它的一个编辑撰写的无关宏旨的报道,说这位哲学家的一些论文稿莫名其妙地失踪了,但对这位思想家的政治观点却匆忙带过[]。当年孕育奥克肖特学术思想的时代背景离今天已十分遥远,这也许是当今世人对他的去世反应冷漠的另一个原因。盎格鲁-苏格兰理想主义的风行是在20世纪之初,该思潮的大部分风云人物早都已经作古。所以,在英伦三岛本土人们的记忆中,要回想起这个曾经风行过的理想主义思潮以及它的护航者就不那么容易了。奥克肖特总被当成一个很难给他盖棺定论的人。虽说他是英国制度的典型呵护者,但粗粗一看,你可能会以为他后期更受美国人的推崇,而不是本国人的推崇。他的最后一本著作,即《自由学术之声》(The Voice of Liberal Learning),是在美国的科罗拉多州编辑出版的。在他身后问世的第一部文集,即《政治学当中的理性主义》(Rationalism in Politics)的修订版,如今也是在美国的印第安纳波利斯首版的[]。唯一一部对奥克肖特著述所做的综合评论,是芝加哥出版的一部精彩的专著[]。但在大西洋两岸,人们对于奥克肖特的评价仍然莫衷一是。

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都把奥克肖特看成英国本土保守主义阵营中一位敢说敢道的人物。人们说他是个务实、守一、恪守传统的人,不但和形形色色的系统化政治学针锋相对,而且既是反动的天敌也是改革的天敌,一位宁可提笔写一些关于德比赛马会(Derby)的东西也不去论述大宪章的思想家,他甚至认为伯克 [] 也太过于教条。然而,把奥克肖特刻画成一个平易近人、让人感觉舒服的人物,是会让人产生误解的。为了把他放到现实情景中去,比较研究的视角必不可少。因为他事实上是欧洲四位杰出的顽固右翼人士——或多或少,主流的从政人士都知道他们——中的一位,这四人的观点如今已成为20世纪末西方政治学思想界的一部分。只有把奥克肖特和另外三位即列奥·施特劳斯[]、卡尔·施米特[]、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放在一起,才能真正恰如其分地剖析奥克肖特。至于在这四位人物之间曾经存在过什么样的关系,那只好等到未来的传记作家去挖掘了。不管详细的接触或冲突如何——有些更清楚,有些则不一定——但他们之间在学术上的联系脉络则是很清晰的。从辈分上看,四人中有三人是不折不扣的同时代人,那就是列奥·施特劳斯(1899~1973)、弗里德里希·哈耶克(1899~1991)和奥克肖特(1901~1990)。卡尔·施米特(1888~1985)比他们早出生了十多年,也像哈耶克那样活到了90多岁(这也是奥克肖特的寿命),所以他的学术生涯大体上和其他三人是同步的。四人专业各不相同,哈耶克是经济学,施米特是法律,施特劳斯是哲学,奥克肖特是历史,但政治学把他们的关切都引到了同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把他们区别开来的是风格和观点上的明显差异,以及各自所面临的处境的不同。尽管有这些差异,但他们论述的主题和结论是交叉的,这点显得尤其引人注目。

对于这四位思想家各自学术观点的形成具有关键影响的共同经历是两次世界大战间歇期欧洲出现的种种社会危机。在那些岁月里,经济混乱、工人革命、中产阶级反叛给既有秩序施加了巨大的压力,接着是政局链条上的某些最薄弱环节的崩溃。在魏玛共和国,威斯特伐利亚州的卡尔·施米特是从一名最虔诚的反社会主义和反自由主义的天主教徒开始其职业生涯的。在一场暴风骤雨式的、矛头越来越明确地指向后凡尔赛时期(post-Versailles)[]德国的有关议会主义思潮的大论战中,施米特把这股思潮说成一种廉价的神学,注定连民族神话的微薄力量都不如[]。他本人的更有力的学说则演变成了一种“新霍布斯式”(neo-Hobbesian)的政治学理论[]。这种理论的关键转变是把《利维坦》(Leviathan)中所描述的“自然状态”(the state of nature)——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每个人都反对其他人的战争——套用到现代集体冲突上去。这样一来,他就把公民社会也转变成了第二种“自然状态”。因此,对于施米特来说,主权的行使与其说变成了一种维护彼此和平的制度,倒不如说变成了一种通过敌友之分来划定所有社会的属性和边界的抉择(decision),而这种非敌即友的对立关系同时界定了政治的属性[]。这种赤裸裸的“抉择论式”(decisionist)观点来自这样一种地域背景:在那里,许多人都和施米特一样认为,选择余地就两个,不是革命就是反革命。所以他写道:“今天,我们这些生活在中欧的人是用生活在帝俄时代的人的眼光来看待我们这个世界的。”[]他自己的选择是后者——他是德·麦斯特勒[]和柯特[]的崇拜者——而且义无反顾。

在曾经出版过一套收有施米特早期为罗马教会写的一篇才情横溢的宣言书的、名为《教职文集》(Essays in Order)的系列丛书[]的英国,两极对立尚不是很激烈。20世纪20年代的剑桥大学是一个不受政治风浪颠簸的世外桃源,而奥克肖特此时对政治并不是十分感兴趣。从他的出身和早期经历来看,与其说他受天主教的影响深,不如说他受盎格鲁民族传统和文化的影响更深。他一生中发表的第一篇著述是一篇分析宗教和道德之间关系的论文。文章得出的结论是:不论哪一种道德体系都需要宗教的智慧来加以补充才能臻于完善,因此文明的发展必须和基督教的教义紧密地结合起来[]。随着年龄的增长,奥克肖特本人的宗教热忱似乎在减退。不过在强调宗教传统方面,以及在强调激进选择方面,他的立场则始终如一——同时强调这两个方面让我们想起了早期的施米特,所不同的是:奥克肖特的抉择论(decisionism)始终是从道德层面而不是政治层面上来谈的。但是,他曾在马尔堡以及图宾根读过神学,对于施米特所著的、在其中把宗教范畴运用于世俗学说的《政治神学》(Political Theology)一书是很熟悉的[]。当奥克肖特转向政治学时,他对施米特的学术忠诚显然并无变化。正是以霍布斯为基础,他才开始建构自己的国家理论。在他以及施米特看来,《利维坦》堪称一部“最伟大的、也许是独一无二的、用英语写就的政治哲学方面的杰作”[]。这两人都认为:《利维坦》一书应该被当做评判现代一切阐述公共权力(civil authority)学说的试金石。

两人观点的相近不只是表现在这一方面。在那些年里,每当奥克肖特大胆发表政治见解时,他对自由主义和民主的轻蔑态度丝毫不亚于施米特。在对另外一位其作品往往被人们当做经典的英国哲学家宣读判决时,他说话的语气完全就是极右的:“洛克(Locke)是这样一个自由主义的使徒,他的自由主义比保守主义更保守。他的自由主义的特征,不在于麻木不仁,而在于它对新生事物的涌入包藏一种居心叵测的、意图破坏的祸心。这种自由主义深知其本身有局限性,对于极端的事物总是深怀恐惧。对于所有危险的、革命性的事物,这种自由主义就会伸出其貌似尊敬的麻痹之手……洛克确实够逆来顺受了,他到今天居然还能活在这个世界上。”[]幸运的是,这份遗产如今已传到了别人的手中。“民主、议会政府、进步、协商,以及那种‘听起来似乎蛮有道理的生产力伦理’,所有这些范畴——它们都是和洛克的自由主义分不开的——今天都已经没人去理会了。”奥克肖特继续嘲笑说:“它们不只是太荒唐、太过偏激了,根本就是太索然无味了。”[] 这些话是奥克肖特在1932年秋写的,那时已是纳粹党即将在德国掌权的前夕。几个月后,施米特就投靠了希特勒——在此之前他先是给布鲁宁(Brüning),后来给施莱西尔(Schleicher)当顾问。从英国遥望着这个新纳粹政权的奥克肖特,则在那个年代末作出了这样的抉择:与当时世界上存在的其他政体相比,代议制民主作为一种理论虽不能自圆其说,但应该说它还是颇有可取之处的。不过,天主教却蕴涵着具有深远意义的另一种传统,它专制(authoritarian)但不妄为。“它是人类的一笔巨大财富,可惜我们没有珍惜它。”“只要这个国家受到关注,”他接着说:“我就敢冒昧地说,历史上属于保守主义学说的许多原则都可以在这种天主教教义中找到。”[]在多尔夫斯[]当政时期的奥地利和萨拉查[]当政时期的葡萄牙,这些原则都写进奥地利和葡萄牙的宪法中去了。直到1940年4月,即法国沦陷的那个月,奥克肖特仍然对“民意政府的胡说”不屑一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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