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题：

1.如何评价20世纪80年代中国“妇女研究运动”？

2.如何改变“女性/性别研究”的边缘处境？

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吸引社会各界介入妇女事务。全球化风潮中，女性主义话语进入中国大陆，让“八九风波”后冷寂下来的妇女研究重新热络起来。一时间，“gender”（性别）取代“women”（妇女）成为主流强势话语，让许多人误以为妇女研究是舶来品，是女性主义全球化的结果。

其实不然。

新时期妇女研究在中国大陆破土而出完全是本源性的，是社会主义解放妇女的产物，不是西方女权运动的结果。整个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我们有一个本土性的探索过程。我在《身临“奇”境：性别、学问、人生》中选择的18个案例，详细介绍了早期理论探索和组织拓展，作者是各领域妇女研究的拓荒者，她（他）们的历程展现了新时期“妇女研究运动”一些基本特点，它的创新以及它的局限。

从世界范围看，把女性/性别提高到科学层面认识是70年代以后的事，可以看作60年代新女权运动的成果。中国大陆的妇女研究运动出现在80年代，是新启蒙思潮的组成部分，也是它的成果。

回顾新中国妇女研究历程，自始至今，大体可以分出两个阶段。有幸，在这整个过程中，我是参与者也是观察者，身体力行走过来了，可以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些有快感或痛楚的个人体验。

所谓第一阶段，即新时期妇女研究运动，主题是启蒙，与当时的思想解放运动是同质同步的。不同的是，它从社会运动中分离出女人，在学界张扬起女性理性觉醒的旗帜。“妇女研究运动”在80年代勃发兴盛，到1994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前夕）告一段落。它的背景是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针对十年“文化大革命”和新中国三十年的计划经济体制；在妇女领域，针对社会主义妇女解放运动和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具有鲜明的“本土”性质和“民间”倾向。所谓本土，相对于全球化的女权运动；所谓民间，相对于1949年以来国家扶助妇女的政府行为——在中国妇女史上，这是经济自立的女人第一次自觉地尝试自主的自我解放：在精神上摆脱民族国家的荫翳，走出家庭的庇护和男人的指导，自我意识全面觉醒。80年代新启蒙运动中，女性没有缺席，特立独行于思想前沿，引领风潮，独立地发出了自己的声音，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创举。

1993年中国政府和国际社会合作筹备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妇女研究进入第二阶段。这一阶段中，国家介入是一个明显特征，再次全面强化了妇女领域中的政府行为，有力遏制了NGO（非政府组织）和来自民间的声音。国际社会的介入将女性主义话语和策略带进中国，经由主流媒体推动，将妇女迅速纳入“本土化”的国际潮流。这一时期的基调是“走向世界”，其主导思想不再是马克思主义妇女观，而是以“社会性别”（gender）为代表的女性主义话语体系。妇女研究的关键词从“启蒙”转向“发展”，重点从城市职业妇女转向农村和贫困地区女性弱势群体。国际社会（通过资金、话语、合作项目）借助“发展”全面进入妇女领域，学界多半借助“发展项目”与西方女权运动接轨。在海外基金的引导下，研究课题不再是学者的自律性行为，后殖民现象在妇女研究领域全面现身。

比较西方女权运动，新时期妇女研究运动有一些特点值得关注。

其一，保持了“五四”以来男性参与妇女事务的传统，突出了两性之间融会合作的文化色彩，少有女权主义的锋芒，由“女性”进入“性别”研究成为一件很自然的事，没有发生两性对峙的性别战争。

其二，不同于“五四”时期，它由女性研究者发起并以女性为主体，显示了中国妇女在社会主义体制下获得解放的程度，对一向处在被动境地中的妇女解放是有力的校正，对男性中心文化传统（包括解放妇女的传统）有警醒，也有批判。

第三个特点，“研究”先于“运动”，本土动作先于国际社会的介入——这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情况很不同。这一特色已经成为重要的本土资源，在势不可挡的全球化浪潮中，可以帮助我们缓解“后殖民化”过程中的阵痛。

历史的吊诡在于，曾经的优势可能也是困境，成为自身发展的障碍。

80年代以来，所谓“中国特色”，是在走出封闭、走向世界、进入全球化过程中派生出来的认知需求。全球化就是“西化”，无论我们怎样力图保留本土色彩，西化是不可避免的。在妇女研究领域，女性主义借助发展项目在发展中国家找到了广阔的发展空间，成为全球化动作中的一支劲旅。这种形势下，任何中国特色都不得不自我调整，自觉地从“本土的”向“本土化”过渡——这就好比妇女解放，女性要想获得权利，就不得不运用父权社会的权力工具，自觉遵循它的游戏规则——这是困境，也是我们突困的唯一出路，女权主义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入困和突困的过程，如今成为发展中国家妇女研究的现实处境。

与早期西方妇女研究相比，我们的困境是双重的。

首先，面对男性中心社会和男性主流话语，我们有和西方妇女同样的问题：为了获得社会认可，你不得不使用男性中心话语面对仍然是由男性主导的社会说话；尽管你的立场和目标恰恰是对男性中心社会和文化的颠覆和批判。

同时，面对日益增多的国际交往和学术交流，你不得不使用在世界范围广泛传播的女性主义话语，“本土化”是学科建设的必经之途；尽管我们的解放和我们的现实生活并不直接受惠或受制于女性主义。

使用现成的话语进行交流，于“后发”是一种便利，可能借助前人的成果超前发展。我们的困境在于：女性主义理论并没有因“全球化”而必然包含我们的历史经验，它的内涵非常缺乏社会主义体制下妇女解放的宝贵资源——这种资源不仅建构了我们的历史，还在继续塑造我们的现实生活；拿来“主义”不可避免地伴随着后殖民化问题，让研究者深陷在“被殖民”的困境中难以自拔。

“困境”并不是今天的特点，而是近代以来的“中国特色”。

五四时期的思想解放和社会主义革命，建构了中国妇女解放传统。这个传统中没有女人的主体地位，缺乏女性自主发展的有效空间。新时期妇女研究在貌似“中性”的学界张扬起女人的旗帜，在“阶级”中分离出“女性/性别”，成为80年代思想启蒙的重要内容。这一时期的核心词语（key words）是“女性”“主体”“意识”“觉醒”——每个关键词都包藏着中国特有的历史内涵：

——女性，针对“男女都一样”造成的身份困境；

——主体，针对妇女被（男人、国家、社会主义）解放的被动处境；

——意识，针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主导下的（阶级/革命）“觉悟”；

——觉醒，是女性自立、自觉、自决的起点，也是女性启蒙的主要目的。

随之而来的动作是分离：在理论上对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做必要的清理，在组织上不再沿袭民族/国家扶助妇女的传统规制，在现实运动中与女权主义保持距离。新时期妇女研究运动的主要贡献，就在于它推动了中国女性主体意识觉醒，从男性中心社会分离出女人的声音，在男性主导的学界树起了女性的旗帜。

分离出来，向哪里去？

它原本是力图向学界靠拢的。

但是，我们的学术界并不像我们的社会那样宽容，它始终没有受到女权主义冲击，也没有因社会主义解放妇女而将女性价值自觉地纳入学术规范。尤其在大学校园里，从教科书到课堂教学，对性别问题一直缺乏必要的警觉和反省，上下合力，以“平等”的共识教育为名排斥分离立项的妇女研究，迫使女性研究者不得不走出校园，到社会上去寻找发展资源。

“发展”成为90年代中国女界和妇女研究的主要内容，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改革中突现出妇女发展问题，政府和国际社会因此有大量投入；二是妇女研究自身的发展问题：没有资金，没有学术地位，不得不与国际基金结盟或者寻求地方政府的支持，在发展妇女研究的项目中扩展自己的生存空间。

自1993年以来，大陆几乎所有的妇女研究中心都不同程度地参与了社会发展项目，在迎合主流社会的同时依旧面对学界的冷漠，学者身份和学术话语同时陷入困境：一边是对外合作，拿人家的钱，参与人家组织的活动，你不能不用人家的方法做事、用人家的语言说话。另一边是意识形态话语复兴，与国家结盟参与政府活动，你不能不向主流社会妥协，在众口一声的宣传口径下人云亦云。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期间，政治取代学术，学人一致对外。妇女研究领域一时人头攒动，国际交往频繁，却难得拿出像样的学术成果，进一步凸显了它的边缘地位

新时期妇女研究诞生在中国社会改革而不是女权运动中，起于学界而不是社会政治领域，初创阶段就提出并着手学科建设；像一个早产儿，从出生之日起，就处在自我发展的两难困境中。

80年代的启蒙阶段，妇女研究从无到有，在寻求社会支持的时候常常偏离学术规范，在与国际妇女接轨的时候难免淡漠了与国内主流学界的联系。90年代的发展研究，自始至终附着在海外基金资助的发展项目中，项目是做了不少，与学科建设却有很大距离。做项目的人像一支支被鞭打的陀螺，从一个课题跳到另一个课题，在迎合资金导向的同时，远离了“民间”起点和“本土”资源，深陷在意识形态桎梏和女性主义话语的纠缠中难以自拔。

90年代中期，借助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的影响，大学和科研机构中成立了不少妇女研究中心，原本为学科建设提供了良好的组织基础，却因为会议之后缺乏学界支持迅速萎缩。1998年6月，北京大学百年校庆举办“21世纪女性研究和发展”国际研讨会，在“发展”名下将学科建设提上日程。此前此后，一些高校教师也做出了相应的努力，编写教材，组织培训，在高校开课，力图推动女性/性别研究在校园内走上学术自律的制度化轨道。

学科建设是学术研究“可持续发展”的唯一出路。在这条路上我们已经探索了30年有余，至今障碍重重，难脱困境。

首要的事是为学科正名，它涉及女性/性别研究在学界的合法生存空间：它究竟有没有必要在学界占一席之地以及应当占有怎样的位置？这个问题有关传统学界的价值定位和学术规范，也关系到女性/性别研究自身的基本原则。女性/性别研究在学界所处的边缘状态原本就是一种地位，具有挑战传统、重建学术构架的先锋性质和创新能力，会不会销蚀在进入主流的“制度化”过程中？

其次是与教育界的关系。要搞学科建设，必须在高校开课，现行教育体制中的羁绊也会是它的发展羁绊；教育体制的改革和转轨，必定对女性/性别研究建构的制度（包括教材、教学、教师队伍）形成新的挑战。怎样在“建设”的同时最大限度地避免旧体制的弊病以及怎样有机地纳入新的教育体制，是学科建设中不能回避的课题。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我们该用什么理论构架从事学科建设？西方女性主义在学科化轨道上已经有近30年的历史，我们是否可以采取拿来“主义”？全球化浪潮中，话语成为后殖民主义的文化载体，后殖民化问题是我们面临的新的困境。女性研究在“发展”名下很容易获得社会支持和海外的基金资助。相形之下，内在困境是话语问题，失语现象是全方位的。意识形态王国里，话语空间十分有限，极大地遏制了本土资源的生长，让我们长久置身在“本土”和“本土化”的尴尬处境中，无所适从。

怎么办？

在缺乏资源的情况下，较好的办法是左右逢源。

在困境中摸索，将教训转化为经验，我以为：回顾来路厘清历史，不仅是一种策略，也是必要的基础工作。在清理历史的过程中汇集本土资源，在引进西方理论、话语和概念的时候必须做内涵辨析——它的前提，就是我们对自己的历史经验和文化根基有清醒的认知。妇女研究的主流化不同于社会权利的争得，不靠呼吁或投票；要想成为学术和教育的有机成分，最终有赖于每一个研究者在各自学科中拿出有分量的成果，成为完善学术规范和体制重建的有生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