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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武器与权利:可调整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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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
袁银传 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重点学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学科博士点负责人和学术带头人,全国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会副秘书长,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教学大纲编写课题组主要成员。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政治哲学和农民意识等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曹荣湘 中央编译局办公厅副主任、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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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武器与权利:可调整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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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武器与权利:可调整的中心

在20世纪的最后十年,当代最杰出的三位政治哲学家将他们的注意力转向了国际舞台。90年代初,他们每一位都出版了可以被视为他们思考西方自由民主国家内部生活的最终结果的著作:尤尔根·哈贝马斯的《在事实与规范之间》,约翰·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诺贝尔托·博比奥的《左翼和右翼》。随后,他们将注意力集中到了国家之间的外部关系上:哈贝马斯发表了《康德的永久和平思想:200年的历史变迁》(Kant’s Idea of Perpetual Peace:At Two Hundred Years’Historical Remove,1995)和《后民族国家体系与民主的未来》(The Post-National Constellation and the Future of Democracy,1998)两篇文章,罗尔斯出版了《万民法》(The Law of Peoples,1999)[]。博比奥思考国际关系问题则更早,并在《民主和国际体系》(Democracy and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1989)一文中预见到了他们的许多关切。在这些年里,他经常不失时机地涉足这一问题,每一个问题都引起了知识界的巨大争论。罗尔斯和哈贝马斯以前常常被人批评缺乏对全球问题的关注,因而他们注意力的明显改变相比之下更加引人注目。伴随三位思想家一系列新的关注的、展开了世界历史画卷的背景,乃是冷战结束带来的不是国家之间关系的和平,而是自60年代以来见所未见的日益频繁的军事行动:海湾、巴尔干、兴都库什山脉、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每一位哲学家都试图提出合乎时代要求的建议。

在他们三位当中,为合意的国际秩序提供了最为系统的轮廓的是罗尔斯。《万民法》扩展了《正义论》的模型设计,使之从民族国家延伸到全球。国际正义如何实现呢?罗尔斯认为,我们应该为地球上的各个民族设想一种“原初状态”,就像在民族国家内为每个人设想这种状态一样。在这种状态中,这些集体行动者在掩盖了他们自身在民族社会中的人数、资源或力量的无知之幕背后,选择正义的理想条件。他认为,结果将是形成一部《万民法》,它与公民之间在现代宪政国家中达成的契约相类似。然而,后者是专门为自由民主国家设计的,而前者的范围则越出了自由民主国家,扩展到了这样一些社会,这些社会不能称为自由的却是有秩序的和体面的,如果说也更有等级性的话。应该用以治理民主和体面民族的大部分的全球正义原则,大体上是同现行的国际法规则和《联合国宪章》相匹配的。但这需要两个关键的推论。

其一是,《万民法》——从原初状态中如此推导出来——允许军事干预以保护既不体面也不自由的国家中的人权,这些国家的所作所为已将追求体面和自由认定为民族社会内部的非法活动。也可以依据这些国家的国内政策对它们发动攻击,哪怕它们并没有威胁到民主国家的和睦,也没有违背《联合国宪章》条款。其二是,《万民法》并不包含在国家之间进行经济再分配的义务,但这是民主国家内部公正所要求的。罗尔斯解释说,差别原则并不适用于民族之间,因为它们之间的财富差距并不是因资源的不平等而造成,主要是由于文化的不同。每个社会本质上应该对自己的经济命运负责。较富裕的民族有责任援助那些由于其文化拖累而历史负担更重的民族,但这种援助并不延伸到帮助它们实现体面的等级秩序所需要的丰裕。符合这些规则的合法天堂,本就有充分机会把已经主导这个世界上的民主国家之间的关系的一个多世纪的和平,扩展到地球上的每一个角落。受自由社会内部长期休兵罢战的经历所鼓舞,《万民法》设计了一个“现实主义的乌托邦”。

罗尔斯在《万民法》开头解释说,他的著作的根本意图是提供康德1795年写的《永久和平论:一部哲学规划》(For a Perpetual Peace:A Philosophical Sketch)的当代版本。哈贝马斯从相同的灵感出发,试图更明确地使康德现代化。他考察了康德方案的身后命运,并做了必要的调整使之与当前的条件相适应。康德曾相信,通过在欧洲逐步缔造一个共和国联邦,战争就能够被消除。共和国联邦的各个民族,再也不会有曾驱使专制君主不惜牺牲臣民生命也要不断内斗的致命冲动——追逐荣耀或权力。相反,他们因贸易而交往,因秉持理性而开明,自然会抛弃毁灭自己的生命和幸福的行动。哈贝马斯指出,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历史拒绝了这一前景。民主的民族也有可能像专制君主一样好斗。来到眼前的不是导致和平的贸易,而是工业革命和阶级斗争,不是社会团结,而是社会分裂。随着现代媒体的来临,公共领域成为被歪曲和操纵的猎物。然而,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由于康德的前提已经在变化了的条件下得以实现,他的远见也因此重获生机。统计研究证实,民主国家之间并没有发生过战争。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内部,各国经济上已变得相互依存。福利国家已经将阶级对立安抚。致力于人口或环境问题的非政府组织(NGO)和全球峰会,显示出一个国际公共领域正在形成。

但是,如果说康德的论断今天已经被证实,那么他为永久和平所设计的制度构想则还是有所不足。因为仅仅一个“和平联盟”——康德设想的国家之间的条约模式,成员国可以自愿退出——是没有足够约束力的。真正的世界主义秩序需要法律的力量,而不只是外交上的认同。禁止侵略战争并授权采取集体安全措施以保障和平的《联合国宪章》,以及《联合国人权宣言》,为真正的世界主义秩序奠定了部分法律基础。然而,《联合国宪章》虽然一再地——却前后不一致地——宣布国家主权不可侵犯,但它并没有取得超越康德原初构想的明显的进步。需要采取的转型步骤,仍然是要有一部世界法,以便绕过民族国家而赋予个人以辩护权,使他们能够起诉民族国家。这样一种法律秩序需要力量:一种必要时凌驾于国家主权的过时特权之上的武装能力。安理会(The Security Council)在这方面是一个不完善的工具,因为它的组成尚有商榷余地,而且它的行动也并不总是公正的。如果安理会采取接近于欧盟部长理事会(Council of Ministers in the European Union)的模式,情况将会好很多,但这要有一支受它指挥的军队——在这一点上,它和欧盟部长理事会不同。不过,海湾战争表明,联合国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当今时代应被看做从传统类型的国际法(调节国家之间的关系)到世界法(将个人确立为普遍可实施权利的主体)的过渡期。

相比之下,博比奥的出发点则在霍布斯那里。对于自然法的理论家来说,从自然状态到公民联盟需要两种不同的契约:第一,敌对的个体之间达成一致的协议成立一个联合体;第二,在出现纠纷的时候,服从某个权威的决定——一个互不侵犯的条约,以及一个和平解决冲突的条约。对于霍布斯而言,这两者在国家之间的关系上都不可能。对于各国来说,和平仅仅是战争的暂停,而战争是竞争性主权国家之间的不可避免的状态。博比奥承认,这种描述对于直到20世纪的国际关系古典体系来说都是准确的。但随着“国际联盟”的来临,以及后来联合国的出现,契约社会(pactum societatis)开始在主权国家之间形成。但是,所缺乏的仍然是服从契约(pactum subiectionis)以解决冲突并履行权利。民主的理想清楚地昭示了《联合国人权宣言》和联合国大会代表权平等的到来。但是,国家主权不断损害前者,而安理会的性质阻碍了后者。大国之间的交易仍然基本上决定着全球的命运。

然而现在,这些弊端与另一个更好的框架并存了。如果说将联合国理想化是错误的话,那么怀疑它同样是牛头不对马嘴。它的实现了一半的新的国际关系体系并没有摆脱旧的体系,而旧的体系也没有成功地排挤掉新的体系。两者相互摩擦——一种仍然具备有效性,但不再具备合法性;另一种具备合法性,但还不具备有效性[]。在当代国与国之间的体制中,还缺乏由某种让渡契约产生的作为“第三方”的司法角色——仲裁者、调解员或法官。在霍布斯那里,统治着那些自愿臣服的子民的“利维坦”尽管独裁,但它毕竟提供了强制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模型。今天,作为基于国家同意的全球主权,这个第三方的抽象架构,可以获得一种民主的形式,并且可被赋予保障世界和平和一系列人权的权力。这种理想秩序的首要条件早已被康德认识到。此即透明性原则,它主张放弃那些民主或专制政体的外交政策都拥有的所谓“国家秘密”(arcana imperii)。所谓的“国家秘密”,其借口是国家事务太复杂、太敏感,不能向公众传播;太危险,不能向敌人透露。这种秘密只会侵蚀民主本身,当前各国国家安全机构的无数行动(既包括国内的也包括国外的)都证实了这一点。当中有一种恶性循环在起作用。只有国际体系变得透明,国家才可能变得充分民主;但是,只有每个国家都是民主的,国际体系才能变得充分透明。然而,我们有理由充满希望:民主国家的数量正在增加,并且某些外交的民主化是显而易见的。在对法国大革命的普遍热情中,康德曾经总体上看到了人类道德进步的某种“先兆”。因此在今天,我们也可把人权的普遍接受(尽管也许仍然是形式上的),理解为即将到来的和平未来的先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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