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lma Lagerlof

不仅我欠了人间的债，对大自然，我也欠了债。因为，飞禽走兽、树木森林、鲜花青草，无不向我吐露了他们的秘密，无不使我的创作得益。

——塞尔玛·拉格洛夫

塞尔玛·拉格洛夫（Selma Lagerlof，1858～1940年），瑞典作家，1909年因“在瑞典国内外广受热爱的作品中所显示出的丰富想象力、理想主义和叙述天才”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她是迄今为止12位获此奖项的女作家中的第一人。

 有一位作家曾经以“呼唤”的形式邀请世人去光顾世界上一个叫韦姆兰的地方：“我们呼唤所有的意大利旅行家，所有的阿尔卑斯山攀登者，所有向往南海诸岛的人们，他们切不可忽略其他的地方。他们一定要来这里，看一看韦姆兰，没有什么地方比这里更漂亮。”发出这个邀请的即是诞生在这片土地上的著名女作家塞尔玛·拉格洛夫。任何一位想要了解拉格洛夫的人，恐怕都要从韦姆兰出发。

1858年11月20日，塞尔玛·拉格洛夫出生于瑞典韦姆兰省的莫尔巴卡庄园。她的父亲艾里克·古斯塔夫·拉格洛夫有着较好的音乐与文学素养，空闲时间喜欢谈琴、唱歌、诵诗，并常常给孩子们讲述童话故事与英雄传奇。父亲的多才多艺以及对文学的热爱深刻地影响了拉格洛夫。拉格洛夫出生后不久就患了脚疾，3岁半时她的双脚已经完全麻痹不能行动，从此以后她只能坐在椅子上听祖母、姑妈和其他一些人讲传说和故事。7岁以后拉格洛夫开始大量地阅读儿童故事和文学名著，从中汲取了丰富的精神养分。一次偶然读到的一本关于美国印第安人的冒险传说，其文笔的生动激发起拉格洛夫将来要从事写作的愿望。此后她的双腿经过长期治疗后勉强能像健康人一样行走，但是走起路来仍然有一点儿跛。尽管拉格洛夫患有脚疾行动不便，但这并未影响她对生活的热忱和乐观的态度。她喜欢听老人们讲述那些生动而传奇的故事，并坚持学习与阅读，从书籍中汲取丰富的知识。走出了充满幻想与憧憬的少年时代后，步入青年时期的拉格洛夫开始从事创作，不久便被推为家乡韦姆兰的乡土诗人。1881年，在女作家爱娃·费里赛尔的鼓励下，拉格洛夫前往斯德哥尔摩的一所女子高中就读，准备升读高等师范学院，而后于1885年顺利从斯德哥尔摩的皇家女子师范学院毕业。毕业后，拉格洛夫成为南部伦茨克兰的一所女子学校的教员。教学之余，她继续从事文学创作，并积极参加呼吁世界和平的一些活动。就在这一年，拉格洛夫的父亲去世，这对她的生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888年，莫尔巴卡庄园这个作者从出生时就一直居住的地方被迫卖掉，她离开了自己生活多年的家园，同时也真正开始了她的创作道路。1891年，拉格洛夫的第一部文学作品《古斯泰·贝林的故事》（Gösta Berlings saga，1891）出版，但这部以19世纪20年代一位年轻牧师的遭遇为主要情节的小说在当时并未取得很大的反响，该作出版后所面临的沉寂让拉格洛夫感到了疲惫与失望，但是，她并没有因此停下创作的脚步。1894年，她又发表了短篇小说集《无形的链锁》（Osynliga länkar：berättelser），该书一经出版就成了畅销书，她的创作情绪得到了激励。这一时期她的主要作品还有赞扬宗教慈善事业的小说《假基督的故事》（Antikrists mirakler：roman，1897）和以巴勒斯坦的瑞典移民的生活为题材的史诗小说《耶路撒冷》（Jerusalem：tvåberättelser，1901～1902），后一部作品被认为是她的艺术才华发展到新高度的体现。1902年，拉格洛夫受瑞典小学教师协会的委托，要为孩子们编写一本有关瑞典历史、地理、风土人情和动植物的教科书，4年后这部以童话形式写成的长篇小说《骑鹅历险记》（Nils Holgerssons underbara resa genom Sverige，1906～1907）出版了。1909年，作为诺贝尔文学奖东道主的瑞典学院将该年度的这一奖项颁给了这位“瑞典杰出的女儿”，以表彰其在文学创作上所取得的杰出成就。就女作家问鼎此奖项而言，拉格洛夫显然是居于开先河者的位置。

得奖后，一直挂念故土的拉格洛夫用获得的奖金买回了莫尔巴卡庄园，并于1915年搬回故乡居住，在过着隐居的田园生活的同时，继续从事创作。拉格洛夫终身未婚。在去世前不久，拉格洛夫还以她个人的影响力，通过瑞典皇室向德国纳粹政权交涉，营救出了犹太裔女作家奈丽·萨克斯以及她的母亲。萨克斯在此后于1966年也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1940年3月16日，由于突患脑溢血，拉格洛夫这位将一生奉献给文学事业的女作家永远离开了她眷恋的故土。

拉格洛夫一生文学成就卓著，故诺贝尔颁奖委员会在评价她的创作时说：“她的作品落笔不凡，那惊人的想象力是自从阿尔姆克维斯特（Carl Jonas Love Almqvist）之后无与伦比的”。若对其创作历程进行分期，有必要先观其主要作品目录，见表1-1。

表1-1 拉格洛夫的主要作品目录

续表

 纵观拉格洛夫的生活轨迹与创作历程，可根据其“居住庄园——离开庄园——回归庄园”的经历将她的创作分为三个时期：1888年以前为创作早期；1888～1915年为创作中期；1915～1940年为创作后期。

一 创作早期

1888年以前，拉格洛夫始终生活在韦姆兰省的莫尔巴卡庄园。在这里，她度过了美好的童年和少年时光，并在这里开始了她最初的创作。但遗憾的是，作家最早期的作品并未公开发表。

通过相关资料可以得知，在这一时期，拉格洛夫以听到的传说故事和生活中的阅读经验为基础创作了一些诗歌。之所以将这一时期单独地作为早期创作阶段而列出，是因为拉格洛夫在这段时期内的生活与经历几乎影响了她以后乃至一生的创作风格。因为患有脚疾，拉格洛夫不能像正常人一样同外面的世界接触，但是，父亲对生活的乐观态度以及对文学的热爱为年幼的她开启了另一扇通往未来的大门。拉格洛夫的祖母和姑妈在她的成长过程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两位妇人似乎总有讲不完的韦姆兰民间传说和故事，尤其是她的祖母，讲起故事来娓娓动听、声情并茂，孩子们都喜欢从早到晚地围着她来听她讲的故事。在这一时期，拉格洛夫广泛接触了瑞典和北欧的诗人、作家以及韦姆兰地方的民间传说和故事，这些丰富的文化遗产给拉格洛夫以后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并影响着她以后的创作风格，文学的种子已经开始在她心中扎根。

二 创作中期

1888～1915年，是拉格洛夫离开莫尔巴卡庄园的时期，而此时也是她创作的黄金时期。这个时期她创作了大量优秀的文学作品，主要包括《古斯泰·贝林的故事》、《无形的锁链》、《假基督的奇迹》、《孔阿海拉的皇后》（Drottningar i Kungahälla，jämte andra berättelser，1899）、《一个庄园的传说》（En herrgårdssägen，1899）、《耶路撒冷》、《基督的故事》（Kristuslegender，1904）、《阿尔奈先生的钱》（Herr Arnes penningar：berättelse，1904）、《骑鹅历险记》等。

19世纪后期，瑞典资本主义日趋发展，新兴资产阶级的力量日益强大，随之而来的是自给自足的庄园小生产经济逐渐破产解体，庄园主日趋破落。和其他庄园一样，莫尔巴卡庄园也从兴盛走向了没落，最后在19世纪80年代末被卖掉了。拉格洛夫十分怀念曾经幸福美好的庄园生活，她的第一部作品《古斯泰·贝林的故事》以非常浓烈的怀旧感再现了庄园生活风貌，抒发了自己的思乡之情。作品讲述了19世纪20年代寄居在乡间地主庄园上的一群食客的故事，将昔日贵族和食客们的生活诉诸笔端，并且把民间广泛流传的食客冒险故事和颂扬忠贞爱情的民间传说巧妙地穿插在一起，浪漫色彩极为浓厚。这部作品之所以意义不凡，不仅由于它明确地破除了那个时期流行的不健康的、虚假的现实主义，而且也因为它有自己独树一帜的创新风格。这部作品中已经体现出了拉格洛夫令人赞叹的想象力，而这种想象所创造出来的人物和情节无论多么奇异、罕见，在她的生花妙笔之下又都是栩栩如生、形神兼备。然而这部作品起初在瑞典并没有多少人问津，甚至还遭到了一些评论家的批评。正是这部作品所受到的冷遇曾使拉格洛夫产生了挫败感。但很幸运的是，1893年1月，一个意外的事件促使拉格洛夫的创作生涯出现了关键性的转折——著名的丹麦文学评论家乔治·勃朗兑斯在哥本哈根的《政治》报上发表了赞赏《古斯泰·贝林的故事》的评论文章。这不仅使《古斯泰·贝林的故事》在丹麦受到了欢迎，而且也改变了瑞典国内评论界对这部作品以及对拉格洛夫本人的冷淡态度。1894年，拉格洛夫的短篇小说《无形的锁链》成了畅销书，这一成功极大地鼓舞了她的创作信心，她辞掉了教员的工作，潜心于文学创作。同年，她结识了一生的挚友苏菲·埃尔康。在与苏菲·埃尔康一同游历了意大利西西里岛后的第二年，拉格洛夫发表了长篇小说《假基督的奇迹》。这部作品是以意大利的社会生活为题材的，这也是她唯一的一部不以瑞典和瑞典传统为背景的作品。

19世纪末的瑞典经济衰败，大批工人、农民迫于生计背井离乡，每年大约有25000人移居到美国。但是1869年在拉格洛夫的家乡韦姆兰省以北的达拉那省，却有40多个村民声称他们听从上帝的召唤而向耶路撒冷迁居。这一异常的举动引起了拉格洛夫的关注，经过实地考察，她开始以此为素材的创作，并于1901年和1902年分上、下两部出版了小说《耶路撒冷》，作品中反映了这场宗教运动给农村带来的破坏和信徒们迁居后所经受的苦难。拉格洛夫用动人的呼号道出了他们灵魂最深处的秘密，并且以最富有诗意的同情笔调对他们令人心酸而又朴实无华的生活作了绘声绘色的描写。《耶路撒冷》和《假基督的奇迹》相较于拉格洛夫的其他作品，具有比较明显的现实主义特色。此后，1904年拉格洛夫发表了长篇小说《阿尔奈先生的钱》，这是一个根据16世纪流传在瑞典西海岸的古老传说写成的一个谋财害命的故事，此时拉格洛夫再次回归了她的浪漫主义风格。

在创作《耶路撒冷》第二部的时候，拉格洛夫接受了瑞典小学教师协会的邀请，要写一本有关瑞典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和动植物的教科书。1904年的夏天，拉格洛夫开始了在瑞典全国各地的考察活动，为写作“一本关于瑞典的、适合孩子们在学校阅读的书……一本富有教益、严肃认真和没有一句假话的书”做充分的准备。1906～1907年，《骑鹅历险记》被作为历史和地理教科书分上下两册出版。这部童话巨著使她饮誉国际文坛，赢得了与丹麦童话作家安徒生齐名的美誉。作品中的主人公尼尔斯是个淘气的孩子，因恶作剧得罪了精灵，被精灵用魔法变成指头一般大的小人儿，他骑在鹅背上漫游了整个瑞典，经历了各种冒险，欣赏了祖国的美景，结识了很多朋友，最终改掉了所有不好的习气，成长为一个勇敢、善良和有爱心的好孩子。凭借这部童话巨著，拉格洛夫在国内外的声望大幅提高，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认可和喜爱。1909年她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又于1914年当选为瑞典学院院士，挪威、芬兰、比利时和法国等国还把本国的最高勋章授予她。在这部作品中，拉格洛夫并不满足于仅仅描写景物外在的美，凡是她笔触所及的世间万物，包括花草树木、山水景物、鸟兽家禽等，都有属于自己的十分真实而又生趣盎然的生活。她那热爱人生的目光探索着生命的内涵，她那敏锐的心灵感知了大自然的心声。她通过不同的角色，把深藏在神话故事、圣经故事以及时下传闻逸事之中的神韵表现出来。拉格洛夫通篇运用浪漫主义手法，引领读者进入一个美与真的童话世界。

这个时期拉格洛夫的创作呈现出来的特点是理想主义追求十分鲜明，并与现实主义交织。语言纯粹清新，风格优雅婉约，想象力丰富。这是由于作者在游历和考察中增广了见闻，对现实投入了更多的关注，并且熟练地运用了民间故事和传说，书写了现实生活中人们的多层面的生活，并把伦理的力量和虔诚的宗教感情融入其中。这一时期的创作为她夺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三 创作晚期

1915～1940年，是拉格洛夫重返莫尔巴卡庄园的时期。这一时期她除了经营庄园，还继续从事文学创作。回忆录《莫尔巴卡》（Mårbacka，1922）和《罗文舍尔德》三部曲——《罗文舍尔德家族的戒指》（Löwensköldska ringen，1925）、《夏劳特·罗文舍尔德》（Charlotte Löwensköld，1925）和《安娜·斯凡尔德》（Anna Svärd，1928）都是这一时期的主要作品。即使到了晚年，拉格洛夫依然辛勤地创作，出版了回忆录《一个孩子的回忆》（Ett barns memoarer：Mårbacka Ⅱ，1930）和《日记》（Dagbok：Mårbacka Ⅲ，1932）。82岁高龄时的拉格洛夫原计划为她的挚友苏菲·埃尔康撰写一本传记小说，可惜只写了两章，却不幸由于脑溢血于1940年3月16日清晨去世。

这一时期拉格洛夫的创作又回归到纯粹的理想主义，回归心灵的居所。此时其作品的题材都以回忆往昔为主，仍然都是体现瑞典的文学传统，并结合浪漫主义的创作手法。

最后，有必要说明一下：为什么要以拉格洛夫与莫尔巴卡庄园的关系为依据来考虑作者的创作分期呢？因为拉格洛夫的一生与莫尔巴卡庄园的关系与感情实在不一般。拉格洛夫出生于莫尔巴卡，但莫尔巴卡一度被出卖，后来拉格洛夫尽其所能令它失而复得。所以，拉格洛夫与莫尔巴卡庄园的感情是格外深厚的，它不仅是她的生活家园，也是她的精神家园。无论莫尔巴卡是归其所有还是失去，乃至复得的各个时期，拉格洛夫的创作始终与其有着十分重要的关系。正如她自己所说：“莫尔巴卡庄园有着古老的传统和丰富的传说，在那里居住的人温柔又友爱，如果我不是在这样的庄园里成长的话，我是决计成为不了一个作家的。”

所以，在总观了拉格洛夫一生的创作后，细观一下拉格洛夫的创作与莫尔巴卡庄园的关系，也未尝不是最好的总结。这种关系可见表1-2。

表1-2 拉格洛夫的创作与莫尔巴卡庄园的关系

作为作家，拉格洛夫并没有太多的理论著述，不过，她的文艺思想仍散见于其他相关的论述中，其中作家成功的“链条说”就是比较具代表性的见解。

何为“链条说”？拉格洛夫本人当然并没有为自己的见解作过如此的命名，不过她在对自己的文学创作获得成功之原因的追问中，牵出了一个链条关系：在她看来，一个作家的成功并非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而是有一个环环相扣的链条共同支撑的结果。这里，笔者将其称之为“链条说”，而此种见解于文学研究领域中的作家研究是有特殊意义的。

拉格洛夫的“链条说”出现在她的诺贝尔文学奖的受奖词中。在接受诺贝尔文学奖的庄严时刻，她以虚构的在天国中与父亲的一番对话，说明她作为作家的成功应该感谢许多人，正是这许多的被感谢者给了她成功所需的必要支撑。

第一，她认为首先应该感谢自己的父亲，因为她最先欠的是父亲的“债”。她说：“父亲，因为这是您开的头。您还记得吗？您以前常弹钢琴，唱贝尔曼的歌给我们听。每年冬天，您不是至少都要让我们朗诵两回泰格奈尔、鲁内贝里和安德森的诗吗？我现在欠的债就是这样开始的。”在这里，拉格洛夫的意思是每个作家都要感谢自己最早的启蒙老师，而这启蒙老师因人而异，对有些人而言是自己的父母；对另一些人而言是自己的奶娘；对其他一些人而言，可能又是另外的人。而对拉格洛夫来说，她的祖母、姑妈和父亲都对她给予了文学的启蒙。说到父亲，拉格洛夫不光记得前文提到的她欠父亲的那些“债”，而且还曾记下了自己儿时关于父亲的其他记忆：“他总是带着两个最小的孩子到农庄办事处去，那是在另一幢建筑物里面，离住宅并不太远。”而这里面有一个书柜。在书柜里，“好些本《欧洲文艺》年刊和荷马、西塞罗、李维的作品挤在一起。彼得大帝和菲特烈大帝的历史，由于那暗褐色的厚纸板装订的书面，也被流放到了这儿。”而父亲的这些书籍无疑都成了她童年成长的背景因素之一。所以，拉格洛夫认为，一个作家的成功，启蒙者是功不可没的。

第二，她认为应该感谢文学的历史、文学的传统、文学的“先人们”。因为“先人们教会了我热爱神话传奇、英雄故事；热爱我们生活的土地；热爱我们人类的生活，不论是贫穷或富贵。”这就是说，文学的历史是一片丰沃的土壤，它提供给作家所需的各种养分；同时也说明文学的历史是跨越时空的传承，它可以在新的时空中哺育一批批新人，而且新人们在这浩瀚的文学历史中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与爱好有选择地吸收。譬如拉格洛夫，她最感兴趣的是“神话传奇”“英雄故事”。于是，她在文学的历史、文学的传统中汲取了这方面的营养，而又通过自己的写作将其传承下去。就这样，她自己也成为文学历史传承链条中的一个环儿。每个成功的作家都是这样融入文学的历史中去的。

第三，她认为应该感谢民间文学的丰富宝藏。客观地说，任何一个成功的作家都和民间文学有着血脉相连的关系。普希金是听着奶娘所讲的故事长大的，艾青倾情书写的《大堰河——我的保姆》更是说明了民间文学是哺育作家的摇篮。民间文学是一片广袤的土壤，拉格洛夫这样描述道：“有些贫穷的无家可归的流浪汉，在威姆兰特各处卖艺，演滑稽戏、唱童谣，难道他们的表演对我没有影响吗？还有那些住在林边的灰色小屋里的老人们，他们给我讲水妖、神奇的巨人和被魔法迷住而进了山的少女们的故事。正是他们使我能从坚硬的岩石和黑暗的森林中读出了蕴藏的诗意。”这些都是作家所亲身经历的。除此之外，还有修道院的修士、修女们以及瑞典的农民，他们都给她讲述了很多的民间故事。她认为自己欠了这些人的“债”，因为他们不仅让她的创作有了更加丰富的素材，而且从根本上说，是他们给了她最丰富的文学感悟。

第四，她认为应该感谢自己的写作对象。每个作家笔下展现出来的写作对象都是不同的，而这些写作对象背后要传递出来的感情也是不一样的。拉格洛夫认为自己不仅欠她笔下的瑞典农民的“债”，而且也“欠整个大自然，飞禽走兽、花草树木，它们无一不把自己的奥秘告诉了我。”这里，拉格洛夫是谦逊的，大自然并不能开口把自己的奥秘告诉她，而是她通过自己的心灵读懂了大自然。但是，她说得十分在理，若没有大自然的存在，没有大自然为她提供这么丰富的写作对象，她的如橼之笔如何能有所作为呢？

第五，她认为她应该感谢当代的文学环境和文坛精英。一个人的成功不会孤立于历史之外，也不会孤立于他所生存的环境之外，拉格洛夫深刻体会到了这一点：“那些教我写得一手漂亮的瑞典文的人，也是我的债主。还有从前那些写散文、韵文的好手。那些先驱者将写作变成了一门艺术，并加以发扬光大。当我还是个孩子时，我同样受惠于那些我国的、挪威的大作家们，我又如何算得清这笔债呢？”是的，她读过瑞典诗人雷德贝里、斯诺伊尔斯基、海登斯塔姆、弗勒丁、卡尔费尔特的诗歌，也读过瑞典作家斯特林堡、耶伊尔斯坦姆、莱韦尔廷、哈尔斯特伦等人的剧作和小说，她也读了瑞典历史作家索菲·艾尔肯的作品，更熟悉瑞典女作家安妮·夏洛特·艾格伦的作品。如果说当代的文学环境为她的创作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语境的话，那么，文学先辈们就是她在这个语境中可以更好地发挥文学才能的拐杖。她从他们那里受到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大到文学题材的积累、文本结构的搭建，小到遣词造句。总之，当代的文坛、当代的作家们给了她广博的文学熏陶。

第六，她认为应该感谢读者。读者作为审美主体，是相对于作家来说的。读者对作家的作品都会有自己的审美期待，不管读完作品以后自己的审美期待有没有实现，都会给作家以后的创作带来影响，他们每次的意见反馈都会是作家成长的动力。提到读者，拉格洛夫说：“我实在是承受了太多的恩情了，再也还不清了。如果没人要看我的书，我还能干什么呢？”她的作品受到了读者的欢迎，一方面是她本人的作品对读者来说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另一方面是她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读者的审美期待。读者的鉴赏水平是参差不齐的，但是这样也就可以让作家听到不同层面的人对自己作品的不同看法，为她的创作提供更大的拓展空间。

第七，她认为应该感谢批评家们。对于批评家，作家们的看法是有很大分歧的。1991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纳丁·戈迪默就曾直言：“评论家？这个世界上大概只有那么一两位评论家，如果写文章评论我的书，我会有兴趣去读。也就是说，如果他们批评得十分严厉，我就会被击中要害，因为我会认为他们知道我想做什么但是未能做成。至于一般的评论，都是赞美你并未写好的那些东西，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明白你想写什么。”显然，戈迪默只对一两位评论家有好感，而总体上对评论家是有隔膜的，但是，戈迪默的见解也是有道理的。拉格洛夫与之不同，态度非但没有那么激烈，而且公开表示对评论家的敬意。其实批评家也是读者中的一部分，但不同的是，读者可以带着消遣的情绪和个人的喜好来阅读作品，而批评家却是一种职业，他们需要对社会、对文学历史负责。他们总是带着批评的目光来评判文学作品，也是为了促进文学事业的进步。拉格洛夫说：“我也不会忘记所有写过关于我的文章的人们，一位丹麦的著名评论家仅仅写了几个字，就在那儿为我赢得了众多的朋友。”这位评论家的名字叫乔治·勃朗兑斯。也许拉格洛夫对批评家有好感也正是因为感受到这位评论家在她的创作生涯的关键时刻所起的激励作用。其实，作家与评论家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好的评论家如文坛上的伯乐。前文提到的戈迪默也是得力于这样的伯乐的推动才走向世界文坛的，她当然也记得这段历史：“确切地说是1946年，南非有一位文学评论家读了我的作品，于是把这些作品寄住美国文学出版社。在美国有名望的文学杂志上发表我的作品，如：《弗吉尼亚评论》季刊和《耶鲁评论》季刊，于是我才开始有了名气。”从这样的事实看，拉格洛夫感谢批评家正是对这些伯乐的工作的肯定。

第八，她认为应该感谢在困境中给予她支持的朋友们。如果以上说的都是为她的作品而感谢的话，这里的朋友们就不仅仅是因此而得到她的感谢，而是在更广阔的层面上。她说“感谢我的忠实朋友艾塞德，在我还是个默默无闻的小辈时，他就为我四处奔波，创造机会。另外还有很多人，都十分珍视我的作品。”雪中送炭总比锦上添花更让人记忆深刻，一个生活在困境中的人对于给他帮助的人会永远铭记于心，而这种经历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就是其创作的坚强后盾。

第九，她认为还应该感谢给予她奖励的人们。适当的奖励总会增长一个人的自信，而这种自信带来的结果会反过来促进一个人更加有所作为。拉格洛夫认为：“对于那些提名我角逐诺贝尔文学奖以及决定我成为这届文学奖得主的人，我不知该说什么好！……这表明了他们对我的信任，他们将我的名字传到了全世界！”对一个文学家而言，诺贝尔文学奖无疑是对他们相当大的褒奖。有人获奖后会狂妄自大，也有人可能根本不屑于关注评奖者的劳动，而拉格洛夫却是秉着谦虚、感谢的姿态来对待的，认为这是她创作的新的动力。这里，应该跳出诺贝尔文学奖这个具体的奖项，拉格洛夫的意思是一个文学家应该感谢所有给予他奖励的人，包括各个层面的褒奖，哪怕是一句温馨的鼓励的话语。

综上所述，这“九谢”就是拉格洛夫的“链条说”的基本内容。“链条说”不仅体现了拉格洛夫对自己所取得的创作成就所抱有的谦虚、感恩的心态，更反映出她对促成作家成功的诸多因素的思考。这就为文学批评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考点：文学创作不是一个封闭的体系，不是单一的作家闭门造车的结果。它是一个开放的过程，大凡优秀的文学作品，都是在这个开放的过程中诞生的。也就是说，一个作家的成功并不是简单的个人行为，而是凝聚了诸多的因素；一个作家的创作成就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是整个文学历史、文学发展链条中的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