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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晓书评】 温春来 | 小说还是历史?——对Amid the Clouds and Mist的一点评论

作者:温春来 来源:鸣沙
发布于 2020-01-07
拙著初版于2008年,本次再版,尽量保留原貌,除明显错误与表述不清之处外,不做更改,初版后新出现的相关史料与论著,也不再征引与对话。但乔荷曼(John E. Herman)的Amid the Clouds and Mist: China’s Colonization of Guizhou,1200-1700一书(以下简称“乔著”),却令我如鲠在喉,不吐不快。思索再三,决定“画蛇添足”。
乔著出版于2007年,彼时拙稿已送交北京三联书店,故无缘对话。十余年后,笔者更无意对之进行全面评价——这项工作,很大程度上已由李林完成。该书的主旨、材料、论证乃至若干细节,李林均有较为允当的把握,诸如乔著错误地将乌蛮等同于黑彝,从而建构起唐代水西黑彝的历史;缺漏了大量彝文史料以及一些重要的前人研究;用征服与殖民的话语将学界已有的“彝族史+土司制度”重述一遍;并未真正贯彻地方视角等评论,可谓一针见血。不过,这些均在正常的学术范围之内,遗憾与缺陷存在于任何史学作品,无足深怪。此外,笔者还发现乔著中误读史料之处甚多,但这仍不足为奇,即便以汉语为母语的笔者,也不敢保证对水西史料的解读完全正确。推动我“画蛇添足”的,是乔著中居然存在着大量毫无史料根据的内容,这就超越学术与学者的边界了!就随便挑几处来说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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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面上,乔氏的叙述大都有注释,而且注释很丰富,看上去似乎言之有据。但细究之下,很容易发现,许多内容与注释之间毫无关系,那些内容完全是没有根据的编造。例如,乔著第72~73页提到,贵州水西宣慰使霭翠归顺明王朝后,被迫向明王朝提供了一份报告,内容包括他的宗支图册、领地范围、如何统治领地以及领地内的人群状况(包括总人口数、族群差异)等。霭翠还特别指出,元王朝在1283 年在水西创设了八个府和三路指挥(eight prefectures and three route commands),其分布恰好与慕俄格君长国的传统领地相合。这段话的注释极为丰富,计有七篇(部):(1)侯绍庄等著《贵州古代民族关系史》(按:作者漏掉了“关系史”三字),贵州民族出版社,1991,第180~198页;(2)1987年出版的《贵州通志》第9~11页;(3)唐代樊绰的《蛮书校注》(向达校注,中华书局,1962)卷4,第92~108页;(4)凌纯声《唐代云南的乌蛮与白蛮考》,《人类学集刊》第1卷第1期,1938年,第23~41页(按:作者标的是第57~86 页,而且漏掉了“与白蛮考”数字);(5)胡庆钧《宋代彝族先民地区奴隶制度的繁荣发展》(按:作者漏掉了“先民地区奴隶制度的繁荣发”数字),《思想战线》1980年第5期;(6)万志英(Richard von Glahn)The Country of Streams and Grottoes: Expansion,Settlement, and the Civilizing of the Sichuan Frontier in Song Times, Cambridge: Council >;(7)胡庆钧《明清彝族社会史论丛》(按:作者漏掉了“史论丛”三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第5~7页。看见这么翔实的注脚,一般读者自然深信不疑。只可惜,注释与内容风马牛不相及——这种情况在乔著中并非孤例,而是普遍情形!我很想知道,这份所谓的霭翠报告,究竟出自什么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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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id the Clouds and Mist:

China's Colonization of Guizhou, 1200-1700


表面上,乔氏的叙述大都有注释,而且注释很丰富,看上去似乎言之有据。但细究之下,很容易发现,许多内容与注释之间毫无关系,那些内容完全是没有根据的编造。例如,乔著第72~73页提到,贵州水西宣慰使霭翠归顺明王朝后,被迫向明王朝提供了一份报告,内容包括他的宗支图册、领地范围、如何统治领地以及领地内的人群状况(包括总人口数、族群差异)等。霭翠还特别指出,元王朝在1283 年在水西创设了八个府和三路指挥(eight prefectures and three route commands),其分布恰好与慕俄格君长国的传统领地相合。这段话的注释极为丰富,计有七篇(部):(1)侯绍庄等著《贵州古代民族关系史》(按:作者漏掉了“关系史”三字),贵州民族出版社,1991,第180~198页;(2)1987年出版的《贵州通志》第9~11页;(3)唐代樊绰的《蛮书校注》(向达校注,中华书局,1962)卷4,第92~108页;(4)凌纯声《唐代云南的乌蛮与白蛮考》,《人类学集刊》第1卷第1期,1938年,第23~41页(按:作者标的是第57~86 页,而且漏掉了“与白蛮考”数字);(5)胡庆钧《宋代彝族先民地区奴隶制度的繁荣发展》(按:作者漏掉了“先民地区奴隶制度的繁荣发”数字),《思想战线》1980年第5期;(6)万志英(Richard von Glahn)The Country of Streams and Grottoes: Expansion,Settlement, and the Civilizing of the Sichuan Frontier in Song Times, Cambridge: Council >;(7)胡庆钧《明清彝族社会史论丛》(按:作者漏掉了“史论丛”三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第5~7页。看见这么翔实的注脚,一般读者自然深信不疑。只可惜,注释与内容风马牛不相及——这种情况在乔著中并非孤例,而是普遍情形!我很想知道,这份所谓的霭翠报告,究竟出自什么史料?!

作者接着又写道,根据霭翠的回忆,蒙古在八个府与三个路退出后,元朝官员让水西阿哲家族的首领阿里帮助组建这八府三路的行政班子,结果阿里选择了在蒙元进入之前曾在某个则溪有职务的官员以及纳苏军事贵族成员。此外,阿里迅速清除了元王朝在八府三路的痕迹,复活了更为家族化的则溪组织以统治该地域的人群(第73页)。注释与内容无关的情况,我不想重复指出。我只是想知道,这所谓的霭翠回忆,根据何在?

乔著第76页写道,为了管理则溪的日常事务,十三则溪的每一位“兹莫”都有一套由九位官员组成的班子(即九扯),他们都是他的家庭成员。九扯的首席官员在兹莫的寓所附近工作和居住,就像是兹莫的顾问,但他们的职责也通常要求他们到则溪的其他地方去。作者能找出史料来支撑这些叙述吗?

乔著第78~94页叙述明初水西历史,其中包含了著名的奢香故事。十多页篇幅,大多是由不可靠的史料加上作者凭空添加的许多细节构成,对在他之前许多学者诸如明代的王世贞、近人黄彰健以及笔者本人已经辨伪、考证清楚的诸多史实,作者完全忽略。重要学术史的遗漏我可以理解,将明人田汝成错误百出的《炎徼纪闻·奢香》误为信史我也可以理解,我不能容忍的是,作者为何要凭空编造许多内容?我们仅仅看第80~83 页吧。乔著写道,霭翠在一次与明朝官员的餐会中被毒死(第80页);霭翠死于1382 年(第80 页);马烨将奢香几乎鞭打至死(第81页,《炎徼纪闻·奢香》中有鞭笞情节,但没有讲几乎打死);奢香被鞭打后,其手下组织了一支超过10万人的骑兵队伍向贵州进发(第81页);这支骑兵跨过鸭池河进入水东之前,被刘淑贞所阻拦,她告诉水西的将领,马烨给他们设置了一个陷阱,而他们居然直接就想跳进去(第81页);刘淑贞说,她将进京抗诉马烨的罪行,她向水西军队保证,如果她不能让皇帝革马烨的职、纠正加于奢香以及贵州人民身上的不公并且调查霭翠的神秘死因,她从京城返回后就领导水西、水东的军队反对马烨和明朝(第81页);刘淑贞向皇帝控诉马烨征发民力建设贵州各项政府工程的不当行为,如修筑贵州城,伪造政府公文将奢香骗进其办公室(第82页);刘淑贞总结说,在马烨未到贵州任职前,皇帝享受着乌蛮的支持,他们将协助皇帝对西南的蒙古势力作战,而霭翠的神秘死亡以及马烨残暴对待奢香彻底改变了这一状况,乌蛮不再相信明朝(第82页);洪武皇帝命令他最信任的马皇后负责调查贵州的事情,这是马皇后生前的最后一次官方行动(第82页);马皇后传唤马烨和奢香进京并让刘淑贞在京等待他们(第82页);对马烨、奢香、刘淑贞的讯问持续了好几天,好几次皇帝本人也亲自参与了(第82页);马烨反复辩称自己在贵州的所为符合明朝的政策,朝廷的上司了解他的每一步行动,如果这些行动不正确,上司有很多机会进行批评,但他们都没有(第82页);洪武皇帝被激怒了,传唤几位朝廷高官,让他们澄清政府的对黔政策,结果他们的解释证明了马烨所言非虚,这进一步激怒了皇帝(第82页);对马烨事件的调查持续了几乎两周,越来越多的官员被牵连,皇帝发现他们错误且鲁莽地执行政府的政策(第82页);皇帝怒斥马烨:“我需要乌蛮的支持,我努力获得了他们的信任,但你们这些官员却努力破坏这种信任!”(第83页);皇帝下令拘捕马烨与几位京城的高级官员,并威胁对他们处以极刑(第83页)。这些绘声绘色的情节,乔氏能够提供相应的史料吗?哪怕是像《炎徼纪闻·奢香》这种不可靠的史料也好!

所述于史无征是一个方面,乔氏还有直接伪造史料的嫌疑。兹举四例:

第五章名为“恢复吾祖之荣光”(To Reclaim Our Ancestor’s Glory),这是水西统治者向明王朝宣战的誓言,被用作全章标题,足见作者对这句话的重视。乍看之下,笔者很羡慕乔氏抓住了这么精彩的一句话,也深怪自己读书粗心,遗漏了重要史料。看毕全章,知道了这句话有两个出处,第一处位于第158 页,作者写道,整个滇东、川南以及黔西的纳苏彝人首领越来越多地转而寻求水西宣慰使安国亨的指导和帮助,而不再求助于明朝的官员。正如一份纳苏彝文献所指出的:“安国亨(1562~1595年统治着水西)说话如此有权威,以至明朝官员也为之战栗。在安国亨的领导下,我们能够恢复吾祖之荣光。”(Nasu Yi leaders throughout eastern Yunnan, southern Sichuan, and western Guizhou turned increasingly to the Shuixi pacification commissioner for advice and assistance instead of seeking out Ming officials. As >“An Guoheng [who ruled Shuixi from 1562 to 1595] speaks with such authority that even the [Ming] officials shudder in fear. Under Guoheng we can reclaim our ancestors’glory.”)

所谓安国亨威震川南、滇东、黔西彝人首领的描述,完全超出笔者的知识范围,不知乔氏的根据何在?我掌握的基本史实是,不管是在水西内部还是在水西之外,均有彝人首领与安国亨仇杀!尤为滑稽的是,作者称那段直接引文来源于彝文献,但注释却是明人瞿九思所著的《万历武功录》(台北艺文出版社1980 年影印本);更加讽刺的是,注释中标明这段引文来源于《万历武功录》卷23第15页a面,但整部《万历武功录》却只有14卷。让人更加难以容忍的是,《万历武功录》中根本没有这段引文,而笔者曾逐字逐句阅读过2007年之前所有公开出版的水西彝文献,也未注意到这段话。当然,也有可能是我粗心遗漏,希望乔氏能明

“恢复吾祖之荣光”在乔著中有另一个出处,从中我们看到了一个激动人心的场面。

安邦彦越过大渡河桥,刚踏上水西土地,就转过身向贵阳进发,正式宣告他摧毁明王朝在慕俄格存在的意志。对着站在眼前的众多随从、顾问以及几位杰出的兹摩与穆濯,他宣布:

为恢复吾祖之荣光,我们除了战斗别无选择。我们可能会在接下来的诸多战斗中死去,但这将是高贵地死去。自兹以后,明朝廷委任的水西宣慰使不复存在,慕俄格古国的旗帜将高高飘扬。我们决意将汉人(中国人)驱逐出我们的王国。(第178页)
(As An crossed the Dadu River Bridge and set foot in Shuixi, he turned toward Guiyang and formally declared his intention to destroy the Ming presence in Mu’ege. With a large entourage of advisers and several prominent zimo and muzhuo standing before him, An announced:
To reclaim our ancestors' glory, we have no alternative but to fight. We may not survive the many battles that lie ahead, but our deaths will be noble deaths. From this point forward the Ming designation of Shuixi pacification commissioner shall be replaced by the ancient Mu’ege banner. It is our intent to drive the Han [Chinese] out of [our] kingdom.)

这番描述,场景生动。但根据笔者对水西彝、汉史料的了解,此情此景、此言此语,不大可能于史有征。这段话的注释是五部论著:(1)1987 年出版的《贵州通志》,第635页;(2)许明德《论奢安事件》(按:应为《论奢安事件之起因及其影响》),第20~23页;(3)胡承宁《也谈奢安起义的性质》,第26~27页;(4)胡庆钧《明清彝族社会史论丛》(按:作者漏了“论丛”二字),第93~101页;(5) 《西南彝志》,第328~332页(按:《西南彝志》是多卷本,通常两卷一本,出版时间不同,且每本页码重新排列,作者只写页码不写卷数是不规范的。笔者查核了一下,最接近者应为《西南彝志》第7~8卷之《奢安反明》,但应该是第328~331页)。这几个注释中,何曾涉及安邦彦的这番战前动员?!我深深怀疑作者有伪造史料的可能!伪造之后,堂而皇之用作标题,其胆识令人惊服!

《西南彝志》第7~8卷,第335~337页,倒是有恢复慕俄格政权的话,但时间已到了清初,针对的是平西王吴三桂,而且也没有“恢复吾祖之荣光”“死得高贵”之类的豪言壮语,更没有面对着兹摩、穆濯以及随从起誓的场景。

乔著描绘了水西末代土司安胜祖被清王朝剥夺实权后的生活:他被限定在贵阳居住,只有在向已故祖先致敬以及参与彝人的节日时,才能前往水西(第219页);安并没有被囚禁在房间里,他可以在贵阳城中自由走动,并且经常同地方官员交往,但他不能离开贵阳,除非得到巡抚的允许——这种允许是很罕见的(第219页);官员们注意到安胜祖在这个城市多族群社区中的权威性存在(commanding presence),他与其直系亲属居住在城市西北部的一个院落里(第220页);这是一块被纳苏彝人精英统治着的地域,长期生活着非汉人群,当地官员们怀着一丝惊讶记录下他的办公室如何常常访客盈门,其中有汉人,也有非汉人,他们前来寻求他的帮助(第220页);正如一位官员所言:“来自水西的客人前来致敬,其他人寻求处理蛮夷事务的指导,还有的人只是单纯在外面排队,希冀得到赏赐。宣慰使衙人来人往,门庭若市。”(As >“Travelers from Shuixi come to pay their respects, others seek guidance in matters concerning the barbarians, whereas others simply line up outside his headquarters hoping to receive a token of appreciation [money].The pacification commissioner’s office is a beehive of activity.”)安当然是贵阳社区中备受尊重的一员,如果不挑剔他的纳苏彝人出身,他的声望会激起清朝官员的嫉妒(220页)。这些绘声绘色的描述,不知根据何在?更为严重的是,第220页中那段官员的叙述,注释是1741年出版的《贵州通志》(即乾隆《贵州通志》)卷35,第29页,但其实整个《贵州通志》均无这段话。

乔著第220页征引了康熙皇帝的圣谕:明季以降,水西之地迭遭兵燹摧残,现在此地已大异于往昔。苗蛮已经向化,我们须协助他们满足改善生活的渴望。我们是时候在水西的日常事务中扮演主动角色了。我们的官员将承担这一责任。但是,在短期内官员仍然需地方精英(土司)的协助。但最终,土司将会消失,水西也将变得和内地一样。(Since the closing years of the Ming, armies have repeatedly trampled the earth [in Shuixi]), so that now it is a very different place from before. The Miao have turned toward civilization, and we must assist them in their desire for a better life. The time has come [for us] to play an active role in the day-to-day affairs of Shuixi. Our officials will carry out this task. But, they will need the help of the local elite [tusi] in the short term. Eventually the tusi offices will disappear, and Shuixi will be indistinguishable from China proper.)

这段叙述的注释是《圣祖仁皇帝实录》,卷124,第16b~17b页。恕笔者眼拙,在该卷并未发现这段话。而且以笔者浅陋的阅读所及,也对此段圣谕毫无印象。究竟来自哪里?还要请作者明示。

乔著中于史无征之处,俯拾皆是,触目惊心,远远不止上文所举。笔者初读乔著,非常震惊,自忖对水西史料与史实均较为熟悉,为何该书中那么多内容我居然闻所未闻!而且,这些内容大多与我长期研究水西历史形成的感觉相悖,因此我的第一反应除了惊讶,还有怀疑。于是挑选乔著中若干引起我的怀疑之处,查核其注释,结果,无一例外,我的怀疑均得到了证实。不过,要把乔著中的凭空臆想一一辨明,将是长篇大论,不值得我浪费那么多的时间精力,因此姑举数例,以示笔者所言非虚。在很大程度上,乔氏不是在写历史,而是在写小说。当然,也许乔氏所述均于史有征,只是遗漏了注释或注释写错而已。如果真是这样,我很希望乔氏能正面回应,痛斥我的错误,使我从中受益。


2019年6月9日


本文出自《从“异域”到“旧疆”:宋至清贵州西北部地区的制度、开发与认同 》,作者温春来,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暨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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