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及今，美人西施的名字在我国可说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两千多年来，诗人们吟咏她，民间传说她，舞台上表演她。在人们心目中，她已成为美的代名词，美人、美景、美物，皆可以她为喻。但是，这只是就外表而言。对于西施灵魂的美与丑，却有过不同的看法。也因此，在我国古代戏曲史上出现了截然不同的西施形象，甚至还发生过争论。本文拟就这一现象做初步的探讨。

戏曲史上不同西施的形象，与西施的原型——历史上的西施有着密切关系。尽管曾有人对历史上是否真有西施其人表示过怀疑，但笔者以为，既然有较多历史文献资料提到西施，恐怕不会是空穴来风。不过，在后人的记述中，加入想象，使形象愈来愈丰满，也是不争的事实。下面就历史上的西施略述其发展之要。

在先秦诸子的著作中，西施曾屡被提及。如《墨子·亲士》：“西施之沉，其美也。”《尸子》下：“人之欲见毛嫱、西施，美其面也。”《庄子·天运》：“故西施病心而矉其里，其里之丑人见而美之，归亦捧心而矉其里。”等等。从他们的片言只语中可知，西施是古代著名的美人。她患有心脏病，每因疼痛而蹙眉捧心时，更见娇媚。她的美给她带来了沉水而亡的灾难。

将西施与吴越征战联系在一起，言越以西施献吴王而完成兴越灭吴的大业，今见最早记载为东汉袁康《越绝书》和赵晔《吴越春秋》。合二书所载，大意为：西施为春秋末战国初越王勾践时人，家住苎萝山（今浙江诸暨县南），父以卖柴为生。她与郑旦同被选中。勾践让她们着绮罗之衣，习仪容举止，三年后派大夫文种（一说派相国范蠡）献于吴王。吴王大悦。《越绝书》与《吴越春秋》在古籍中归于“史部”，但二书多采传闻，颇近小说言，所载是否确为史实，今已难稽考，只能姑妄信之。

关于吴亡后西施的下落，前人说法不一。前引《墨子·亲士》言西施被沉于水。今存《越绝书》《吴越春秋》未言其终。但宋姚寛《西溪丛语》曾引《吴越春秋》之文云：“吴国（‘国’一作‘亡’）西子被杀。”明杨慎《太史升庵全集》卷六十八《范蠡西施》录《修文御览》所引《吴越春秋·逸篇》之文亦云：“吴王败，越浮西施于江，令随鸱夷以终。”而明陈耀文《正杨》卷二《西施》则引《越绝书》文云：“西施亡吴国后，复归范蠡，因泛五湖而去。”这些引文说明《吴越春秋》与《越绝书》中原有关于西施结局的记载，已经出现歧义。唐宋诗词中咏及西施之终的亦颇不一致。李白《西施》谓：“一破夫差国，千秋竟不还。”杜牧《杜秋娘诗》云：“西子下姑苏，一舸逐鸱夷。”苏轼《水龙吟》词：“五湖闻道，扁舟归去，仍携西子。”宋之问《浣纱篇》则曰：“一朝还旧都，靓装寻若耶。”较汉时被沉于水和随范蠡而去的不同记载，又增一“还旧都”之说。

明代文人对于西施的下落曾有过一番考索与争论。杨慎《太史升庵全集》卷六十八《范蠡西施》云：世传西施随范蠡去，不见所出，只因杜牧“西子下姑苏，一舸逐鸱夷”之句而附会也。予窃疑之，未有可证，以析其是非。一日读《墨子》，曰：“吴起之裂，其功也；西子之沉，其美也。”喜曰：此吴亡之后西施亦死于水、不从范蠡去之一证。墨子去吴越之世甚近，所书得其真，然犹恐牧之别有见。后检《修文御览》，见引《吴越春秋·逸篇》云：“吴王败，越浮西施于江，令随鸱夷以终。”乃笑曰：此事正与《墨子》合。杜牧未精审，一时趁笔之过也。盖吴既灭，即沉西施于江。浮，沉也，反言耳。“随鸱夷”者，子胥之谮死，西施有力焉，胥死盛以鸱夷，今沉西施，所以报子胥之忠，故云“随鸱夷以终”。范蠡去越亦号鸱夷子，杜牧遂以子胥鸱夷为范蠡之鸱夷，乃影撰此事，以堕后人于疑网也。既又自笑曰：范蠡不幸遇杜牧，受诬千载，又何幸遇予而雪之，亦一快哉！

杨慎以诸说中墨子离吴越之世最近，《吴越春秋·逸篇》所载又与此合，故认为沉于水之说符合历史的真实。他批评杜牧未加精审，致生歧说。陈耀文《正杨》一书专为证杨慎著作之讹而作，其《西施》条引唐·陆广微《吴地记》文：“嘉兴县一百里有女儿亭，勾践令范蠡取西施以献夫差。西施于路与范蠡潜通，三年始达于吴，遂生一子。至此亭，其子一岁，能言，因名女儿亭。”又《越绝书》文：“西施亡吴国后复归范蠡，因泛五湖而去。”陈耀文据此两段引文，驳斥杨慎之论，认为杨慎引以为据的《逸篇》“宁非影撰耶？”其后王世贞对二人之论曾加评论，他说：“杨用修证西施之沉江与陈晦伯之证西施随范蠡以去，俱各有所出，难以臆断。”但接着批评陈所引《吴地记》之载为“太可笑”，他说：“按《记》，亭在嘉兴县南一百里，为吴地。范蠡为越成大事，岂肯作此无赖事？未有奉使进女三年于数百里间而不露，露而越王不怒蠡，吴王不怒越者。齐东野人之谈，何足据也。”故以为“晦伯之驳用修，真可谓梦中说梦矣”，否定陈说。王世贞倾向于杨说的态度自明。

后来，对西施结局进行考述的仍大有人在，如明俞弁、薛晔，清陈锡路等等，然均未见有新发现。看来，《墨子》所言，当属较可信者。因为，墨子约生于公元前468年，卒于前376年；越灭吴在公元前473年。墨子略晚而已。

西施以美著称，古代诗文中描写、赞颂西施之美和以西施之美为喻的篇章，触目皆是。如屈原：“虽有西施之美容兮，谗妒人以自代。”（《九章·惜往日》）曹植：“增吴氏之姣好，发西子之玉颜。”（《扇赋》）王维：“艳色天下重，西施宁久微。”（《西施咏》）徐寅：“恐是神仙之化，忽生桃李之颜。”（《勾践进西施赋》）苏轼：“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饮湖上初晴后雨》）徐渭：“最是秋深此时节，西施照影立娉婷。”（《荷花》）等等。但唐代李绅《过吴门诗》却斥西施为妖：“苎萝妖覆灭，荆棘鬼包羞。”其《姑苏台杂句》亦云：“西施醉舞花艳倾，妒月娇娥恣妖惑。”不过，在诗文中，这类声音还很微弱；而在宋元剧曲中，从今存作品看来，却几乎成主调。

北宋晁补之的《调笑·西子》还只是描写西施之美。南宋初董颖的大曲［道宫薄媚］《西子词》则与李绅同调，把西施归于“妖类”。此曲共十遍，完整地叙述了吴越争战的故事。其中侧重描写：勾践被释归国后，文种陈“破吴策，唯妖姬”之谋。于是，范蠡微行，得倾城妙丽。西子受越王隆恩，愿效死入吴。从此，夫差迷于宫闱，恣意奢淫，信谗佞，戮子胥，国势渐趋衰败，终至国破身殒。其中叙吴亡后西子结果之辞谓：国破身殒。其中叙吴亡后西子结果之辞谓：

鸾存凤去，辜负恩怜，情不似虞姬。尚望论功，荣归故里。降令曰：吴无赦汝，越与吴何异。吴正怨，越方疑，从公论，合去妖类。蛾眉宛转，竟殒鲛绡，香骨委尘泥。渺渺姑苏，荒芜鹿戏。

西子明明奉越王之旨入吴反间，曲中却批评她辜负夫差恩怜，未能如虞姬殉项羽之情而死；西子为越立下大功，越却以“从公论，合去妖类”为由，令其自经。这里的是非观暴露了作者在妇女问题上“女从男”“嫁从夫”（《礼记》）的封建观念。

作者董颖，字仲达，江西德兴县士人，尝从汪藻（字彦章）、徐俯（字师川）游。平生作诗成癖，每属诗，寝食尽废，诗成必遍以示人。然穷至骨。后因为人代作丞相秦桧生日诗，穷思过当，得狂疾而死。可见是一个名利思想颇重而缺乏气节的文人。他能替人代作贺奸相秦桧的生日诗，自然也就会将亡国之罪妄加在一个受人驱使、供人玩弄的弱女子身上，而决不敢对败国之君臣有丝毫不敬之词。

宋金元的戏曲作品，以范蠡、西施故事为题材的，今知至少有五种。除元·赵明道《灭吴王范蠡归湖》杂剧尚存第四折佚曲外，其余几种均已失传。

赵明道《灭吴王范蠡归湖》，今存第四折，全套曲文共十四支，为范蠡助勾践复国后、归游五湖时所唱。曲中批评越王无道有如商纣，他贪酒色、听谗言、杀功臣，“少不得又一场武王伐纣”；故自己急流勇退，与山妻稚子“趁着这五湖烟浪长相守”。曲中提到西施之处如：

铸我做黄金像，养我在白玉楼。你不合信谗言便准了西施奏。［庆东原］

道童才你与我便轻拨转钓鱼舟，看了这霜降水痕收。一任教越国西施唤，再休想搬回壮士头。［得胜令］

西施，你如今岁数有，减尽风流。人老花羞，叶落归秋。往常吃衣食在裙带头，今日你分破俺帝王忧。我可甚为国愁？失泼水再难收。我心去意难留，你有国再难投。俺轻拨转钓鱼舟，趁风波荡中流。［梅花酒］

从中可见，剧中西施在吴亡后未被沉于水，也未随范蠡归隐，而是老于越国；范蠡自有“山妻稚子”共相守，对西施则多有贬辱。剧中西施被指责为一个会进谗言、不知羞耻的不贤不贞之妇。不仅灵魂丑陋，其容貌亦已“减尽风流”。作者赵明道（一作赵明远），元初大都人，生活于下层社会，混迹于茶坊、勾肆之中。喜制曲，多歌舞升平、崇扬道德之作，从所制《范蠡归湖》杂剧之佚文看，作者崇尚、宣扬的显然是儒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立身之道和贱视妇女、以妇女贞操为重的封建道德观念。

其余几种失传作品，从南戏《范蠡沉西施》、杂剧《陶朱公五湖沉西施》的题目看，当亦是贬毁西施之作。因为范蠡历来是人们崇尚的大智大勇的人物，他将西施投于水，必然有他的理由。作为戏剧作品也必然要演述这些理由，这就不会不对西施有所否定。

人们的认识总不可能完全一致，与以上否定西施所为的看法相反，在宋元诗词中也可觅到一些充分肯定西施之功的篇章。宋郑獬曾言：“若论破吴功第一，黄金只合铸西施。”元张可久散曲［汉调·湘妃怨］《怀古》云：“秋风远塞皂雕旗，明月高台金凤杯。红妆肯为苍生计，女妖娆能有几？两娥眉千古光辉。汉和番昭君去，越吞吴西子归，战马空肥。”后者甚至明确指出，西子赴吴，昭君和番，都是“为苍生计”，她们的功绩“千古光辉”，其评价可谓高矣。只是这种认识要到明代戏曲中才得到发扬光大。

明代建立以后，社会经济获得恢复和发展。中叶以后，商品经济繁荣，内外贸易活跃，这使我国传统的社会结构和传统的社会思想受到冲击。在这样的背景下，具有反传统、反理学姿态的王阳明学说得以形成并广泛传播，其“门徒遍天下，流传逾百年”。继承和发扬王阳明学说而来的泰州学派更为激进，他们揭露道学家的谎言，肯定人的利欲、情欲，提倡个性自由，反映了在社会激烈变动中城镇市民和下层人民的愿望、要求。尽管封建统治者极力提倡程朱理学，迫害、杀害先进思想的代表人物，却仍然挡不住这股进步思潮的奔涌。“嘉、隆而后，笃信程、朱，不迁异说者，无复几人矣。”在新兴的进步哲学思想和文学革新思潮的影响下，戏曲创作也萌发了生机，相继出现了许多具有民主思想色彩的作品。如冯惟敏的杂剧《僧尼共犯》充分肯定了僧、尼违反佛教清规的、大胆追求情欲的反叛行为；徐渭的杂剧《雌木兰》《女状元（黄崇嘏）》从文、武两个方面塑造了胜于须眉的两个女性形象，等等。

明代戏曲涉及西施的，今知有四部作品。数量虽不多，却反映了一场观念上的论战。

最早出现的是汪道昆的《大雅堂杂剧·五湖游》。此剧完成于嘉靖三十九年，为一折短剧。作者摒弃“沉西施”之说，写范蠡功成后身退，携西施泛舟湖上。此剧主旨在批评封建统治集团内部“人情翻覆”“兔死狗烹”的黑暗现实，赞美范蠡急流勇退的明智之举，抒发作者怨愤悲痛的情怀。对西施仍写其美；平吴之后，越王将她赐予范蠡为姬，她庆幸终身有托，喜随范蠡逍遥游于烟波之上。西施在剧中只是陪衬，但作者给予她这样美好的结局，反映了作者对她入吴反间行为的肯定和对“出嫁从夫”“从一而终”的传统观念的否定。作者汪道昆，虽然以儒为业，由进士入仕，官至兵部左侍郎，文学上主张复古，被列为“后五子”之一，但他出身盐贾之家，又生活在进步思潮正在发轫之时，他心折王阳明学说，称“王文成公崛起东越，倬为吾党少林”。《五湖游》一反宋元戏曲中对西施的诋毁，塑造了一个为国立功后甘过淡泊生活的美丽、脱俗的西施形象，正是作者进步思想的表露。由此可见，汪道昆晚年能于所撰《水浒传·序》中指斥权奸，同情、肯定水浒起义英雄、将被封建统治者诬为“诲盗”之书的《水浒传》与司马迁的《史记》相提并论，这决不是偶然的。

比《五湖游》略晚，出现于嘉靖末年的梁辰鱼《浣纱记》，是我国古代戏曲中全面、完整地叙述吴越争战故事而又流传至今的成就最高的传奇名作。它首先将改革后的昆山腔引入戏曲演唱，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作品从吴王夫差伐越、越败求降，一直写到越灭吴复国。剧中详细描述了两国争战的始末和两国君主、重臣各自的特性，从而明示了国家成败兴亡的教训。全剧以范蠡与西施的聚散离合贯穿始终，真实的历史事件与美妙动人的爱情故事相结合，汇织成一部蕴意丰厚而又极具魅力的千古杰作。

《浣纱记》中西施的形象迥异于宋元歌舞剧曲中的“妖姬”，较《五湖游》中的西施也有了长足的发展。剧中西施不仅美丽夺目，使范蠡一见倾心，且明白事理，能识大体：范蠡与她约定终身后一别三年不通音讯，她思念成疾，久卧病榻；但当范蠡从吴国被放归来、登门说明原委之时，她以“国家事极大，姻亲事极小”，对范蠡毫无责怪之意。本以为可遂愿与范蠡完姻，不料范蠡又明言要将她献于吴王，她虽百般不愿，而在范蠡说明“社稷废兴，全赖此举”，“江东百姓全是赖卿卿”后，她乃毅然决定牺牲个人情爱，甘冒风险只身去就敌国。在吴国，锦衣玉食和吴王的厚爱未能动摇她为国雪耻的意志，她终于完成了灭吴兴越的使命，并于越复国后随范蠡遁迹而去。剧中西施是一个既有倾国倾城之貌，又深明大义、胸怀爱国之心、能够勇赴国难的巾帼英雄。作者通过剧中人之口赞美她“胜江东万马千兵”，“虽为女流之辈，实有男子之谋”。

作者梁辰鱼在剧中这样歌颂一个女子，也不是偶然的。梁辰鱼出身官宦之家，曾潜心经史，究治乱之旨，以期有所作为，但他仅以例贡为太学生，终生不遇。他为人豪爽，交游广泛，当时文苑名流中多有与其交往者，而击剑扛鼎、鸡鸣狗盗之徒亦可为其座上之客；他风流倜傥，喜浪游，足迹吴楚间，又善度曲，所作传播戚里，梨园子弟、青楼女子争相传唱。他的经历、交游、性格决定了他的思想不会局于一隅，他所处的时代赋予他接受新思想、新观念的可能。《浣纱记》中西施形象的光彩以及她终于与范蠡相偕，是时代精神和作者进步思想光辉的折射。

《浣纱记》借对吴、越两国君主的刻画，形象地演述了国家兴亡成败的历史教训和必然规律：越王勾践在兵败投降后，能够谦恭自抑、尊贤重士，故而君臣同心，发奋图强，得以复国雪耻；吴王夫差倚仗国势强盛，骄纵恣肆、亲佞信谗、杀害忠良、沉湎酒色，以致国亡身殒。剧终下场诗云：“尽道梁郎识见无，反编勾践破姑苏。大明今日归一统，安问当年越与吴？”似为对“大明”的赞美，实为对当朝的棒喝。明代自中叶以后，皇帝昏庸嬉戏，奸佞当道，忠臣遭殃，政治腐败，而南方倭寇、北方鞑靼又屡为患。梁辰鱼看到国家衰亡之兆，于此剧中借古鉴今，敲起警钟：若不以吴越为训，安知今日一统之大明不为当年之强吴？此剧显示了作者识见的高人之处，表现了他政治上的敏感和民族的忧患意识。

《浣纱记》之后，有无名氏的《倒浣纱传奇》面世。其题目已标明：为反《浣纱记》之意而作。虽然，传奇作者求“奇”，爱翻旧作，如《王魁》之后有《焚香记》，《西厢记》之后有《翻西厢》《东厢记》等，但这些翻作、改作也必然要表现作者的思想观点。《倒浣纱》情节继《浣纱记》，由越灭吴开始。叙伍子胥之子伍封借兵为君父报仇，破越复吴，至范蠡、西施共登仙界止。剧中吴亡后，西施一心盼望与范蠡共践溪纱之盟；不料范蠡却忧念将西施迎归，勾践见后，“必纳后宫，倘昏昧君王，此乃亡吴之续矣”。于是命中军准备皮囊，内装铁百斤，作为沉西施之用。西施责他“忘情负义”“兽心人面”，他乃数西施三大罪状：

娘娘既为吴国夫人，当谏吴王远佞亲贤、修治国政，每进谗谮之言，杀害大臣，其罪一也；引诱吴王，荒淫无度，宫建八景，劳民伤财，其罪二也；忘宠幸之恩情，为反间之柔奸，致令国破家亡，其罪三也。臣不敢道其过犯，娘娘请自思之。

西施以“此事乃主公之命，大夫之谋，何罪于妾？”为己辩解，范蠡却说：

娘娘既食君禄，当忠于君。陷君丧于锋镝，娘娘之心何忍！覆国之愆，何能免乎？

范蠡强词夺理，西施无言以对，只好请求以“霸越之功”赎罪，不料范蠡仍予驳回：

娘娘差矣。霸越吞吴，实臣子当为之事，报仇复怨，岂妇人可达之功？若娘娘有功，怎敢论娘娘之罪？

西施终于被沉于水。照作者借范蠡之口说出的理由看来，西施既嫁吴国，就当忠于吴君；既为妇人，就无为国立功之说。这与董颖《西子词》中的思想是一致的。实乃女子应“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思想的演绎。其实，剧中振振有词的批评，本身就是矛盾的：既谓西施令吴王“国破家亡”，又怎能抹杀她“霸越吞吴”之功？剧中亦有为西施叫屈之处，对妇人“百年苦乐由他作”的处境表示了一定程度的同情，故剧终让转世为雉鸡、在山中修炼十载的西施亦得成仙，与范蠡共列仙班，不过，地位仍在范蠡之下。这些画蛇添足的情节，反映了作者思想上的矛盾与混乱。

此剧作者无考。从它产生于《浣纱记》流传之后，内容又与旧传统思想合拍看来，当属明末作品。因为万历以后，宦官势力猖獗，党争不休，政治愈加腐败，人民备受压榨，被迫起义，后金之兵又趁势南下，明王朝处于土崩瓦解之中。而封建士大夫们甚至一些进步人士却将国家危亡归罪于王学左派背叛传统所致。他们“痛言王氏之弊，使天下学者复寻程、朱之遗规”，以“兴复古学”“务为有用之学”为旨，强调“以返经正学为救世之先务”。于是，离经叛道、“以情反理”的民主解放思潮渐趋消歇。《倒浣纱》传奇正是回归传统形势下的产物。

晚明翀园生所作《浮鸱记》传奇，已佚。祁彪佳《远山堂曲品》评此剧曰：“范少伯亡吴、霸越，《浣纱》记之详矣。此续之以泛湖，至于宾仙。

英雄回首，令人不胜兴亡之慨。”可知此剧实为《浣纱记》续作。剧中当及西施，唯不知其褒贬耳。

清代传奇、杂剧中有关范蠡、西施的剧作，今知仅徐石麒《浮西施》、玉天仙史《陶朱公》杂剧两种。

《浮西施》为一折杂剧。写范蠡名成志遂、辞却封赏、遁迹归山之时，念及“西施是个妖孽女子，留向国中，终为祸本”，故而载西施同去，拟将她投入江中，“令从鸱夷以终”。剧演西施沉江前与范蠡展开的一场争论。

先是西施历述往日之情，责范蠡不应“中道弃捐”，范蠡则以西施“作了破国亡家的祸头”为由，说明断环不能复合。对于这一罪名，西施难以接受，她指出：自己生在村庄，入吴是范蠡之谋，何曾破国亡家？自己为越国立下大功，为何却以作“铛中烹狗”相报？范蠡则强调夫差原来“颇是英雄”，自西施入吴，使他“霸图暗收”“雄风渐休”，范蠡将西施比作晋之里克、郑之傅瑕、吴之伯嚭（三人或弑君，或卖国），言其有罪无功。西施退一步而问，既范蠡如此憎弃，何不将己留于越宫，或遣返故乡，为何非置于死地方休？范蠡则将她比作夏姬、骊姬、妲己、褒姒，说她“醉骨轻柔，天生的妖孽烟花、脂粉骷髅”，“天生尤物，善笑工颦，遇一君则迷一君，在一国则倾一国”，前有覆车之鉴，故不能再留西施误国。经过几番辩驳，西施终于被抛江中。

此剧言论与《倒浣纱》传奇如出一辙，而对西施的批评，措辞更为尖锐。

作者徐石麒，字又陵，号坦庵。江都（今江苏扬州）人。他经历了明代亡国之痛，入清后不求名禄而浪迹山水之间。他性喜著述，明亡时，所著四十余种（共360卷）毁于一旦，存者无几。后撰《坦庵续集》二十八种，据作者自己说：“大要得之疾病愁苦、呻吟涕泪中者多耳。”（《坦庵续著书目》）《浮西施》为其入清后所撰杂剧之一，剧中流露出他的亡国之恨，只是他将灭吴之罪归于西施，将亡国之恨发泄在对一个女子的恶骂之中，显然是错误的。乾隆时，吴江玉田仙史曾撰四折杂剧《陶朱公》，演范蠡救中子之事。剧中有范妻而无西施，故此不赘述。

纵观我国戏曲史上这些以西施为主角或重要角色的作品，除汪道昆《五湖游》杂剧和梁辰鱼《浣纱记》传奇外，其余（凡今能知其内容者）皆否定、丑化西施所为之作。但数百年来，场上盛演的却是肯定、赞美西施的《浣纱记》。台湾王秋桂主编的《善本戏曲丛刊》汇集、影印了分藏于欧洲、日本和国内图书馆的明清两代曲选、曲谱数十种，其中明代选本如《鼎刻时新滚调歌会玉谷新簧》《新刻京板青阳时调词林一枝》《鼎雕昆池新调乐府八能奏锦》《新锓天下时尚南北新调尧天乐》《新刻出像点板时尚昆腔杂曲醉怡情》等；清代刻本如《纳书楹曲谱》《缀百裘》等约二十种均选有《浣纱记》的散出。而20世纪20年代出版的《集成曲谱》所选《浣纱记》竟达十八出之多，仅比所选汤显祖《牡丹亭》之曲少两出。这些曲选、曲谱，有昆腔系统的，也有弋阳腔、徽调系统的，它们专录当时的“时尚”之曲。可见《浣纱记》问世后，一直是场上流行的剧曲，不止用昆腔演唱，且已成为弋阳腔、徽调系统的“时新”剧曲。在这些曲选、曲谱中，我们没有找到《倒浣纱》《浮西施》等剧目的哪怕是一小支曲子。这一事实说明了：数百年来，广大群众按照自己的评判标准、审美情趣，选择了《浣纱记》，抛弃了那些否定西施的剧作。时至今日，无论是京剧还是越剧等地方剧种所演西施，甚至有关西施的小说，它们或据《浣纱记》改编，或取其中的某些情节，我们都不难看出它们所受到的《浣纱记》的影响。

戏曲史上这场有关西施人品道德的争论（虽然不是面对面的），孰胜孰负，已经一目了然。

我国古典戏曲中不同西施形象的出现，与有关西施结局的不同记载、传说有关，与剧作者自身的遭遇、心态、人格、道德观念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在前面已有介绍，此不赘述。西施形象的演变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社会历史、文化思想的发展变化，这在前面虽已涉及，却有未到之处。

我国历史上对于妇女的轻蔑，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文献中已有记载。孔子曰：“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论语·阳货》）但把女人视作“祸水”，则始于汉代，始于汉成帝时在宫中任教的淖方成见成帝宠爱赵合德而曰：“此祸水也，灭火必矣。”此后，人们遂以“祸水”指斥那些得宠后国亡或家破的女人。

汉之前，虽亦有女人灭国的记载，如《诗经·正月》：“赫赫宗周，褒姒灭之。”但一般认为责任在于为王者，是王者失德，惑于女色，不听忠言所致。成书于春秋时期的《国语》记晋献公伐骊戎，克之，获骊姬归，宠幸之；大夫史苏即说“亡无日矣！”他认为有男兵必有女兵。晋以男兵胜骊戎，骊戎必以女兵胜晋。他以夏桀伐有施获妹喜、商纣伐有苏获妲己、周幽王伐有褒获褒姒之事为例，说明“今晋寡德而安俘女，又增其宠，虽当三季之王（指末代之王夏桀、商纣、幽王），不亦可乎！”又说：“今君灭其父而畜其子，祸之基也。”取战败国之女为姬，好其色，纵其欲；败国之女必思报君父之耻而作难。妹喜、妲己、褒姒以至骊姬乱国，是为王者咎由自取。《左传》“哀公元年”载吴王夫差败越、后被越所灭之事，其间述及吴侵陈，楚大夫皆惧，因夫差之父阖闾曾败楚于柏举。公子子西以为“无患”，他说：

昔阖闾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坛，器不彤镂，宫室不观，舟车不饰，衣服财用，择不取费。在国，天有菑疠（灾疫），亲巡其孤寡，而共其乏困。在军，熟食者分，而后敢食。其所尝者，卒乘与焉。勤恤其民，而与之劳逸，是以民不罢劳，死不知旷。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败我也。今闻夫差次有台榭陂池焉，宿有妃嫱嫔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从。珍异是聚，观乐是务，视民如仇，而用之日新。夫先自败也已，安能败我？

子西分析，阖闾之所以能够败楚，是因他节用爱民，故民不罢劳；而夫差侈其日用，视民如仇，必败无疑。后来夫差果败，书中只言其亡，未及西施之事。可见春秋战国时，强调的是：王者之德。有德者为王，民众一心，国力强盛；失德者为王，必致政乱国亡。直至西汉时，司马迁撰《史记》，仍言夏桀之亡由于“不务德而武伤百姓”，商纣败于“淫乱不止”，周幽王失国为昏聩所致，均未归罪于妹喜、妲己、褒姒。

随着封建制度的日趋完善与巩固，皇帝的权威愈来愈被神化。无论贤君、昏君，皆上天所授，其地位是不可动摇的。国家动乱、覆灭，则归咎于奸臣误国、小人蒙蔽圣听，或是女人干政，妖孽惑乱君心。于是，女人祸水之说，影响越来越大。妹喜、妲己、褒姒、吕雉、赵氏姐妹、武则天、杨玉环等均成为妇孺皆知的“祸水”，“呜呼，女人之祸于人者甚矣！”（《新唐书·明皇本纪赞》）把奉国君之命，只身深入敌国，诱使敌方君亡国破的西施，称作“祸水”“妖孽”，正是这种封建思想的体现。

封建统治者从来都是把少数统治者的利益放在首位，作为权衡一切人与事的标准。他们从无“信”字可言，今天这么说，明天可以那样说。“是”和“非”的标准完全根据他们的需要——在不同形势下，以怎么对自己统治有利为转移。今天需要你，对他有利时，便肯定你、嘉奖你；明天不需要你，可能有碍于他的统治时，便巧立名目杀掉你（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也）。“无毒不丈夫”是他们的信条。所以《倒浣纱》《浮西施》中西施与范蠡争辩，毫不起作用，最后还是落得个葬身鱼腹的下场。

不过，即使是在封建时代，也有一些有识之士有着不同的看法。尤其是在明代，由于进步哲学思想影响的扩大和深入，为西施被诬鸣不平者多有出现。《浣纱记》作者梁辰鱼是其突出代表，晚明袁宏道《锦帆集·灵岩》也曾论及此事。文中说：

古今过夫差者，皆首女祸。而余友江进之吊胥庙，独云：“忠臣不逐鸱夷去，纵有西施国岂亡。”闻者或以为病。余为之解曰：“齐国有不嫁之姊妹，仲父云无害霸；蜀宫无倾国之美人，刘禅竟为俘虏。亡国之罪，岂独在色？”噫，冀后人不昧此语，不然未有不为厉端者矣。

可见，江盈科一句为西施叫屈的诗句，曾招致一些人的非议。被李贽赞为“胆力识力，皆迥绝于世”的袁宏道站在江盈科一边，有论有据地驳斥“女祸”之说；并提醒后人，不要为王者讳，否则，将一切罪过都推给女人，让女人代替昏聩、残忍、淫乱的统治者受过，而王者仍被颂为“圣君”“明主”，则未有不酿成祸端的。其思想的穿透力，实可经百世而不衰。

一个西施，引发了如许多的话题。个中缘由，值得玩味。本文只是将历史上的变异叙述出来，更深入的研究，还有待于来者。

（载《文学遗产》2001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