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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被征服的左翼: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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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
袁银传 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重点学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学科博士点负责人和学术带头人,全国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会副秘书长,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教学大纲编写课题组主要成员。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政治哲学和农民意识等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曹荣湘 中央编译局办公厅副主任、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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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被征服的左翼: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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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被征服的左翼: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还有什么人能比历史学家更适合于写自传呢?经过专业训练,他们能用公正的眼光审视过去,时刻对环境的怪异和叙述的虚伪保持警惕。似乎,他们就是承担自己描写自己一生这一艰巨任务的最佳人选。然而奇怪的是,并不是他们,而是哲学家才是在这种体裁上表现超群的人——这种体裁差不多就是他们发明的。一般来说,自传是所有作品形式中最详细、最独特的一种,而哲学则是最抽象、最与个人无关的一种。它们是油和水的关系。但是奥古斯丁[]和卢梭为我们提供了性别化与个性化的忏悔录,笛卡尔拿出了“我的思想史”;在现代,穆勒和尼采、科林伍德[]和罗素、萨特和奎因[],都留下了他们自己的传记,这些传记甚至比其他人为他们创作的传记更令人难忘。另一方面,能够写出卓尔不群的自传的历史学家数量非常少。19世纪,如今已少有人问津的基佐和托克维尔的回忆录,之所以让人感兴趣,主要是因为它们被人当成了政治逃避的鲜明例证。更往近数,马克·布洛赫[]死后出版的关于1940年的回忆录,融合了个人叙述和一般原则,确实是一本能够打动人的著作,但它过度拘泥于自我炫耀。更近一点有理查德·柯布(Richard Cobb)的怪诞的小品,以及阿兰·泰勒(A.J.P.Taylor)的《随笔集》(causeries)。后者说,这些随笔是他涉猎历史主题之外的证明。总的来看,在这种似乎为他们量身定做的体裁中,历史学家们的技巧也许仅仅出产了两部经典作品——18世纪末吉本(Gibbon)的优美写照,以及20世纪初亨利·亚当斯(Henry Adams)的巴洛克式的《多宝阁》(Wunderkammer)。

在这一普遍令人失望的领域中,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凭着一本著作跻身到了经典之列。他要求我们从“反面”来阅读他写的20世纪宏大历史的著作——《极端的年代》(Age of Extremes):“它不是由个人经历所阐明的世界历史,而是塑造了个人经历的世界历史”——以及为个人提供了人生选择的世界历史。他85岁高龄出版的《趣味横生的时光》(Interesting Times)一书活力十足、语言犀利,让人觉得这是他40岁时写成的[]。事实上,这本书有一个这样的特点,即如果不回想他作为历史学家所做的工作,就不可能读懂它。书中有意无意地提出的许多洞见,大体上都是有关他取得的成就的。我们手头拿着的,是霍布斯鲍姆极富个性化的作为一个系列工程的五卷本著作。我们可以把它简单地称做“霍布斯鲍姆的年代”(The Age of EJH)。

同样,它提供了一部由三个十分独特的部分组成的自传。其中的第一部分涵盖作者从儿童成长到上大学之前的岁月,其中有许多段落是这位著名的成就斐然的文体家写出的最为精彩的文字。霍布斯鲍姆以优美含蓄、凝练率直的文笔,向我们展示了他的生活经历:意外出生于埃及亚历山大港;战后在维也纳度过的漂泊不定的童年时光;在魏玛共和国末期的柏林经历过的短暂而开心的求学生活;西班牙内战爆发前夕从纳粹德国迁往英国并最终升入剑桥大学。书中对他的父母——不幸的英国父亲和脆弱的奥地利母亲,在他14岁时双双仙逝——的动人描写,为我们刻画出了一个心理的背景。他是一名生活在欧洲反犹最激烈的城市中的犹太人后代,这是另一个心理的背景。他解释说他对家庭血缘的那种忠诚是从他母亲那里学来的,与此相应,他“对那个小小的、军国主义的、文化上令人失望的、政治上富有侵略性的、要求我在种族基础上团结在它周围的民族国家,没有丝毫感情上的义务”[]

迁到柏林后,他一位爱热闹的叔叔(英国来的)正在那里做电影生意。霍布斯鲍姆描述了他15岁时在一个传统的普鲁士高级中学接触到共产主义的过程,当时希特勒正迈向权力的大门。在那个岁月的德国,很少有革命左翼的热烈气氛发出过这种感人的召唤。因此,不难理解他为什么会对难逃厄运的德国共产党在柏林黄昏里举行的最后一场轰轰烈烈的游行印象如此深刻,以至于超过了对国民政府时期[]伦敦的平静校园生活的印象。他以饱含深情和幽默的话语,记录了自己随后在圣玛丽洛堡文法学校(St Marylebone Grammar School)的经历(我喜欢考试就像喜欢冰激凌一样)[]。在组织这些不同的场景时,这位历史学家一直都在运用他的智慧,以时空倒叙手法对个人生活事件做了生动的描绘。这幅图画以相当的艺术性展示了自己不同于传统男性的男孩子形象:孤独,对自然的偏爱胜过政治,有点喜欢发呆和沉思,对自己的力量越来越有自信。他描述自己的青春期的语气让人想起了开普勒(Kepler)的自我占星术:“艾瑞克·琼·欧内斯特·霍布斯鲍姆,一个高高的、瘦削的、弱不禁风的、难看的金发男孩,年龄18岁半,理解力强,有一肚子虽然很肤浅的学问和一大堆新奇的想法,有些一般,有些则有理论性。一个不可救药的潮流攻击者,大部分情况下被人当成危险分子,有时也给他人留下深刻印象,只要他说服自己去相信别人……没有道德观念,完全自私自利。有些人认为他极不好相处,有些人却认为他讨人喜欢,但大部分人认为他很可笑……他既狂妄自大,又是一个懦夫。他深深地热爱自然。他还忘掉了德语。”[]

这样就结束了《趣味横生的时光》的第一部分。从文学角度看,这样结束很妙。它有点像那些断然搁笔的杰作(chefs d’oeuvre),同样动人,同样吊人胃口,那是贡斯当(Constant)和萨特留给我们的东西——通往理性或激情的旅程,却将我们留在它的起点。如果这种想法不是不合适的,那只是因为上面所引的段落已接近了这种自我探索的门口,而不是在为描述一位年轻的历史学家铺平道路。感受深刻的、充满幻想的年轻时代回忆,突然让位给了另一种类型的事情。我们再也看不到同样的内心世界描述了。没有任何起承转合的征兆,接下来一章突然把我们带到了《趣味横生的时光》的第二部分,这一部分涵盖了从霍布斯鲍姆20世纪30年代末加入英国共产党到90年代初该党解体的整个过程。在这一部分,他回忆了共产主义学生运动正处于巅峰时期的剑桥大学生活,以及他在战争期间从事破坏活动引起了当局怀疑;冷战期间他对党的看法和他在学术上的半边缘化;他对那场因赫鲁晓夫披露真相和1956年匈牙利暴动而吞没了共产主义运动的危机的反应;他为什么会在大多数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退党之后还选择留在党内,为什么相信他的选择比别人更有收获;在英国共产党衰落时,他如何从自己的立场出发下定决心帮助拯救工党。

这些章节标志着叙述方式的完全改变。差别在第一页就显现了出来,在那里——甚至还没开始描述他在剑桥大学的个人经历——霍布斯鲍姆觉得有必要解释一下他那时根本就不太了解伯吉斯(Burgess)、麦克林(Maclean)、菲尔比(Philby)和布朗特(Blunt),这些人都比他早一步进入大学。他补充说,要是后来有人要求他执行同类任务,他会感到十分荣幸,并切实去完成。但一种不安的感觉仍然存在,就好像有另外一只眼睛正在暗中盯着他似的。接下来对剑桥大学的描述给我们带来了一幅精妙的草图,导师和学校体制的古朴、学生激进运动的动机与特征,都描绘得栩栩如生。他指出,左翼人数在高峰时也许占了在校生总数的1/5,其中共产党员什么时候都不到1/10。虽然如此,霍布斯鲍姆还是强调了共产党人在大学造成的非正式影响——活力充沛的运动、对学术建树的追求,以及崭露头角的活动家们的积极进取。这样描述出来的情景令人羡慕,但实质上比比皆是。这一部分很少披露霍布斯鲍姆的个人成长道路:只字未提他的学术进展,实际上也没有交代他的感情生活,甚至很少提到他的政治观念。不断用到的代词现在变成了匿名的、泛指的“我们”。第一人称单数要留到不太得罪人的时候才用,例如在碰到某个常规性的大学科目的时候:“我的最后一个学期考试,即1939年5~6月的考试,成绩还不错。我编辑《格兰塔》(Granta),被选进使徒社(the Apostles),还在荣誉学位考试中获得了为数不多的第一,并因此获得皇家学院奖学金。”[]

慎用主语到底会造成什么样的误导,这可以从作者这个生活阶段的关键细节被奇怪地推迟到后面几章中看出来。对此我们必须从他对这些年学生生活的几百页的描述中仔细加以甄别。在有关剑桥章节的结尾,作者随意提到了他在巴黎度过的暑假。在那里,他与詹姆斯·克鲁格曼(James Klugmann)一道为共产国际(Comintern)的一个前线组织工作,并与玛戈特·海聂曼(Margot Heinemann)保持着联系。对于前者,霍布斯鲍姆模棱两可地说:“人们知道他什么呢?他从来没有泄露过什么。”对于后者,他只是简单地说:“她对我的影响可能远胜过其他我所认识的人。”在这些简短的颂词之后,霍布斯鲍姆再也没提到她[]。用不着等到读了霍布斯鲍姆在该书的结尾对自己在世界各地的旅行——目的地为法国和西班牙——所做的总结性回顾,一种隐藏在这些简短的话语背后的个人感情就已表露无遗。

在记述剑桥生活时,他只字未提自己在描写人民阵线(Popular Front)成立第一年的法国国庆日时的感情。那时,他随法国社会党新闻剧组驱车游逛一片欢腾中的巴黎——“在这十分罕见的日子里,我的思想自由翱翔,我只是体会和感受着它的律动”——然后喝酒跳舞直到天明:这种陶醉状态不同于柏林送葬时的那种感觉[]。让人奇怪的是,他在旅居巴黎并在这个当时属于整个共产国际网络中心的欧洲城市从事翻译工作的日子里,每天都被人民阵线的狂热所包围,这一切给他的印象却没有剑桥大学社会主义俱乐部的党务琐事给他的印象深。也许是靠着某种机遇——别人在回忆录中定会对这种事情守口如瓶——他在这个异国他乡不经意中初试了云雨情:“在一张四周镶满镜子的床上”,这是指茹塞巴斯托伯(Rue Sébastopol)附近的一家妓院。早些时候,即西班牙内战爆发不久,大概也就是约翰·康福德(John Cornford)应征入伍前往巴塞罗那之时,他冒险非法进入了西班牙。难道他想拿起武器捍卫共和国吗?他边回想边问自己当初在这个十字路口往哪里走最好,此时,文字再次充满了神秘的深邃和美感,与单调乏味的英国故事截然不同[]。把年轻时的这些方方面面的革命片段串联到一起形成内心的独白,这个打算他却没有提及。随着故事的一步步展开,外部的事情提得越来越多,其代价就是显得结构松散。

从时间上来说,剑桥求学结束后战争就爆发了——正如霍布斯鲍姆不无道理地、有苦难言地抱怨的,这段经历对他来说几乎是一个空白。作战办公室(War Office)只把他分配到工兵团,直到被派往新加坡,接着又莫名其妙地派他回国参加教育兵团(Education Corps)。其中的原因,也许一半是他是奥地利人,一半是他是共产党员。但从他和这些工程师一道工作时起,他就学会了亲身感受英国工人的传统品质,并对他们形成了一种“永恒的强烈的敬仰之情”,这种刚刚产生的富于想象力的同情在他以后所写的关于大众阶级的著作中处处留下了印迹[]。他自己在维也纳时的经济上的极度不稳定,有时几乎是一无所有,不管怎么说都使得他比同时代的大多数英国知识分子与无产阶级生活走得更近。他第一次结婚也是在战争期间,对象是一名加入共产党的公务员,关于她的情况他谈得很少。退伍姗姗来迟之后,他开始立志成为一名历史学家,不久就在伯克贝克[]找到了一份工作。但后来他发现自己本来应该光鲜体面的生涯——尤其是在皇家学院有了一个飞速起步之后——被冷战弄得偏离了它的自然轨道,因为当时所有的共产党人都被打入了冷宫,晋升无望。他曾用一种不卑不亢的语气暗示过,到剑桥谋职的希望遭拒让他受到了伤害。

但在字里行间,他对这种人生曲折的叙述包含某些神秘性。他披露说战争结束后他不仅参加了使徒社的重建工作——一个内部小团体,如果真有这么一个团体的话——而且作为该团体的组织者实际掌控它,并继续吸收在校大学生参加。这项工作一直持续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这个角色与他1949年获得皇家学院研究员职位是不是有关系?因为这不是在冷战之前而是在冷战的高峰期。抑或,是不是与他分到一套舒适的住房有关系?因为离婚之后,这套房就只有他一个人住了。文中令人迷惑的是没有提到诺埃尔·安南(Noel Annan),这意味着文字下面隐藏着更多的故事。诺埃尔·安南曾是皇家学院的研究员,后升任院长,是霍布斯鲍姆的密友,但书中并没有提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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