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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杰出的语言学家:塞巴斯蒂亚诺·廷帕纳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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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
袁银传 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重点学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学科博士点负责人和学术带头人,全国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会副秘书长,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教学大纲编写课题组主要成员。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政治哲学和农民意识等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曹荣湘 中央编译局办公厅副主任、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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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杰出的语言学家:塞巴斯蒂亚诺·廷帕纳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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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杰出的语言学家:塞巴斯蒂亚诺·廷帕纳罗

语言学的名声不好——比那些沉闷的科学更糟,这些科学至少还能说自己对生产有帮助,而语言学则鼓励毫无结果地卖弄学问。在公众聚会中,艾略特的卡索本[]的影子随处可见,就连最显赫的人物也无法摆脱它:霍斯曼[]研究马尼利乌斯[]的单调乏味与他的诗歌的辞藻华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或者失衡的联系);维拉诺维茨[]的权威被尼采死后的胜利所诋毁。今天,已很少有人能够说出某一位当代语言学家的名字了。但这个领域至少还有一位死后声名大振、让人刮目相看的传奇人物:塞巴斯蒂亚诺·廷帕纳罗(Sebastiano Timpanaro)。这位意大利学者兼思想家逝世于2000年11月,是20世纪下半叶最纯粹、最具原创性的思想家之一。

塞巴斯蒂亚诺·廷帕纳罗1923年出生于帕尔玛,是一位和他同一个名字的西西里知识分子的儿子。他的父亲年轻时大部分时间在佛罗伦萨中学教科学,后来成为比萨的多莫斯·伽利略学会(Domus Galileana)负责人。他的父亲在战后加入了意大利社会党,喜欢收集画品,宣扬达·芬奇和伽利略的人文主义科学传统。他的母亲则编辑普若克洛斯[]和毕达哥拉斯[]的作品。在他父亲因慢性病于1949年逝世后,年轻的廷帕纳罗将父亲遗留下来的关于科学史的论文加以整理,并结集出版[]。廷帕纳罗和他父亲肯定长得惊人的相似。在20世纪80年代佛罗伦萨一间不大明亮的家庭住宅大厅里,悬挂着一幅憔悴的、有趣的画像。乍看之下,虽然画像年月已久,但一般人都会认为这是廷帕纳罗——他那研究18世纪历史的妻子曾多次纠正人们的这一错觉。尽管他和父亲研究领域不同,但他俩显然形同神似。

“小塞巴斯蒂亚诺·廷帕纳罗”,这是他在自己的书本第一页上签的名字。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佛罗伦萨大学研究古典语言学,受意大利著名的语言学大师乔治欧·帕斯克拉(Giorgio Pasquali)指导。之后,他成为德国著名的流亡者爱德华·弗兰克尔(Eduard Fraenkel)特别看重的年轻同事,后者经常离开牛津大学的岗位到意大利讲课,算是一种放松吧。25岁左右,廷帕纳罗正准备出版早期拉丁诗人恩纽斯(Ennius)的诗集新编时,弗兰克尔来找他写一本有关维吉尔(Virgil)的新评论集。但廷帕纳罗让他失望了。正如廷帕纳罗坦率地说过的:他对这样一项庞大的工程缺乏足够的耐心。他的杰出的考据天才往往表现为杂录、准确的注解等形式,最终写下了篇幅多达1000页以上的严谨细致的剖析性文字,内容涉及卢克莱修(Lucretius)、马提雅尔(Martial)、维吉尔、佛隆多(Fronto)、奥维德(Ovid)、塞内加(Seneca)、卢坎(Lucan)、塞尔维乌斯(Servius)、萨卢斯特(Sallust)等人,以及名著《奥古斯都史》——他自己说,这是“一位语言学家的一些低级作品,没有哪篇作品值得称道”[]。他一度将这种传统做法说成本学科领域内微观历史学家的研究方式。他的第一本书在刚满30岁时写成,是对莱奥帕尔迪(Leopardi)文本研究成果的重新挖掘。莱奥帕尔迪的诗人名气长期掩盖了他在古典语言学上的成就[]。他的第二本立即被人们视为基础修订版的书,研究的是王政复辟时期与德国学者卡尔·拉赫曼(Karl Lachmann)有关的文本校订程序的起源,卡尔·拉赫曼被视为与古代文本考订技术相对的现代考据技术的主要创始人。这项考据技术被他广为人知地运用于卢克莱修的著作、尼伯龙根之歌[]、圣路加[]的著作等[]。《拉赫曼技术之起源》(The Genesis of the Lachmann Method)为廷帕纳罗在他所从事的领域赢得了国际声誉,并且其声誉随着人们对该书的不断纠正和揣摩而日隆。没过多久,他就入选了意大利科学院(Accademia dei Lincei)和英国社会科学院(British Academy)院士。

但是世上总有一些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尽管他是一位学术造诣超群、高技术领域的著名专家,但没有在任何大学或其他教学机构中任过职,甚至不能保障稳定的生活来源。为了谋生,廷帕纳罗在佛罗伦萨克地诺拉(Codignola)家族开办的一家名为“意大利拉诺瓦(La Nuova Italia)”的小出版社里从事地位低下、薪酬微薄的校对工作,这使他经常陷入经济困境。乔治·斯坦纳[]显然获得了有关这种境况的报告。他的短篇小说《证据》中的主要角色常常被意大利人当成廷帕纳罗。两者的联系源于职业的相同,而职业揭示的只是工作的性质而非工作者本人。斯坦纳小说中的校对工是一名愚昧的共产主义者,在一次与一名志同道合的、同样敌视资本主义消费主义但对斯大林主义保持着更清醒的认识的天主教牧师的有趣对话中,因幻想破灭而陷入痛苦挣扎之中。在对话的高潮部分,这名沮丧消沉的主角发出呐喊:“我们是夏甲[]的子孙。”“任何人,如果不是一名犹太人的话,都不会成为一名真正的共产主义者。”[] 之后,他就堕落成了一名可怜的投降者,投入了现在已经完全资产阶级化、不再想要他了的政党的怀抱。无论人们如何评价这部《格兰塔》[]的推荐作品,都不能指责作者在一部寓言书中没有做到准确性,用他自己的如此离奇的方式描述人的成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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