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去来兮：那些去往台湾的文化名家

胡适，字适之，安徽绩溪人。因提倡文学改良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是第一位提倡白话文、新诗的学者，致力于推翻两千多年的文言文，虽与陈独秀政见不合，但与其同为『五四』运动的核心人物，对中国近代史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曾任中华民国驻美大使、北京大学校长、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职。著述宏富，在文学、哲学、史学等诸多领域均有深入研究。一九六一年二月二十四日心脏病猝发病逝于台湾，葬于台北南港。于安徽绩溪、上海、台北建有故居、纪念馆。

台湾的胡适故居内景，客厅

台北的“中央研究院”里，已故院长胡适的住所已辟为故居纪念馆，在纪念馆馆长、罗家伦的侄女罗久蓉女士的关照下，我走进了胡适的家，这完全是个意外的恩惠。室内陈设雅致、简朴，很让我感动个意外的恩惠。室内陈设雅致、简朴，很让我感动。

在故居前和一群台北大直高二的同学们不期而遇。听他们说台湾初中到高中的课本里会读到三篇胡适的文章。他们好可爱，他们熟知胡适……

胡适与台湾的渊源可谓不浅。胡适的父亲胡传曾在台湾做过官，是台东知州。胡适1891年生在上海，三四岁随母来台湾探亲，曾住过台南和台东。五岁时回祖籍安徽绩溪读私塾。

“中央研究院”的西面是胡适公园，胡适墓就在这里。金字镂刻在黑色大理石上的墓志铭，由他的学生毛子水模仿先生的白话文口气撰写，金石名家王壮为之书刻。末尾署“中央研究院胡故院长适之先生治丧委员会立石，中华民国五十一年十月十五日”。

他喜欢白色。墓园以白色鹅卵石铺面，四周是白色正方形廊檐，正面围墙上悬挂一块白色大理石。墓的上端工整镌刻着蒋介石的亲笔题词：“智德兼隆”四个金字。

两棵长青松柏伫立墓前两侧，中间一花台，雏菊葱茏，聊作祭奠。雨天里，我执伞前来缅怀这位先哲。

抉择，告别北大，告别大陆

1948年12月上旬，解放军发动平津战役，到21日，北平已经成为一座孤城，被团团围住。身在南京的蒋介石开始准备“抢救”人才。“抢救”人才计划，由蒋直接策划指导，由陈雪屏、蒋经国、傅斯年组成的三人小组具体负责实施。“抢救”对象共分四类：一是各院校馆所有关行政负责人，二是因政治关系必须离开者，三是中央研究院院士，四是在学术上有贡献者。这四类人，胡适无一不与，作为中国西学知识分子的旗帜，他自然是蒋介石要“抢救”的首批人才。

1948年9月15日，北大校长胡适与出席泰戈尔画展的来宾在孑民堂前留影。前排右五徐悲鸿，右六胡适、左一季羡林，左二黎锦熙，左三朱光潜；第二排左三饶毓泰，左七郑天挺，左八冯友兰，左九廖静文；第三排左五邓广铭

12月13日，胡适还在为北大五十周年校庆忙乎，他在特刊上撰写了《北京大学五十周年》一文，祝福北大能安全度过眼前的“危难”。此时，陈雪屏已奉命飞抵北平，力劝胡适南下，但胡适不肯，理由是“我不能丢下北大不管”。任凭说客磨破嘴皮，胡适就是不为所动。无奈之下，陈只得于第二天飞回南京复命。

情急之下，蒋介石亲自两次打电报催促胡适南飞，说时间紧迫不容再拖延，并告知，已派出专机飞北平接他与清华校长梅贻琦，还有陈寅恪、陈垣、毛子水、钱思亮等人。在此情况下，胡适不便再固执己见，决定南下。

与此同时，共产党也在做挽留胡适的工作，先是胡适在中国公学的学生吴晗两次劝其留下，但话不投机。不过他们仍不愿放弃努力，此时北平西山吴晗两次劝其留下，但话不投机。不过他们仍不愿放弃努力，此时北平西山的中共电台广播了毛泽东的传话：“只要胡适不走，可以让他担任北京图书馆馆长！”胡适显然疑虑重重，他反问：“他们会用我吗？”

胡适走前给北大教授及高层行政人员汤用彤、郑天挺留下一纸短笺，说：“我虽在远，决不忘掉北大。”1948年12月15日傍晚，胡适告别了他执教31个年头的北大，乘坐飞机抵达南京明故宫机场。

两天后是胡适的57周岁生日。当晚蒋介石夫妇在黄埔路官邸设寿宴款待胡适夫妇。蒋不饮酒，不过那天却特为胡适备下了酒，破格示敬。然而醉不成欢，心头的凄楚挥之不去。

胡适与陈诚在人群中

1910年秋初抵美国的留学生合影。胡明复（前排右二）、胡适（前排右三）、周仁（前排左三）、赵元任（后排左三）

蒋介石在“引退”前，也为胡适做了考虑，尽量给他铺一条安全的退路。在蒋看来，胡适是中国知识分子中的西学精英代表，关心他，也就有助于争取国内外一大批知识分子的同情。

第二年的4月6日上午，胡适赶到上海公和祥码头，登上了“克里夫兰总统”号前往美国，11点，轮船缓缓驶离码头。望着渐渐远去的城镇，胡适不由悲从中来。他知道，这一去，只怕是从此再也难以回到大陆了。从此刻开始，胡适已成为一片飘零海外的落叶。

当晚，胡适在日记中淡淡记了句“此是第六次出国”。这是他第六次前往美国。当时蒋介石委托雷震给胡适送了一笔钱。胡适这次赴美没有任何官方身份，是去做寓公。

蒋介石在台湾站稳脚跟之后，力邀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担任馆长的胡适来台湾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1957年冬，蒋介石拿出自己《苏俄在中国》一书的版税，要为胡适建造“官邸”。胡适初到台时，艰苦的生活状况没有大的改观，上了年纪的他也一样时不时靠喝稀饭充饥。

1958年2月，胡宅动工。居所不大，一座日本式的平房，总面积为165平方米。胡适去世时，据说身边仅有135美元。他赴台本来有意借助“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的资料完成几部大著作，但因为谨慎落笔的个性，也因为他在台湾无法平静地生活，最终只留下45大包、1尺多厚的遗稿，抱憾而去。

故居展览室是胡适好友、美亚保险公司创始人斯塔尔（C.V.Starr）在1964年捐赠建造的。展览有三个主题：胡适的感情世界、胡适的学术文化成就和胡适与近代中国。在这80多平方米的陈列室里，可以见到他的中文和外文著作、信札、手稿、照片以及其他有纪念意义的展品。

 照胡适的说法，他是“天寒风紧，无枝可栖”，“哑哑的啼”的“老鸦”，由于他对社会提出种种批评，因此被有些人所厌烦，说成是“不吉利”。早在1929年，国民党《中央日报》就斥责胡适“反党”，提出要“缉办无聊文人胡适”。这些批判文章还结集成《评胡适反党义近著》出版。

1956年，胡适发表《述艾森豪威尔总统的两个故事给蒋“总统”祝寿》，规劝蒋更多采纳西方民主制度，却被视为毒素思想。1957年，胡适在台湾又遭批判，蒋经国领导的“国防部总政治部”印发了《向毒素思想总攻击》一书，加以清算。

1958年胡适与蒋介石合影

1958年4月10日，胡适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但他还是独来独往、我行我素、自视清高、不受羁缚。在蒋的文官阵营中他不过是一个带有名士气的书生。他多次尖锐批评蒋介石，甚至支持台湾的雷震等人组建“反对党”对抗蒋介石。因此，在台湾的胡适与蒋介石的关系只是貌合神离。

1960年9月胡适主办的《自由中国》被封杀，1961年他发表“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演讲，抨击中国传统文化的弊端，借以指责国民党缺乏现代民主精神。

蒋介石责备胡适只相信雷震，“不相信我们政府”。胡适则因雷震由言论获罪而对台湾政治表示大失所望。此后，胡适在台湾受到“围剿”，被拥蒋的学者扣上了“七不懂”的帽子，即：不懂文学，不懂史学，不懂哲学，不懂中国的，更不懂西方的，不懂过去的，更不懂现代的“寻常人”（徐复观语）。

在大陆这边，1954年10月16日，毛泽东在《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中说：“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这封信在《人民日报》发表之后，随之在中国大陆掀起了批判胡适“资产阶级唯心论”的高潮。

留在大陆的胡适的次子胡思杜，不得已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了《对我父亲——胡适的批判》，宣称“从阶级分析上我明确了他是反动阶级的忠臣、人民的敌人”。这无疑对胡适是深重的打击。

现在，位于安徽绩溪县上庄村有另一座胡适故居，典型的徽派古建筑，小青瓦、马头墙、三开间、两层楼。门罩水磨砖雕，前厅有天井，两旁有厢房，楼上为“通转楼”，楼下是堂屋。整个居室分前后两进，前堂正中是胡适画像，两侧壁上挂有胡适家谱、照片和家谱题字等。

1957年8月，蒋介石逼迫原“中央研究院”院长朱家骅辞职，依照规章，评议会推出三位院长候选人，最后由蒋介石拍板敲定。胡适对朱家骅被迫去职一事表示愤慨，他委托王世杰代他投票时，仍把第一票投给了朱家骅，以示对政治干预学术的抗议。后来经过四轮投票，胡适、李济、李书华三人被选为候选人。蒋介石选定了胡适，胡先回电表示不就，李济、李书华也表示，胡适不就，他们也不就。但这样一来，“中研院”的大权就可能由属于国民党派系的张其昀执掌。基于这一状况，胡适才改变初衷，于1958年11月5日到台湾定居。

1960年11月18日的日记中记载着，胡适当面告诉蒋介石：“十年前‘总统’曾对我说，如果我组织一个政党，他也不会反对，并且可以支持我，‘总统’大概知道我不会组党，但‘总统’的雅量，我至今不会忘记。我今天的盼望是，‘总统’和国民党的其他领袖，能不能把十年前对我的雅量分一点来对待今日要组织新党的人？”这便是真实的胡适，私下以直率的方式促使政治往民主的方向改变。

胡适于1951年3月30日、31日和1952年9月14日，三次给蒋介石写信，劝蒋介石“辞去国民党总裁”，听任“国民党自由分化，分成几个独立的新政党”。慑于胡适在美国的影响，蒋介石表面对胡适的谏言表示宽容，但在实际上丝毫没有让步。

胡适支持的《自由中国》杂志是他争取言论自由的阵地。此一自由民主运动，以胡适为精神领袖，雷震为中坚，殷海光为论述者，李敖为殿军，薪火相传。彼辈虽曾遭到当权者的打压，组党亦胎死腹中，但“宁鸣而生，不默而死”，其对后来台湾民众思想之启蒙，与日后台湾的民主运动，影响可谓至深且巨。

张忠栋教授说得好：“因胡适是继续反对独裁极权，反对守旧复古，并继续主张民主与科学……他们（指胡适、雷震、殷海光）都曾共同坚持了一些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于是才会因缘际会，成为同道，共同为战后台湾的民主思想来启蒙、来奉献，并为其而受苦、受难。”

回台湾定居的四五年时间，可以说是胡适一生最为暗淡的岁月。他建议蒋介石不要再连任“总统”，更激怒了恋栈不去的蒋介石。

范仲淹曾说“忧于未形，恐于未炽”，“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从中国知识分子最开明的传统看，言论的自由、谏诤的自由，是一种“自天”的责任。胡适认为，从国家与政府的立场看，言论的自由可以鼓励人人肯说，用“忧于未形，恐于未炽”的正论危言，来替代小人们歌功颂德、鼓吹升平的滥调。

李敖曾评价胡适说；“我们不得不说，这只好唱‘反调’的乌鸦，确实具有远见。而这种远见，就百年大计的建国事业来说，显然是必需的。”李敖曾接连发表了《播种者胡适》和《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将文坛从“棒子战”，转为更高潮的“中西文化论战”，该论战使李敖成为众矢之的。但他却意气风发、不无得意地以自己能将《文星》带领走向“自由、民主、开明、进步、战斗等鲜明色彩”而自豪。

至1962年2月24日，在家中招待朋友时突发心脏病逝世，胡适在台湾度过了他生命中最后的光阴，终年72岁，在台时间不过四五年。在胡适追悼会上，蒋介石的挽联：“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代表。”也让人看到他们的相知不可谓不深。

现在已是自由主义在台湾“落日照大旗”的时候了，自由主义思潮，在当代台湾已趋没落，即使勇者有心想要挽狂澜于既倒，也只能慨叹时局。

当年胡适等人，面对蒋家党国机器的压制，所表现出的刚正不阿、铮铮铁骨令人心生敬意。人们要问，今日台湾诸多乱象，所谓标榜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还有几人敢秉持道德勇气，挺身而出？或有几人不畏于特定政治立场而针砭时局？则其所标榜的自由主义者知识分子的角色，不知其心中是否无愧。

胡适墓园实际是一座合葬墓，其中还埋葬有他的太太和两个儿子，一家人相伴。胡适逝世13年后，夫人江冬秀去世，终年85岁，与胡适合葬。墓碑上刻着“中央研究院院长胡适先生暨德配江冬秀夫人墓”。

“胡适大名垂宇宙，夫人小脚亦随之”，一个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竟娶了个乡下小脚夫人，不能不说是一件奇闻。因此，“胡适的小脚夫人”，成了民国史上的“七大奇事之一”。有人则说，由此更晓得胡适有多伟大。

胡适在台湾“中央研究院”任院长时，认为研究人员必须专心致志于学问，不准在研究院宿舍打麻将。偏偏夫人江冬秀爱打麻将，有人说，她在麻将桌上赢来的钱，成为稳定的家庭收入。而胡适身为一院之长，客人来访一旦见到，好说不好听，会有诸多不雅。这样，胡就劝夫人不要再在家里打麻将，正好江冬秀嫌南港太冷清，便搬到台北城里住了。对于丈夫突然去世，江冬秀伤心至极，痛不欲生。

据唐德刚说，胡太太还用铅笔写过一份自传。文中虽然错别字很多，但却生动地叙述了她的身世。唐德刚感叹，江冬秀是：“中国传统的农业社会里，‘三从四德’的婚姻制度中，最后的一位‘福人’！”

据说，江冬秀本想回到江村老家悦心堂居住，由于胡适执意要她同去美国，只好随之出走。在纽约度过了10年的清淡寓居生活之后，于1958年回到台湾，直到1975年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