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节

第三章 中欧之梦:蒂莫西·加顿·阿什

关键词

作者

[英]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
袁银传 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重点学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学科博士点负责人和学术带头人,全国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会副秘书长,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教学大纲编写课题组主要成员。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政治哲学和农民意识等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曹荣湘 中央编译局办公厅副主任、研究员。

参考文献 查看全部 ↓

第三章 中欧之梦:蒂莫西·加顿·阿什

可试读20%内容 阅读器阅览

第三章 中欧之梦:蒂莫西·加顿·阿什

作为一种文学现象,西方人对其他土地的好奇心有着悠久的历史——它的时兴一般可追溯到大时代(Grand Siècle)时期,也就是弗兰克斯·白尼尔[]或是托马斯·寇芮特[]远航至印度莫卧儿帝国的时期。旅行家游记中的、在质和量上都更加先进的各种欧洲文化,它们相互之间的差异对于现代大部分时期的人来说都是难以甄别的。在启蒙运动时期,对于每一个库克[]来说,有一位布干维尔[]或福斯特[];在更高的阶段,即不久之后,有洪堡[]或卡斯丁[]。但在20世纪,这种传统似乎分化了,从体裁上看,有一个国家出产的作品超过了其他所有国家。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人的作品中存在着一条清晰的异域风主线,它以不同的方式分别出现在纪德[]、莫朗[]、圣-埃克苏佩里[]、米修[]、莱里斯[]、马尔罗[]等人的作品中,而列维·施特劳斯的《忧郁的热带》(Tristes Tropiques)可谓一部忧郁的终结之作。之后就无人可继了。在海峡的此岸,传统始终缺乏哲学底蕴,但这方面的中断并未出现过。回首过往,游记文学似乎已经成为英国人的专长了。

为何会如此,这不是一眼就可看清楚的。但是两股强大的——相反的却并不是毫无关联的——推动力可以大体上对此作出解释。其一是令人窒息的乡土观念和狭隘的中产阶级文化的清教主义(puritanism),它沉闷压抑无比,并把一种天生就迷人的不安分的精神风貌驱逐到国外去了:这样一种祸心,我们可把它追溯到维多利亚时代的早期,乔治·博罗[]那时对西班牙人或吉卜赛人下层社会生活的迷恋培育出了对本土“绅士风度”的厌恶感。其二是英国人的帝国傲气(imperial primacy)——其流毒比其本身更长寿,它必定怂恿英国人去大胆开拓遥远的疆土,邂逅异乡人,却不必放弃对“故郡”[]价值的忠诚。帝国的眼界使英国人对海外冒险的想法趋之若鹜。

在这两岸之间,一条宽大的、波涛汹涌的作品洪流滚滚而去,激起无数巨浪(甚至在岸边形成了一片当前无数“职业”游记作家的沼泽地,这些作家好不容易薪火相传,哪怕有人对他们完全无知、完全无视——最惨也就是《格兰塔》[]时的天下了)。单看本世纪前半段,我们就能发现许多征候。从地理角度来看,长久以来,有三个很特别的地带:中东、地中海和多瑙河盆地。这就是著名的圣约翰·菲尔比[]或罗伯特·拜伦[]游历过的地区,诺曼·道格拉斯[]或帕特里克·利-弗莫尔[]游历过的地区,以及西顿-沃森[]和丽贝卡·韦斯特[]游历过的地区。突进到更远的地方——如彼得·弗莱明[]到戈壁和马托格罗索[]探险——的举动则不多。出乎意料的是,帝国本身的广袤疆域却不是适合此类创作的沃土。在这些地方,英国的势力披坚执锐。它孕育的是另一套文学形式:或者是奥威尔[]、伍尔夫[]这类殖民地官老爷们所写的忧郁怀旧的回忆录;或是像弗思[]、埃文斯-普里查德[]等人公开发表的人类学科学专著。

从主体角色的角度来划分职业领域,比从客体的角度来划分更模糊。原则上,有三类作者在职业上是明显有别的——记者、作家和学者。事实上,只要扫视一下上面提及的名字,我们就可以发现,原来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兼有双重角色,有时甚至是三重角色。西顿-沃森毫无疑问是一位学者——伦敦大学和牛津大学历史系主任,但最初他是因在东欧当一名期刊记者而出名的。利-弗莫尔怎么说都是一位作家,但他对于自己染指过的伯罗奔尼撒半岛那段遥远的历史一样感兴趣,正如他对该地当前的生活也感兴趣一样。另一方面,有谁会想到本打算跑到合恩角[]和累范特[]去给诺斯克利夫(Northcliffe)当一名雇佣兵的伊夫林·沃[],会甩手不干而变得像一位小说家那样去观察和写作?战后,媒体数量迅猛增长,“拥有独立手段”的作者数量日益减少,这使得求助于新闻业已经成为一种无奈之举,即使对于那些相对成功的作家来说也是如此。它还鼓励记者们反过来把自己当成作家,假如无法扮演成一名临时学者的话——为的是获得机构的资助。这些仍然相互关联的职业,相互之间的分界线已经变得比以往更加模糊。

另一种分类法,其关注点既不是本地的主体,也不是外来的客体,而是它们之间的关系。在这里,描述一种陌生文化的文学活动,可采取的目标和态度可以是灵活多样的。有意思的是,与传记之众所周知具有的矛盾心态(就好像为的是表明与一个社会为敌总比与某一个人为敌更难似的)相比,在这样的文学活动中,彻底的敌意本应该是不多见的(常见的玩笑当属例外)。大多数情况下,这类活动采取的立场并不是评论家的立场,尽管评论家的仇敌有时并不多。毋宁说,它们大多是探险者(adventurer)、仰慕者(admirer)、提倡者(advocate)的立场。这些典型的立场可以同时具备,但不应加以混淆——尽管它们之间理所当然地并不是泾渭分明。虽然不太确定,但提倡者很可能就是一个仰慕者。一个仰慕者也很可能就会成为探险者。一个探险者能够在不是仰慕者的情况下成为提倡者,这虽然更为罕见,但也是有可能的,如在印度支那时的马尔罗[]

不过,每种类型的纯粹个例还是存在的。不管它们在谁身上混杂到了一起,要分辨出何者为主并不会太困难。伊夫林·沃在埃塞俄比亚时就是个不折不扣的探险者。威福瑞·塞西格[]尽管毫无疑问富有冒险精神,但他主要还是个仰慕者。1916年当他年仅6岁的时候,就目睹了拉斯特法里教教徒[]胜利进入亚的斯亚贝巴的场景,残暴的敌人呼啸着从他眼前经过。后来他记述道:“我相信那一天在我的内心深处种下了毕生渴望野蛮荣光的种子,渴望猛烈攻击,渴望彩旗飘扬,渴望鼓声雷动。这使我对于古老的习俗和仪式产生了永久的膜拜。”[]1930年,在看到拉斯特法里教教主加冕成为海尔·塞拉西大帝[]后,塞西格惋惜说,伊夫林·沃这样一个“具有写作天赋的作家居然对这一事件的历史意义视而不见,错过了一睹最后一次阿尔巴尼亚传统盛会的机会”。他对伊夫林·沃的看法强烈地显示出他们之间的距离。“我不喜欢他的灰色翻绒皮鞋,软耷耷的蝴蝶结和过于肥大的裤子,他给我的感觉是既懒散脾气又暴躁,我打一见到他就不喜欢他。后来他旁敲侧击地问我,他是否可以陪我去达纳基勒乡下,那是我计划去旅行的地方。我拒绝了他。如果他跟着我去,我怕去时一双回来就只一个了。”[]

塞西格对埃塞俄比亚封建主、阿拉伯贝都因人、伊拉克湿地居民非常热爱,他看到自己所毕生仰慕的世界正在瓦解:海尔·塞拉西被德格[]赶下了台;努里·赛义德[]被杀死在了宫殿里;也门的伊玛目[]——年事已高的塞西格也为他的奴隶制暴政劳心劳力过——也因选择站在反革命一边而一败涂地。但是,塞西格的著作包含很少甚至根本不包含提倡的内容,它们实质上是“前政治的”(pre-political)。探索“大荒漠”[]的前辈,菲尔比,则与他形成了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对照。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帝国主义的公开敌人,菲尔比曾鼓动伊本·沙特[]切断与美国石油公司的业务联系,以确保沙特阿拉伯脱离伦敦而独立。在沙特阿拉伯的庇护下,他死的时候自称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在自己的国家提倡不受欢迎的事业,他从不退缩。

热衷于国外受压迫人民解放事业的英国人物,当然可追溯到在希腊参加战斗的拜伦。奥斯曼帝国瓦解时拥护敌对王朝的劳伦斯和菲尔比,则把这种热忱带到了中东。但它更合适的舞台总是在地中海或巴尔干,在这个地方,暗中涌动的古老的欧洲文明的认同感和一体感总是更容易被唤醒。丽贝卡·韦斯特那部风格迥异的著作,《黑羔羊与灰猎鹰》(Black Lamb and Grey Falcon),就是当德国国防军[]横扫南斯拉夫时为塞尔维亚人的一场恸哭,它也属于这一传统。然而,这一传统最伟大的代表是老年的西顿-沃森,他不仅用英文撰写了第一部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的现代史(可惜他未能完成研究南斯拉夫的夙愿),而且在战时的意识形态和外交领域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造成了三个小协约国的诞生。这是一个最高水平的——在历史上最具成效的——提倡之举。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弗莱明、塞西格、圣-埃克苏佩里等探险家的形象尽管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文学作品中仍然显赫,但不久之后就因全球闭关锁国之风而消失无影了。电视和大众旅游腐蚀了距离感。“原始”社会注入了现代市场。全世界都成为了一个政治战场。在这种环境下,早期文学中的英雄主义情结——比如说文学家当中的外国军团——更难维持下去。这并不是说戏剧性在消失。但它如今已全然成为现代的、政治的,需要不同类型的专业技能。代表性的形象已由记者来扮演,他们拥有特定国家和地区的专门知识,可以从一些更长远的历史和文化视角报道和分析每天发生的事件。海外文学活动现在也由这种形式所主导。

在该行业最老练的从业者当中有三个英裔火炮手,不时地跻身于《纽约书评》(New York Review of Books),他们是尼尔·阿舍森[]、蒂莫西·加顿·阿什[]和伊恩·伯鲁马[]。他们各自在东欧和东亚赢得了干劲,为共同的自由信念而走到了一起,但这三个人各自的形象却迥然不同。加顿·阿什是比阿舍森更年轻的一代,其最初从德国到波兰的游记路线,追随的就是阿舍森的足迹。1982~1983年,两人都激情洋溢地写过有关团结工会[]的文章。此后,加顿·阿什比阿舍森更加深入和专一地投入到有关冷战时期最后几年东欧政治的思考当中。这一时期也许一切都与东西对峙密不可分。进入20世纪80年代之后,东欧人对共产主义的反叛被稳步地吸引到了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的磁场当中——这种意识形态,就是里根和撒切尔夫人所宣扬的顽固的右翼理论。在此时身为《观察家报》一名撰稿人和编辑的加顿·阿什看来,这是一个十分自然且十分可喜的演变。而在尖锐地批评过撒切尔主义的阿舍森看来,这一趋势必定带来更多的问题。也许,他们都是从自己的角度来掂量国内问题的轻重的。阿舍森和伯鲁马都拥有苏格兰和荷兰的犹太血统,两人对标准的英国身份及其习俗支柱都表示过极端的厌恶——拿阿舍森来说,这种厌恶使他直接陷入了苏格兰激进政治的漩涡当中。相比之下,加顿·阿什的英国人血统显得更为纯正。当他于1978年开着蓝色的艾尔法·罗密欧动身去柏林时,英国人并没有表示过怀疑。对祖国的不信任并没有让他心猿意马,他还能够全身心地投入易北河之外的爱国主义事业。

结果就是一批批令人印象深刻的、时间跨度达20多年的作品。加顿·阿什首先以他在东德读研究生的经历为基础写出了一部报告文学,并在《明镜》(Der Spiegel)上连载;之后,他又在《波兰革命》(The Polish Revolution)一书中详尽地描绘了团结工会的崛起;接着是1989年春天问世的、副标题为“中欧命运随笔”的《逆势而上》(The Uses of Adversity)一书,该书将其论题的范围扩大到了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在这些年里,他从一个地下组织转到另一个,并在最后三个国家里与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们发展了一段段无与伦比的友谊——至今他的著作仍被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所禁。这使他能够比这一时期任何记者都更为大胆地、敏锐地记述这一地区的共产主义的腐坏进程——他希望苏联在东欧的势力采取一种漫长的“土耳其化”(Ottomanization)——也即慢慢解体、衰败的过程。

几个月之后,东欧共产主义政权骤然垮台,他则被放在了十分合适的位置,去拿出胜利者的最好的写照。《我们这些人》(We the People,1990)以一种让人眼花缭乱的特写方式展示出了那时的英雄:华沙的米奇尼克[]、库龙[]、巴塞罗维茨[]、盖莱梅克[],布达佩斯的根茨[]和欧尔班[];柏林的“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街头派对”,以及最后在布拉格和哈弗尔河[]达到的高潮——“万事万物最终都围绕着我一个人演变,此类情况达到了非比寻常的程度”——加顿·阿什如是说,俨然他自己就是一个参与者,和克劳斯[]、丁斯特贝尔[]一道在“公民论坛”(Civic Forum)这个“革命心脏”似的总部里发号施令,让旧秩序在它的身边溃不成军[]。可以说,探险者和仰慕者还很少如此戏剧化地、有效地“合二为一”。

在这次攀上记者生涯的顶峰之后,加顿·阿什回到了旧的起点,即成为一名学者,专注于德国东进政策的起源和结果的历史研究。经过细致的档案搜集和广泛的访谈材料整理,《以欧洲的名义》(In Europe’s Name,1993)追溯了波恩政府在实现德国统一进程中所经历的迂回曲折的道路——这一目标既不被法国人也不被英国人所欣赏,但它是欧洲统一这一朦胧愿望所追求的,也是长期精心培育与俄罗斯之间的关系所需要的。加顿·阿什对此过程所持的保留态度,果不其然,是与按照西方价值观被判定为在推翻东欧共产党政权一事上的罪恶倒退的主角和情节相一致的:这主要指的是施密特[]时代的社会民主党,它一直拒团结工会于千里之外。但是,《以欧洲的名义》(实际上是他目前为止最大的成就)在全面评价西德当时的东进战略时,采取的还算是一种谨慎平衡和公正的态度。《档案》(The File,1997)一书则可被解读为他个人的封笔之作——加顿·阿什对自己1980年在东柏林读书时所有监视和告发过他的人来了个大追踪,而这些人的身份到现在才被斯塔西[]档案曝光。由于自传体回忆录总是对恼人的遭遇感到杯弓蛇影,那些本来很容易就会被当成例行公事的讯问的事件,却成了他所有作品中最富自我反省特征、最有仁慈之心的内容。

在历史上,加顿·阿什属于冷战的最后一批新兵,一支受到头脑简单的反共产主义者攻击的年轻部队。他的忠实可靠使他很自然地被军情六处看中,并像阿舍森那样很早就接到了招募的通知。尽管他不是不对英国间谍机关的秘密工作感兴趣,但最后还是拒绝了,因为他不想受到军情六处的约束:在对抗极权主义的斗争中,做一个海盗比做一名官员好。在他有关团结工会的著作出版以后,他曾被邀请到慕尼黑的自由欧洲电台担任副台长,他再次谢绝了。凡此种种作为是事出有因的。从政治上说,作为一名自由主义右翼的冷战分子,他的资格是无可挑剔的。根据最机密的资料显示,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他可能已跻身一个严格挑选出来的、为撒切尔夫人提供编外的咨询和协助的学术团队之中——该团队成员包括休·托马斯[]、布赖恩·克罗泽[]、诺曼·斯通[]、伦纳德·夏皮罗[],等等。

不过,乔治·厄本[]那部令人耳目一新的、知无不言的回忆录《玛格丽特·撒切尔内阁的外交和幻象》(Diplomacy and Disillusion at the Court of Margaret Thatcher)也曾清楚地表明,加顿·阿什是一位颇有个性的侍臣。在契克斯别墅[]的会议桌前,厄本环顾四座,发现首相坐在首席,而他的邻座“蒂莫西是一位出色的分析家,他年纪轻轻就混出了不小的名气。从他身上,我似乎看到了西顿-沃森或其他一流政治家的影子。他非常理智,有自己的思想,心术也正——但有一两个例外:他对尼加拉瓜的判断是错的,且一旦涉及第三世界的问题就会缩头缩脑。但遇到东欧问题他一般不会出错,且写过不少关于东欧的出色材料”[]

对上述反差不理解,其实也没有什么值得惊讶的。加顿·阿什之生性多疑、经验主义的一面——他认为这是最好的本国传统——总是能够左右其理论上的偏好。1990年他下结论说,东欧共产主义的颠覆并没有给世界带来新的思想,虽然它唤醒了西欧人对他们经常忘记的道德价值和知性价值的记忆。但毫无疑问,“整个世界颠倒过来了”。也就是说,一种我们曾经熟悉的民选议会、自由市场、公民权和私有财产的秩序到来了,在这种秩序里面,只存在单一类型的民主、法律和经济。然而,在这第一股热浪里,一些新的变化很有可能把事情做过火了。在引领向资本主义转型这一过程的知识分子当中,加顿·阿什觉察到了“一种相反的危机,即认为自由市场是治愈一切社会、政治和经济病痛的万能良药。因此就有了哈耶克的流行。甚至可以这样说,自由市场是中欧最近的乌托邦之梦”[]

《当代历史》(History of the Present)一书收录的短文和报道记录了加顿·阿什对于以后所发生的事情的看法。这本集子开篇是几个后来又有所补充的德国主题——科尔[]1990年和1994年因提倡统一而赢得选举,1998年却因此而下台,关于狱中的昂纳克[]、法庭上的马库斯·沃尔夫[]的描写,以及对高克办公室[]的反思、对斯塔西故事的渲染。转到波兰之后,该书对瓦文萨[]总统任期之初进行了批判性的记述——令人遗憾的是,团结工会的前任领导人“借着各种老掉牙的社团来尔虞我诈”,尽管此时在他的极权主义统治下一种撒切尔式的经济已在波兰初露端倪。接着记述的是这一憾事令人匪夷所思的后续结果,即后共产主义者克瓦希涅夫斯基[]1995年大选获胜——然而,在他的任期内,团结工会的《新闻报》[]演变成了默多克[]式的媒体集团,诸如此类的变化为波兰进入西方消费常态来了一次绝妙的讽刺。关于匈牙利革命对于当代和后代人所具有的不同的意义,《当代历史》重新进行了审视。而对于捷克共和国,该书用同样的手法——这是该书的主线——详细讲述了哈维尔[]和克劳斯之间,即总统和总理之间的公开冲突。对此,加顿·阿什也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回到了他自己钟爱的土地上,加顿·阿什变得相当警觉和谨慎。他的主基调是一种略带悔意的满意。瓦文萨和哈维尔早就应该官场失意;培育一种更高级的地区精神的希望差一点就在一场全民奔向庸俗消费的浪潮中被浇灭了,好在民主资本主义的基础已夯实——不管它以前的党国精英门面有多么难看。然而,这本新集子的主要兴趣并不在这里。从1995年开始,加顿·阿什开始走出他以往的视野,到曾经是南斯拉夫国土的地方旅行。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他写出了这本书里最好的见闻和随笔。在这里,就像是摆脱了传统的束缚,他得出了一些更激进、更有新意的结论。

然而这些并没有给有关该地区的半官方的自由主义共识带来多少安慰。加顿·阿什的新闻报道是以对克拉伊纳[]的可怕描写开始的,该地区刚刚经过克罗地亚人的清洗,清空了15万塞尔维亚人,也清空了欧洲人对塞尔维亚人命运的漠不关心。当他写到波斯尼亚[]时,三国之间的混战局面也获得了深入剖析,同时塞尔维亚人为种族清洗所应负的责任,以及欧洲人的良心缺失在灾难面前所造成的弥天大罪,他也没有讳莫如深。在科索沃,加顿·阿什早于一切主张西方国家干预的言论就已主张该地区独立,并且在空袭塞尔维亚刚开始时直接表达了保留意见——正如他对波斯尼亚所建立的波特金政体[]所持的意见一样。

把他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公之于众是一种不得人心的罪行,或者换句话说,是泄露了西方共识(即在图兹拉[]海滩上发出的那些声音)更愿意保持缄默的事情。他认为,稳定的欧洲民主国家一般来说都需要人口同质——最大的种族的人口至少要达到80%[]。在这方面,巴尔干的外部环境也许是让它变得七零八落(breaking ranks)的条件之一。尽管圆滑老练让加顿·阿什不会直接点明这一点,但他最钟爱的两个地方是波兰和捷克共和国,它们是欧洲各国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就已进行过两次最大规模的种族清洗的国家。在他对亚得里亚海沿岸各国这些历程的复述中,我们看不到一点宽恕之意,只有憎恶——以及预言,即从这些国家当中,也许会产生出我们所知的那种自由的民主制度。他给我们举的例子是未来的清洗过的克罗地亚。这是一种首先由汤姆·奈恩[]在说到波斯尼亚时提出来的论断,而他同样也带着悲愤和现实主义的感情[]

因此,加顿·阿什将视野延伸到巴尔干,包藏的绝不只是一种地理上的变化。它代表着一种知识范围和道德领域的扩大。但它也用同样的笔法突然超越了以往作品的局限性。因为,如果说他的作品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秉承的都是同一个主旨的话,那么,这个主旨就是中欧各国在被捕获的系列国家中的独特性,以及这些国家渴望西欧的同情和资源的特殊性。“中欧”这一概念——正如昆德拉[]和米沃什[]这些代言人所详细解说的——特指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兰,有时还包括立陶宛。它的功能实质上有两重。一方面,它在罗马尼亚、南斯拉夫这样的真正的东欧(也就是大家所说的“倒退的”)国家四周画出了一条文化的界线,将它们划入中欧——唯独留下那个永远野蛮的、极权主义的俄罗斯;另一方面,它把这一地区和西欧这一自由和财富的故乡连接起来——在昆德拉的笔下,这块政治容忍力和高级文化的发源地,只有恶性疾病的厄运曾经折磨过它[]

这种架构的本土意识形态特征在外人看来是一目了然的。如果波希米亚[]和匈牙利西部可以被合理地描述为中欧的话,那么,说比亚韦斯托克[]和维尔纽斯[]位于欧洲中部,或者说贝尔格莱德[]和蒂米什瓦拉[]位于它们的东部,就一定是可笑的。认为做如此解释的“中欧”,即农奴制一直延续到18世纪末或19世纪初的地区,在文化上和社会上更接近于西欧的而不是东方的历史经验模式,这种观点是经不起严格检验的。从本质上说,使用这样一个术语,无非把房地产商的宣传单进行翻版而已——把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地方吹嘘成热门地区,借以抬高身价:哈利格被抬举成了东哈格特[]

在心灵的某个角落,身为历史学家的加顿·阿什总是明白这样一种中欧观不过是一个自编自导的神话而已。就像他指出的那样,这个地区除了形式上最粗暴的现代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之外,还给这个世界作过什么贡献呢?[]但在心灵的另一个角落,他又需要这样一个神话,并且呵护它。因为,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难道不是经过“PHC三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的民主反对派的努力,以及它们的国民渴望加入西方国家这个大家庭,它们才真的与那些“经互会”[]的邻邦们分道扬镳了么?倘若历史没有对当前的中欧概念提供任何坚实的支撑,那么未来却会如此,因为这里确实有着苏维埃帝国的阿喀琉斯之踵[]。从这个意义上说,中欧的定义是政治性的:它划定了反共产主义的最前线,而不管地方是哪里——加顿·阿什甚至敢于提出这一思想,即我们现在应该说乔治·奥威尔是一个中欧人,而且如果真是这样,他本人“就会去申请国籍”[]。他解释说,他这么说是实话实说。英国人不喜欢拐弯抹角。

因此,这样一个概念本身只是当前一种没有害处的意识形态幻想,我们本可以置之不理——而理会它,仅仅是因为它被无耻地炮制出来就是为了把“PHC三国”装进西方的外交套子。加顿·阿什在早期有关团结工会的著作里并未求助于它,而是把波兰直接定位成东欧国家[],并且在后来回到巴尔干时也拒绝承担这一概念的最明显的风险——它把这个地区的文明国家和非文明国家之间的分界线弄得模糊不清。《当代历史》拒绝了这种“文化决定论”(cultural determinism)。事实上,加顿·阿什此时写道,有人居然征召中欧这个概念来为相对主义和排外主义的政治学效劳,他对这种方式感到恐惧[]。他对欧盟没能阻止南斯拉夫的灾难给予了最强烈的抨击。汲汲于单一货币这个拙劣计划应该为此负上责任:马斯特里赫特的账房先生对萨拉热窝即将燃起的战火一无所知。

关于西方人在巴尔干的所作所为的如此裁决无疑是诚实的,但它还是缺少了一样东西,那就是自我批评。不过,如果说有哪种情况是让人背了黑锅的话,那么,加顿·阿什对布鲁塞尔[]毫不关心巴尔干人的命运的抱怨就是如此。因为,“中欧”这个迷信——他此时已开始替它辩护,认为它是“一个正当的理由”,并继续将它四处运用(他可怕地描述了乌克兰为什么不属于中欧,而斯洛伐克又一次被幸运地加了进去)——并不单单是一个变幻莫测的定义,它也有着明确的政策边线。在采用这一术语时,加顿·阿什就真真正正地从一个仰慕者变成了一个提倡者。热衷于同情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为自己心目中的政体奋斗的持不同政见者是一回事,力促在共产主义垮台之后牺牲其他东欧国家的利益来给“PCH三国”谋取特殊的待遇则是另外一回事。1990年10月,加顿·阿什呼吁给予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一种明确的、非常高的优先地位”——包括经济上进行援助和政治上欢迎加入欧盟。“如果德国、欧洲和西方的帮助能够真正无歧视地分布到这整个广袤的地区”,任何向自由资本主义的转轨都是能够稳步实现的,而且“这个地区也能够真正成为欧洲的近东”[]。由于任何事情都不能一蹴而就,因此歧视总是难免的。那些维谢格拉德[]国家拥有的西方基督教和战前的传统总是使它们很自然地就成了伙伴,因此可以通过快车道加入欧盟。实际上,加顿·阿什不久就开始坚持说,这些国家应该立刻加入。

虽然最后这个要求实在是行不通,但它为逐步提高“PCH三国”的特殊待遇起了很好的舆论宣传作用。这是一场没有多大悬念的胜仗——主要原因是它和德国的外交政策目标即在联邦共和国周边打造一个安全和投资的缓冲地带(glacis)是十分契合的。法国曾建议给这一地区所有的前共产主义国家以平等的待遇,并推动它们形成一个与欧盟有着密切关系的联盟,这一提议被毫不客气地拒绝了——尤其是捷克,那时哈维尔执政,他对与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平起平坐的提议感到愤怒。按照科尔的吩咐,“PCH”国家在欧盟当中获得了优先受偿权的承诺,并很快分到了西方援助的一杯羹。匈牙利的人均收入是马其顿共和国的4倍,得到的援助却是其12倍。中欧找到了它在经济上的逻辑依据:“凡有的,还要加给他。”[]

加顿·阿什对这类圣经般知识的袒护是前后一贯的:只有这样才可以阻止灾难降临到整个地区头上,因为民主资本主义在“PCH三国”取得成功是欧洲其他前共产主义国家和平与稳定的前提。即使到了1993年,加顿·阿什还写道:“中欧问题又一次有望成为欧洲的中心议题。”[]当这些文字交付印刷的时候,萨拉热窝已经沦陷一年了,而所谓的“中欧”对巴尔干和平的主要贡献,只不过是一项匈牙利民主党出售给克罗地亚准军事组织36000挺冲锋枪的秘密交易。

历史事实是,一味讨好“PCH三国”的战略不仅在道德上令人反感,而且就政治而言也是盲目的。它的对焦完全是散光的。在1990年初出版的《我们这些人》的结论部分,加顿·阿什义愤填膺地质问那些警告民族主义将在东欧国家死灰复燃的西方评论家:“这到底是什么意思?”他大声疾呼:“历史记载必将证明,1989年并不是和苏联西部接壤的东欧各国的民族冲突、种族冲突最尖锐的一年。截然相反,这是大团结的一年,内部如此,它们相互之间也是如此。”[]在这些句子之下,巴尔干早已从历史中被划掉了。自从被“欧洲的中心问题”放逐之后,它就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当然,事实是到了1987年春,当米洛舍维奇[]决定问鼎科索沃盆地(Kosovo Polje)的王座之后,民族冲突在南斯拉夫就已经达到白热化状态了。一年之后,塞尔维亚与斯洛文尼亚共谋粉碎了科索沃的独立野心,而不久这两大共和国又开始了内讧。1989年——也就是“种族冲突不是最尖锐”的那一年——科索沃地区阿尔巴尼亚人的大规模游行引发了与警方之间的激烈冲突:一场全面的紧急状态宣告进入,飞机和坦克被派去占领科索沃,同时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的领导人也做好了逊位的准备。这些事件不可谓不轰动、不重要。它们毫无保留地预示了南斯拉夫这样一个人口比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总和还要多的国家的解体。因为在民主主义者看来,这些国家有着比所有的“中欧”国家都严重得多的践踏人权的嫌疑,并且如“大赦国际”[]的报告所表明的那样,这样的状态已有时日。显然,一场灾难正在形成。

像加顿·阿什所希望的那样去责备西欧人签署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未能觉察到南斯拉夫的危机,这是无益的。在此很久以前,巴尔干这个火药桶就无人不晓。单一货币计划也没能拉开欧盟与东方的距离。“扩大”(Enlargement)——限定在“PCH三国”——在《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当中早已被官方认可为目标之一。此后,欧元的筹备工作由各国中央银行和财政部来负责。针对东欧的政策则由欧洲理事会(European Council)和各怀鬼胎的各国外交部官员决定,现在则由指向华沙、布拉格、布达佩斯的自动导航仪决定。让单一货币成为萨拉热窝的替死鬼,无论对于保守派的英国头脑来说有多方便,也只是出于报复心理的移情心理(displacement)——正如弗洛伊德[]所理解的——在作祟。最应该为强力推行货币同盟负上责任的西方政治家,弗朗索瓦·密特朗[],事实上是唯一一位把整个东欧地区看做一个整体的人——而这恰恰是加顿·阿什所反对的。对巴尔干的危机视而不见,不知疲倦地游说西方国家将援助和注意力集中到“中”欧,如果说这个世界上还有谁的声音应该对南斯拉夫在陷入深渊的同时连优先地位也保不住负责,那就是他了。

当然,加顿·阿什并不是孤军作战。20世纪80年代以降,在它被用来做这样的交易工具之前,“中欧”就吸引了大批苦口婆心的记者和苦苦求索的知识分子。它的吸引力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既是反共产主义运动最积极、最有意思的场所,也是最乐意宣扬自己与西方之间的亲缘关系的地带。南斯拉夫——那时还包括它的邻邦们——则缺乏这两个情感投资的要素。不管巴尔干各国的政局有多复杂、多动荡,它们都很容易被戏剧化为一场正义与邪恶的正面交锋。文化方面,它们也很少出产“埃皮纳勒的图片”[]、琴斯托霍瓦[]的黑圣母像(Black Madonna)、瓦茨拉夫广场[]、圣史蒂芬王冠[]、解放者教皇、哲学家总统[]、诺贝尔电工——所有这些均可资媒体在西方热炒。卡达莱[]也许是一位比哈维尔更出色的作家,可是除了少数法国读者,谁又会在意他呢?没有一座黑山人[]的庄园等待英国贵族们去收复,但在波希米亚,加顿·阿什却可以带我们去参观戴安娜·菲普斯[]收复她祖先的领地。这块领地有7000多英亩,走兽密布、林木森森,还有高大巍峨的城堡(“用罕见的审美品位和想象力去修复它”)。它让我们觉得“这不仅让人难以置信,而且是那么的感人”[]

在外交活动的文献中,提倡者有着可敬的记录。在这方面,与西顿-沃森相比加顿·阿什还算令人信服。这里有一个总的法则。到受到青睐的别人那里去寻找和自己相像的东西,这种态度最为真诚的时候,提倡的效果就会最好。用这样的眼光来看待殖民历史,历史就会多彩多样:印度的“好战一族”(Martial Races)和次大陆的高地人没什么两样。“中欧”这个说法是盲目的,部分是因为它太自以为是了:就像奥威尔的镜子里的老大哥[]

这样一来,波兰被免除了一半外债,而同一批西方债权人却把南斯拉夫榨干了,迫使该国接二连三地出台了极为严厉的稳定计划,仍无法阻止失业率的飙升、联邦政府的分崩离析。南斯拉夫解体的直接背景是经济崩溃。“中欧”这个神话不仅是这场危机扩散的导火索,还是这场危机的烈性催化剂。正如苏珊·伍德沃德[]的《巴尔干的悲剧》(Balkan Tragedy)这部关于南斯拉夫解体的权威学术著作所说:“早在1989年,西方政府就开始宣布,中欧国家比东南欧国家在使其经济和政治从社会主义转变为资本主义方面已做了更好的准备。但这种历史文化标准,即大体上属于欧洲中部的、由罗马天主教和哈布斯堡王朝传统所设定的标准,直接劈开了南斯拉夫的心脏。它留下了一个没有切干净的大口子,即哈布斯堡王朝和奥斯曼帝国的混居人口的军事分界线不清楚;它还助长了早已由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民族主义者所提出的分裂主张。这些知识分子开始谈论南斯拉夫存在的‘两个世界’,而两帮人都提前宣布,自己已做了比对方更好的以中欧身份成为欧洲一员的准备。”[]毫无疑问,在东方为国内和平所预设的这种条件,最终只能是对种族战争的一种煽动。

《当代历史》没有只言片语承认过这种致命的联系,却把“中欧”这一迷信到处使用(所谓“正当的理由”)和滥用(所谓“恐怖的排外主义”)就好像这种联系和“中欧”之间无关似的。然而,对克罗地亚土地重划(Flur-und-Feldbereinigung)和西方对此漠不关心的谴责,以及对南斯拉夫种族暴力和仇恨的受害者的同情,依然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关于这一地区的最有力的评论中可以见到。面对这类正直的行为,为什么还要重提那些扰人的往事?对此有两个答案,一个是学术上的,另一个是政治上的。它们把我们带回到该文集汇编成书所走过的道路。

在当前大肆炒作之风盛行的情况下,该书的标题取自于《纽约书评》上一段对加顿·阿什早期作品的过分恭维的赞语。在这段话中,乔治·凯南[]把加顿·阿什和托克维尔[]相提并论,称他为“当代的历史学家”。这个绰号现在被作者不知廉耻地拿来定位他的新作——而这部新作又有助于在封底、在作者英姿焕发的照片之下,显摆出凯南的嘉奖稿(laudatio)全文。在这幅照片中,作者靠在一堵斑驳不堪的墙上,忧郁地凝视着远方,那衣着神态像极了南极洲的斯科特[]。有人也许会以为这只是企鹅出版社(Penguin)推销部门的梦幻手法,而不是加顿·阿什本人的,因为他至今在朋友眼中还算表现得谦虚,也不喜欢这一套搔首弄姿。可叹瓦茨拉夫·哈维尔用过的“恐怖的帝王凝视”(gruesome imperial stare),如今夫复何言?[]

然而,假如是这样的话,那些包装者又把他推向了不只是情趣失当的境地。因为他在该书的导言中曾把书的标题含义圈定为一系列有关当代历史的主张。所以加顿·阿什说,如今,大事件当中的活动家不再像往日那样把他们的思想和行动诉诸文字,而是借助交谈、电话,或者发布电子告示。文件的重要性日益降低。再者,政治家及其他人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渴望“实时”发表自己对事件的看法,通过电视访谈或演讲直播出去。结果就是,“事过不久你知道的东西多了,事过很久你知道的东西却少了”[]。这给一种全新的历史学带来了机遇——它能够通过直接描述“当时的真实面貌”,即像加顿·阿什所说,通过熟悉情况的目击者的转述,来摆脱关起门来研究死档案的旧式学术所抱的苦思冥想的幻觉。在这里,电视——不仅许多学者,而且普通观众也将被带回到现场去了解——成了捕捉世界真相的极有用的助手:“它把你带往其他任何媒体也带不了那么近的事实真相之处。”不过,最好还是作者本人在现场,就像加顿·阿什经常所做的那样:“什么也比不了身临其境。”[]

这个发现是如此的天真,它让我们不禁想起了彼得·塞勒斯(Peter Sellers)进入白宫这件怪事。身临其境可以带来接近事实的独特好处,电视采访是一种更高级的真理传播方式,这样的想法只属于报刊亭里那些琳琅满目的杂志的世界,不属于牛津大学[]。用这样的方法把哪怕是最好的新闻工作捧到天上去,也只会让它名誉扫地。《当代历史》与确确实实只是一种原始版本的真实的当代历史之间的距离如何,看一看伍德沃德的《巴尔干的悲剧》就知道了。不管是叙事的范围,还是细节和资料的翔实水平,两者都有天壤之别。两者的差别可以这么说,一个抱着强烈的事业心,坚持不懈地挖掘事情的来龙去脉,不管面临多少阻力,都要对从久远的起因到最终的结果这一复杂的全过程深究下去;另一个实际上提供的是一些历史的片段和插曲,却对深入理解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抱不负责任的态度。研究这些问题,只是为了博得旁观者的一声赞叹而已。《万花筒》一书[]也没有时间告诉我们秘密警察在11月17日那场引爆天鹅绒革命[]的学潮中扮演了何种角色:历史学家们尚对此莫衷一是。《以欧洲的名义》一书作者加顿·阿什深知这一点。作为一名历史学家,他真正所做的就是紧扣该书的题目[]

这种做法秉持的信念也和记者生涯搭不上任何关系。就加顿·阿什的情况来说,这些直观上的幻觉也来自别处。作为一名作家,他最有名的是和东欧最出名的持不同政见者来往密切。在这些朋友中间他见证了一些历史性事件。即使他们成为统治者后,加顿·阿什也会毫不犹豫地批评他们或是和他们争论,只要他认为有这个必要。这不仅仅是一个性格问题,而且是一个信仰问题。在他和哈维尔那场轰动一时的争论中,加顿·阿什坚持要严格区分知识分子和政治家所起的不同作用。在哈维尔言论中被认定为持不同政见者的知识分子,其使命是“生活在真理之中”(live in truth)。而加顿·阿什不久就成为其中一员的专业政治家,其使命则是“工作在半真理之中”(work in half-truth)——它在一个基于“有限的阳奉阴违”(limited adversarial mendacity)的竞争性政党体系当中有望达到最佳状态[]。它们两个都是光荣的事业。但要身兼两者,即既要权力又要真理,则会两头落空。在一个自由的国家,把独立知识分子和职业政治家之间的工作区分开是十分重要的。哈维尔——他的朋友非常礼貌地说——成为总统之后,就面临着不再是一名严肃的知识分子的危险。

哈维尔当然不接受这种非此即彼的说法,这不仅是因为它本身太绝对,而且是因为它等于否认了纯粹的目的对政府的实践多多少少有一定的影响。为什么知识分子不可以去提升公共事务的水平呢?在支持过哈维尔的尼尔·阿舍森看来,这恰好是盖莱梅克、巴塞罗维茨——波兰军事统一和休克疗法的设计师——在东欧树立的良好形象。而加顿·阿什却会毫不迟疑地回答说,作为大臣,他们就不再和以往一样是个思想家了。在这场奇怪的争论中,有两个迹象尤其引人注目。加顿·阿什对知识分子的定义源自哈维尔所杜撰、刚一出世就用得很普遍的一个短语:“生活在真理之中”,而该短语一开始指的是极权统治下的独善其身。这个短语多少有点卖弄文采的嫌疑,因为真理不是一个固定的住所,而是生活中的一个目标,是变动不居的、容易错过的。但是,如果说秘密文件有它自身的一套用语的话,那阳光下的论断就有必要用词更准确了。加顿·阿什把这个短语转化为知识分子的代码,依靠的却是偷梁换柱。知识分子的生活是另一种样子:它的生存领域就是思想。

价值——伦理的、认识论的、审美的——在这个领域的角逐当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但它们并没有囊括一切。评判一名知识分子,依据的不是他的道德,而是他的思想水平,这种水平很少能够被还原为真理和谬误的简单裁定,除非平庸是靠正确不正确来定性的。作为思想的载体或源头,知识分子从一开始变身为现代类型以来,即从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的时代起,就很自然地参加到了政治当中——有时是反对的角色,有时则是掌权的角色。哈维尔为证实自己的看法曾颇为有理地举过戴高乐[]的例子,其实他还可以用杰斐逊做例子。事实上,作为生活在道德自主之中、没有受到政治权力哄骗的知识分子的典型的加顿·阿什,也演绎过同样的故事,只是故事没那么光彩罢了。“我们有哈维尔,我们有雷蒙·阿隆[]。”[]可惜他们中一位根据一份被怀疑全部是熟人的秘密名单来封官许愿,另一位则在《费加罗报》(Le Figaro)上闭口不谈阿尔及利亚战争,为的是怕得罪其主人。要知识分子出政治污泥而不染,哪怕是像这两位显赫人物,也是不可能的。

尽管加顿·阿什为知识分子开的处方招来了非议,但他的另一副面孔才是他的二分法更侧重的,而它实际上逃过了人们的议论。不能期望政治家说出原原本本的真理,谎言是其职业装备的一部分,是在任何一个代议制民主国家里建功立业的功能性必需品。在所有这些国家,政党之间的竞争尤其需要鼓噪宣传的本领,而不是追求思想或者反省自身。换句话来说,如果将知识分子的标准设置到不恰当的高度——非世俗的高度,那么对政治家的期待就会显得过低——过分世俗化,就像平庸和欺骗在西方人的生意场上或多或少是天性。不过,这并不是加顿·阿什眼里的样子。相反,他也不时地抨击西方领导人在东欧的集体失误,一边又对他书里刻画的绝大多数单个的政治家显得毕恭毕敬。

在这里,直观上的幻觉似乎源于太过接近权力——上级官员定期的指示、半外交式秘密会议上的讨论、和“高层人士”(Top People)的亲密交谈,诸如此类。加顿·阿什提到“高层人士”时的那种语气,真可以说是毕恭毕敬,其媚态在不落俗套、敢于直言的伯鲁马那里简直难以想象。尽管加顿·阿什发现自己在南斯拉夫渴望有撒切尔夫人这样的铁腕人物,但得到他赞不绝口的却是德国的总理。“赫尔穆特·科尔是欧洲最令人钦佩的政治家(politician)——和政治人物(statesman)。他一旦为自己定下长期的宏伟目标,就绝不动摇。”他写道:“随着20世纪接近尾声,我们可以放心地说赫尔穆特·科尔是这个世纪欧洲最后一位伟大的政治人物。看着他步出政坛,我想起了我们之间几年前的一次难忘的交流……下面这句令人惊叹的妙语生动地概括了科尔的一些伟大之处:他对权力天生敏感,他富有历史眼光,他的战略思维直接而大胆。”[] 唉!要不是格哈德·施罗德[]有同样的才干,他的英国和美国对手可能就会在更高级的价值观上感到欣慰。“有一些十分了解他的人告诉我,不像克林顿(Clinton)和布莱尔,他没有任何宗教倾向。因此,他有点像是没有原则时的克林顿。”[]

然而,最好的还是教皇本人。“既是哲学家、诗人、作家,又是牧师,”加顿·阿什宣称,“约翰·保罗二世[]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世界领袖。”他在宴会上目睹了教皇的现世风采:“有一次在一个波兰朋友圈里,我和他共进午餐。大家说的是波兰语。我对他的全球阅历、信仰和使命感佩服得五体投地。”他无疑属于历史性的巨人,是高居所有人之上的教皇:“我曾有幸和许多完全配得上‘伟人’这一称号的人物聊过——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赫尔穆特·科尔、瓦茨拉夫·哈维尔、列赫·瓦文萨、玛格丽特·撒切尔,但他(她)们中没有一个人比得上卡罗尔·沃伊蒂瓦,在他身上完美地融合了高度专注的力量、知识分子的一贯性、人性的温暖与淳朴的善意。”[]有太多的餐会无法制造出加顿·阿什所推介的这类知识分子了。

但对于加顿·阿什来说,最主要的威胁并不全在于权力的引诱,尽管他的语气有时难免让人误解,以为他对权力的渴望溢于言表。面对面地交流,和世界诸多政要“打交道”,这种说法搞不好就会把历史装进唬人的谈资里去。他在总结自己对约翰·保罗二世的敬意时声称,教皇是共产主义垮台的发动者,从柏林到海参崴都是如此——戈尔巴乔夫本人却被鄙视为沃伊蒂瓦所发动的力量的副产品,当教皇陛下一回到波兰,就奇迹般唤起他的臣民聚集到了团结工会的麾下。“这里的因果链条,”加顿·阿什惊呼,“就是源于波兰籍教皇1978年的当选,终于共产主义及其造成的冷战在1989年的结束。”[]这种话听起来就像是把斯大林那个著名的问题——教皇有多少个师[]——令人啼笑皆非地搬过来了。改革[]被降格为一场余兴表演,虔诚的人们现在会问:“克里姆林宫有过多少乌合之众?”

然而,这样一来,我们就找到了“中欧”这个重施的故伎为什么能够继续绑架加顿·阿什对时代的理解。这个概念被打造成了一座把波兰、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从俄罗斯分裂出来的隔离墙。当共产主义倒下,故事的虚构者必然要把功劳归结为他们的反对,是自下而上地推翻了旧的秩序的。事实上,历史性的重大变革源于霸权本身。在1968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之后,东德的持不同政见者鲁道夫·巴霍[]在其《另一条道路》(The Alternative)一书中写道,莫斯科出现一位杜布切克[]之日,就是苏联政治官僚体系寿终正寝之时——他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他的预言是准确的。只要红军虎视眈眈,东欧就不可能有根本的改变。一旦俄罗斯自身开始了根本的改变,一切就都有可能了。事实上,巴霍的预见力比他的观察力还要好。戈尔巴乔夫的形象和命运最终和杜布切克一样了:被那些他还当做朋友的人弄得迷迷糊糊、和善天真,最终轻松受骗,下台了事——这种朋友如今在东方和西方一样多。

俄罗斯在《当代历史》的一切版面和所有论述中都找不到身影,就像在加顿·阿什关于1989年的剧本中一样。然而,假如说该国给他的想象力戴上了紧箍的话,那无疑同样是因为教皇的显赫影响在该国也存在。加顿·阿什处心积虑地要把他的欧洲主题谱成气势磅礴的乐章,但是在谱曲时,却总也脱不了波洛涅兹舞[]的旋律基调。在中欧,有一个他最钟爱的国家——因为其传统,因为其最热衷于反对俄罗斯人——且一直左右着他的视野。当然,并不是只有他一个人会这样。出于不同的原因,波兰近年来已经在西方资本的微积分当中占据了一个特殊的位置。在美国,曾经让罗斯福[]在雅尔塔(Yalta)苦恼不已的波兰人的选票,也曾成为里根的强有力的支持,且至今仍是一股不可小视的国内势力。在德国,对俄罗斯采取政治和军事缓和政策的想法也把外交优先地位给了与华沙的关系。感情和文化上的记忆把波兰和法国连在了一起。由于波兰在“PCH三国”中拥有最多的人口、最重要的战略方位,更不用说它在动摇共产主义统治方面的老资格了,因此,它必定成为冷战以来西方“东进”(Drang nach Osten)的重中之重。

加顿·阿什一边不停地叹惜欧盟未能伸开热情的双手欢迎维谢格拉德国家,一边又对北约(NATO)成功吸收它们顾虑重重。他对英国在这一过程中没有带头表达了遗憾,他本来希望英国能这样做的,但如此一来实质上又让他陷入了一种消极被动、无人理睬的境地:“北约的主张胜利了。”[]实际的含义他并没有明说。今天,西方的发号施令系统已经驻扎在白俄罗斯的边境。戈尔巴乔夫所收到的、据说只要他撕毁华沙条约(Warsaw Pact)北约就不会东扩的秘密保证(但一般来说绝不会想到用白纸黑字来做保证),如今也已吹散在风里。在消化掉中欧3个月之后,北约——此时也还是“防御性的”——就展开了在巴尔干的全面军事攻势。

喜滋滋地被一场来自极遥远距离的、为了保护塞尔维亚的平民生命而进行的空袭[]打乱了阵脚之后,加顿·阿什却对这次行动背后的战略目的只字不提。在书的结尾部分,他再一次重申了对欧洲“自由秩序”的关心——即这样一个自由贸易区,它将避开一种共同货币,拒绝任何联邦式的统一,但会接纳那些曾经属于共产主义者的领土,只要它们接受自己在其中的合适辈分。抛开任何想在世界舞台上唱独角戏的念头之后,这个欧洲秩序将会拥有“一张力量投射的身份证,包括在那些攸关我们利益的毗邻地区如南非和中东协同使用军事力量”[]。这可能是任何一位温和的欧盟怀疑论者[]的观点,也是任何一位开明的英国保守党人的观点。作为一本针对欧洲大陆的宣传手册,该书的用意真可谓绵里藏针。

正如在他写到东欧时,一张厚厚的黑布盖住了俄罗斯,在他回到西欧(欧共体和欧盟都源于这里)时,一张更精致的纱布也盖住了美国。书里很少提到有关华盛顿的任何实质性的内容,即使提到也是闪烁其词。加顿·阿什至多只是谨慎地提到过,即使在一种“设计成非霸权的自由秩序”中,“温和的对外霸权”也可能是必要的[]。由这种立场——略为换一下说法就是:被想象成一种特殊同胞关系的、英国对美国的改不了的奴性——看来,欧洲唱独角戏甚至挑战美国的观念为什么会十恶不赦,而与此同时本地的“力量投射”,即英国力量在其中可以继续扮演美国意志的最忠心的杜宾犬(dobermans)角色的“投射”,为什么依旧缺少不得,其原因就很清楚了。但这至多只是一个反向的推理。事实上,美国对欧洲的支配权的整个结构,甚至连这些句子所描绘的都不止。

然而,正如欧共体的创始人清楚地知道的,欧洲大陆若要实现统一,就不得不以美国成为一个全球强国为代价——不管华盛顿帮助启动一体化进程的心肠是如何好。与成堆成堆的阿谀奉承话相反的是,这一点时至今日依然是欧洲建设的不言而喻的真理。旧大陆[]的共有认同只能在与新大陆的张力下才能成为现实,而后者已做了前者50年的主人。美国人的支配地位不仅是实践上的,而且是制度上的。用黑格尔的方式恰当地说,它还是理论上的。要理解当代欧洲,先要理解美国——它仍然是有关欧洲共同体的数量最多、触觉往往最敏锐的学术文献的制造者,是共同体的军事和外交领域的指挥者——在这些领域,我们短期内是难以扭转乾坤的。借用阿多诺[]和霍克海默[]的一句名言就是:不愿议论美国的人应当在欧洲问题上闭嘴。

因此,如果我们想找出北约为什么这么快就抢了欧盟向东推进的风头的原因,就应该先看看在华盛顿和波士顿发生的那些争论。苏联解体后,有两个思想派别就西方对后共产主义俄罗斯的政策展开了交锋。第一个阵营汇集了该国一批最保守也最“自由”的智囊。这些人争辩说,所有的优先事项都应该用来扶持叶利钦[]的新俄罗斯,以免它像魏玛共和国那样陷入社会动荡和民族主义甚嚣尘上的危险局面。为此,应给它提供大量的物资援助,并避免对它进行不必要的羞辱。北约扩张到俄罗斯家门口是一种不明智的挑衅,它不仅不能切实加强联盟,而且会将莫斯科推进一种民怨沸腾、孤立无援的境地。这种立场在大学的俄罗斯学者那里很普遍,在媒体当中也有着高调的声音:理查德·皮普斯(Richard Pipes)和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不能说不是其代表。

围攻上述观点的是另一个阵营。这个阵营的人认为,俄罗斯依然是一个危险的潜在敌人,一个半野蛮的、不会真心改过的帝国主义强国,所以应该在东欧的进展还算顺利时马上对它采取围困战术。由这种观点看来,北约的快速扩张是一个优先事项,它可以阻止俄罗斯产生重拾强国地位的非分之想,让风光已不再的认识深入俄联邦的每个角落。与其纵容莫斯科对国际地位的斤斤计较及其民族主义的怀旧情绪,西方倒不如在前沙皇的土地上建立起一套稳固的防御工事——使这个独立国家牢固地融入西方联盟,并随时监视其野心的复苏。这个遏制体系的枢纽必定是波兰。但是,在适当的时候,它应该向北延伸到波罗的海各国,向东延伸到乌克兰。亨利·基辛格是最赞成这种观点的人。

不过,这种观点的最主要的提倡者是另一位波兰籍美国人,即卡特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他言辞犀利、观点明确,因而最终赢得了胜利。老布什曾发誓要阻止的北约东扩,现在获得了克林顿政府的支持,而积极推动这一计划的,则是布热津斯基以前在国家安全委员会(NSC)的忘年之交、现在已提升为国务卿的马德琳·奥尔布赖特[]——这确实很合适,因为她有着捷克的出身。为了理解北约向白俄罗斯和鲁塞尼亚[]推进背后的政治企图,我们只需要看看布热津斯基最近的宣言书《大棋局》(The Grand Chessboard)即可。该书用一种十分坦率的态度替美国为欧洲所设计的长期路线铺设了基石。用一种自信满满、前后一贯的语气,它说出了加顿·阿什宁愿不说或者不太敢说的话。这并不是说,我们就可以简单地认为布热津斯基整个道出了加顿·阿什所暗示过的天机。但总体而言,他还算是勾勒出了《当代历史》所描述过的、现实世界场景的外部轮廓。

布热津斯基一开始就指出,当今“美国在全球力量的四个决定性领域都居于超级地位”[]。从军事上说,美国没有对手;从经济上说,美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从技术上说,美国引导着各个领域的创新;从文化上说,美国对年轻人的吸引力是遍及全球的。结果形成了美国史无前例的全球霸权。但是,如果说它的手伸得很宽,那在某些方面却插得不深,因为它拓展出的空间虽然比以往任何帝国都要广,但和这些帝国不同,它并不依赖于对领土的直接控制。思考和警惕对于保存美国的实力是必要的。《大棋局》列出了继续维持美国霸主地位50年所需的条件。

在这里,有一个战场将是决定性的。“对于美国来说,主要的地缘政治目标是欧亚大陆。”欧亚地区有占世界3/4的人口和资源,美国是历史上第一个“非欧亚的超级大国”[]。这是一个大棋局,从大西洋到印度洋再到太平洋的所有地区,美国必须要赢。尽管布热津斯基对远东、中东和中亚有很多话要说,但他的考察还是毫不犹豫地从西方开始了。“在欧亚大陆,欧洲是美国绝对必要的地缘政治桥头堡。美国在欧洲的地缘政治利益不胜枚举。不像美国和日本的联系,大西洋联盟牢固地确立了美国的军事强权和在欧亚大陆的直接政治影响力。”[]从欧洲本身来看,它在欧亚大陆的西半部有一个共同市场,但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政治联合体,经济已呈现出衰退的迹象。

在这些并非十全十美的条件下,“这样一个真正属于欧洲人的‘欧洲’是不存在的”。布热津斯基得出的结论毫不含糊。“残酷的事实是,西欧,以及越来越如此的中欧,很大程度上仍然是美国的庇护领地,背后跟着一帮加盟的国家,它们使人想起了古代的诸侯国和附庸国。”[]尽管如此,美国还是应该鼓励欧洲的一体化,并和欧洲的主要国家进行建设性的合作,共同引导这一进程沿着互利互惠的方向前进。这些主要国家——这儿加顿·阿什可能会皱皱眉头——并不包括英国。“大不列颠不是一个地缘政治角色”,它对欧洲的未来缺乏大胆的构想,沉迷于特殊关系的幻觉,已经与大陆没有什么关系。“它是美国的重要支持者,一个非常忠诚的盟友,一个重要的军事基地,一个在极端重要的情报活动中的亲密合作者。与它的友谊需要培育,但对它的政策则不需要太过关心。”[]

相反,法国和德国——欧洲共同体历史上的轴心,它们每一个都有一份野心勃勃的欧洲议程,一个源自帝国的过去,另一个源自统一后的现在,而各自的目标如今也有可能越来越分化了。在法国对美国的霸主地位表现冷淡的情况下,美国应该在短时期内支持德国在欧盟中的领导权,一道致力于北约扩张这个共同目标。但是从长远看来,一旦理想的安全框架建立起来,美国应该主动对法国人的感情作出让步,因为法国迟早会成为一个有用的伙伴,可以帮助波兰抗衡德国。这样一来,这三个国家就将构成未来的统一欧盟的支柱[]。同时,美国应该私底下劝劝德国,不要对俄罗斯作出任何不明智的承诺,要哄骗它同意北约扩张到里加[]和基辅[]。到2010年,就会出现一张展示法国、德国、波兰、乌克兰的联合力量的地图。至于俄罗斯,它的民主资格是否能审核通过,将视其是否接受这样的欧洲安排,是否彻底放下了它在高加索和中亚的所剩不多的架子而定。也许,布热津斯基还猜想过别的地区,我们应该把他的猜想分成许多个更容易掌握的段落,分而述之。

在上面这段内容介绍中,不难看出某些幻想色彩。布热津斯基本人也表达过对乌克兰未来的忧虑:如果美国不能将乌克兰与西方牢牢拴在一起的话,乌克兰很容易就会被俄罗斯重新吸引过去。但最令人惊奇的还不止于此。欧洲的官方言论,而且很大程度上也包括美国的官方言论——不只是傲慢的七国集团(G7)联合声明,而且包括无数保守派(bien-pensant)专栏作家所写的道貌岸然的社论——仍然在不断地强调严肃看待俄罗斯爱国主义的必要性、助长反西方气焰的危险性、核武库失控所固有的风险性、安抚该国幼稚民主的紧迫性。还有什么老歌大联唱比《大棋局》的策略更加不和谐?

不过,《大棋局》的估计当前的确比较符合实际。事实胜于雄辩。美国——以及紧跟在后的西欧——已经将北约扩张到了前苏联的边界,而莫斯科连一点真正的反抗动作都没有。新北约由此发动了“战后”欧洲的第一场战争,打击最后一个据说和俄罗斯关系密切的国家。这场战争不仅没有遭到莫斯科的任何严词反对(其看似可怕的警告充满了对西方压力的臣服),而且最终还获得了它的自愿合作——俄罗斯外交官和士兵们拿出了必要的遮羞布,米洛舍维奇本来可以用它更体面地投降的。随便向车臣伸手,如此做的回报却很小。在虚情假意的关怀这片乌云下,俄罗斯得出的置之不理的判断却是晴朗无云的。从总统家庭到差不多是最低级的杜马官员,俄罗斯的精英们都是如此腐败和懒惰,他们事实上——不管你怎样咆哮——可以拿走西方任何东西,但拿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却还是一个没有关上的水龙头。

这种状况还会持续多久当然是另一回事。这里似乎没有先例。从目前来看,这就是欧洲大陆的现实,像“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Organization for the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of Europe)这类可笑的实体在这里不过是幻象而已。在《当代历史》的结尾,加顿·阿什表达了他对当前局势的失望——这倒有点像西顿-沃森,后者在《凡尔赛合约》之后觉得自己的事业赢得了战争,但失去了和平。“不管它的名字是什么,”加顿·阿什写道,“这不是我心目中的秩序。”[]久穿的冷战外衣被从长期不再合身的人道主义冲动身上撕扯下来之后,他选择了抱怨布鲁塞尔。但是他把地址搞错了:问题不在查理曼大楼[],而在利奥波德大街[]。加顿·阿什的结语敦促英国人“用平常心去看欧洲,而且要从整体上看”[]。可惜,这个整体比他所认识的要大得多,且看它我们要有另一张旅游卡才行。

(写于1999年)

附记

随着加顿·阿什最近的新书《自由世界》(Free World)的出版,他的视野进一步扩大了。要是有人对美国在欧洲的角色问题遮遮掩掩、不愿碰触,他就无法对这部以“西方危机为何给我们这个时代彰显了机遇”为副标题的作品说三道四。封面是最直接不过的了。在封面上,两片图案行将对接在一起。一边是美国伸出的友谊之手,另一边是欧盟伸出的迎接之手。下面是英国国旗,把两边撑起来。当两片图案完全切合在一起时,“我们时代的机遇”就会被抓住了。“西方危机”是一条不幸的缝隙,它至今还把两边分开着。《自由世界》将向我们展示怎样把两边融合成一个整体。

试读已结束,剩余80%未读

¥4.87 查看全文 >

VIP免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