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年底，美军在太平洋上获得绝对优势，即将击垮日军。听说沈阳时代的同窗金山时夫要回沈阳，安部公房便伪造诊断证明，逃脱征兵，与金山同行。他们花费了三天时间搭乘轮船，经停朝鲜，辗转回到沈阳家中。当时，他们的目的是加入当地的胡匪，而最终的结果是金山在战乱中病亡，安部公房本人则在父亲的诊所中帮忙。此时，美军的炮火已经开始轰炸东京，当地友人、熟人伤亡的信息不断传来，让暂时处于平静中的安部公房感到自己成为一个掉队者。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伪满洲政府垮台。然而，当时伪满洲国所提出的“五族共和”，在当地生活的二代日本人心中已经根深蒂固。安部公房在1957年写下的《我心中的满洲——生活和感情的实验室》中，如此描述自己当时的心情：“8月，战争突然结束。我觉得整个世界好像突然被光芒笼罩，所有的可能性瞬间出现。但是，接下来便是严酷的无政府状态。但是，这一无政府状态在带来不安与恐怖的同时，确实也给我带来了梦想。那是从父亲，以及父亲所代表的财产、义务中得到的解放。阶级和人种差异的崩溃……（‘五族共和’这个虚假的口号，我是从心底里相信的，所以我对践踏它的日本人的行为，充满了强烈的憎恶和蔑视。”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虽然是侵略者的后代，但是在沈阳长大的日本少年，真的把伪满洲国当作自己热爱的“故乡”，而入侵者的身份，也注定了他们不可能拥有这片土地。

1945年秋天，解放军攻入了沈阳，结束了战争后期混乱中的烧杀掠夺。而伤寒又开始肆虐，全城的医务工作者都紧急动员。安部公房在这场瘟疫中失去了父亲，自己也一度染上风寒，危在旦夕。1946年，国民党军队进入沈阳，和解放军开战，沈阳再度陷入混乱状态。据日本人自己统计，二战结束后，死于中国东北的日本人大约有24万。安部公房和母亲及弟弟、妹妹全家4口流离失所，也险些在混乱中丧生。

在安部公房心中，这段经历让他“亲眼见到社会秩序的彻底崩溃。我对所谓的恒常完全失去了信赖。这对我来说是一件好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在完全没有警察的状态下生活。既没有政府，也没有警察。这真的能让人的世界观发生改变啊。尤其那时我没有任何社会科学方面的知识，就是被扔进了热带雨林里的孩子”。

他还曾说：“我曾身处二战结束时的中国东北。当时完全是一种无政府状态，抢劫、杀人在光天化日下的马路上频繁发生，而且人们无法抵抗。没有组织可言，对于个人来说是最坏的状态。我想，这对自己来说是一个很好的考验。我必须实验一下，看看它是否有利于自己的思想成长。真的很恐怖。强盗闯入，子弹从耳边飞过，我都曾经亲身经历过。这一体验最终使我所学到的是，无论怎样的可怕经历，都是可以忍耐的。比起防身反抗来说，还有更为痛楚的东西。”

这些文字能让我们体会到，转瞬间失去父亲的孤独少年在面对混乱时，在面对不知下一刻将会发生什么的现实时，是多么无助和迷惘，同时又需要多么坚强。但是与此同时，一种无拘无束的自由也迎面袭来。面对这样的场景，或许安部公房思考的结果，便是超越国境，放逐荒原。

1946年9月，安部公房和家人一起设法登上运送病患的船只，耗时52天，两手空空地回到了北海道旭川。失去父亲，失去所有财产的他，将母亲和家人留在北海道，只身一人前往东京，借住在友人高谷家中。他的友人饭田曾这样描述他的样子：“一眼就能看出他是从大陆回来的。他和小里小气的内地日本人不一样。从这一意义上说，他有着日本人不具有的难以捉摸之处。”然而，原本生活就已相当困窘的高谷，无法长时间收留他，因此安部公房很快离开高谷的家，挨个在其他熟人家里短暂逗留。他经历了极度的贫困体验，还因为严重的营养不良而备受煎熬。在这种情况下，他基本上不去学校上课，而是为了填饱肚子而在黑市中打工，陷入孤独、不信任和憎恶的恶劣心态中。这段经历，尤其是在寒冷的夜空下无家可归时所体会到的绝望，或许是安部公房日后写下《赤茧》的一个创作源头。

在他的作品中，我们多少能够了解到他当时所承受的巨大精神压力来自于何处。1948年发表在《次元》6月号、没有删节的小说《异端者的告白》中，有这样一段令人印象深刻的文字：“我是被流放的人。没有与你们为伍的资格。对于你们的语言，我难以理解。我的语言，对于你们来说也是无用之物……让我痛苦的，是这种异质的自我感受。而这种意识，是无法用感伤来给予安慰的。”在1955年1月6日的《日本经济新闻》上发表的《奉天——那座山，那条河》中，他这样倾诉：“我常常觉得自己是亚洲的亡灵，我徘徊在故乡的周边，却无法回归。”

二战结束前从日本奔回成长的沈阳，和战后与家人回到出生地北海道，对于他来说，都具有特殊的含义。前者，是养育自己的土地，但是这片土地是自己国人所侵占的异国他乡，自己也不过只是殖民者、侵略者而已。而后者，虽是自己的出生地，却需要忍受生活在“内地”的日本人投来的、带有歧视的异样目光。在荒野中成长的安部公房，并没有因为回归湿润的岛国而得到慰藉，他感受到的是排斥，是自己缺乏共鸣的异乡文化。失去归属的痛楚，让他感受到自己已经永远成为一个异乡人，难以真正地与他人相互理解，永远只能在荒原中孤独地前行。这种“异质”，是安部公房的早年经历给他刻下的烙印，这种归属感的缺失所带来的孤寂埋藏在他的内心深处，成为他作品中屡次出现的主题。

在中国东北与岛国两地之间的辗转漂泊中，安部公房用他特有的充满哲学意味的文字，记录下了其深切感受到的孤独、迷惘和不安。除了分别于1946年和1947年集结成书的诗集《没我的地平》《无名诗集》之外，小说《白蛾》（1947年）、《在道路尽头的路标旁》（1947年）、《异端者的告发》（1948年）、《为了无名之夜》（1948年）、《虚妄》（1948年）、《鸦沼》（1948年）、《微明的彷徨》（1948年）和《梦的逃亡》（1949年）等作品都是在这一阶段创作的。其中，《在道路尽头的路标旁》受到战后派作家埴谷雄高的青睐，他也因此而正式登上了日本文坛。而这一时期，在利用哲学进行思考的同时，早年生活的沈阳成为安部公房作品中都市想象的来源。

一 《无名诗集》

二战结束之后，安部公房于1946年将自己写作的诗歌收录成册，起名为“没我的地平”。1947年，漂泊于东京的他被迫离开一度收留他的朋友高谷。在居无定所之时，邂逅了后来成为他妻子的山田真知子。当时，真知子刚从东京的女子美术专科学校（现在的女子美术大学）日本画专业毕业。两人婚后依靠兼职谋生，在经济上极为落魄的情况下筹集资金出版了《无名诗集》。这部诗集包括了改编自《没我的地平》中的部分内容。对于诗集被命名为“无名”的原因，我们可以在诗歌《光与影》中找到答案。

从你手中夺走姓名

从你胸中夺走姓名

夜的标记是无名的自我

大地坠落，无名之星

……

因为愉悦，所以无名

在我胸中的森林徜徉

你难道没听见

启程前往无名之国的鸟儿

振翅的声音

……

你的姓名

夺走了我们熟知的歌

在姓名上笼罩乡愁的道路

哦，现在看一看啊

为了歌唱这放牧

让无名的我凸显吧

诗歌表达了作者对在无名的天空、荒原自由自在进行思考、创作的期盼，体现了他期待用不受束缚的语言表达自我的强烈愿望。他曾说：“不可思议的是，我的归结点是和现代的存在主义哲学稍有不同的存在。我的哲学（？）可以勉强命名为新象征主义哲学（存在象征主义）吧。这也是基于存在论的一种实践主义。存在象征的创造性解释，是我的意志所在。”或许这是安部公房关于自己文学创作的最初宣言，用象征的诗歌语言来表达自己的人之存在的思考。

诗集中还有部分诗歌直接用了里尔克诗歌的名称，如《孤独》《叹息》等，其中收录为第一首的是名为“笑”的一首诗歌。

紧咬着的嘴唇

不会再次欢笑

我曾爱着它细语的快乐

一定有谁会代替它欢笑吧

我曾爱着苍白的灵魂

它消失在烈焰燃烧的草原和结成坚冰的都市中

从历史中被放逐的心灵

也从欢笑中被放逐

在浅睡中不得不哭泣

为了渴望快乐的幸福

为了在被风洗刷的残缺的路旁

在热情断绝，憧憬埋葬的

山丘上某个时刻开放

的感伤之花吧

不，也许花是不会开放的

但是，那残缺不会白费

不久世界就会笑吧

忘记一切地笑

站在那小小的灭亡的山丘上成长

从这首诗中，我们隐约可以体会到作者当时的一种孤独感和一个没有故乡的人对自我归属感的追寻。在第一节和第二节中，“不会再次欢笑”的嘴唇透露出一丝孤独，而“烈焰燃烧的草原和结成坚冰的城市”带给我们一种荒凉感，也让我们联想到作者成长的东北荒原。而放逐了他的“历史”代表着什么呢？现实的历史是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逃避战争的安部公房已然成为历史的放逐者。年轻的他虽然选择了这样的道路，却依然无法彻底从中脱身，因此他陷入了一种难言的苦闷。历史还代表着传统文化、社会因素的累积。人也就是在无意识的过程当中依赖着、遵循着这些既成的社会规范和习俗在成长，学会欢乐悲伤。抛下了历史，也让这“苍白的灵魂”缺乏一种归属感，受困于连欢笑、热情和憧憬都无法存在的孤独荒漠当中。但是，诗歌并没有在悲观中结束，在这废墟上，依然会有新的欢笑产生。从这最初的诗稿中读到的思考，一直在安部公房的作品当中延续。

为了出售这本诗集，安部公房买了回北海道的单程车票，期待能有故乡的亲友购买，然而这本诗集却全无销售成果。安部公房此后为了投身于新的文学创作实践，也告别了诗歌，更多地投入小说的创作。然而这本诗集，他珍藏到了晚年。

二 《在道路尽头的路标旁》

1948年2月，在埴谷雄高的推荐下，安部公房在2月号的《个性》上发表了处女作《在道路尽头的路标旁》。1948年10月，该小说由真善美社出版，安部公房正式开始了他多彩的文学创作生涯。后来，安部公房对作品进行了大幅修改，由冬树社于1965年再次出版。安部公房在书中这样写道：“在我的工作中，贯穿着一条重要线索。我无法否定，这部作品到现在依然是这条线索的开端……是的，这是我的处女作。”这部小说最初的构想，来源于为友人金山时夫写传记的想法。在前言中，他如此讲述道：

献给离世的友人金山时夫

为何你如此执拗地抗拒故乡呢？是不是我的独自归来，你都会抗拒呢？你如此抗拒被人所爱，不得不客死他乡。我想为你建一座纪念碑，但是这或许也是导致你失去生命的原因……

《在道路尽头的路标旁》是一部长篇小说，由三部回忆笔记构成，主要内容描写的是主人公——日侨青年T——二战结束后的一段经历。当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殖民统治瓦解之后，他逃离故乡，却阴差阳错地独自闯入了中国马贼队伍，被卷入这些绿林人马的火并和斗争中。在刀光剑影中，他成为这批人马的俘虏，和打入其中进行秘密策反工作的中共党员相识，并结下不解之缘。它在一开篇便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人必须要像这样存在？”

椎名麟三评价这部作品是第一部“将剥去了一切名称的、赤裸裸的存在本身作为问题”的小说，让他知道，“在日本也开始有了真正的精神史”，而且这种精神史是由20多岁的安部公房开始的，让他充满深切的希望。当然，对这部作品的解读也是很困难的。本多秋五曾说，这是一部“相当难懂”的“晦涩作品”。但可以明确的是，从这部小说中多少能够看到安部公房的身影，可以读到他少年时代流浪于中国东北平原时的情感。

在这部作品当中，能够读到里尔克的作品以及存在主义对安部公房的影响，也能看到丧失了故乡而又渴望拥有故乡的人的孤独。他在作品中用观念性很强的问题来表达追寻“存在”的故乡的热烈愿望。这与安部公房的出生地与成长地不同，以及在中国东北的体验是分不开的。在这部小说中，作者这样描述失去故乡的中国人：“他们是心怀不甘离开故乡的人……他们的不甘是对故乡的不甘，他们的喜悦也可以用故乡的语言来表达。他们离开了故乡，却并未失去故乡。”而被困于异乡村庄中的主人公——和安部公房后来的名作《砂女》的主人公一样，认为，人有两个故乡，一个是“伟大的、永恒的东西居住的肯定之所，也就是生之故乡，现在还有一个遥远的存在之故乡”。“生之故乡”，指的是生养的、如同母亲一般的故乡，而存在之故乡则是支撑人的精神的，存在于意识中的故乡。没有这个故乡，人就无法确立自我。对于主人公“我”来说，“一瞬间如同从雾中显现的故乡，可以按照生理的、物理的、化学的，以及社会学的要素来分开思考。各个要素间相互制约，同时又互相被制约。故乡无非就是作为这些要素的综合体而显现的人物形象”。也就是说，安部公房此时考虑的故乡，是一个包含民族、国家等元素，并因此而不断被定义、变化的形象。这实际上是这部作品中“生的故乡”，即日本。它仅仅是一个虚幻的概念、形态。而主人公生活的地方，则是“存在的故乡”，也就是文中的中国东北。主人公在内心无法将记忆中几乎并不存在的日本真正理解为自己的故乡，而日本这个“生的故乡”的存在，又让他把东北作为“故乡”的想法无法被认可，注定了他只能与这个实际的故乡在空间中永远分割。这也导致，对于“生的故乡”，他永远无法亲近。特殊的生活经历，让安部公房终其一生，都在排斥和寻找中创造着自己的“故乡”情节。

作者还在这部小说中说，“恐怕除了故乡以外是没有真理的”，“为了烦恼、欢笑、生活，人们必须拥有故乡。故乡是崇高的忘却”。故乡代表着一种既成价值体系、社会规范，人们是遵循着这些规范在烦恼、欢笑和生活的，它们是人存在的根据。而在战后的无政府状态下，这些价值体系都已崩溃，同时，国家、乡土的概念在这时变得模糊，对于自己的归属，人们已经失去了把握，被一种丧失故乡的虚无和孤独所包围。小说的主人公虽然在追寻着自己真正的故乡，但同时，他业已发现，真正的故乡并不存在，它只是一个存在象征罢了。所以，他才来到了象征着返乡之路结束的道路尽头。作者在这里开始思考的是，剥离了这些价值、规范的、纯粹的“物”的存在，他面对的是，丧失了这一切存在根据的自我。于是，抛弃了外在观念及束缚的自我，便“正是我的王。我到达了所有故乡、所有神之地的相反极端”，等待“我”的自由，这是对自我精神的彻底支配。在这部作品中，安部公房对人的存在和孤独的思考，对于在世上通用的既成观念和意识的批判已见雏形。如同安部公房在这部小说的后记当中写道的一样：“创作这部小说的时候，我在文学上完全是孤立的，小说的概念也完全是自己独创的。也许，与其说是在写小说，不如说是在书写一个世界。我在战争中封闭的氛围里，在里尔克和尼采之间游走的同时，仅仅依赖存在主义支撑自己，对于我来说，小说式的虚构仅仅是表现世界的一个手段而已，除此之外没有任何意义……我无法否定，这部作品是直到现在还贯穿于我工作当中的一条重要线索的开端。”

三 《异端者的告发》及《为了无名之夜》

安部公房发表于1948年的《异端者的告发》是一部难解的小说。它以第一人称作为叙述者，开篇便提出了“我”的宣言：“我自己会做出判决，我是有罪的，是恶人，是人类的敌人……我将会作为你们人类的敌人，继续犯下异端的罪，直到永远……是的，我要告发我自己。”“我”发现了自己的异质，并因此痛苦万分。“我完全没有称为人的资格。但是，这不是真正的绝望。我无处栖身。”因此，“我”来到了一个充满死亡气息的城市。然而，在这座城市中，没有一个人回应“我”的自我告发，于是，在无助的彷徨中，“我”拿起尖刀，决定去刺杀“真正的人”。小说中充满了关于自我存在的思考，能够看到尼采等人思想的影响。

《为了无名之夜》（1948年）一般被认为是在里尔克《玛尔特的手记》影响下创作的小说。例如，该小说主人公被作者设定为一名生活在大城市里患病的孤独青年，他有着强烈的写作欲望。这一人物设定和《玛尔特的手记》是相同的。在作品中，“我”不断地通过引用等方式唤起读者对《玛尔特的手记》的联想。在第一、二、三章中，主人公“我”由于脑部疾患而痛苦不堪，但是却从未放弃创作的想法，反复表示想要完成里尔克论。实际上，他正是在写作过程中去把握和理解里尔克的。第四章和第五章描述了“我”对过去的回忆，第六章中的“我”则失去了七天时间的记忆，被关于死亡的预感所笼罩。其实，“我”是在写作里尔克论的过程中，获得了一个机会，得以站在诗人的角度，去认识里尔克，发现自身和里尔克之间的差异。在此之上，“我”决心以诗人的方式积极地去接受和面对命运。简言之，这部小说主要通过描述一位濒临死亡的青年诗人来挖掘人生意义。

评论界普遍认为，《在道路尽头的路标旁》是晦涩而饶舌的，而1951年发表的《墙——S.卡尔玛氏的犯罪》则是轻快而具有讽刺意味的，两者之间有着飞跃式的变化。而也有学者认为，《为了无名之夜》的存在，体现出的不是前述两部作品之间的不同之处，而恰恰证明了两者之间的联系。两者之间的差异是从“转变身份”到“变形”的变化，而《为了无名之夜》就是这当中的分水岭，也可以看出，前述两部作品之间看似存在断裂，实际上却有着一定的连续性。安部公房在前期的写作过程当中，最初受到里尔克、尼采思想的影响，强调“转变身份”，即作为个人要不断蜕变，征服自己所面对的命运。而后，他逐渐受到超现实主义的影响，对于里尔克的理解发生了变化，具体表现为，用“变形”——即从人到物的变形的描写手法来追寻“存在”的本质。

综上所述，安部公房早期的文学创作实践中，有两点值得我们关注。第一，他在中国东北的生活经历，让他对于城市的样貌有了一个切实的认识，而且可以说，这超越了当时日本人的普通认识水平。这给予了他此后观察和看待日本都市及日本都市人的高度。第二，特殊的战时及战败时的经历，不仅形成了他特殊的故乡观，还使他拥有了有别于一般日本人的、更为国际化的视野。他笔下的人物，往往渴望冲出充满乡土气息的故乡，去寻找新的出口，寻找边境。他们期待着逃亡，然而他们常常最终发现，当他们达到世界尽头的流亡终点时，心中依然充满对故乡的渴望。安部公房对都市的认识、对故乡的执着，以及他早年的阅读习惯、对哲学的热爱等因素，共同造就了一位日本文坛特质作家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