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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一位英裔爱尔兰人在中国:詹姆士·奥戈尔曼·安德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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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
袁银传 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重点学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学科博士点负责人和学术带头人,全国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会副秘书长,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教学大纲编写课题组主要成员。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政治哲学和农民意识等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曹荣湘 中央编译局办公厅副主任、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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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一位英裔爱尔兰人在中国:詹姆士·奥戈尔曼·安德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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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一位英裔爱尔兰人在中国:詹姆士·奥戈尔曼·安德森

父母在孩子心中唤起的情感——爱、反叛、冷漠、恐惧、奉承,以及它们的恼人的组合——设定了一个主观世界的全部内容,它们会穿过不同文化随意进入每个人的生活。另外,孩子们对自己父母的了解——当然不只是感觉而已——也很可能起到一种客观的、总在变化不停的束缚作用:传统、住所、寿命。在这里,是否有某种不变的、难以启齿的或不可理喻的心结呢?不清楚。在美国的热带地区,两代人之间一般不超过12岁的差距,能够在母子之间创造出一种轻松的兄弟姐妹式的亲密关系,并日益巩固,而这在北部是难以想象的。

在地球的另一极,当家父43岁的时候,他的第一个孩子——我的哥哥本尼迪克特(Benedict)出生了。十年之后父亲去世了,那时我8岁。不过,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他病得很厉害,以至于我母亲认为最好把我们送到远方去读寄宿学校。就这样,社会性的决定进一步减少了天伦之乐的短暂时光。我母亲的动因是同情,但她的解决办法却使人想到了筛子,这个筛子迟早会摆在父亲和孩子们的面前,即使父亲还活着。生离死别,都会在一种静默的环境中安然逝去。情势使然,一切都得听天由命。他们的孩子注定对自己的父亲了解不多。

然而,在我们家,父亲的脑海里永远留住了一个更遥远的镜头。他曾经在距离爱尔兰几千英里的地方度过了他的后半生。在那里,他的职业生涯停摆了,而我们长大了,那是一个他一走就不想再回头的叫做中国的地方。我们知道他在那里的工作是税务官,但他并不太了解这项工作的确切意思。在他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在潮湿的爱尔兰的夜晚坐在炉火边,他喜欢给我们这些男孩们——我的妹妹太小,还听不懂——讲述他钦佩的帕内尔[]的奇闻轶事,以及小帆船和海盗船的故事,在故事里他逃脱了强盗之手,没有成为他们的战利品。这样的画面太生动了,一闪而过,它们亮丽刺眼的色彩渐渐褪色成了模糊的托儿所故事,以至于少不更事的年轻人很快就把它们抛在了脑后——就像那个无所事事的下午,我突然在抽屉里发现了一把左轮手枪,它的重量吓了我一跳。我母亲急忙抓住我,把枪夺了过去。

一旦这些传奇故事消失之后,留给我们的只是一个熟悉而难以理解的客观的世界,一个除此再无其他关联的让我们回味的过去:大大的浅黄色的茶几,上面刻着象形文字,还堆放着——这难道是一个记忆提示么——一些中国报纸;布满灰尘的书和纸,背面有中国标记,放在大厅的玻璃橱里;一个青瓷的灯,黄色的地毯,暗色的茶壶;我母亲过去常用来盖电视机的帆布;用框子裱起来的戴着黑色帽子的圣人的画像,打着阳伞的女子的丝质卷轴,一件上面的马被水冲得不停旋转的工艺品。作为一名对此绝对是门外汉的少年,我没有时间关注所有这些东西。即使是那只膀大腰圆的老虎——一件明朝时期的仿制品——在餐厅里张大眼睛对我们怒目而视,它留给我的印象也一点儿不清晰。只有那本原版删节但对于15岁的人来说足够造成性冲动的、封面是20世纪30年代上海流行的天蓝色的《金瓶梅》,引起了我的兴趣。在我离开大学的时候,与中国有关的记忆已经像一座你不愿想起的房子里的老旧破烂的墙纸。“海关”只会让人想起那种眼界狭隘和胆小怕事的衣衫褴褛的办事员,眼睛死盯着码头那些货物清单,看它们是不是列在上头给的黑名单上。

当然,我的母亲可以告诉我们更多。但是,即使是成人之后,有些事情也让我们难以启齿去问。她曾经说我们缺乏好奇心,但她的语气太委婉,以至于我们没法子追问下去。家里有一本昆明的家庭相册,我的哥哥在那儿出生,还有一本汕头的,那时我已经在妈妈的肚子里了,最后一本是我们在上海的房子的。但所有这些照片都没有多少注解。她为什么没有主动提起过去?这一方面是由于她自己对生活的态度——她有着专注做好当前事情的不同寻常的天赋:我经常认为她年纪越大变得越年轻,并且越有活力。她和家父的婚姻是一帆风顺的。后来在父亲长期生病时,她也给了他悉心的照顾。从性情来说,除非我们请她讲,不然她是不愿意讲到过去的。或许还有另一个因素。太平洋战争之前,她与家父在中国生活了三年。但父亲已经在那里生活20年了,还跟另一个女人结了婚,共同生活达十年之久。这个女人就是作家斯特拉·班森[],她的小说在我们的书架上保存着,大部分未经阅读。我母亲可能觉得她对这另一段中国生活也了解不多。

1933年斯特拉去世以后,家父把她的日记存放在剑桥大学图书馆里,50年内不准开封。在这些日记可以借阅之后,有人立刻以它们为底子写了一本关于她的精彩的传记[]。我母亲把她所知道的家父的早期经历告诉了传记作者乔伊·格兰特(Joy Grant),但她和我们都是通过这本传记才了解到更多细节的。传记上印有家父一张还算不错的照片。但是,传记取材于一位十分诚实但内心活动也十分丰富的作家的日记,因此实质上只限于婚姻关系——这无疑是足够惊人的。而那些用许多别的方式揭开这段历史的杂志,则对家父的工作一点兴趣也没有,尽管他在1920年遇见斯特拉之前的那段中国经历还是一个空白。

大约在这个时候,即快进入20世纪90年代时,我的态度改变了。没有哪个在洛杉矶教书的人能够无视60年代那句意大利谚语的力量:“中国是近邻。”[]在大学里和一群世界上最优秀的中国历史学家以及来自远东每一个角落的学生们相处久了,要想不对自己家里与中国的联系感到好奇都难。到今天,研究家父曾经供职过的神秘机构即中国海关的学术文章已是汗牛充栋。但这项大部分出自费正清(John Fairbank)卓越之手的工作,主要关心的还是该机构在19世纪的起源,对其现代那段历史则着墨不多。至于更近一些的历史,相关记载存放在哪里甚至都不是很清楚:1996年制作的当前最好的中国档案索引,也没有给出指示[]

去年夏天,通过询问我的哥哥,我证实了我寻找的文件可能保存在南京,虽然是否允许查阅一点儿也不确定。借着参加一次会议的机会,我去了中国,并顺道去了趟南京。主要收藏民国时期(1911~1949)中央文件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设在马路边的一片建筑群里,正面是一扇旧式雕花大门,以及一幢由国民党在1937年日本疯狂攻打这个城市不久之前建起的圆屋顶大楼。南京因是中国“四大火炉”城市之一而闻名,在这样的季节里,阅览室大部分都是空的。中国人是懂得尊老爱幼的,这里的员工很热情,也愿意帮忙。但他们也没有把握。他们指着说,海关档案包含57000册,并且没有详细的编目:该从哪里下手呢?我提议找一找1936年有关云南省的内容,当时家父在那里任税务司。

不到半小时,父亲从昆明发出的一些信函就摆在了我面前。迟来的邂逅所带来的激动是势不可挡的,心里还带着一丝敬畏感。因为,我不仅在寻找隐藏在人生矿井后面的矿床,而且在寻找世界上最精确的记载之一。我不知道自己想要找什么,但这就是我想要的。海关总部和驻外站点——“口岸”,包括内陆和沿海城市的——之间的信函,每年都必须用红色或黑色的皮袋装起来,并印上金边的字体。里面的公函和书信按照整齐划一的顺序,排列得清清楚楚,就像刚分装好似的。文件的页边有孜孜不倦的检查员——总检查员和他的助手——手写的评语或者批复。每月发出来的信函有三种类型,并且用不同的格式归档和装订:公函,包括了日常的行政事务;准公函,报告所在地区的政治和军事局势;密函,是关乎领导人、权力、战争等内容的最敏感的材料[]。实际上,它们是关于一个国家在另一个国家内部的活动记载。我可以沿着家父在中国走过的20年足迹,和他一起在这个国家神游几圈。

回到欧洲几个月后,我妹妹提到在爱尔兰的堂兄家有我们祖父的一些老照片,可能还有一些文件。祖父于1920年去世,死在一座废弃作坊的阁楼里。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初是负责军队密码工作的,但其他方面我们也不清楚。这个提议激起了我的好奇心,我跑去看他们。结果反而大出意外,他们给了我一箱子祖父的儿子的来信,时间横跨了从他起身去中国到他40年后在爱尔兰去世的整个时期。写给他母亲、姑母和姐姐的信被随意地塞满抽屉,毫无顺序,也没有后加上去的文字,许多信件不知怎么就丢了,或者被扔到了一边。尽管信件不完整,但主要时期的信件并没有弄丢,与这种类型的家庭通信——儿子给母亲写信这种古老的形式——有关的内容都保存下来了,拼在一起差不多构成了家父一生的蜿蜒长河,尤其可以揭开家父早年的生活面貌。从凯伊[]附近发出的信件可以被看做第四种类型的信函——尽管是私人性质的,可以作为保存在南京的三种信函的补充或注解。

父亲他们是1914年7月19日出发的,那一天离家父21岁生日差3天。他们搭乘莫利亚号(S.S.Morea)轮船,途经斯特隆波里岛[]后紧接着路过了苏伊士。当他8月2日到达科伦坡时,英格兰正濒临战争:“两艘战舰在港口待命,覆盖面达25英里的探照灯来回照着。”[]战争在他到达槟榔屿(Penang)前爆发,在那里,他发现“海峡[]害怕华人越来越多”,并且殖民俱乐部的基础已经加固了[]。莫利亚号在黑夜中摸索着航行一段时间之后,抵达了香港。在那里待了几天之后,父亲搭乘一艘邮轮继续向北航行。8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抵达上海之后,经过短短几个小时的审查,父亲就被派到溯长江而上800多英里一个位于湖南的港口,开始了他在海关的生涯。他为什么会去中国呢?在剑桥大学当了一年的古典文学奖学金资助生之后,因为疏忽或怠慢了学校课程,他没有通过大一的考试。他的父亲本来就十分严厉,这次更是被他的若无其事气坏了,于是决定不再让他依靠家庭,中断了对他的经济支持。他的叔叔,另一位曾经指挥过香港驻军的更加资深的将军,想都没想就建议他去海关做事。学习上的伤心事没料到倒成了一种好运气。关于他的未来职业的消息在战争爆发之前公布了,还有100英镑的“着装津贴”(outfit allowance)。根据约定,他必须到中国服役5年时间。由于无法保证是否可以跑去参加欧洲的杀戮,他因此逃脱了他弟弟的命运。弟弟是父母的掌上明珠,死在最后几个月的战场上了。弟弟之死让他父亲痛不欲生,他也曾粗暴地对待过这个做了错事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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