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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宪政舞台:费迪南德·芒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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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
袁银传 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重点学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学科博士点负责人和学术带头人,全国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会副秘书长,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教学大纲编写课题组主要成员。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政治哲学和农民意识等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曹荣湘 中央编译局办公厅副主任、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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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宪政舞台:费迪南德·芒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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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宪政舞台:费迪南德·芒特

费迪南德·芒特(Ferdinand Mount)写道:“那些想要引起我们注意的宪政理论家们,必须一边取悦人,一边教导人。我想,在其他国家可能不是这样的。”[]有谁还能够说得比这更明白?在英文世界里,很少有人能像芒特一样同时拥有这样一大串让人着迷的头衔。他是一大摞才华横溢的小说的作者,其中许多并不是对他伯父安东尼·鲍威尔(Anthony Powell)的鹦鹉学舌;他还是一位广受欢迎的专栏作家,或者说全国半数报刊的第一作者,其笔触从《速写》(Sketch)延伸到了《观察家报》;他温文有礼地宣扬破除家庭陋习,还是一位精明的唐宁街政治顾问;他主编过《泰晤士文学副刊》(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是这项笔头功夫的理想人选。《英国今日宪政》(The British Constitution Now[]在达到文字功夫要求方面的成功,是无人质疑的。芒特对联合王国[]的架构以及修复这种架构所需要的东西的描写,让所有政治学流派的读者都感到陶醉。不管是右翼还是左翼的评论家都称赞过他的才情。如果说逐字逐句地读过这本书所提的每一个建议的人并不是很多,那所有的人都同意这是一本由一位知识渊博、为人宽厚的传统政党内部改革者所写的著作,恐怕就所言非虚了。如此看来,这里说到的就是一位很少见的保守党人,他甚至可说是一位风格独特的、围绕在“英国宪章88组织”[]周边的激进“法兰西射手”[]

《英国今日宪政》所赢得的赞美并不过分,它确实是一本文字优美、思想深邃的著作。但它也引起了一些误解。可以说,书中优美的图片盖过了文字的光辉。有几条途径可以理解这一点,但最好的途径也许是从它的献词开始。这本书是用来纪念迈克尔·奥克肖特的——芒特告诉我们,他的思想在该书的许多页面上都留下了“无疑被可悲地玷污了”的印记[]。初看起来,作者与这位权威人士之间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奥克肖特到处被抬举为他所处时代最开明的保守主义思想家,一个超越了党派与偏见的哲学家,他所赢得的赞美有时与早期的《新左翼评论》一样多[]。但它有比我们想到的更多的政治内涵。要明白这一点,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芒特向他的导师(mentor)敬献颂词的最初场合。

1975年11月17日,奥克肖特在纽约做了一个名为“政治学漫谈”(Talking Politics)的公开讲演,以纪念美国极右翼刊物《国内评论》(The National Review)创刊20周年。在该刊11月21号的那一期,芒特,这位定期撰稿人,对奥克肖特的大作《论人类行为》的问世进行了热情的介绍,认为他“对政治自由的崭新而令人难忘的定义”是值得“致敬与祝贺”的。这一期杂志是有代表性的。和芒特一起歌功颂德的还有另两篇颂词,一篇是詹姆斯·伯纳姆[]和F.R.巴克利(F.R.Buckley)写的,献给“我们这个世纪最成功的统治者”佛朗哥大元帅[]——“一个将被西班牙人深切哀悼的伟人”,一个用谎言与法西斯主义周旋的人。杂志的开头是一篇对索摩萨将军[]的赞不绝口的采访录。索摩萨将军是美国在中美洲最好的老朋友,在尼加拉瓜大地震后正在着手重建他的国家。紧接着是罗伯特·博克[]的一篇文章,该文警告当今的(福特总统任期)“有权势的知识分子”正在把整个国家带入平等与一元化的危险境地[]

接下来12月5日《国内评论》的盛大配图主题是由奥克肖特的讲演文稿领衔的,伴有一篇关于纪念该杂志20周年宴会的配图短文。该宴会在广场酒店(Plaza Hotel)的大舞厅举办,舞厅流溢着《闲谈者》的风格(Tatler-style)[],到处是无尾晚礼服与圣餐杯,贵宾有巴里·戈德华特[](“他关心的人远不止活着的美国人,其影响几乎遍及全球”)、罗纳德·里根(“他准备参与一项大事业——事实上这是他最后的机会,一个不可能回头的机会”)。在欢乐的海洋中顽皮地向外眺望的人,则是奥克肖特。也许我们能够想象,年轻的、此时还进不了镜头的芒特,只能恭敬地蹲在某个偏僻的角落。不管时事如何变幻,从这么一群杰出人物开始构思《英国今日宪政》——说到这件事,应该是当时的《泰晤士文学副刊》才对——当然是最好不过了。

芒特的著作是以有技巧地炮轰当政者的自鸣得意和当局的循规蹈矩开始的,其打算是赢得激进读者的共鸣。英国例外论——这也是威斯敏斯特(Westminster)[]独一无二的政治智慧了——的盲目自大、对我们的宪政的连续无曲折式发展的幻想,都被轻松地打发掉了。接下来,白芝浩[]、戴雪[]、詹宁斯[]的广为接受的学说被一段篇幅更长的文字否定了。这段文字对英国传统中的更微妙、更让人惊讶的现实做了肤浅的、恶意的简单化处理。在推翻这些理论之后,芒特接着检视了这个国家宪政的实际状况——他借用奥克肖特的套话强调说,它更像一座大厦而不是一个引擎。在逐个分析了英国宪政的主体部分之后,他发现人们不仅在理解方面有错误,就是在一些原则的实际操作方面也有错误。他总结说,当前有一种背离英国宪政最初价值的取向正在风云暗涌。芒特的改革建议试图用一系列公正而又温和的、有助于适应英国之外的“未来潮流”的变革来重新唤醒英国宪政的“旧精神”。这项工程的主体部分有:构筑现行宪政准则的保护设施、编制《欧洲人权协定》(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定期召开议会、设立某种类型的苏格兰立法机构。“英国宪章88组织”的支持者也许会说,这些措施远远不够,但方向是正确的。

然而,掌握这项事业的走势并不容易。在芒特的著作中,也许最能吸引左翼眼球的是它对“三大简化者”的批判,这为他阐述自己的宪政观点扫清了障碍。尤其是它把皮鞭对准了白芝浩和戴雪,这激起的就远不止大快人心了。我们更应该注意芒特对这三个人的区分。他说:“巧合的是,这三位最杰出的宪政分析家各自代表了三个主流政治倾向中的一个——白芝浩代表自由主义,戴雪代表工联主义(Unionist),詹宁斯代表费边主义(Fabian)。”[]读者可以想象,同时批判这三个人,将不会讨得任何一种狭隘党派立场的欢心。然而这种描述只是虚晃一枪。戴雪确实是一个工联主义者,但从来不是一个保守主义者,他一生都保持着自由主义的辉格党信仰。三个主流政治倾向中,有一个偷偷地逃过了法眼,并构成了批判其他两个的现实基础。

进一步分析可以看出,芒特反对公认权威人士的真正理由不在于他们独创了一贯有的虔诚信念,而在于他们对这些信念的颠覆。第一个要拿白芝浩开刀[否则他就会成为“有担当的判断力”(manly common sense)的典型人物了],他对待君主政体的态度很坏,好像它是用来蒙骗大众的纯粹伪装似的,而不是大众与有教养阶层共同拥有的文化的一个“感人标志”,并因此事实上是“有资格要求大众臣服的合法权威”[]。首先强烈地发出这种指控的[],是有着莫拉斯[]理论背景的查尔斯·西森[],芒特不过是用较委婉的语气做了重复,并惋惜说白芝浩本应该是不对广大选民抱什么希望的。

再者,戴雪犯有更加严重的错误。在他未受敌对势力和常规俗套阻挠的议会主权学说背后,“潜藏着人们贪婪的统治意愿的风险,而这恰恰是威斯敏斯特的自我意识标志”[]。尽管有代议制的外表,戴雪的宪政主义信条最终还是与暴民统治的方式接近,正像他在长期的爱尔兰危机中所表现的那样,那时他呼吁民众抵制议会的决议。这里冒犯的不是保皇党人的节操(pudeur),而是法制本身。芒特假装对戴雪期望通过起义而维持联邦的想法感到震惊,就好像这在当时的政治当局中不是一个被广泛接受的、为伯纳尔·劳[]和其他许多人所乐意接受的选择似的:事实上这是他所属政党在现代历史上的一段著名插曲。和白芝浩对《二次改革法案》(Second Reform Act)[]的看法一样,戴雪也曾反对《自治法案》(Home Rule)[],这就给芒特攻击这两位学者提供了一个策略上方便的口实,尽管他们的真正罪孽在别的地方——玷污了君主制的光环,给人民主权打开了大门。与此不同,批判詹宁斯并不需要迂回战术。芒特指责他没有进一步在宪政的“问心无愧的官僚体系”(unashamed bureaucratic slurring)上做文章,却花心思去对付工会这样的机构,好像它们与宪政有什么关系似的[]。这是一条权力野心膨胀、腐蚀政府整体的悲惨的社群主义(corporatism)之路。

如果公认的权威人士有这么些缺陷,那他们的学说在实践上的影响又如何呢——难道它们仅仅反映或者说实际上助长了全体公民的危险倾向吗?“白芝浩、戴雪、詹宁斯是不是仅仅无意中代表了一种潜藏的知识倒退趋势?”[]那将意味着我们的宪政传统本身存在着结构性失误。这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宪政下出生的所有选民对此都深信不疑,因此芒特开始变得谨慎起来了。他的解决方法是闪烁其词的。从本质上说,问题在于我们对宪政的理解,而不在于宪政的现实本身。如果随着时间流逝它内部出现了某种张力,那古老的结构中就应该含有矫正的力量——这些力量在官方歪曲误读的影响之下长期以来一直被忽视了。19世纪的实用主义就是一个“颓废的征兆”(symptom of decadence)[]。今天我们需要的就是回到那些能够告诉我们原初制度为何物的原理——恢复宪政的“旧精神”,就像芒特所提倡的那样[]

当然,“旧精神”这个范畴的便利之处在于没有任何一种确切含义与之相对应——甚至相矛盾。从任何比较的意义来说,“英国宪政”都只是一种精神。事实上,我们也许应该说,许多所谓的“精神”,都是在玩转桌游戏。芒特本人的“跳大神”只是一种虚张声势的把戏,在忽悠几下之后,他就逃之夭夭了。倏忽而过的鬼魂,包括了布拉克顿[]、格拉顿[],以及一定会来的伯克。被唤起的理想的过去在金雀花王朝(Angevin)[]和汉诺威时代之间换来换去,不知所云。这两个时期是纠缠不得的,于是芒特赶忙转向了一项稍有底气的任务,即泛泛地“总结一下”这些魂灵。当然了,法制问题是回避不了的,它是一个高于任何立法者的领域。除此之外,在芒特的回想下,宪政的旧精神最终成了孟德斯鸠[]建议过的东西,但很少有英国人相信过——权力分立对于我们这个王国来说是非常陌生的。由利奥·埃默里[]带回祖国之后,“法的精神”(De l’esprit de lois)这一命题毕竟作为我们的制度的更深层的真理再次兴起了,不管史学家是怎么说的[]。不过,这种违背现代学术界定论的说法并没有被详细展开下去。因为,芒特真正想要强调的,不是这个国家过去的权力分立,而是权力增大(multiplication)。他用来哀叹现代宪政衰落的话才是重要的。当他描述20世纪的发展趋势时,他开口闭口总是英国制度的“稀释”(thinning),而不是“熔合”(fusing)[]。他用这个术语所表示的东西,本质上是指这样一个过程,即首先是君主在“议会称王”(King-in-Parliament)这样一个体系内部失去了实质性特权,其次是上院把它的大部分权力拱手让给了下院,使下院身处一种几乎完全控制国家的危险境地。总之,这个术语一般地解释了民主的面世过程。

当然,只谈论这个过程仍然是不全面的。因为在“集权制英国”(Ukania),无论从实践上还是从理论上看,议会的至高无上性都不意味着人民的主权。芒特责备戴雪已铺设好的、拾级而上的台阶,从来就没有铺设好。1689年的新旧和解形式为什么能够存活三个世纪之久,其历史原因在汤姆·奈恩(Tom Nairn)的《被迷惑的阶级》(Enchanted Glass)一书中获得了最好的解释,但芒特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只拜托给了不惹人注目的脚注。但这是测量他自己的一把合适的标尺。比较两人的著作可以发现,对他们都叫做“议会一神教”(parliamentary monotheism)的东西加以批判,可以沿着两个直接相反的方向进行。一是指向威斯敏斯特在前现代议会上固守的一切方式,它甚至连选民意见的平等代表权也没有,更不要说对行政权加以民主制约。二是叹惜现代时期缺乏阻止以民众授权的名义进行立法的措施,即王宫显贵曾经提供过的那种措施。芒特不喜欢20世纪的议会主权,这属于后一种情形。它和从根本上否定当前制度的、稍显温和的学术派别的做法正好相反。

当然,这就是迈克尔·奥克肖特为什么是这块学术领地的守护神的原因。因为,他设计的国家理论正是用来把全民政府、有目的的立法从合适的统治行为中清洗出去。作为一种秩序框架的“公民联合体”,把集体目标和普遍同意从政府结构中赶了出去。集体目标和普遍同意是另一种活动即“事业联合体”的特点,它与真正的统治没有任何关系。当统治者从事管理性工作——干预经济生活、插手社会事务,总之,一切公共福利工程——时,“事业联合体”与“公民联合体”的混淆就会是通往奴役之路。更接近日常现实的芒特能够发现这种机械二分法给从事实务的政治家带来的难处,他向我们保证说,这两类联合体并不是相互排斥的,也“不是真正打算相互排斥的”[]。这种虚伪的掩饰是没有用的。因为,芒特的主张背上了一个包袱,即宪政事实上不应该被视为一种有明确目标的政府的“引擎”(就像白芝浩看待它的方式那样),或事业联合体的狰狞面孔,而应该被视为一种公民联合体,一种——他写道——像南肯辛顿人[]那样不带有一丁点儿精心装扮、精打细算色彩的生活方式[]

这种繁华景象在作者还只是《每日电讯》(Daily Telegraph)一名专栏作家时,恐怕只能纸上谈兵——他可以想象,自己的名字在大伦敦只会掀起小小的风浪。但这种来自“SW3”区[]的定心丸式的电话铃声,并不意味着它所告知的音信只具有地方的意义。它就是奥克肖特给《国内评论》详细解释的、在广场酒店隆重庆祝的“公民联合体”。在谁也没听过撒切尔夫人的大名之前,戈德华特和里根已为它奋斗过。尽管位卑言轻,芒特也是这样做的,他早在1972年就严厉指责过麦克米伦[]与计划为伍、希思[]丢失市场阵地,而那时下院议员们在芬利奇人[]眼中还只是另一群社群主义者而已[]。在那些日子里,美国的顽固右翼已经领先于英国人。但出于一衣带水的关系,这两个国家的深厚友谊还在发展——芒特同伯克和伯纳姆的联系就属此列。

尽管今日《泰晤士文学副刊》的意识形态第一大调往往高歌的是美国新保守主义者——如阿伦·布卢姆(Allan Bloom)、哈维·曼斯菲尔德(Harvey Mansfield)、约瑟夫·爱泼斯坦(Joseph Epstein)、希尔顿·克雷默(Hilton Kramer)、查尔斯·默里(Charles Murray)、保罗·克雷格·罗伯茨(Paul Craig Roberts)、欧文·克里斯托尔(Irving Kristol),甚至像行家眼里的理查德·科努尔(Richard Cornuelle)之类的人物——的才华,但它实际上是英美两国互惠合作的成果。因为,一方面,美国本地人的贡献是有限的——尽管有康纳·克鲁斯·奥布赖恩(Conor Cruise O’Brien)、保罗·约翰逊(Paul Johnson)、诺曼·斯通(Norman Stone)等人的不懈努力,但并不会产生那么远的影响——而另一方面,《新标准》(New Criterion)或《公共利益》(Public Interest[]在英国这面古镜上反射出来的光芒远比在本土更加耀眼。结果就是一个能制造出比以前更有生命力的混合物的分子式。由于某位编辑没有花太多的心思去注意这个分子式就对它做了改动,所以自由主义者们才显得还那么像回事,否则其名号就受损了。

在此处所说的亲密关系背后,潜藏着许多让美国当局感兴趣的地方。但令人吃惊的是,当芒特举一个要英国人好好学习的国外例子的时候,他往往会指向美国。他老是这么做的原因是,借着撒切尔夫人在给他的一本破书上画了几道着重线这么一个好机遇,他发现撒切尔夫人本人仍然——甚至一直——私底下相信作为“自由和正义的防御体系”[]的美国宪政安排比英国要优越。这种优越性何在呢?既不在于成文的宪法或共和制的政府,也不在于政教分离或信息自由的权利。什么能够保护自由与正义?这是奥克肖特一直念念不忘的事情:“一种严肃得甚至令人发困的非政治生活氛围,那种总是让人误以为美国人沉溺于新鲜事物的、态度和行动上的极端保守主义……一种妨碍事业联合体的政治概念发展的程序严肃性、宪政稳健性。”[]换句话说就是:一个强大而稳定的国家,但它审议通过立法的能力不强,在福利上的支出较少,对投票结果的干预不多。

与奥克肖特的理想相比,今天的英国宪政又是什么样的呢?芒特继续清理自己的存货,因为他肚子里的存货实在是太多了——就像他常做的那样,把各党派思想库的经验、现代的大众媒体、首相办公室内部的“国家机密”(arcana imperii),一股脑儿拼凑到一起。他一本正经地从君主制那里开始了对行政权的描述,而对君主制,他抱怨说,最近的教科书都没有在政府的所有其他要素之前,给它摆放一个合适的优先位置。这有什么问题?那种源于白芝浩的、公然低估它的宪政守护者的关键作用的做法,才真的是有问题。顺从的文化是虚构出来的,公民权的观念则是多余的——在女王治下臣民们享有难以割舍的权利。事实上,君主制的声望那时正在节节攀升,因为王室成员本人也享有了新的言论自由。芒特甚至让自己吐露出了这样的观点,即与议会制相比,君主制对它自己的未来更有信心。在这里,《太阳报》(Sun[]的读者们似乎也想要唾弃他了。

接下来轮到首相了。是否如克罗斯曼(Crossman)和其他许多人所认为的那样,以牺牲整个内阁为代价而打造的唐宁街有着不适当的集权?一点也不。经常遭受挫折的撒切尔夫人和她的前任一样主持着一个新装点过的庞大政府——部长们并不直接接收唐宁街10号的指令。但集体责任又如何呢?难道那些被首相秘密召见过的一小撮人没有经常绕过全体内阁而一起作出重要决定吗?是的,这也是一件好事情:强有力的政府绝对需要这么做。“召集不召集会议,进入不进入议程内容,这都还是重要的权力工具”——事实上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有效分配事务的武器”[]。但是,是否连政府预算也必须躲在部长们背后来决定?当然,“严格保密”方可“确保内阁在预算事务上的无能为力”[]。事实上,芒特凭经验告诉我们,即使是长期的战略也不适合交由名义上掌管这项事务的机构去讨论。

充斥着各大臣所辖的部门的公务人员又如何呢——他们是否如通常认为的那样,拥有更多的超出正式授权的实际权力呢?是的,与走马灯似的政客相反,他们的优势就是能够不依靠高居他们之上的政客们的帮助,也自然地稳住自己的位子,并不断地增加共事的人数。他们还能够从经商中获利,比如在服务于一般而言的公共福利之前从烟草公司捞取好处。但是,这帮睥睨天下的人的忠诚与团结,是由他们对君主制的拥护为后盾的——君主制是“一个具体的现实,而不仅仅是一个令人伤感的逝去之物”,它是“一个关乎头脑也关乎心灵的事物”,拥有“实践的以及感情的内涵”[]。至今,在公务组织体系中还是有操作余地的:首相被愚蠢地剥夺了直接控制内阁办公室的权力——把内阁办公室和唐宁街10号分开的爬满青苔的门甚至是锁着的(据说是出于让官老爷们远离政策形成过程而保持中立这种老掉牙的原因)。这是一个时代错误:让唐宁街掌权更多而不是更少,这就是理由。

那么信息自由么?“只要你稍微有一点在政府中的生活经历,就会知道一旦政务公开(open government),问题就会层出不穷,因此一点也不现实。”例如,“内阁会议私下进行(in private),这是一个比秘密进行(secret)更少争议和误解的词汇”[]。但是,新闻发言人对新闻的管制难道就没有一丁点儿过分的地方?恰好相反,芒特在一次对他的旧同事予以慈父般的称赞时,已经告诉他的《泰晤士文学副刊》读者说,伯纳德·英厄姆[]的忠诚服务只有一个缺点,即“他履行自己的职务过于忠诚、过于谦虚,在掌控局面和大胆设想方面不够好,也没有积极协助他的女主人一道对付各种政治派别和思潮”[]。总之,我们在这里听到的是唐宁街10号一个稳定的政策小组眼中的政府——井底之蛙眼里的执政部门。在任何情况下,权力、效率和秘密都抓在中央手里,这就是铁的法则。这也是芒特以往效劳如今坚持的价值。不管诸位对此的态度如何,他对他的政府机器的描写都是不掺假的,而这也构成了本书最精彩的篇章。

接下来讨论立法的问题。芒特声称,议会可能有三大作用:规谏(remonstration)、审查与控制。第一个作用,即补偿选民的不满,他认为当前的下议院做得非常好。第二个,即对拟议中的法案进行检查和修改,做得非常差。第三个,即监督执法部门的行为,做得时好时差。他的改革建议集中在审查方面,他认为解决办法是在下议院设立几个专门常务委员会(Special Standing Committees)对法案进行论证与审读。然而,对议会作用如此解读,其最大的问题在于议会的职能是不对路的——其职能本应是制定法律,而不只是批准和修订法律。换句话说,这是一个不进行立法的立法机构。芒特引用了一位他赞赏的现代权威人士的话来为自己作注。“议会的主要职责”,利奥·埃默里宣称,“和它第一次召集起来时是一样的,不是立法,也不是统治”。或者,用芒特自己的话来说,“我们必须承认议会职能所固有的局限性,也许所有的议会都这样”[]。但这么说并不表示接受这个瑕疵是无奈的。相反,这种局限性是一个有益的保障,没必要感到遗憾,反而要加强。他设立新委员会的意图,他解释说,就是延缓整个进程并使之处处碰壁,以便减少立法数量。

当然,芒特对当前现实的描述是十分精准的。在做政策顾问之前,他曾长期担任议会记者,他对威斯敏斯特的了解与对白厅(Whitehall)[]的了解一样深入。但我们如果按照19世纪主张代议制政府的古典理论家——如基佐[]、穆勒[]、戴雪——的意思提出疑问说,下议院为什么不是一个立法机构?答案总是一目了然的。法律不是在议员席上制定的,而是由党的领导人决定,由党的纪律一锤子敲定的。争论是次要的。这就是整个政治过程的重要现实。对此芒特有必要说点什么?什么也没有。在《英国今日宪政》中,关于英国宪政民主下的政党角色,连只言片语的讨论也没有。这种缺失,我们只要扫一眼任何一个关于该问题的评论就可以看到。当克罗斯曼写他对白芝浩的介绍时——它至今仍然是关于《英国今日宪政》的最好的反衬——他的核心主题就是有组织政党的兴起所导致的政治转型,而这一主题白芝浩从来没有真正把握住。一代人以后,戴雪清晰地意识到了这个变化,他从一种不妥协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立场对此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在这种立场看来,下院议员的独立性是一条不可轻言放弃的原则。到了两次世界大战的中间期,当时的局势使詹宁斯只能简单地写道:“对英国宪政的现实考察必须以政党开始和结束,并在中间对之加以详细讨论。”[]因此,不论以什么样的尺度,我们今天必须继续这样做。

因此,政党在《英国今日宪政》中突然经历的淡出是一个惊人的倒退。看来,说芒特的叙述在其他方面是现实主义的,也只能是违心之论。这种缺失的原因是什么呢?当然不是疏忽。作为一名保守党研究部(Conservative Research Department)和政策研究中心(Centre for Policy Studies)的老手,更不要说他当过托利党[]舆论的小报喇叭的经历,所有这些优越位置使芒特瞻仰史密斯广场[]的视角也许是最好的。他对宪政的分析之所以漏掉了政党,是因为对政党进行思考将会引发一些致命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是他一开始就想刻意压下去的。在英国,“民主”的实质是什么?该词在芒特著作的索引中并没有出现。这不是疏忽。索引是非常全面的。这个术语之所以没有出现,是因为它不能盘活书的内容。这是一点儿也不奇怪的。因为,这本书本来就是反对作为全民意志的实现这一民主逻辑的,而策划公民联合体这一理论图谋也是为此,其目的就是把财富和权力的模式置于民主之上。当然,西方社会的现代民主生活从来也没有与这个梦想一致过。现实早已成为一场为社会目标进行的长期争斗,争斗者正是几个相互竞争的、作为全民意志的载体的有组织政党。这就是我们拥有的民主模式。

因此,民主的实质不可避免地转向了这样一条道路:各个政党本身就是在这条道路上组建起来、选举出来的。换句话说,它们的组织的自由性、它们的资金的透明性、它们的代表权的平等性,决定了它们在这条路上能够走多远。歪曲这三个条件中的任何一个,都直接意味着民主自决的机会在减少。在英国,工党的集体投票是第一个条件的臭名昭著的例子,保守党的公司资金与大亨压力是第二个条件的罪恶昭彰的典型。但是,让两个党勾结在一起的,则是它们对我们关于第三个条件的国民总幻想的利用——这是一个往往剥夺了多达1/4选民的选举权的票决系统。只有这份永久性产业倒闭了,才能最终证明英国宪政已实现了变革。芒特清楚地知道这样一种“得票多者当选”的制度不再是不可触动的,因此做出了想要改变它的样子,但本性让他拒绝了这样的改变。即使按照不严格的地方标准,他提出的主张也是不着边际的。但这点不应该用来过分指责他,因为政党的角色及其代表权的性质在他的最初议程中已经被排除了,因为这些留待我们去理解的东西属于政治场景中的苍白“事实”的法则(oder),同宪政的结构没有任何关系。芒特解释说,詹宁斯最大的错误在于混淆了这两种明显不同的现实法则[]

这并不是芒特就立法制度所必须说的全部内容,因为还有其他议院没有谈到。他眼中的上议院是什么样子呢?他是希望上议院能获得更多权力的,且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将允许“减少”——但不是取消——上议院的某些世袭的要素:我们可以参考休姆勋爵[]1978年递交给撒切尔夫人的《保守党报告》的相关细节。目的比手段更加重要。芒特所乐意看到提升的上议院的作用是司法方面的——理想点说,是上议院内部产生一个最高法院,来裁定下议院通过的法律和执政部门采取的行动的合宪性。这一进化包含了更大范围的变化,因为在芒特的改革理念中,未来的司法部门只是政府的一个分支机构。在选民的政治选择获得解放的情况下,它的身段不应放低,但在议员们深思熟虑的情况下,它的身段不宜抬高,如此方可扩大自由。

没有任何混杂的冲动或模糊的痕迹的政治性情是少见的。芒特多种多样的天赋与爱好使他也不例外。希望在英国捍卫法律上的公民权利以防执政部门的滥用,这种愿望是好的,而芒特对其中一些内容的表述也是有力的。如果说在他的书中有哪点思想火花(note struck)真的吸引住了“英国宪章88组织”的改革者,那就是这一点。在这里,我们至少可以发现这样一位果敢的自由论者,他为自己的主张忙前忙后,最终发出了在英国法律下创制《欧洲人权协定》的呼吁。极力贬低它是错误的。但是,书中的这些思想火花还必须找到一个地方才能碰撞出来。在那里,理论的逻辑决定了关注点的取舍。因为,在更好地保护臣民的权利这种泛泛呼吁之外,掉落在臣民们所受的每一种特殊的压迫身上的,只有沉默。在公民自由这种话语中,人们只能徒然地寻找英国司法的底线在哪里——伯明翰、吉尔福德、直布罗陀[]。但在政府通信总部(GCHQ)[]与反间谍人员中从来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只有一种情况即把政府机密泄露给报界。如何评价他呢?“人们普遍认为,与其泄漏或公开,”芒特写道,“他倒不如将他的苦恼告诉常务秘书(Permanent Secretary)[],并对这位高官给他的建议心存感激。”[] 普遍认为么?陪审团只能说遗憾,而法官的判断力强,也是不好对付的。

在这里,《英国今日宪政》的敏感神经简直脆弱得很。每当提到法官,芒特一贯的冷静淡然就会突然变成狂躁不安。当然了,好人好事还是有的,如休厄特勋爵[]、拉德克利夫勋爵[]、丹宁勋爵[]等人对民族的无与伦比的贡献;被记者和坏政客恶意中伤的莱恩勋爵[]的坚强表现;随着越来越多的司法审查给我们的法院吹来充满生机的自然正义微风,我们的法院所经历的真正的“革命”,等等[]。说英国司法体系的组成应该为普通公民的自由兜下所有的风险,这种建议“不过是一种激起大众偏执狂症的不良企图”[]。芒特特别仰慕前首席大法官丹宁,他“高尚”的、无人可比的努力使“英国人的头脑中保持了一种鲜活的法律观念,其内涵甚至比越摞越厚的年度《议会法案》(Acts of Parliament)更博大、更精深、更持久”[]。我们应该提醒自己记住这些努力。一位法官谈到“伯明翰六人案”时就说过:“如果这六个人胜诉,那将意味着警察犯有施暴与威胁之罪,这六人的认罪是不情愿的、是在证据面前不恰当地被定罪的,总之有罪裁决是错误的。这将意味着内政大臣或者必须建议饶恕他们,或者必须把这个案件移交给上诉法院(Court of Appeal)。这种前景太可怕了,这块土地上所有有良知的人都会说:不要让这些行为继续下去,这绝对是错误的。”[]这些感受也称得上是另一位伟大的西南部法官的感受,他就是乔治·杰弗里[]。如果这些感受在芒特的天平上算不上有多重,我们也许会猜测其原因是他正在觊觎丹宁的高位。他眼里的英雄有时也许是“行为古怪的”,但他踏上的一定是通往自由前线之路——不遗余力地打压工会,后者“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已经令英国工业的前景大大受挫”。[]

在芒特的思想中,对司法的信心允许他对宪政的学问进行半拉子的研究。这种学问可能引发一些诸如哲学原理或建筑艺术情趣之类的棘手问题,因而不会是基本宪章那么正式的书面文据,只会采取一种议会议案的形式,即列举某些必须经后来的议会2/3多数同意方可修改的权利与程序。这类法案的解释权将归于法院,而扩大解释权则由一群经上议院提名的最高级别的专业宪法法官所掌握。关于这个方案的可行性,芒特让我们参考新西兰的姊妹安排(该例子的参考价值在芒特如此说之后就贬值了,因为新西兰公民刚刚以80%的绝对优势票把它取缔)。呼吁重新树立对以前的白人领土(White Dominions)[]上的判例的信心,如今已成为温和改革派文献中的共同趋向。例如,在比芒特的著作稍早出版的罗德尼·布雷热[]《宪政改革》(Constitutional Reform)一书中,白人领土内部可称得上有了令人鼓舞的进步的,正是澳大利亚。

然而,比较这两本书,我们可以发现芒特在方法上的局限性。布雷热用一种平和、朴素的方式进行的明显更具常规性的研究,却总显得十分偏激。他把政党的现状放在了宪政分析以及宪政改革前景分析的中心位置;他主张只要“顺位选举制”[]可行,就应对选举制度进行改革;他设想了民众对下院议员的召回制,以便让他们更尽责任;他要求削减首相的权力,并对预算实行集体控制;他注意到了撒切尔治下对公民自由进行公开蔑视的种种“阴森森的记录”(dismal catalogue),以及“所有在欧洲理事会拥有席位的国家”在欧洲人权法院判决英国败诉的“有记录可查的案件数量”;他指出“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所有法官都是由一个、偶尔由两个政客来任命”,并呼吁最高法院“不要只是由来自某个小集团、不代表大多数人的人所组成”[]。布雷热的著作尽管颇有价值,但它在许多方面仍然是十分谨慎的。关于更全面的改革方案,我们必须转过头去看詹姆斯·康福德(James Cornford)那项令人印象深刻的、让英国走向民主的计划,即1991年已由公共政策研究所出版的成文的《联合王国宪法》[]详细草案。作为富有意义的英国政治改革的核心问题,人民主权问题、平等代表权问题在该书中都获得了适当的解禁。芒特开出的有关宪政问题的参考书目对该书只字未提,这也许没什么可奇怪的。

那么,芒特自己口袋里装的东西又有什么不同呢?更敬重君主制;不改变首相的权力;对官僚机构不做变动;议会减少立法;扩大法院的权力;有一定的右翼倾向,但它是非常适中的那种——保持现有的最低限度,不向任何更适宜的方向发展。神圣化的行政权,收缩的立法权,扩大的司法权。可以说,芒特并未完全推翻白芝浩,而只是把他重新包装了一番——用的是这么一种步步为营的手法:再次粉饰那种高贵庄严的东西,先一步强调那些尚属有效的宪政要素。但这里还是有一定的差别的,芒特也正是靠此吸引了我们的眼球。这种翻新过的结构,其效能是不能按照动态的方式去设想的。作为公民联合体的国家,要求摆脱被误导成事业联合体的风险。芒特方案中真正的激进因素,与其说在于曲解公民自由,倒不如说在于它突兀地建议撤销所有的政府部门以便为国家瘦身。能源部、农业部和就业部首当其冲,但产业部不跟进似乎没有什么道理。在这里,刻薄无情的哈耶克式精神,终于用一种奥克肖特式的方案在第一时间被触摸到了。

当然,哈耶克本人对“集权制英国”宪政的缺陷的看法太过直率,因而不能成为一个让人心情舒畅的领路人。他写道,英国政府像是“分权理想的一个怪物与小丑”,并补充说,议会甚至可以在理论上因他说了这些话而把他送进伦敦塔(the Tower)[][]。他自己用于治疗议会至上病症的药方,是把立法机构重组为一个只能由成年选民(45岁以上)投票产生的高级议院,目的是严格监督宪政法令的制定,同时设一个由普选产生的低级议院,它可以内部通过一些有限制的特殊法令。芒特的现实主义自然不会接受这样的设想。但他的方案的大方向却与哈耶克一致:把上议院改造成下议院的“围栏”(garde-fou),以限制不合适的立法。然而,为了与奥克肖特的处方合拍,这里的制度变革不会在任何如改革路线图之类的理性精神下,而只能在事物本身发展过程中所暗含的许许多多“即将成形”的暗示下,才能有所进展。在《英国今日宪政》结尾的概述中,这样的改革被一步步展开为“正在变成可见的”“似乎不久之后的”“长期来看”可辨识的[]

如此设想的变化是“可行的”(plausible),芒特解释说,即从乐观的意义上说既是可取的(desirable)又是可能的(probable)。但是,从保守的立场看,我们仍然会有这样的疑问:为什么非要做这些改变呢?芒特既然毫不迟疑地承认了“原有的方案对现状来说是十分行得通的”[],那又是什么促使他考虑改变呢?初看起来,答案似乎在于一种对社群主义坐大的抗拒,对国家在战后偏私地干预公民社会的反抗。这看起来确实像他的抛砖引玉型方案所暗含的关切,即在旧的宪政精神下召唤权力的多元化,反对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危险地提倡使下议院过分强大。在这样的腔调下,奥克肖特为改革辩护的方式——改革是对“大量积累起来的、只源于‘前辈们的疏失’的失调(maladjustment)的修正”——同样被搬用了。“意识到我们已忘却了多少东西是十分重要的”,芒特坚持说,它会提醒我们英国的自由是如何在中世纪的“斑驳陆离的世界”(dappled world)里产生出来的,就像他的导师喜欢做的那样[]

但是这样的惺惺作态并不表明《英国今日宪政》一书在施加压力方面会比我们想象的小。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从学术上说,芒特很少克制自己去制造这些压力。在一开始由于疏忽而把最初的宪政形式描述为“一个经精心但有力地压铸和平衡的宏大结构”之后,芒特居然就在下一页的所述所写中迷失了自我,把宪政说成“一系列如此难以捉摸和难以确定的安排”,以至于“清晰地刻画任何能够在结构的名义下受到尊崇的东西,都只会导致这样的结局,即让这个结构的大梁承受不该承受之重!”[]此外,从政治上说,那些曾经让政府社群主义的——或者就此而言的独裁主义的——批评家们绞尽脑汁的传统威胁,并没有在随后的时间里日趋严重。原因是相当明显的。毕竟,撒切尔夫人的统治挫败了第一种威胁,而芒特似乎对最古色古香的第二种威胁的表现颇为满意。卖掉英国铁路[]当然算不上任何失败,而让内阁保持中立也算不上任何成功,正是这些催生了《英国今日宪政》一书。

激发改革的真正原因在别的方面。芒特在该书的结尾处接近了它们。它们对应于撒切尔夫人执政时期留给英国保守主义者的一系列悬而未决的难题。其中第一个是苏格兰在联合王国中的地位问题[]。在一个如今永久反对北部边界,甚至有可能挣脱缰绳的郡,保守党的处境十分艰难,它曾长期劝说人们要顾及民族感情。在这里,芒特狡猾地将保守党人的反对讲逻辑、讲平衡的偏见转变成了这样一种主张,即把苏格兰议会置于威斯敏斯特之下,同时并不削减苏格兰人在伦敦的代表权,或者在爱丁堡(Edinburgh)[]的实质性自治权。“只要按照温和政治改良主义者(minimalist)的路线进行细心的建构”[],这样一种颇显凌乱的安排将有助于维护而不是削弱联合王国。

第二个更大的难题是由撒切尔夫人执政下的地方政府的命运引起的。在保守主义阵营中,芒特从一开始就对人头税(poll tax)进行了有远见的批评,而且他对此税的敌意——“英国政治历史上最糟糕、最明显难逃一劫的创新之一”[]——至今也没有减弱。但他转过来又强调以前的工党和保守党政府的记录也不是太好。罪恶之源在于议会过分集权,它已经导致了对地区自治和设郡传统的不必要的蔑视。现在,他似乎也不会把已经造成保守党内部不合的家庭税(council tax)视为一个进步了。在一定程度上,此问题的解决方案还在于对地方政权的权力和收入予以清晰、稳定的划分,目的是通过一种无论在哪里都有可能重建俗世间的“历史上的忠诚”(historic loyalties)的宪政设置,确保“负责任的家庭开支”(responsible housekeeping)[]

在此,就像经常发生的那样,对保守主义的反思中也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分歧。因为除了芒特的著作,我们现在手头还有另一项奥克肖特式的研究,即雪莱·莱特文[]的《撒切尔主义之剖析》(The Anatomy of Thatcherism),该书从家庭税中得出了相反的教训。两位作者在政策研究中心是同事,一道开展了大量理论研究工作。在那里,芒特明确地拿自己的研究去迎合奥克肖特对公民联合体和事业联合体的区分,而莱特文则悄悄地围绕着奥克肖特对精神上“自立的”(self-employed)个体与精神上“依赖的”(dependent)的负个体(anti-individual)的对比来组织自己的研究。她声称,撒切尔主义的真正目标是在那些对后者的恶习长期熟视无睹的人当中,重新唤醒前者特有的“生机勃勃的美德”(vigorous virtues)——而这里所谓的前者,不仅包括了汉森勋爵[]、金勋爵[],还包括了约翰逊博士[]、爱德华·埃尔加[],以及巴顿·鲍威尔[]和伊迪丝·卡维尔[]等人[]。莱特文对撒切尔时代的描述,迄今为止仍然是对这位前首相的最大胆的辩护,但她对撒切尔夫人的执政记录也并非没有微词。由于撒切尔主义背叛了奥克肖特的自由学习观念,并错误地设定了事业联合体的目标,因而使高等教育政策成为了一个无可辩驳的污点——而这一点对于离开学院生活的芒特来说却显得无关紧要。另外,莱特文痛批人头税,并用丘吉尔关于海关税的警句那样的活泼语调,对想象中的英国“地方自治传统”[]表达了敬意。撒切尔夫人第三任政府的最大失误不在于地方政府问题,而在于反通货膨胀的失败。然而,反通胀的技术手段必然是因时而异的,因此,这方面的失败并不意味着敲响了撒切尔主义者复兴英国社会的“生机勃勃的美德”的事业的丧钟。简单地讲,战斗的前线已经转移了,主要的敌人已经变为欧洲联邦政治中的官僚主义作风。

最后,欧洲在芒特看来也是一个核心问题。在英国保守主义内部分歧日益加剧的今天,这两位理论家站在了对立的立场上。在莱特文看来,真正的英国个人主义在欧洲大陆从来没有对应之物,《罗马条约》[]所许诺的“始终更紧密的联盟”(ever closer union)造成了我们的民族独立性的灭绝。她的只是一味地肯定宪政的著作,是以一种毫不掩饰的警告结束的,即要提防那些终有一天会露出马脚的撒切尔主义的篡位者。而另一方面,在芒特看来,共同体的制度如今已是英国面临的不可更改的事实,我们必须及时调整以适应之。在书的结尾,芒特那逐步向成文宪法靠拢的中心命题,已变成了这样一件事实的阐述,即欧洲共同体的各项法律义务实际上已经强加给我们,我们不妨把它们“移转”(patriate)成我们自行设计的合适的英国版本。按照这样的逻辑——用丹宁勋爵的话来说就是——既然无法阻止《罗马条约》凶猛而来的浪潮,那么,就让我们筑堤并把它们引入我们肥沃的田地吧。

这是一个必然性的命题。然而,芒特超越了它。共同体是一个现代方案,然而又与基督教会的旧观点相关。它主张人权,关注生态。芒特著作中那些有可能被《观察家报》鄙弃为“欧洲狂热主义”的内容,有着一种一闻就知道的酸腐气味——芒特甚至常常用上布鲁塞尔人的让人费解的黑话来赞美“辅助原则”[](道迪街[]上的外来花招)。在这样的欧洲感情背后,没有任何岛国的狭隘思想,而只有慷慨大度的个人教养(culture)。但如果把芒特的共同体观点当成干涸政治大地上的一场及时雨,那就大错特错了。欧共体的巨大成就是开启了一片广漠的自由贸易空间。货币同盟并不是对解除了管制的资本主义的威胁,反而是它的最好的支撑。因为,欧洲中央银行(European Central Bank)不受政治压力影响是由宪法确立的——这也正是人们在马斯特里赫特(Maastricht)[]希望达到的结果——它是一名比所有国家的政治家更强硬的硬通货警察,因为各国的政治家还要屈从于选举的诱惑。在把尼古拉斯·里德利(Nicholas Ridley)的主张与自己的主张对立起来以后,芒特说,选择跳出汇率机制的唯一现实原因是企图一再求助于贬值这个不可信的工具。“那些很容易就向欧洲经济共同体投降的政权,正是一些老爱做一些让最稳健的自由市场商人讨厌的事情的政权。相比之下,从宪法上确立这些商人最热爱的经济原则,却似乎只能在欧洲层面实现。”[]

这种主张已有一定的历史。奥克肖特的技术理论没有为民族国家留有余地,因为集体的团结并不是公民联合体的一项原则,因此,正如人们所预料的那样,他丝毫没有谈到超国家联合体的问题。诺埃尔·安南(Noel Annan)曾报道说,当记者问他对英国在20世纪60年代初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的看法时,他回答说:“我认为在这种事情上不需要有什么观点。”[]而另一方面,哈耶克对此却有着一贯坚持的、富有远见的观点。早在1939年,他就在一篇富有预见性的文章《国家间联邦制度的经济条件》(The Economic Conditions of Inter-State Federalism)里说:在一个超国家的框架内超越国家主权对自由经济自然是有利的,因为设定自由经济结构参数的平面越高——离开地方派系与利益越远——自由经济所受到的大众热情的干扰就会越少[]。换句话说就是:决策机制中的直接民主越少,资本的再生产似乎就越安全。当然,这更多的是一个依经验的猜测(wager)而不是依逻辑的推理——换言之,构建一个超国家的(supra-national)并能够决定超国家经济体的社会发展道路的人民主权,终究是不可能的。这个推断必须被驳倒,正如各方在马斯特里赫特均表示同意的“一体化”一词——在欧洲建立一个中央货币当局,但不建立任何选举出来的议会之类的机构——所表明的那样。

就其本来面目而言,芒特并不是极右翼阵营的异端分子,他对自己的出身是坚贞不二的。《英国今日宪政》不是设法扩大民主,而是为了维护旧式自由而限制民主。该书写得轻松幽默,和它受到的此类恭维还是相称的。芒特关于公共生活的第一部书叫《政治剧场》,这个比喻完全就是奥克肖特式的。政治不是利益争夺的战场,也不是对真理的追求,更不是进步的航程,它是一种迷惑观众的艺术表演。但是政治不是一场高雅戏剧(奥克肖特也认为是二流的活动)。它更像是一场商业的演出、大街上的杂耍,它拨动着我们的情感,戏弄着我们的困窘——它是拉蒂根式的[],而不是拉辛式的[],芒特解释说。在这个阶段,芒特确实给我们奉献了一个时髦的产品。我们可以称之为改革的闹剧。

(写于1992年)

附记

十年后,在芒特身上发生了令人震惊的变化。芒特的新书《关注差距》(Mind the Gap)告诉我们的,不是对英国宪政遗产的慢条斯理的改进,而是对英国社会两极分化的滔滔不绝的控诉。芒特用更接近于科贝特[]而不是伯克的语调,痛斥了这种新型堕落(New Corruption)的傲慢与不负责任,以及最不富裕者的道德败坏。这位撒切尔夫人的助手摇身一变成了为工人阶级唱哀歌的人。本文并不是要嘲笑这个变节,但它所包含的特殊含义却值得我们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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