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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规范事实:尤尔根·哈贝马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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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
袁银传 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重点学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学科博士点负责人和学术带头人,全国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会副秘书长,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教学大纲编写课题组主要成员。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政治哲学和农民意识等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曹荣湘 中央编译局办公厅副主任、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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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规范事实:尤尔根·哈贝马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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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规范事实:尤尔根·哈贝马斯

尤尔根·哈贝马斯作品中得到最广泛阅读的大概是他的第一本著作:1962年他30岁出头时出版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这本书的持久国际影响源于它将历史学、社会学、哲学的论证结合起来,以一种强有力的叙述方式来讨论政治现实问题。与战前法兰克福学派(Frankfurt School)的任何著作相比较,《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都算是以突出的跨学科形式,更为忠实地保持了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由霍克海默提出的批判理论的原初意图。但是,就主题而言,这本书是对阿多诺和霍克海默早在20年代就无情批判过的启蒙思想作出大幅度的修正过的阐述。《启蒙辩证法》(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讲述的故事是一个理性从源头上冻结神话的故事:要控制自然就需要控制他人和自己,这一点在文明开端时就已在荷马(Homer)的奥德修斯[]形象中有所表现。奥德修斯把自己绑在桅杆上,而他的桨手们在他的下方划桨,他们都塞上了耳朵,为的是挡住女海妖的声音。培根、康德与萨德[]在理性工具化方面取得了如此多的进步,却只能以反闪族主义(anti-Semitism)的现代野蛮主义和先进资本主义文化工业的逻辑倒退而告终——这并不是否定康德提出的作为人性自律成熟的启蒙概念,而是启蒙概念的痛苦实现。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在方法与论点方面是相互矛盾的。这本书不是通过戏剧式的——或者说戏剧式武断的——散漫的设计展开的,而是在可掌握的经验材料的基础上,通过审慎的历史重构来完成。它将启蒙运动的起源回溯到特定的时期和地域,即17世纪后期和18世纪的西欧,而不是封存在古老爱琴海的迷雾之中。更确切地说,它果断地将探讨的焦点从工具理性转向了哈贝马斯后来所称的沟通理性:不是对自然的征服,而是人们之间的共识,而这种共识是在一个新兴的公共领域中通过理性—批评式的观点交换来达成,并且独立于绝对主义的权力。哈贝马斯通过连续性的制度回路——婚姻家庭、文字世界、咖啡屋和沙龙、周刊和小说、流动的图书馆和报纸,以及导向资产阶级宪政国家顶峰的民法典,来追溯公共领域的崛起。作为那个时期一场令人印象深刻的理性胜利,哈贝马斯给这一整个过程提供了热情而生动的现象学描述。

然而,这种启蒙的公共领域一旦形成,便开始暴露出内在的张力。黑格尔指出:公民社会内部的排他主义的对抗性,只能在国家的普遍性中得到解决。马克思则表明:国家绝对不是普遍的,因为它反映的是一个阶级分化的社会——只有民主才能使它如此。穆勒和托克维尔认为,民主可能会诱发群众顺从,从而使舆论本身变成一种暴政。到了20世纪中叶,这些19世纪的张力和不祥预感已经变成了幽灵般的现实。启蒙时期创建的公共领域现在已经面目全非。

随着经济日益得到管制并且有组织的压力集团侵入行政机关,曾经一度分离的国家与社会现在开始相互渗透。公司使得私人机构与公共机构之间的边界变得模糊起来。在社会化过程中,家庭正在失去它的作用。由于出版、印刷、广播等传播手段的大众化趋于摧毁真正独立的公众,文化不再是某种批判理性的领域,而只是变成了一种意识形态的消费。政治决策已远离议会,不再反映公正无私的辩论中达成的理性共识的结果,而是反映不同博弈势力的特殊利益之间的妥协。政治集会中的代表已经成为政党机器的被动工具,选举日益堕落为博取喝彩。这条道路的终点将完全偏离公共领域整个经济的、社会的、家庭的、文化的、政治的启蒙复合体,并彻底堕落为庸俗的、当代意义上的“宣传”或“公共关系”。

这种发展趋势似乎是沿着沟通理性毁灭的道路前进的。而荒谬的是,这条道路的终点离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工具理性辩证法最暗淡的结局并不遥远:通过另外的道路来启蒙的幻想破灭了。但是,哈贝马斯并不认为一切都已失去。如果19世纪的自由宪政国家演变成社会福利国家,在这种社会福利国家中,通过政党、媒体、行政机构持续的宣传来确保公民的有效参与,这些机构被置于民主控制之下,从而使社会权威和政治权威的必要实施得以合法化,那么公共领域还是可能保存下来的。但是,当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仍然可以从公共领域的衰落中获取利益时,围绕上述目标形成理性共识这种想法难道不是乌托邦吗?哈贝马斯承认,自由宪政国家本身的出现并不纯粹是依靠更好的论点所具有的力量,赢得所有听众去相信公共理性而实现的。某种分歧也是必要的:“立法权威在同旧势力的激烈斗争中明显占了上风,以至于它本身不可避免具有一种‘强制力’的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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