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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伦敦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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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
袁银传 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重点学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学科博士点负责人和学术带头人,全国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会副秘书长,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教学大纲编写课题组主要成员。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政治哲学和农民意识等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曹荣湘 中央编译局办公厅副主任、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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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伦敦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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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伦敦书评

《伦敦书评》(London Review of Books)经常公开说自己“可能是世界上最好的文学刊物”。本文集给那些支持这种说法的人提供了一些佐证——尽管从一本每两周出版一次的刊物中汇文成册的任何一部文集,都不要指望具有充分的代表性[]。毫无疑问,很多《伦敦书评》最精彩的文章并没有被收集进来。这里没有文学作品,而按照艾伦·贝内特(Alan Bennett)的正确说法,文学作品本是该刊物最大的特色。除了一个例外,本书也没有收录该刊编委会成员的文章,这是应他们自己的要求而作出的决定。这里没有诗,也没有任何一篇该刊物上不时登载出来的不同体裁的长文。这个选集只选取了近十年的作品。即使有了这些局限性,让任何出版者都会感到遗憾的遗漏还是超出了上述所列。不过,《伦敦书评》的一些思想还是在本书的字里行间得到了明确的表述。

概述任何一本每年出产近100万字的重要出版物,总是很容易陷入捉襟见肘的境地。因为,对于任何能够作出的论断或推测来说,例外和相反的情况实在是太司空见惯了。总爱别出心裁,这对于一本刊物来说尤其不假。《伦敦书评》的神秘气息拒绝轻易捕捉。我们在这里不会假装作出什么解释。但是一些比较性的评论也许有助于对论文定位,尽管作出这些评论的人只是表达了个人的观点,且这些观点比任何一位读者的观点都好不到哪里去。假如刊物的读者通讯栏目可以拿来作为论据,那么毫无疑问,读者同样有着对事物看法的决断力。

《伦敦书评》的发源地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英国,属于小级别的大开本期刊,主要给广大读者提供批判性的图书评论。而《泰晤士文学副刊》以独立周刊的身份面世则是在1914年。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间,它的版式得到进一步完善,此时的《泰晤士文学副刊》——尽管在利维斯[]眼里有着柔顺的嫌疑——按照欧洲大陆的标准已是一本明显具有独立判断力的期刊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一批才华横溢的编辑给《泰晤士文学副刊》注入了更大的野心,使它在批判性期刊领域逐步占据了龙头地位,在20世纪60年代的影响力几乎达到顶峰。还不到1966年的时候,这种书评专刊的形式就传播到了法国,代表刊物是La Quinzaine Littéraire;1984年随着L’Indice的首印它传到了意大利。然而,尽管这种形式在欧洲不断有人仿效(匈牙利的翻版也可追溯至90年代),但它依然主要是一种英语圈的现象。欧洲大陆的翻版少了些坦率——这些书评的功能有时更接近于宣传而不是挑剔,并且在本地文化中也居边缘之列。

超越了古典英语模式的新发展是从美国开始的。那时《纽约时报》遭遇了1963年的一场旷日持久的罢工运动,它只好暂时压缩图书业务,从而为《纽约书评》的创刊腾出了空间。从一开始,《纽约书评》就有三大创新。第一,它是半月刊而不是周刊,允许登载比《泰晤士文学副刊》所能容纳的篇幅更长的文章;第二,在保留评论性期刊的表面样式的同时,刊登一些与所有已出版图书都无关的短文;第三,通过印上作者本人的签名,它对文章的政治倾向表现出了一种宽容。这种模式加上主题集中、紧跟时事的特征,使它迅速走红。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纽约书评》显然已成气候,靠着比《泰晤士文学副刊》大得多的发行量在期刊领域呼风唤雨。它现在不仅接受投稿,而且自己有了一支稳定的作者队伍,尽管它大体上还是采用传统的版式。

20世纪70年代末,纽约的一幕在伦敦又上演了一次。那时《时代周刊》[]的一场同样漫长的停工——在默多克(Murdoch)购买它之前——使其《文学副刊》在1979年的街头销声匿迹了数月。这一销声匿迹所带来的机遇催生了《伦敦书评》,一开始发行时因资金原因它成了《纽约书评》的一本附属刊物,并且是作为后者在本地加印的内页而随其搭售的。一年之内,当新的风险事业尚未变得有利可图时,《纽约书评》为《伦敦书评》担起了责任。但两本期刊出身同门,而出身方面的这种密切联系总难免让今日大西洋两岸的读者在两者之间作出比较——尽管它们之间在风格和容量上有着明显的差异,就像战舰和帆船之间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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