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缅甸的东吁王朝覆灭后，雍籍牙王朝兴起，一方面重新统一缅甸，加强对掸族土司的控制；另一方面对暹罗等邻国奉行扩张政策。至乾隆二十五年（1760）以后，战争逼近了中国边境，中国边境的土司地区屡屡受到骚扰，特别是向缅甸拒纳“花马礼”的土司更受到了侵袭和烧掠。清王朝的地方大吏开始采取不扩大事态的方针，但到了乾隆三十年，全盛的清王朝的忍耐到了尽头，总督刘藻发兵反击，战争全面爆发了。

第一节 缅甸新王朝的兴起和边疆的不稳定

从17世纪后半期开始，缅甸东吁王朝开始衰落，政治腐败，越来越多的阿赫木旦和阿台丧失了以往的社会地位，沦为奴隶，作为缅甸封建王朝统治基石的阿赫木旦组织受到破坏，趋向瓦解，使中央王朝能直接支配的人力和物力越来越少，而各地侯王趁势割据，“这就从根本上动摇了东吁王朝中央集权统治的基础”。同时，缅甸边患连绵，缅甸西北边的曼尼坡尔（现今印度之曼尼坡尔邦），屡次遣骑兵侵袭缅甸，深入到缅甸中部的干旱地区进行抢劫，缅军难以抵御。到1733年，“国王达宁格内死于曼尼坡人的侵袭。他的儿子摩诃陀摩耶娑底波蒂继位”。他就是东吁王朝的最后一位国王。

不仅政治腐败、封建割据和外敌入侵，缅甸东吁王朝奉行的民族压迫政策，也使缅甸这个多民族的国家面临解体的危机。“1725年，景迈以不堪缅甸苛税之压迫而叛，并拒缅兵征伐，得获成功。”景迈就是前文提到的整迈。接着，景迈和缅甸王朝打了多年的仗，终于获得了独立，上文提到的鄂尔泰拒整迈之贡，就是这个时候。据整欠、景海使者的说法，实际上在乾隆初年即1740年左右，缅甸就已丧失了对缅甸东北部的整欠、景海一带的宗主权。1740年，下缅甸一带的孟族人民，不堪忍受残酷的压迫，掀起了反对东吁王朝的大起义。起义军占领了白古、卑缪与东吁等要地，和缅军连年发生激战。1747年，在上缅甸曼德勒县的奥报地区，桂家在其领袖宫里雁（Gonna-ein）的领导下，也掀起了反抗缅甸王朝暴政的斗争，宫里雁还被推为王。1751年皎克西之战中，缅军遭到决定性的打击，已无力抵抗孟族军队的进攻，到1752年4月，孟族军队攻占首都阿瓦，俘缅王及其家族，缅甸东吁王朝灭亡了。

孟族军队占领阿瓦后，孟族国王莽达拉就率领孟族军队的主力南返，而留大将达拉班（又译做多罗般）驻守阿瓦，负责对上缅甸缅族地区的招安。孟族军队在上缅甸对缅族烧杀抢掠，造成了新的民族隔阂，激起了缅族人民的反抗。1752年，达拉班的军队来到瑞冒县的木梳村，遭到在雍籍牙领导下的木梳村民的痛击。雍籍牙生于1714年，是木梳的世袭头人，史载“雍籍牙素有谋略”，在他的领导下，周围的缅族村寨都团结在了他的周围，几次大败来讨伐的孟族军队，到1753年，雍籍牙自立为王，自号“阿郎帕耶”，定都于瑞冒，并收复了旧京阿瓦，其建立的王朝，史称雍籍牙王朝，或贡榜王朝。雍籍牙称王后，对下缅甸的孟族发动了一系列的进攻，孟族军队连连失败，到1757年6月，雍籍牙的军队攻占了孟族在南方的最后一个大据点白古，基本上统一了下缅甸。

在进行统一下缅甸的战争的同时，雍籍牙也对上缅甸的掸族诸邦进行了招抚和征伐。掸族地区对缅甸来说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就今天的掸邦来说，“是最大的一个（邦），面积有十五万多平方公里，约占全国面积的四分之一”。再加上今天被划分到克钦邦的掸族地区，掸族为主的居住区占到了缅甸面积的三分之一以上。从地理位置来说，掸邦高原俯瞰着缅甸历史上的核心地区——其中部农业发达的干旱平原，从掸邦高原进入中部平原无险可阻。从历史上说，掸族曾利用这种地理优势，多次南下攻击中部地区，在1527年，孟养的掸人首领思伦法甚至攻下了阿瓦，杀死国王，将自己的儿子思洪发立为国王。中国史籍记载到：“嘉靖初，孟养酋思陆子思伦纠木邦及孟密，击破缅，杀宣慰莽纪岁并其妻子，分据其地。”但是，掸族分成了很多互不统属的邦，其中势力最大的、野心勃勃想统一整个傣-掸族地区的麓川思氏政权，又在15世纪中期遭到明军“三征麓川”的打击而瓦解，因此掸族的势力受到了一定的削弱。

即使如此，历代缅甸的统一王朝，都把征服掸邦作为稳固其统治的基本前提。掸邦诸土司在缅甸王朝统治下，还保留有索巴（Sawbwas，缅语发音，又译做扫巴，王的意思）的称号，拥有相当大的自治权。直至20世纪初，缅甸已处在英国的殖民统治之下，情况还是如此，英人格兰特记载道：“掸部是一些半独立领土的集体，由其自己的‘扫巴’或酋长统治。”了解掸邦在缅甸的重要地位，对我们认识这场冲突很有必要。

1753年，雍籍牙“为平定后方，并自新占区域征兵计，彼以精锐直上伊洛瓦底江，布威名于蛮族间，受邻境诸土司（Sawbwas）之朝贺”。但是，掸邦诸土司对缅甸的新王朝并非是忠心耿耿的，缅甸新王朝开始对掸邦进行征服。孟拱是掸邦北部的大土司，开始并不服缅甸新王朝，和缅甸打了几年的仗，战败才被迫归顺。中缅冲突期间孟拱头目兴堂札说：“我们猛拱从前原属旧缅王管辖，自雍籍牙篡立后就不服他管了。记得十数年前缅子带兵前来，先到猛拱所属之南节亥地方，两家打仗，是猛拱败了……遂备金银礼物，差人前往迎送缅子，恳其不必前来，缅子收了，遂依允退去。”

木邦是缅属最大的掸族土司，土司罕蟒底和桂家宫里雁联合，反抗缅甸新王朝。昭梿记载道：“瓮籍牙寇劫波龙厂，遂威胁木邦索其贿。贵家宫里雁与结些国人纠约厂众至木梳铺劫杀，兵始退。时缅酋莽达拉之族弟占朵莽者，先分居景迈，宫里雁遥附应之。十二月，宫里雁谋攻落卓，会占朵莽及木邦土官之弟罕黑至落卓劫杀。落卓大败，复引缅酋瓮籍牙及各土酋之兵谋攻贵家及木邦，以泄其忿。”这是乾隆二十三四年间（1758、1759）的事。木邦的战事持续了几年，“人民逃窜，波龙厂众多归于内地，沿边土司拨练防守”。战争逐步逼近了中缅边境，清政府还严守对缅甸内争的中立。到乾隆二十七年，木邦和桂家才都被雍籍牙王朝的军队击败，罕莽底病死，宫里雁逃入中国境内孟连，旋因孟连之变，为云南之大吏诱捕，杀之于昆明。

对在东吁王朝时期获得独立的清迈，雍籍牙王朝也发兵讨伐。1757年攻克白古后，“景迈使者来谒雍籍牙。雍氏谕以必须臣服入贡”。不久，清迈即入贡。到1762年，“阿瓦京都以波阿派卡密尼为统帅的九路缅军进抵委竹汪谷道寺附近驻扎，4月下半月初l周六包围清迈城，1125年（1763）羊年第5年11月（即9月）下半月初8，缅军攻破清迈城。”留兵将驻守，重新恢复了对清迈的控制。

从这里可以看出，缅甸新王朝一开始就致力于恢复过去缅甸王朝的势力范围，加强对缅北掸族诸邦的控制，在这种政策的指导下，缅甸新王朝要求恢复对中国边境的一些傣族土司在过去动乱时期中断了的索贡权，就是不可避免的事了。

缅甸新王朝还在恢复和巩固国内统治的时候，就开始了对外的侵略和扩张，贺圣达教授认为：“缅甸经历了将近20年的战争，大批壮丁死于战场，生产受到极大破坏，国内劳动力缺乏，国库空虚。新兴的雍籍牙王朝统治者，渴望通过战争手段，迅速地掠取财富和人力。”这是缅甸新王朝对外扩张的根本原因。缅甸新王朝扩张的兵锋首先指向了过去曾多次侵扰缅甸腹地的曼尼坡尔，1758年开始，缅军几次进攻曼尼坡尔，大肆烧杀抢掠，并立自己的傀儡为王，将曼尼坡尔纳入自己的统治下。但缅军更主要的扩张目标是自己的宿仇暹罗。当时暹罗在阿瑜陀耶王朝的统治下，政治腐败，内部矛盾重重，已经走向衰落。1759年底，雍籍牙发动了对暹罗的战争。1760年，缅军一路击败暹罗军队的抵抗，直逼暹罗首都大城（阿瑜陀耶）城下，包围大城。当时雨季来临，缅军多病，雍籍牙也生病，被迫撤军，回至半途病逝。

雍籍牙死后，其子莽纪觉（1760～1763）、孟驳（1763～1776）相继为王，继承了雍籍牙的扩张政策，特别是孟驳，为雍籍牙之次子，从小就随雍籍牙南征北战，有军事才能。因其获一白象，故改名“辛骠信”（白象王），在其兄莽纪觉短暂的统治后登上王位。继位后，立即发动了对暹罗的大规模进攻。

缅军分军两路，“缅将梯诃波底（Thihapate）自景东率兵二万，大部为掸人，徐徐推进，自景迈越万象（即林城）前进，别有一军由摩诃那罗多（Mahanawrahta）统率，军容相若，循东南路而进，自土瓦以至柏却武里。”北路之缅军沿途强征当地人民入伍，攻陷清迈等有反抗的地方，在中国边境引起骚动，两路缅军会师暹罗首都大城，在暹罗境内收割稻谷，就地取粮，对大城展开了长期的围攻，多次击败暹罗军队的反击。

这时，清王朝和缅甸的军事冲突已经大规模地展开了，但是缅王坚持不退，貌丁昂说：“辛骠信用流星驿马送去一封信，命令不管缅甸国内发生什么情况，在暹罗的军队都要坚持到拿下阿瑜陀耶城。”经过长达14个月的围攻，1767年4月7日黄昏，大城终于被攻陷了。缅军在大城大肆抢劫，将城内的各种珍宝经书及30000多人掠往缅甸，大城被毁灭了。缅军主力回师国内，留下部分缅军驻守暹罗，暹罗的阿瑜陀耶王朝灭亡了。

暹罗人民纷纷起来反抗缅军的暴行，在有华人血统的民族英雄披耶达信（华名郑昭）的率领下，利用缅军主力深陷于清军围困的机会，掀起了复国的浪潮。同年，“皇（指郑昭）领华暹士卒五千名……遂占领吞武里，旋乃领兵北上，攻坡三丹之缅兵，缅兵大败，皇遂克复大城。大城各官尹闻耗，遂纷纷归附，旋皇重返吞武里，而立吞武里为国都，华暹民众即请皇正式登位。”再后来，郑昭迅速恢复了暹罗的旧疆，和缅甸展开了长期的战争。

从缅甸雍籍牙王朝的兴起和其对掸邦的征服以及对外的扩张来看，作为以东吁王朝的名主莽应龙的继承人自居的雍籍牙及其诸子，有着恢复莽应龙的帝国的理想，其对掸族诸邦的政策，是要恢复东吁王朝时期旧有的统治，从这一点来看，缅甸新王朝要求中国边境土司恢复过去的“花马礼”，是其固有的政策，就是这种政策，引起了中国边境土司的不满，引发了冲突。但缅甸新王朝扩张的矛头，在当时则主要指向了暹罗，其主力军一直在对暹罗作战，中国并不是其主要的扩张方向，这也是事实。

在这种政策指导下，缅甸新王朝以索贡为名，开始侵扰中国边境土司。但应该客观地指出，缅甸王朝实际上根本就没有想到中国会作出如此强烈的反应，因此缅甸在大规模冲突爆发时也是毫无准备的。一些学者以缅甸新王朝奉行对外扩张的政策，而就认定当时缅甸扩张的矛头就直指中国，从缅甸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也不符合事实。

第二节 冲突的开始

随着缅甸新王朝加紧对反抗的诸掸邦的讨伐，战争逼近了中缅边境。我们不知道边境上最早的纠纷始于何时，但肯定是比现在知道的乾隆二十七年（1762）的扰边要早。在乾隆二十七年年底缅军进入孟定、耿马索贡不遂，耿马土司罕国楷即报称：“逆酋连年滋扰土境，今竟趁空抢劫。”（见图4-1）

但是，最早的滋扰可能和索回逃来内地的人口有关系。宫里雁之奔孟连，其属下除兵练外，“又胁从阿瓦缅子、木邦摆夷及掳掠男妇共三千余人”。在闰五月的孟连之变后，“适缅酋至木邦，声言前往整欠、景线相战，因遣头目蟒散至孟连，索宫里雁所胁从之缅人。刀派永悉将缅众遣回”。边外有战乱或灾荒，则其民人就会逃回境内到土司地方避难，境内土司也会相应照料。这对边境两边的土司来说乃是常例。如乾隆十三年车里边外孟勇和整欠争斗，“致整欠夷口逃避普洱府属之猛笼界上”。像这样大规模的战乱，逃到各土司地区的边外民人应也不少，而人口是缅甸新王朝最缺乏的资源，因此必定会来索要，最早对边境的骚扰，可能和索人有关系。

但是到了乾隆二十七年，缅甸对各土司的侵扰，明显地变为以恢复过去的“花马礼”为主了。乾隆二十七年十一月，缅军头目普拉布和木邦头人、原土司罕莽底的堂叔罕黑率军突至孟定，将孟定土司罕大兴劫持。罕大兴之妻，是老木邦土司之女，故罕大兴和罕黑“至亲”，缅军由罕大兴带路，“到耿马催取屡年贡项”，并分兵一路，前往茂隆厂。往耿马的一路，至耿马，适土司罕国楷被派往孟连办事，缅军寻人不着，遂将土司衙署并民房烧毁，抢掠民人，并“复将罕大兴父子押解过江，勒银取赎”。耿马土司罕国楷在孟连之募乃厂闻讯，立即调集土练，并发石牛子厂之厂练，在缅军的归路上截杀，大败缅军，杀普拉布，将罕大兴救下。同时，进犯茂隆厂的缅军被葫芦酋长杀败，退回时又被耿马土练大杀一通。“复斩其一百余人。”缅军败退回木邦。清政府派提标兵500名赴缅宁，并“令耿马土司罕国楷于木邦交界江口派拨目练砂丁常川防守”。这是缅甸为恢复“花马礼”对中国边境土司的第一次大规模的骚扰。

同年冬，缅酋亦遣人向车里土司索贡，未遂。乾隆二十八年（1763）十一月，缅人“复言普洱之十三版纳原隶缅甸，遣播定寄缅文与车里宣慰司，索其贡献。率贼众至打乐隘口，猛遮拨练御之。遂犯猛笼，劫掠村寨，猛笼不能御，土弁刀乃占、召拿等被害”。云南地方大吏令车里土司拨练防堵，和缅军交战，各有伤亡，并调元江土练600名往援。至第二年正月，缅军退出境外。《啸亭杂录》说：“会莽纪觉病死，贼乃退。”

乾隆二十九年（1764）正月，“木贼在遮放、芒市土司附近地方，声言欲来找木邦头人”。不过，这一次缅军并没有入境骚扰。到九月，缅军“因整卖夷人未经赴缅输诚纳钱粮，该缅遣莽练八百名前往剿服，后又调侵南掌”，“匪酋召播率众一百三十余人至九龙江，要车里宣慰司前赴阿瓦会盟。时吴达善已调陕甘，总督为刘藻，老儒也，不识事体，以（王者须正疆里）为言，命驱逐之”。这个时候正是缅军大举征暹罗，从北路出兵攻清迈、南掌而下大城的时候。

乾隆三十年（1765），缅甸新王朝加紧了对边境土司的索贡。缅甸文献说：“1765年大将军登加孟贡（Tainkyamingaung）指挥的缅军前往萨尔温江东部地区征税。由于此地与缅甸分离已有一百年之久，当缅军到达时，当地不仅不送任何礼品，还向中国人告状。”登加孟贡即中文史料中的定诈莽控。缅军这一次的重点是车里地区，因为车里是中国沿边最大的土司。但对其他土司也不放过。

“四月二十六日，莽目素领散撰等带莽子一百名、野夷二十人来九龙江，分三十余名前往猛腊勒索礼物。又据猛腊土弁召文禀称，有莽子四百名从外域猛辛来，三百名要往九龙江一带，一百名由猛捧一路要往猛腊、猛乌、乌得、整董、普藤一路。”和土练发生战斗，退去。七月，复入境，经普洱镇府调集土练追杀，“杀伤莽匪多次，获马五匹，刀枪十三件，生擒阿温、波半及叭信、挞信、阿论、札乃占”。八月，缅人“令木邦官与耿马索要旧轨，若不与，就要过江来袭耿马等语”。又探闻“木邦官困线领土练一千五百名，与木梳大头目定诈莽控拨木邦口粮，每人派带船钉十个各等情”。边境已经是处处报警、风声鹤唳了。

在孟连这边，从二月份缅人就来索贡了。据孟连土司刀派先的供述：“缘孟连始祖罕把法系缅甸国王第十子，每遇故替，必将缅国所赐象只及金银镶刀盒等物交还，复赐新物。至父派春被鬼党杀害，刀派先年幼避居厂寨，未经报知缅国。本年二月，缅差到连索取旧物，只存象只，余俱焚毁无存，因令刀派新往缅缴还象只，回明刀盒遗失。”到八月，“有莽子数十人送伊兄刀派新来连坐索礼物。”孟连土司为避免麻烦，向其送了马匹银两。然而到年底，“召散率练驻扎打乐地方，向猛遮索取召丙，刻下又有莽子五十人来要孟连发兵相助。”孟连自然不愿发兵。孟连一带虽未直接动兵，实际也已深深卷进了冲突之中。

十月，缅军复大举侵入车里。这一次的入侵，和缅属孟艮土司的内争纠缠在了一起，规模特别大。孟艮土司召孟容“弟召猛必以滋扰夷民被逐”。猛必子召散谋夺孟艮，而缅甸新王朝也希望在边疆土司中扶持完全听命于自己的势力，两相联结，召散和整欠等处缅军，攻杀召孟容，孟容子召丙先逃至南掌，又逃至内地土司勐遮（车里土司属下）地方躲避。

召散据有孟艮，遂联合缅军追杀召丙，分两路侵入车里境内，“一从左进，由猛拿等至小猛仑橄榄坝渡江，攻破九龙江，蔓延至猛混；一从右边打乐而进，攻破猛遮，与左一股莽匪汇合，焚毁附近村寨，延至整控。”车里之本地土练做了顽强的抵抗。适提督达启以巡阅至普洱，即调元江、临安两府土练2000人往援，并调兵思茅协防。但是仅靠土练已经无法抵御，“莽匪渐逼内地，各处土练望风披靡”，缅军“声言十二版纳原系莽土，欲来收复等语”。在这种情况下，为维护边疆的稳定和领土的完整，清王朝面临的选择只有一个：直接派出官军。

从上述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出，缅甸新王朝为恢复其对中国边境部分土司征收原来就有的“花马礼”而频频骚扰，再加上车里土司卷进了孟艮土司家族内部的争斗，而使侵扰的规模扩大，直接影响到了边疆的稳定和领土的完整，导致了清王朝的出兵。但是，有一个问题却耐人寻味，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多数被索的中国边境土司不愿意给缅甸新王朝上贡？

实际上，中国边境的部分傣族土司自明后期以来一直都在给缅甸东吁王朝进贡，王昶就说：“土司亦稍致馈遗，谓之花马礼。”赵翼也说：“盖我诸土司之近缅者，往时皆于缅私有年例。”清王朝对此也不是不明白，但由于鞭长莫及，在保证主权的前提下，只能是听之任之。

在这一次的侵扰中，孟连土司送了礼物，就没有受到侵袭，而拒送礼物的土司，无一例外都遭到了缅甸的侵扰。在这个时候，土司对“花马礼”的态度，可以说决定了冲突的开始。因为从信息流的角度，在这个时候，清王朝的各级地方官员对事情的了解，主要是通过各边境土司的禀报，而朝廷对情况的了解，又来自地方官员的禀报，因此，清王朝作出决策的依据，很大程度上来自边境土司提供的信息。而边境土司的禀报，有着其明显的倾向性，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清王朝的决策。实际上，作为边境的傣族土司，其所处的地位和角度，和普通的地方官相比当然是天差地别，就是和内地土司相比，也有很大的不同。文化背景的不一样和利益关系的不一样，决定了其对事件处理的角度和方法也不一样，也决定了其提供什么样的信息给清政府的地方官。边境土司在这个时候拒绝恢复对缅甸的“花马礼”，有着复杂的原因。

首先，是边境土司对缅甸新王朝的态度。从思想上说，边境土司对缅甸新王朝并不接受，认为是“僭越”。乾隆二十三年云贵总督爱必达所奏：“现缅甸国王莽达喇被得楞野夷所害，所辖木梳铺头目瓮籍牙僭窃。”实际就是据勐卯土司的探报。《芒市历代土司简史》提到雍籍牙的兴起时说：“‘莫所’既占了缅京，所有缅甸境内的人都应臣服，但混尚奔跌（木邦土司）不服‘莫所’统治，便离开木邦到勐板暂时住下。”据译者原注，“莫所”在傣语里是“屠户”的意思。缅族和傣族、掸族人民都是信奉南传上座部佛教，说雍籍牙是“莫所”，表示了对其的极大蔑视。实际上，当时的人赵翼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说：“自木疏据位号，诸土司以其故等夷，不复予。”“故等夷”清楚地说明了土司的心理，这种心理对边境土司拒给缅甸新王朝纳“花马礼”，是有相当影响的。

其次是边境土司每年对缅甸的“花马礼”是一种沉重的经济负担，虽然现在没有非常清楚的史料来明确告诉我们每年的“花马礼”到底是多少，但是，从现有的一些材料来看，“花马礼”的负担是沉重的。如乾隆三十年四五月间，缅军至车里，劫当地傣族扎乃占父子，“引入磨竜地方，索银三百三十两，扎乃占父子分银六两，马一匹”。八月间，“孟连地方有缅子聚集，向刀派先索要银两马匹，刀派先兑交银七百余两”。在傣文史料《孟连宣抚史》中，有孟连交纳缅贡的记载，是“每户‘哈曼’”，即五缅钱银子，合中国二两，相比孟连每年只纳清政府差发银四十八两，募乃矿税三百两，负担是很沉重的，能有机会摆脱这种负担，当然是土司非常高兴的事情。

复次是缅甸连年用兵，到处征兵。特别是当时正在对暹罗用兵，急需兵员，对边境各土司，不仅要征贡礼，而且还要征兵，这恰恰是各土司最不堪忍受的。从北路进攻暹罗的部队“统率大军二万，其中大部分为掸人，从景栋出发”，进攻清迈、南掌，侵入暹罗。组成缅军北路军的掸人，自然大部分是由掸族土司提供的。乾隆三十年，据缅宁通判富森报，耿马夷目遣人至木邦，回称：“见有木梳头目定诈莽控率马兵八名，步兵二十名，称有兵马六千，现驻锡箔，今来木邦调练一千五百名，猛坝调练五百名，前赴锡箔。十七日木邦官果领练起身，二十四日木邦官单骑奔回，该处土目惊问，伊称用银二百四十两，马三匹、缎三匹方得脱身，所调土练俱已带去等语。”到乾隆三十年底，孟连本来已给缅甸送了礼，缅军又遣人至孟连，要其出兵助召散攻勐遮，对这样的要求，孟连自然不会答应，因此才决定绝缅之贡。虽然我们看不到有关的记载，但这种考虑应是一个重要原因。

最后，可能也是最重要的因素，就是随着清政府对边疆地区政治军事控制的加强和边疆地区与内地经济文化联系的日益紧密，边疆民族对祖国的向心力也日益增强。边疆土司的承袭，需经中央王朝任命方才合法，对所辖下的群众才有号召力。而内地和边疆的经济文化联系的紧密使之逐步结合成了一个整体。方国瑜先生正确地指出：“封建王朝之所以对各族进行统治，并不决定于王朝统治者的雄才大略，而是决定于汉族与各民族的联结为一个整体。”

作为边疆的土司，由于特殊的位置，有一些自己利益的考虑是很正常的，但是，从整体性来说，他们还是将自己视为中华大家庭的一员，孟连土司在考虑拒缅发兵时的想法是非常有代表性的，“应袭刀派先与众商议，前送应袭之兄来连的莽子索礼酬谢，言明再不骚扰孟连地方，今方才得起身，又有莽子索兵相助，若助他破了猛遮，即同叛逆，若不兴兵，必被他涂炭，若将前莽追回，令其将后来五十人逐去，两地无事，若仍不能逐去，止有纠合连民，一并逐杀，夺回前送礼物，亦可养兵等语”。在“助他破了猛遮，即同叛逆，若不兴兵，必被他涂炭”的两难选择中，作为清王朝控制相对疏松的孟连土司，也毅然选择了后者，不惜冒被缅军入侵杀掠的危险，可见几百年来形成的向心力和顺逆感。同时，清王朝的强盛和在西南改土归流与西北平定准部和回疆的战争中显示出的强大武力，也使边境土司在拒缅之贡时有了充足的信心。

因此，最早缅甸对边境的骚扰，其目的是为了恢复过去缅甸王朝对中国所属的边境部分土司的索贡权，而中国所属的边境土司在清王朝对边疆政治、军事控制加强和边疆与内地经济文化联系日益紧密的情况下，拒绝了缅甸新王朝的索贡，而缅属孟艮土司家族的内争和孟艮应袭土司召丙的逃入中国境内，使缅方的骚扰规模升级，“渐逼内地”，逼使清军直接介入冲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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