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研究

边疆研究的历史与现实及未来指向
最近更新:2020-0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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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研究】 中国边疆治理研究的当代价值

作者:周群 ,吴四伍 ,鱼宏亮 , 吕文利 ,董欣洁 来源:《清史研究发展与趋势(2019)》
发布于 2020-01-08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不但拥有辽阔的中原腹地,而且拥有广袤的陆疆和海疆,中国边疆是统一多民族中国十分重要且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就是在这片土地上生息繁衍。勤劳勇敢的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国历史,其中也包括了边疆地区发展的历史。

一 研究的意义

     在历史的演进中,统一多民族中国和多元一体中华民族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同步发展的,并成为世界发展史上一道独特的风景线。而促使这种同步发展成为可能、成为现实的一个重要动因,就是极富中国特色的边疆治理政策(可简称为治边政策)的实施。中国历史上无论哪一朝哪一代,都面临着边疆问题,统治者也都为巩固自身统治而制定治边政策,展开边疆经略和边疆治理。治边政策是实施边疆经略和治理的指导方针与具体措施,而治边思想则是制定治边政策的重要前提之一。治边政策的正确与否,边疆经略和边疆治理的成败得失,治边思想是否符合时代潮流,不仅直接影响一朝一代的兴衰存亡,而且对于作为整体的统一多民族中国的形成、发展也产生重大影响。

 

边疆治理的基本任务是守住一条线(边界线),管好一片地(边疆地区),实际上包含着物与人两个要素。可以说通过治边政策实现边疆经略和边疆治理是一项针对人和物综合治理的社会系统工程。边疆治理内涵十分丰富,主要者至少有:治边大战略、边疆地区行政体制、中央和地方的管理机构和运作机制、边防(国防)、边境管理、民族政策、宗教事务管理、文化政策、教育政策、社会整体发展、经济开发、周边外交等。

 

二 学人的共识

承载着千年传统、百年积累的中国边疆研究,又经历了始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40年探索,随着中国边疆和周边热点问题频现,中国边疆研究也随之不断升温,在学人的共同努力下,传统的中国边疆研究实现了两个突破:一是突破了仅仅研究近代边界问题的范围,开始以中国古代疆域史、中国近代边界沿革史和中国边疆研究史为研究重点,促成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大发展;二是突破了边疆史地研究范围,将中国边疆的历史与现状相结合,直面当代中国边疆(当然离不开边界线外侧的周边诸国)面临的新状况、新问题,将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有机地结合。从而将中国边疆学的构筑提上研究的议事日程。在此研究发展的大背景下,中国边疆治理和治边政策研究,特别是中国古代治边政策研究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取得了可喜的共识,择要归纳如下:

 

一是,中国古代治边政策自秦汉时期粗具规模,经隋、唐、元、明诸一统王朝的充实、完善,到清朝形成了完整体系。清代治边政策可谓集中国封建王朝治边政策之大成,是中国特殊国情的特定产物,具有历史的继承性、地域的广阔性、内涵的多样性、影响的深远性四个特点。

 

二是,历史上的治边政策具有鲜明的阶级属性,它的直接目的是为一朝一代的政治利益服务,但从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大趋势的背景观之,其历史的积极作用不言而喻。简言之,其一促进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与巩固,其二协调了民族关系,推动了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演进;其三有序展开了边疆地区的经济开发,推动了边疆内地政治经济一体化进程。

 

三是,研究中国的边疆政策,应重视治边思想的研究,要充分认识到中国古代“大一统”思想在中国古代边疆形成过程中的影响和作用。鸦片战争以前,古代中国曾四次出现大一统局面,其中有两次是由汉族统治者完成的,而另外两次则是边疆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后完成的。汉唐两代致力于完成统一大业,把中国各地区各民族孕育的大一统要求变成现实。元朝统一规模比汉唐更大,疆域也更加辽阔,元朝所创建的多民族国家的大一统,对中国历史的发展影响是十分深远的。满族建立的清王朝,对统一多民族国家做出的历史贡献尤为重要。历史上任何时期对疆域版图的有效控制,都比不上清朝。清政府对边疆经略首先实现了国家大一统,进而对边疆地区实行全面治理和地区性开发。

 

四是,清代的边疆政策未能正确应对由内边防务到外边防务为主的根本性转变。古代中国疆域之边有“内边”“外边”之分。统一时期的边疆经略和治理,通常是指中央政权对控制薄弱的边疆地区所采取的防范和治理措施。割据时期的边疆治理,通常是指在政权与政权之间的对峙地区和对边疆地区所采取的防范措施。古代中国历史疆域内的大小政权的“边”,可称之为“内边”。明代以前的治边主要是指边疆内部的纷争和割据,明代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明代的倭患持续了近200年,随着西方殖民主义崛起,1840年(清道光二十年)的鸦片战争,西方殖民势力用大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使我国沿海地区和东北、新疆、西藏、云南、广西等一些边疆省区的外患日益突出,出现了边疆全面危机的严重局面。殖民主义者的入侵,可称为“外边”之患。应该说,自明代以降,在中国内边防务问题依然严重存在的同时,现代意义上的边防,即外边防务问题开始提上议事日程。可清朝统治者面对边疆防务这种变化的形势,仍沉迷于治理“内边”的传统治边政策而不思也不会防备外患,致使前期治边政策的辉煌很快成为明日黄花。清后期治边政策的全面破产,是清朝丧权辱国、割地赔款的一个重要因素。认真研究清代治边政策的成败得失,对于维护国家统一、边疆安定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 当代的启示

 

以史为鉴,经世致用,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研究历史必须面对现实。研究中国边疆史,以及边疆史中很重要的内容边疆治理和治边政策时,同样要面对现实,当前中国边疆面临的现实是什么呢?简言之,一是发展面临良好的机遇,二是稳定面临严峻的挑战,在此意义上以下六点启示值得思考。

 

(1)中国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边疆是国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边疆的发展,关系到国家发展的大局,边疆的稳定,关系到国家的稳定大局。内地和边疆,对于统一多民族国家来说具有同样重要的地位,“宁失千军,不失寸土”这个古训至今仍有现实意义,从边疆的特殊战略地位来看,在国家的总体治理中,对边疆地区应给予更多的重视,更多的政策上倾斜。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治国必治边”的战略含义即在于此。

 

(2)处理好发展与稳定的辩证关系。广义的边疆治理,包含管理和开发两个方面,开发即是经济发展、文化繁荣,这是保证边疆社会稳定的基础。中国历代有作为的中央政府,如汉、唐、清在治理边疆时均注意到这一点,并取得了成效。但封建王朝毕竟有极大的历史的、阶级的局限,如清政府在边疆地区重“稳定”,轻发展,出于阶级私利有意识保护落后,以利统治,致使边疆地区长期处于落后状态,这也是历史事实。小平同志曾说过:发展是硬道理。他还说:稳定压倒一切。这两句话当然是指全国而言,但是用在边疆地区更有针对性。所以为了边疆地区的稳定,必须使边疆地区有较快的发展。

 

(3)中国独特的历史传统之一,中央政府的权威是维系统一多民族国家的重要因素,甚至可以说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边疆治理要依靠实力,或者说是综合国力,实力既包括有形的军事力量,也不可轻视无形的中央政府的权威。中央权威包含两层含义:有形的,就是政权的统治系统,无形的,就是权威本身的文化、思想的号召力、凝聚力,唐太宗被各族共推为“天可汗”可视为一例。从中国历史上看,边疆地区发生动乱,往往是在中央政府的统治能力下降之时。中央政府权威很高,统治就有效,边疆地区即使有乱,也难成气候,影响不了全局。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要维护边疆地区的稳定,必须要维护中央的权威,必须要强化中央对边疆的管控力。

 

(4)历代边疆政策的治理形式,如中央集权,因俗而治,民族的事由民族的人来办等,都有可供借鉴的成分,值得后人在创新的基础上予以认真总结和创新。如历代民族政策中的因俗而治,就是尊重民族的传统、特点,不轻易予以改变,民族的事情让民族的头面人物来办,这些在历史上已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当然也要认真总结“因俗”过度的教训。因此,对历代边疆政策的内涵与外延,要认真总结,要深化研究。

 

(5)国家利益高于一切,要在增强民族凝聚力、国家向心力上多做些事。边疆民族地区,特别是一些与内地文化有较大差异的边疆地区,存在着自身特征,简言之:一是地缘政治上的孤悬外逸;二是社会历史上的离合漂动;三是现实发展上的积滞成疾;四是文化心理上的多重取向。这些特征的存在,对于民族凝聚力和国家向心力的增强而言,具有消极影响是不争的事实。历史上如此,现实生活中也不例外。面对此,应突出统一多民族国家这个主题,千秋历史铸成的民族向心力、凝聚力是统一国家的基石。要让国家利益高于一切深入人心,成为各民族人民的行动准则。

 

(6)边吏是否善政关系到边政是否得当。边疆地区远离统治权力中心,且情况复杂,边吏素质更应优于内地,无数历史事例告诉人们,应变过度会使事态人为扩大,而过缓消极,本想息事宁人,往往适得其反。边疆的事情有的时候瞬息万变,牵一发动全身。对于边疆大吏,中央应授以更多的便宜之权,该决断时要给他以决断权,清朝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就很多,今天我们依法治疆,但执法者仍然是人,首先是边疆地区的各级官员。

 

总之,对于中国古代治边政策这样一个在一定程度上牵动历史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进行微观与宏观相结合的研究是必不可少的。历史的局部、细部考察得愈清晰、愈准确,对于由局部、细部构成的历史大厦的整体认识,才愈有可靠的依据。但是,我们不应该满足于史学的微观研究,还必须对中国古代治边政策进行宏观的考察。我们应该从宏观上,亦即相对地从整体的意义上,去考察历史进程的内在联系,以便寻觅出寓于历史事实中,隐于历史现象背后的更深一层的历史本质,唯有如此,方能揭示出与古代治边政策发展的内在规律及其在促进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中的历史作用。

 

四 研究需深化

 

面对当前中国边疆的新问题、新挑战,边疆治理研究面临深化与拓展的重任。当代中国边疆治理和治边政策研究应给以更多的关注。每一个认真的学者深知,资料是研究得以深入的基础,而研究内容的深化、研究视野的拓展则是研究能否创新的保证。

 

我以为如下五点应予重视。

 

一是,传统研究内容的深化。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对中国古代边疆政策进行了系统研究,取得了可喜成绩,但诸如朝贡体制、藩属制度、不同历史时期、不同边疆地区的政策举措及其影响,封建割据时期不同政权间的应对政策,中国传统边疆观、治边观仍有深化研究的空间;从宏观上总结从秦到中华民国边疆治理实践的经验、教训和当代启示尚待研究者上下求索;即以边疆治理的运作机制的宏观与微观、纵向与横向研究也尚未引起研究者更多关注。

 

二是,古今打通,中国治边政策研究不能仅止于1911年清朝崩溃,或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长期以来由于资料收集困难,研究禁区林立,研究者往往却步于当代中国边疆研究,其中包括当代中国边疆治理、边疆政策,以及当代边疆观、治边观研究。随着中国边疆研究的深入,依托历史、面向当代研究边疆已成大势,因此,将中国治边政策研究古今打通应成为研究者共识并努力实践。当代中国治边政策因以往研究基础相对薄弱,加之复杂的现实不断向研究者提出新问题,如下一些内容应成为研究中首选之题:如古代(王朝国家)边疆治理与近代(民族国家)边疆治理的异同;当代边疆治理中的发展与稳定,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边疆多元文化的冲突与协调,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边疆地区社会管理与社会控制,地缘政治与边疆地区的涉外关系,边防与边境管理,边疆治理与边吏素质等。

 

三是,中外边疆治理研究的比较研究。

 

纵观世界各国,其边疆地区与中国最有可比性的,唯有俄罗斯和美国,因此,将上述三国从历史到现实的边疆治理、治边政策进行比较研究很有必要,而比较研究的前提是将从俄罗斯帝国到苏联时期对西伯利亚和中亚地区的开拓与开发、美国对西部边疆的开拓与开发进行扎实的个案研究。概括了国外边疆治理的基本模式,总结了国外边疆治理的经验和教训,才有可能将中国治边政策、边疆治理放到国际比较的视野中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同时,还应着力进行新航路开辟至今西方边疆理论的研究,以期揭示西方边疆理论的发展脉络和演变进程,并对五百余年间的主要观点进行重点探讨。

 

四是,研究方法的多元化,是研究创新的必要手段。

 

长期以来中国治边政策研究属于历史研究范畴,因此,研究者大都是史学工作者。随着研究的深入,面对复杂多变的边疆现状,显然仅仅依靠史学研究方法是远远不够了。因此,引入政治学、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等诸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已成大势,唯此才能开展对中国边疆政策古今打通,中外比较的全方位、多层面的研究,并将研究推向新的高度和深度。这种研究方法的发展趋势,也进而印证了从中国边疆研究展开到中国边疆学构筑进程的客观需要。

 

五是,鉴于中国边疆政策研究是一个研究难度大,且具有敏感性的研究课题,从推动研究的组织者视角言,有两点需要重视。

 

其一,要理顺研究与决策的关系。研究与决策有着密切关系,但不应将两者等同。研究的结论虽是进行正确决策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唯一因素。研究的最高原则是科学的求实,而决策的基本出发点是维护国家的根本利益。在研究与决策中,决策者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在正确处理两者关系时,决策者需要有更多的政治家气度与远识,应该为研究者进行实事求是研究提供更有利的条件和保证。当然,研究者也应发扬中国边疆研究的爱国主义和求实精神的优良传统,为政治家、军事家的正确决策提供扎实、可靠的研究成果。

 

其二,在研究中坚持学术与政治分开、历史与现实分开的原则。中国疆域历史和现实中存在诸多难点和热点问题,这些难点与热点问题的出现,原因是多方面的,归纳起来主要有:研究层面原因。由于历史情况复杂,史籍记载多有歧异,引起研究者们探求的兴趣,此类难点、热点问题,可以通过深化研究进而逐步解决。政治层面原因。这一层面原因又可分为正常的和不正常的两类。所谓正常的,是指不同国家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要建立本国的历史体系,强调自己国家历史的悠远、维护独立传统之辉煌。对此,即便有悖历史的真实,可以求同存异,以宽容之态度待之;所谓不正常的,是指个别国家或个别团体、个人出于狭隘民族国家利益考虑,不惜故意歪曲历史事实,并将历史问题现实化、学术问题政治化,通过被歪曲的历史事实,煽动民族主义狂热,制造事端。对此,我们则应讲明历史真相,有利、有理、有节,据理力争,决不姑息迁就。上述原因是相互交织,又是互相影响的,情况十分复杂。对此,我们应本着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保持政治警觉,潜心深化研究,对一些有争议的问题,在坚持学术问题与政治分开、历史问题与现实分开的前提下,倡导和而不同,增信释疑,求同存异,在学术的轨道上心平气和地展开讨论。

 

同时,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负有推动、组织学科发展的一线领导者,应心怀学科发展的全局,及时制定有可操作性的举措,并能取得实实在在的社会效益(指学术著述出版和成果的决策参考率)。非此,就不能称为一个合格的领导者,因为这样的领导者虽徒有其名而无其实,没有尽到守土有责的历史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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