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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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更新:2020-0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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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研究】 珠江三角洲才女的人生历程

发布于 2020-01-02

珠江三角洲地区作为对外贸易的重要阵地,明清以来更成为我国与西方世界交流的主要窗口。在融合了中央王朝的政治理念之后,经济、文化各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女性的形象、性格自然亦随之发生转变。珠江三角洲地区才女文化的发展,如高彦颐笔下的江南才女一样,与这一地区因城市化和商品化而增殖的财富相辅相成。妇女受教育、读书、出版和旅行机会的不断增加,都是这一才女文化增长的必要条件。而这一相当大的知识女性群体的存在,也同江南一样给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城市文化留下了持久的印记,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有前文论述的李晚芳。


01
才女文化的发展路径


尽管宋明以前,珠江三角洲地区在中原士人的眼中仍是蛮荒之境,但随着与中原王朝关系的加强,儒家文化和正统理念已经开始大面积地渗透过来。在这个过程中,女性作为社会最基础的组成部分,也不可避免地被卷入礼教普及的浪潮。由明至清,除列女的数量急剧增长外,接受儒家文化的闺媛也大量增加。她们由最初的被动接纳到主动学习和传播儒家文化,成为珠江三角洲地区社会儒化和正统化的最好诠释。

明代南海士大夫集团在家乡从事宗族制度的实践,使妇女的社会角色也发生了改变。尽管族规家训的普及并未能完全杜绝妇女积极参与诉讼的风尚,但少数家族已有足够经济能力把女眷局限于家内,且在获得士绅地位并经过两三代的努力之后,这些女眷一般就可以不再从事粗重的体力劳动,而专职于家庭里的活动,如纺织,甚至读书。从这个时期开始,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才女群体逐渐增加,她们由被动地接受男性倡导的儒家教化到自觉主动地学习,开始学习用笔来表达自己的人生经历与态度。这类例子在文献中比比皆是,大量的文人文集、地方志和族谱都有所体现。甚至一些文献在记载本族的女性祖先时,都会刻意强调她们幼读诗书、以儒家理念以身作则教子读书的事迹,从而凸显她们的才华和家族的儒学传统。在这个大社会背景下,女性作品开始传世,明清珠江三角洲才女文化也逐渐兴起。

冼玉清在《广东女子艺文考》中记录了明清岭南女性近百人,其中顺德22家,番禺19家,南海、香山各12家。她的结论:“大抵吾粤文风,以广州府之顺德、番禺、南海、香山为盛。加以交通利便,易为风气。作者之众,理固宜然。”也就是说,广东文风以珠江三角洲地区最为兴盛,再加上这些地区交通便利,人们交流较为顺畅,文化的传播更易形成一种风气。乾隆《番禺县志》卷17《风俗·文会》记载:“粤中文会极盛,乡村俱有社学。文会即集社学中大小俱至,胜衣搦管必率,以至不敢规避,令最严,毋敢假借者。卷用红丝栏为式,卷面编千字文号,隐其姓名,别注小册,分书其号,藏弃,不使阅卷者知也……乡村大姓必于所居水口,起文阁祠文昌神,神之生日赛会尤盛。”这种在乡村中举办与读书识字有关的活动,对女性肯定大有影响。这可能是珠江三角洲地区女性读书人数多,且女性著作被保存流传下来的重要原因之一。

事实上,岭南在明清时期真正有诗文传世的女性人数,远不止于冼玉清在《广东女子艺文考》中著录的百家左右。对于这些女性,除《广东女子艺文考》从目录学和文献学的角度记录之外,还有一些书亦有介绍。但因为女性著作刊刻、保存和传播比较困难,还是有很多未能流传下来,对她们的记载如今只能散见于诸书之中。这些书或录有她们的部分诗作,或有其生平简介,如《粤东诗海》和《广东古今名媛诗选》。

《粤东诗海》是乾嘉之时顺德人温汝能所辑,该书卷帙浩繁,专门收录历史上岭南士人诗作,专设“闺媛”类以记女性作品。《广东古今名媛诗选》则是清代顺德人胡廷梁著,他广采岭南历史上传世的女性诗歌,将之汇编成一部女性诗作总集,在乾隆五十一年(1786)刊刻。这两部书与《广东女子艺文考》的体例和记载内容完全不同,但均为后人研究岭南的才女及其诗作提供了宝贵材料。

另外还有《岭南名媛集》,出自清代顺德才女邱掌珠之手。邱掌珠,字匊月,龙山诸生邱士超女,生于嘉庆四年(1799),卒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享年45岁。她出身于诗书世家,从小学习儒家经典,6岁即谙丝竹,庭训诗书悉能洞晓大义,尤工吟咏,兼擅绘画,16岁时已著有诗集《绿窗庭课吟卷》。20岁时邱掌珠嫁与陈虹为妻,安贫守俭,孝事舅姑。其父博学多才,旁及音律,著述丰富,所作书的校雠多出于邱掌珠之手。父亲曾命她抄录岭南诗作。她以女子之身有感于女性读书写诗之难,遂有心将抄录过程中发现的闺秀作品辑成一帙,名为《岭南名媛集》。这部《岭南名媛集》是邱掌珠未嫁之前辑录的,1819年20岁出嫁时,此集应该已经辑录完成,遗憾的是这本集子并未留传下来。但比较来说,胡廷梁和邱掌珠两人的兴趣均在于女性诗作的编选,而不是像冼玉清《广东女子艺文考》是从文献的角度进行全方位的收集整理。

其实对于珠江三角洲地区来说,能够吟咏诗歌的才女很早就已经出现,其诗作亦有流传。相传最早的粤籍女诗人是晋代的绿珠。屈大均考证说:“考粤中妇女能诗者,始自白州绿珠。其《懊侬》一歌,至今有光金谷。”据宋代乐史所写的传奇《绿珠传》介绍,绿珠姓梁,是白州博白县人,生于双角山下,美而艳:

越俗以珠为上宝,生女为珠娘,生男为珠儿。绿珠之字,由此而称。晋石崇为交趾采访使,以真珠三斛致之。崇有别庐在河南金谷涧。涧中有金水,自太白源来。崇即川阜置园馆。绿珠能吹笛,又善舞《明君》。……崇又制《懊侬曲》以赠绿珠。……赵王伦乱常,贼类孙秀使人求绿珠。……崇勃然曰:“吾所爱,不可得也。”秀因是谮伦族之。收兵忽至,崇谓绿珠曰:“我今为尔获罪。”绿珠泣曰:“愿效死于君前。”崇止之,遽坠楼而死。崇弃东市。时人名其楼曰绿珠楼。

但后世学者对绿珠出生地持有不同意见。清末顺德人胡廷梁认为绿珠为广州博白人,“本姓梁,梁伯女。仙人茵于教以吹笛。粤中女子始吟诗者”。梁乙真却认为绿珠是“南海梁氏女,貌美善歌舞。石崇以珠三斛易之,故名绿珠”。无论绿珠的家乡是博白还是南海,其籍贯属古越地毋庸置疑,在她身后亦流传了许多奇异的传说。传说绿珠的家乡博白县有一井,井名绿珠,“云其乡饮是,多生美女。异时乡父老有识者,聚而谋窒是井,后生女乃不甚美。或美必形不具”。范端昂记载的绿珠井地址更为详细:“博白县本高凉白州,东粤之地。其西双角山下,有梁氏绿珠故宅。宅旁一井,七孔,水极清,名绿珠井。山下人生女,多汲此水洗之。其井汲饮者,生女必美。土人以巨石塞井一孔,女绝美者亦捐一窍。其村名绿萝以比苎萝村焉。”

绿珠不但貌美,而且能做诗,所以被后世的本土士人追认为粤地女子吟诗者之首,其《懊侬曲》成为岭南女性第一首诗作。其诗为:“绿布涩难缝,令侬十指穿。黄牛金钿车,游戏出孟津。”传说绿珠又善吹笛,传其弟子宋祎,双角山下及梧州皆建有绿珠祠,“妇女多陈俎豆”,而绿珠的笛谱就一直存放在祠中,“邝湛若常手录以归,有《苍梧访太真》、《绿珠遗迹诗》”。但《懊侬曲》是否真的为绿珠所作,有人对此也曾发表异议,如上文提到的乐史在其《绿珠传》里就说《懊侬曲》是石崇为绿珠所制。考此诗提到“游戏出孟津”,那么《懊侬曲》被创作的时间当是绿珠随石崇到洛阳金谷园之后。作者究竟是石崇还是绿珠,已成为一段难解的公案。但因此诗以女性口吻而作,故后世史家多持绿珠之议,笔者亦相信《懊侬曲》为绿珠遗诗。既是绿珠之作,那么这首诗就开创了本土女性诗歌创作的先河。

南朝时期,佛教在珠江三角洲地区盛行,从一些女尼的传记也可以看出她们的才气。南朝齐时,有外国僧侣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弘法,时东莞仑法缘、仑法彩姐妹多次参与西域僧弘法活动。梁朝人著《比丘尼传》记载:“法缘,本姓仑,东官曾成人也,宋元嘉九年,年十岁,妹法彩年九岁,未识经法。忽以其年二月八日俱失所在,经三日而归。说至净土天宫见佛,佛为开化,至九月十五日又去,一旬乃还,便能作外国书语及诵经,见西域人言谑,善相了解。……刺史韦朗、孔默并屈供养,闻其谈说,甚敬异焉,因是土人皆事正法,年五十六,建元中卒也。”仑氏姐妹自幼信佛,多次失联而参与外国僧弘法,“佛为开化”,遂“能作外国书语及诵经”,最后出家为尼。于此也可见姐妹俩具有语言天赋。

在后世的记载尤其是明清时期文献中,唐代以后岭南才女逐渐多了起来,唐高宗上元年间有一位名字已无从查考的南海女子,作了一首构思绝妙的回文诗《鞶鉴图》。据屈大均《广东新语》所书:“唐上元初,南海女子所制有《鞶鉴图》,名曰《转轮八花钩枝鉴铭》,凡一百九十二字,回环读之,四字成句。其构思精巧,寓词箴规,似有得乎风人之旨,可与苏若兰《璇玑图》、范阳杨氏《天宝回文》诗并传。”此《鞶鉴图》据说最早由王勃收藏并作序云:

上元一年,岁次乙亥(675),十有一月庚午朔,七日丙子,予将之交趾,旅次南海。有好事者以《转轮钩枝八花鉴铭》示予,云当今之才妇人作也。观其藻丽反覆,文字萦回,句读曲屈,韵调高雅,有陈规起讽之意,可以作鉴前烈,辉映将来者也。昔孔诗十兴,不遗卫姜;江篇拟古,无隔班媛。盖以超俊颖拔,同符君子者矣。呜呼!何勤非戒,何述非才。风律句存,士女何算。聊抚镜以长想,遂援笔而作序。

该段引文出自王勃的《王子安集》,是清代蒋清诩编注的。蒋清诩,字敬臣,江苏吴县人,生活在咸丰、同治、光绪三朝间,曾任知县等职。据当代学者汪贤度考证,蒋氏为王集作注,耗时十二载,三易其稿,颇费苦心。作注时遵循一字一句必追溯来源的原则,因此显得琐碎多余,有时又不免主观臆断,但确有首创之功。在王勃为《鞶鉴图》作序之事过了130多年后,唐宪宗时的令狐楚又为之跋:元和十三年二月八日,子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夜直禁中,奏进旨捡事,因开前库东阁,于架上阅《古今撰集》,凡数百家。偶于《王勃集》中卷末,获此《鉴图》并序,爱玩久之。翼日遂自摹写,贮于箱箧。宝历二年,乃命随军潘玄敏绘于缣素,传诸好事者。太原令狐楚记。

据此来看,王勃曾为《鞶鉴图》作序应该不假,那么这则故事的真实性就能够确定了。

另一位在唐代较为知名的粤地女子是一位来自南海的七岁小姑娘,她年纪幼小,却才思敏捷。唐武后时,武则天召见了这位远自南海而来的小姑娘,令她当庭赋送兄诗,她应声而就曰:“别路云初起,离亭叶正飞(一作稀)。所嗟人异雁,不作一行归(一作飞)。”虽然这位七岁女孩流传下来的诗作仅有《送兄诗》一首,但因年纪幼小的原因,这篇诗作仍被广为传诵,成为唐代送别诗的经典作品之一,也奠定了她在才女中的重要地位,和《鞶鉴图》一起成为粤地文人的骄傲。因时代久远和材料所限,南海女子与七岁女这两位女诗人的身份、真实姓名已无从查考。唯一能让后世忆起她们的就是这两首作品,一为怀远人,一为送别,都是自身真挚感情的抒发,而作者的喜怒哀乐也通过文字鲜明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南汉政权立国于珠江三角洲地区,以广州为都城,宫中的女性亦多为知识女性。据后世考证,卢琼仙是南汉中宗时宫人,与另一位女侍中黄琼芝均为南海人。乾和八年,两人一起被封为女侍中(一作女学士),“朝服冠带,参决政事。宗室勋旧,诛戮殆尽,惟宦官林延遇等用事,外内专恣,帝不复省”。刘鋹继位,又封卢琼仙为才人,“复以朝政决于琼仙,凡后主详览可否,皆琼仙指之。琼仙与女巫樊胡子、宦官龚澄枢等,内外为奸,朝臣备位而已”。卢琼仙不仅“体轻盈,肌肤雪白”,而且还有才华,“歌舞妍姣,书伎绝伦”。屈大均说她“能诗。同时有苏才人者,亦能诗。南汉宫中称大家。……至鋹时,有女学士十余人,琼仙其一也,与苏皆南海人云”。刘鋹事无大小,全由她做决定,“每详览章奏,以琼仙言为可否,不复有所增减。琼仙遂结内官龚澄枢、陈延寿,专握朝柄”。屈大均在感叹卢琼仙等女性拥有卓越才华时,又认为她们是结纳宦官、掌控朝政的红颜祸水,他说:

生不能以其诗传,死而乃为人写其妖媚之句,才女精灵历数百年而不灭,亦可异也哉!彼夫素馨美人以嗜素馨而传,苏才人以宫中称大家而传。复有女学士十余人,波斯女、樊胡子二人。内太师李托之女,长曰贵妃,次曰美人,及李丽姬、宫媪、梁莺真之流,夫岂不能吟咏者耶?是皆刘鋹女官,尝兼师傅令仆之名目者也。卢琼仙与龚澄枢尤相比,以亡鋹国。

南汉宫中女性对儒家学说已有较好的了解,她们和岭南早期女性影响政局的形式不同,之前女性多以氏族首领的身份雄踞一方,而南汉则同时出现女性统兵和在朝堂掌控政权两种形式。处于庙堂上的女性受儒家文化影响较大,她们立身朝堂,成为“女学士”,一改民间女性身上所具有的雄浑之气,利用女性所拥有的美貌与心计,笼络了作为最高掌权者的南汉帝王,通过他们来发号命令,最终扰乱了南汉政权的运作程序。

如果上面记载的历史都真实的话,那么珠江三角洲地区才女出现的应该比较早。但相对后世来说,远远达不到形成规模的程度。直到明代,该地区的才女才开始显现蓬勃发展的势头。宋元时期士人对文化教育的普及,为儒家文化在珠江三角洲的广泛传播奠定了基础,也为女性读书识字提供了条件,这一点在前文专门谈过的明初出现的广东籍女官中得到了印证。因为在众多的材料中,有一点值得特别关注,即几乎所有能够入宫为官的女性都是“识字”者,由此可见文化知识的大面积推行已经取得了成效。明嘉靖年间,随着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士人科举入仕越来越多,“南海士大夫集团”的兴起更为文化的传播创造了便利条件,女性读书著述的现象也明显增多,她们的诗作开始在民间流传。于是,一些女性在家庭的支持下将自己的作品结集出版,从这一点上来说,珠江三角洲或许并不逊于文化发达的江南地区。


事实亦是如此。《广东女子艺文考》中著录了近100位女性、106种著作,在这些才女之中,明代有10人,余者为清代,由此大致可见明清时期广东才女的规模。按地域分布看,明代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才女人数尤多。实际上,未能统计而出的真正有诗文传世的女性人数远不止于此(见表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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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3-1 明代珠江三角洲地区才女举例


以上人物及介绍来源于《广东古今名媛诗选》和《粤东诗海》,并参补了《广东女子艺文考》。因为材料的不完整,无法确认上面开列出来的全部女性都生活于明代。笔者根据三部著作中诗作罗列的顺序,大致判断将她们归入明代。除上面列出的女性外,还有一些女性因为完全无法猜测其生活年代,所以只好舍弃不录。尽管表2-3-1给出的仅有23人,有专著的7人,但这并不代表明代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才女或女性著作仅有这些,只是因为各种原因,笔者未能明确断代或者发现而已。不过,仅就上面给出的数据看,依然能大致了解明代珠江三角洲地区才女文化的面貌。

清末民初学者梁乙真认为:“乾嘉之际,其清代妇女文学之极盛时期乎。斯时也,袁简斋即高标女教,招收弟子,其他有力之人,如毕秋帆、杭堇浦、郭频伽、阮芸台……等,亦复奖挹倡导,不遗余力;而妇女文学,遂跻‘黄金时代’。”但到了道咸之后,因国家多故,清代的妇女文学趋于衰落。这一观点无论在时间上还是在空间上影响都相当大。美国学者魏爱莲指出,西方最近的研究假设,与17世纪和19世纪相比,18世纪代表着江南女性文学活动的衰落。这无疑应和了梁乙真的说法。但她不赞成这一观点,相反她认为在江南之外的广东,却呈现另一番景象,就是18世纪广东女性的文学活动没有衰退。事实亦是如此,广东地区的妇女文学并未像梁乙真和一些外国学者所认为的,同江南等地一样,在清朝的鼎盛时期过去之后,妇女文学也和大清国势一样成为弩末。相反的是,岭南的才女文化依然余势未衰,继续发展了下去。

我们可以先直观地从数字上进行了解。冼玉清《广东女子艺文考》著录约100位女性作家,有90余位是清人。《粤东诗海》中记载清代女性诗人47位,《广东古今名媛诗选》中有46人左右。因材料原因,一些人所处朝代无法判断,所以这是一个约数。而后两部书最晚在乾嘉之前出现,所以书中记录的女性至少也与作者生活在同一时代。这就意味着,从1644年到嘉庆朝结束的1820年,在不到180年间广东已经出现了40多位才女,她们中有不少仅有诗作流传而无编辑成册的著作。在冼玉清的书中,有著录的清代才女达90余人。这就意味着,去除三部书中重复记录的部分,在乾嘉之后到清亡不到百年间,新出现的才女人数至少有50人。

这个数字仅是就冼玉清的记录来判断。由于冼先生是针对她所见的女性作品进行统计,未能看到或听闻的女性著作应该还有不少。按照笔者的推测,应该会有不少才女带着她们的著作无闻地湮没于历史的流逝中。就像李晚芳之姐一样,生平著述未尝示人,因此她也未被收录到《广东女子艺文考》中。而李晚芳之《女学言行纂》和《读史管见》也是因儿子梁炜在她死后刊行才得以存世。即便如此,她所写之《乡俗居丧辟谬》、《续女诫》和《释古周礼》等已亡佚。所以肯定还有大量散布在民间的女性著作亟待发掘整理,如在收集材料的过程中,笔者就曾在十三行之天宝行梁家的后裔家中访得清末梁家周太夫人之遗稿《幽兰轩诗选》,又在其他丛书中发现化州茂才陈玉山公之德配李氏的遗稿《吴阳女士诗》等。这些都是因种种原因前人未能记载,相信这样的例子在民间还有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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