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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英国内战,全球瘟热:罗伯特·布伦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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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
袁银传 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重点学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学科博士点负责人和学术带头人,全国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会副秘书长,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教学大纲编写课题组主要成员。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政治哲学和农民意识等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曹荣湘 中央编译局办公厅副主任、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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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英国内战,全球瘟热:罗伯特·布伦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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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英国内战,全球瘟热:罗伯特·布伦纳

英国内战在当代人记忆中占据着奇怪的位置。从正式的角度看来,在这个国家的现代历史中,没有任何一个事件有如此深藏不露。它在共有的惯例和公共的制度中都没有做到名垂青史,以现有的眼光来看更像是集体心灵成长的一个盲点。我们唯一的共和国仍然在流放,这是历史上的一件怪事。罗斯伯里[]可以为克伦威尔[]在议会大厅外塑立一尊雕像:80年后,当罗莎·卢森堡[]的头像被贴在联邦德国的普通邮件上时,本恩(Benn)却还不能将自己的头像印在邮票上。

有人也许会认为,这样的结果并不是毫不公正。因为从比较的视野来看,难道英国内战——无论给当时带来了多大的创伤——最终不是被证明为一场意义很小的、因这个资本主义世界领先的民族国家的诞生而起的政治剧变吗?暂且不提荷兰革命、美国独立战争、法国革命、意大利文艺复兴、德国统一,更不用提日本的明治维新了,英国君主制的崩溃似乎走的是另一条道路:与其说是制度发展的一个现代起点,不如说是外来影响下的一次中断。然而,即使这种说法成立,也仍然会有一个悖论。因为,看似最徒劳的震动,居然催生了最丰富的文献。只有有关法国革命——唯一可以与之相提并论——的现代著作的数量,才可以与有关英国内战的文献相媲美。但从理论深度上看,它们不及有关英国内战的著作。这种差别与近年来主导着海峡两岸的修正主义的各自处境密切相关。被弗朗索瓦·傅勒(François Furet)赋予人性化的法国变量,已经因一场论战而广为人知,这场论战旨在反对曾被确认为具有独特史学传统的东西,即从马迪厄(Mathiez)到勒菲弗尔(Lefebvre)再到索布尔(Soboul)的雅各宾主义—列宁主义的理论序列。而英国学派已经发展成了一种自变量,形成了两个相互对立的传统——从诺特斯坦(Notestein)延续到赫克斯特(Hexter)的辉格党理论,以及从陶尼(Tawney)到希尔(Hill)的社会解释理论。从意识形态上看,结果本可以显得很突出。英国的修正主义往往看起来更像是史学中的右翼,陷入了与自由主义中间派、社会主义左派之间的斗争当中——而法国的修正主义却趋向于同时占据右翼和中间派的位置,它与本国左翼展开了论战,当情势所需时,它又会从自由保守主义的腔调转向保守自由主义的腔调。这种做法在政治姿态上也许看起来更宽容,然而从学术上来看,两国间的面貌差异却对英国的历史学家更有利。为了置换预先存在的一种或两种解释范式,他们不得不表现出更大的创造性。结果令其思想更加实际,更具原创性。

两国之间还可以显得更具差异性,对此我们可以从三位首屈一指的历史学家出版的一组“总览式文献”中欣喜地看到。这三位历史学家的著作左右了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有关英国革命的争论的进程。凯文·夏普(Kevin Sharpe)的《查理一世的专制统治》(Personal Rule of Charles I),康拉德·拉塞尔(Conrad Russell)的《英国君主制的崩溃》(Fall of the British Monarchies),约翰·莫里尔(John Morrill)的《英国革命的本质》(Nature of the English Revolution),各自代表着不同的立场——最后一本到目前为止最不受人关注,但它是最有趣的[]。虽然他们之间存在着分歧,但也有某些共同点。在拒绝对查理王危机[]作出宪政解释,对英国内战作出阶级解释的基础上,这些历史学家将焦点对准了国家上层政治,如皇室财政、宫廷内讧、教士内阁、外交策略等,以及地方层面的政治,如教区的游说、对教义的不满等。如果说17世纪中期的战争成本给王室和绅士阶级[]之间的传统契约施加了前所未有的压力,那么曾经获基本一致拥护的政体的崩溃就纯属偶然——是一系列灾难导致的结果。这些灾难源于斯图亚特王朝对其苏格兰和爱尔兰的世袭领地的管理出了问题,而不是英格兰内部无法调和的分歧所致。辉格党人和马克思主义者的批判立场依然未变,他们总是将内战看做一场斗争,一场基于法律原则和社会利益之间的长期对立的斗争。

修正主义者指责这种解释犯了时代错误,并坚持英国内战主要源于宫廷纠纷、宗教争端,以及宫廷和教会作为白金汉[]和皮姆[]时代的政治势力在处理眼前冲突时的笨拙。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新的正统派根本没有对自己混淆过去和现在的做法加以克制。确实,修正主义者喜欢摆出虚张声势的炒作姿态。夏普将亨丽埃塔·玛丽亚[]描绘成第二个开朗乐观的戴安娜王妃[],甚至给查理一世披上一层色彩缤纷的玛格丽特·撒切尔外衣,用了700页的篇幅对国王进行描述,并以这句话作为结束:“他相信有些原则是值得坚持的,不管反响如何——嗯,他这样做可能是对的。”[]拉塞尔将造船费[]比做人头税,将詹姆斯一世到达伦敦描绘成“单一欧洲法案”的诞生征兆。这些都是学术泰斗的趣味性炫耀。布莱尔·沃登(Blair Worden)曾大胆地表达过这一观点,即拉塞尔在英国国内战争研究领域的“霸主”地位,“将争议放逐到了天涯海角”[]。在这方面,一小撮辉格党人的反对无疑还存在——读过劳伦斯·斯通(Lawrence Stone)与拉塞尔在《泰晤士文学副刊》上的通信的读者,也许都会被这个领域已变得如此风平浪静吓一跳。但即使是斯通也承认,修正主义者只拥有下半场的胜利。他也认为对英国内战的马克思主义解释已死[]

为斯通而作的《商人与革命》(Merchants and Revolution)全面颠覆了这个论断。该书的作者,罗伯特·布伦纳(Robert Brenner),属于极少数将自己的名誉托付给是否占有全部文献的历史学家的阵营——有关欧洲农业资本主义起源的“布伦纳之辩”,让人想起了旧时的“皮雷纳命题”[]。他的新著改变了英国革命的历史面貌,虽然从未提到马克思的名字,但马克思的精神却无所不在。《商人与革命》取得了三方面的显著成就,所有方面都让我们印象深刻。而将三者融合到一起,确实是一项了不起的功绩。首先是该书研究视野之宏大。布伦纳对斯图亚特时期英国主要商业网络的活动档案的研究——这项研究的成果读起来就像是一部大部头的、错综复杂的侦探故事书——没有任何最近的文献能与之匹敌。当他往下关注地主精英时,布伦纳取得了比同时代任何人都要多的有关这一时期的重大发现。读《商人与革命》,就是去了解修正主义历史学家——包括他们的否定性精神和敏锐眼光——在多大程度上喜欢胡乱地修补现存肯定性知识的边边角角,喜欢一头扎进官方文件、郡县资料的堆里。布伦纳的著作为我们打开了通往另一个世界的大门。

丝毫不减惊奇的是这部著作的第二个特征。《商人与革命》以一种宏大的方式再度对17世纪的危机进行了描述。在这里,它与修正主义著述的差别同样十分明显,并且同样有着机智的一面。因为,一般来说,修正主义者喜欢拿一种英国人的、总觉得一切都不如意的眼光来看待过去,强调承认历史事件的偶然性是理解它们的前提条件,因此难免产生一个叙事学派。实际上,反过来也差不多。拉塞尔的《英国君主制的崩溃》,如沃登指出的那样,是一种选择性主题的大杂烩,并没有如它的标题所指示的那样,尽力去复述崩溃的实际过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拉塞尔也声称反对夏普,抱怨说他的著作《查理一世的专制统治》尽管内容庞大,但在叙述上缺乏连贯性[]。相对来说,莫里尔的《英国革命的本质》却算得上一部精彩的论文集,从中我们可以知道,作者已暂时摆脱了按规划好的方式来写英国宗教战争史的做法。更早一点的著作,如安东尼·弗莱彻(Anthony Fletcher)的《英国内战之爆发》(Outbreak of the Civil War)提供了一部真实的编年史,但它太简练、太扼要,以致像通常那样损害了它的主旨——林子太密,而木材稀少。要找到更真实的叙事,我们必须及时转向那些对革命本身的经历更加同情的历史学家——昂德顿(Underdown)、伍尔里奇(Woolrych)、沃登、金特斯(Gentles)——他们写下了有关普莱德清洗[]、普特尼大辩论、残缺议会和新模范军[]的现代描述。但是,除了最后一个,这些事件仍然只占了较短的篇幅。布伦纳的著作则完全是另外一种视野。它的副标题指示了整整一个世纪的跨度。尽管必要的引导性的起始时间定在伊丽莎白时期,但该书实际上连续描述了从詹姆斯一世即位到克伦威尔执政这段长时期的主题——同时提前简述了詹姆斯二世倒台的关键事件。这种时间跨度将英国革命定位于长期的动荡的背景之下,而这是任何其他同类研究没有做到的。

这里的叙事是分析性的。布伦纳的叙述重新建构了导致英国内战及其后续历史的社会力量的演变轨迹,而不仅仅是描绘出单个历史人物的活动和政治派别的演义。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它依靠了一面特殊的、直到现在仍未引起重视的,但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的镜子——伦敦商人群体,他们在斯图亚特王朝早期积累了大量财富,靠的是前往美洲,而不是与欧洲、亚洲之间的贸易。通过集中研究这个轴心似的群体,及其在17世纪上半叶的权力和财富这个更大的格局下的发展,布伦纳将整个时代面貌做了新的调整。其结果是对查理时代君主制的解体作出了至今最具说服力的社会解释。《商人与革命》用一系列连续的、充满了历史意义的故事,将历史结构和历史事件融合成了一体。

这种描述的要点是什么?布伦纳指出,与普遍认可的看法不同,英国贸易在16世纪中期严峻的商业危机之后的扩大,不是由寻求新的市场以延续布匹的大宗出口所驱动,而是由进口所驱动。垄断了与北欧的布匹贸易的商人冒险家公司(The Merchant Adventurers),继续在雅各宾时代主导着伦敦市的建设活动,但现在却越来越受到累范特[]和东印度各家公司的挑战。后面这些公司由一群截然有别的商人所控制,专门经营地中海地区和东方国家奢侈品的进口贸易——酒、葡萄干、丝绸和香料。至17世纪30年代末,这个组合的领袖们的财富大多超过了国内布匹贸易商,进而取代了后者在伦敦市政权力体系中的垄断地位。然而,在加强对他们各自的贸易的政治控制上,这两个集团依然有着共同的利益——通过法律手段排斥外来经营者,并掌握行业内的垄断定价权。与之相对照的是,美洲那边新兴了一批迥然不同的商人,他们在一个向新从业者开放的自由竞争地区积累了大量资本。在那里,值钱的商品有烟草、糖和皮货。此类向西的贸易活动的增长催生了第三股商业利益群体,其崛起引起了布伦纳的特别关注。在构成一张密密麻麻的关系网络并结成错综复杂的亲缘和伙伴纽带之后,新世界的商人们变成了一个有别于冒险家和拓荒者的新型群体。布伦纳从他们当中选了莫里斯·汤姆逊(Maurice Thomson)作为典型人物。他的职业生涯充满了传奇色彩。

汤姆逊大约1600年出生于伦敦周边某郡,是家中五兄弟的老大,少年时代移居到弗吉尼亚州。在那里,他很快成为一名船长,买了地,并做起了烟草贸易。他25岁左右返回伦敦,首先在加勒比海地区开拓奴隶种植业,短短10年内一跃成为大西洋地区的主要烟草商,并在新英格兰[]兼营物资供应和渔业生意。之后,他签下了为赴洪都拉斯探险、到巴拿马勘探银矿、劫掠委内瑞拉提供物资供应的合同。17世纪40年代,汤姆逊与他的合伙人在巴巴多斯岛种植糖作物,并从非洲西部获得了大批奴隶作为劳动力。同时,他们还着手再弄一个大手笔,即闯入旧世界的“狩猎场”(chasses gardées),航行到几内亚海岸,然后打算在马达加斯加群岛[]和西里伯斯岛[]建立新基地。国内战争前夕,这些私商巨头的财富仅次于累范特和东印度组合[]

这些相互竞争的商业资本集团在当时的政治棋局中处于什么位置呢?正常状态下,在特许经营公司和君主之间有着一种天然的共生关系:商人冒险家公司和东方贸易者都需要皇室的力量来增强其垄断地位,君主则需要从海外商业中征税并从商业财团借钱以支付国家开支。讨价还价的逻辑——为换得“船只武装特许证”[]——是如此之强,以致当查理一世1627~1629年的战时勒索逼得伦敦市的精英与议会反对派之间形成愤怒的联盟,并引发抗议政府的船业罢工时,冲突也很快平息了。绕过议会之后,商业和君主在这个“个人统治”的年代不久就恢复了基于相互依赖的工作关系。但与此相反的是,布伦纳认为,英国绅士阶级和斯图亚特王朝之间的关系已今非昔比。因为现在,土地所有者的收入主要来源于不再需要额外的经济强迫形式的资本主义农业,因而再也找不到理由容忍横征暴敛的行为。他们认为,这种行为已威胁到财产权利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哪怕它针对的是贸易而非土地。由此,声称强加于商人的种种关税已获得商界的普遍接受,这种说法即使与议会议员没有直接关系,也会受到他们的强烈抵制[]

在这种基础性的经济纷争之外,君主和绅士阶级之间也存在着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布伦纳认为,都铎王朝通过镇压难以驯服的豪门巨室,压制封建社会晚期农民的普遍不满,为英国地主阶级提供了宝贵的服务。但是,当这些内部问题解决之后,绅士阶级对国家的兴趣的焦点就逐渐转移到了它担当的外部角色上。从形式上看,伊丽莎白时代的教会已解决了宗教方面的问题。但它所代表的国内改革派仍然放任英国外交地位处于相对模糊的状态,因而埋下了冲突的隐患。皇室的尊严感将教义上的团结冲动推向了另一条道路。在联姻上唯一门当户对的西方君主国是天主教的,唯一有战略实力的共和国是新教徒的。战争的代价越来越高昂,英国缺乏一支常备军。出于声望和慎重的考虑,王室一直小心提防,不让宗教感情染指其外交政策,而议会由于没有受到地位争执与风险考虑的影响,更趋向于从宗教角度看待外交政策。因而,争执几乎是不可避免的。拉塞尔曾认为议会对君主所持欧洲立场的反对无关紧要,对此布伦纳是不同意的,他认为这是一种一知半解、不负责任的看法。他颇为强调英国针对西班牙采取的攻势政策的一贯性,这种攻势政策的发动依靠的是加勒比廉价的海军战役,而这正是议会中那些好战的清教徒津津乐道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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