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研究

边疆研究的历史与现实及未来指向
最近更新:2020-0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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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研究】 当前云南跨境民族身份认同中的主要问题

作者:谷禾 来源:《云南跨境民族身份认同研究》
发布于 2020-01-08 浏览量:161

然而,尽管在现阶段的云南跨境民族的身份认同中,国家认同和以民族文化作为支撑的民族认同与宗教认同,经过长期的建构和不断的巩固,在整体上处于合理和稳定的状态,即跨境民族在保持与境外同一民族群体相互认同并密切往来的基础上,对社会主义祖国的国家认同业已根深蒂固,并在身份认同中居于核心和主导的地位,但由于云南跨境民族处在复杂的地缘环境中,加之社会转型和边境全方位开放带来的冲击,因而云南跨境民族的身份认同仍存在一系列的问题和隐患,这对跨境民族的身份认同尤其是国家认同产生了程度不一的负面影响。归纳起来,主要表现在下列三个方面。

 

一 公共服务不足与边民外倾问题

 

如前所述,国家在国民的身份认同建构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现代国家的一大职能就是为其国民提供所需的社会公共服务,承担起提供公共产品的责任。国家发挥这一职能,有利于促进社会成员与国家之间形成良性互动关系,推动社会成员发展正面的身份认同,形成对国家的身份认同。

 

在边疆民族地区,由于社会历史原因,相比较内地及沿海地区,经济社会较为落后,加之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对边疆民族地区的扶持、优待政策,使得边疆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对中央政府或国家有较强的依赖性。以财政支出为例,据统计,2000~2005年云南财政支出对中央的依赖度平均高达58.4%,位居全国前列。全省129个县级区划中,有110个需要省财政补贴,占全省县级区划总数的85%,补贴后标准收入仍低于标准支出,存在财力缺口的有89个县级区划,占县级区划总数的69%。而在云南边境民族地区,沿边25个县市里有14个县属于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除景洪、瑞丽等少数县市外,其他边境县市经济社会发展指标几乎都低于全省平均水平,地方财政各方面严重依赖于国家,其中怒江州福贡县的财政支出依赖度甚至高达95.63%。由此可见,作为国家政权的组成部分,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的基层政府能力相当薄弱,无法独立承担起地区经济和社会事业自主发展的职责。因而,20世纪90年代初期出现的中央政府与边疆民族地区关系的松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特别是社会事业的投入发展。据统计分析,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央和云南省政府制定的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的特殊优惠政策达144项,然而到1995年,能继续执行的只有50%左右,另外50%的优惠政策已经停止或难以执行,而在继续执行的政策的功能也大大减弱了。而这一时期,边疆民族地区各类社会问题,如贫困、教育、医疗等日益突出,社会发展面临种种困境。

 

目前,在云南边疆民族地区尤其是边境沿线地带,公共产品供给问题仍然较为突出。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又多与贫困问题相互交织,进而影响到边疆少数民族特别是跨境民族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对其身份认同产生负面影响,引发跨境民族的外倾心理甚至直接外流。在公共产品供给方面,又以医疗卫生和教育问题最为突出。

 

据《云南统计年鉴》的公布数据,截至2005年底,云南沿边25个县市中共有州、县市区、乡镇、村社等各级医疗机构618个,以同年总人口637.74万人衡量,每万人还不到1个。而在边境沿线地区纳入统计的上百个建制镇中,除各县市政府驻地外,每万人配置的医生人数,约70%以上的镇都不足10人,其中平均每万人配置医生人数较少的如芒市勐戛镇2.03人,马关县木厂镇2.23人,勐腊县勐满镇4.51人,绿春县大兴镇4.59人,西盟县勐梭镇3.62人,沧源县芒卡镇3.66人。

 

缺医少药带来的问题,除使边境沿线地区各民族群众的生命健康权得不到切实保障外,进而对边境少数民族特别是跨境民族的身份认同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并危害到社会的和谐稳定。

 

例如,边境民族地区医疗卫生服务不足直接给各种非法宗教乃至邪教的传播蔓延造成可乘之机。近年来,在境外敌对势力利用宗教对我国境内渗透加剧的同时,各种非法宗教和邪教也在云南边境沿线暗流涌动,对边疆稳定、民族团结以至我国的国家安全,都构成巨大的危害和威胁。据分析,这些非法宗教和邪教组织,尽管名目繁多且政治、宗教背景不尽一致,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不约而同地都在农村医疗问题上大做文章,以此来蛊惑人心。如在中越边界沿线红河州绿春、金平、红河等地哈尼族群众中活动猖獗的非法基督教组织,在其“教义”中有诸如“信徒生病不用求医吃药,上帝会保佑身体永远健康,残疾人也会变得健全”等极具诱惑力的说辞。

 

教育方面。现阶段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的教育总体情况,据《中国统计年鉴》公布的数据,在我国8个少数民族省区中,2002年云南全省文盲半文盲率为23.10%,仅次于西藏、青海位列倒数第三,高出少数民族8省区平均值(19.88%)3.22个百分点,高出全国平均值(11.63%)将近一倍;与此同时,大专及大专以上学历人数尚不及少数民族8省区平均值4.26%和全国平均值4.71%的一半。

 

表6-1显示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期间云南省跨境民族6岁及以上人口受教育程度情况。云南省跨境民族受教育程度与全省平均水平有明显差异。其中,小学以下教育程度人口显著高于全省平均水平,而初中教育程度人口显著低于全省平均水平。

 

表6-1.png 

 

在边境沿线地区,教育资源的配置更是严重不足。据《云南统计年鉴》公布,截至2005年底,云南边境沿线25个县市共有小学3763所、中学363所。按同年总人口637.74万人计算,平均每1695人有小学一所,每17569人有中学一所。在中小学中,又以中学的情况更为严峻,如2005年澜沧县人口有中学一所。在中小学中,又以中学的情况更为严峻,如2005年澜沧县人口49.72万人,仅有中学6所,即每8.29万人才有中学一所;再如同年金平县人口32.94万人,仅有中学8所,即将近每4.12万人才有中学一所。

 

医疗卫生和教育资源的严重不足,除制约边境地区少数民族群众的人口素质的提高和影响经济社会发展外,还直接造成部分跨境民族群众身份认同的转向,其中又以边民外流最具典型意义。

 

边民外流是跨境民族身份认同分裂与转向的极端事件。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云南边境地区发生的一系列边民外流事件,大多都与医疗教育等公共产品供给不足有关。例如,20世纪90年代,由原缅共人民军所蜕变而成的缅甸民族地方武装——佤邦通过教育、医疗免费等优惠政策,吸引我方边民外流。据云南省思茅行署(今普洱市)教育局统计,截至2002年,已有583名学生流往缅甸佤邦求学。其中多是佤族、拉祜族等跨境民族。

 

近年来越南也加快了经济社会革新力度并出台了一系列的边民优惠政策。在教育医疗服务方面,越南政府十分重视边境地区教育事业,每个边境村寨都建有一所学校,每所学校至少是从学前班办到小学六年级,每个年级配备一名教师,切实解决了学龄儿童就近入学的问题。越南政府还不断提高职工工资待遇,在边境工作两年的教职工可以算三年的工龄,每月比城里教师多享受至少200元人民币的艰苦补贴费。对九年制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免除教科书费、学杂费、生活费,每学期每个学生还给予75元的助学金。在招生录取方面,对边境地区学生给予2分照顾分(越南实行10分制)。成绩较好的学生,初中毕业后,保送到“民族高中学校”继续享受免费教育,在大学阶段可享受减免学费教育。越南政府由于实行了边民的特殊教育政策,近年来大大提高了越南边境地区的教育水平。据了解,越南边境一线村寨适龄入学率达90%,青壮年脱盲率为80%。越南政府不断加大对边境医疗卫生事业的投入,对边境沿线的民族山区群众一律实行免费医疗。在每个乡镇建立卫生中心站,并提供药品周转金2500元人民币;大的村寨建立卫生站,提供药品周转金1000元;卫生站的医务人员属财政供养在编人员,对自然村卫生人员,财政给予适当补贴。由于越南政府在边境地区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已解决了边境山区少数民族群众看病难的问题。越南政府这些政策不仅使本国边民得到了实惠和帮助,而且对我方边民产生了较大的吸引力,促使一部分边民流往越南。近年来,在沿云南中越边境一带,文山州马关县和麻栗坡县一些边境民族出现举家迁往越南的情况。据统计,几年来,文山州麻栗坡、马关等县已有398户边民流失,其中已查明有198户752人外迁到越南、老挝和缅甸。在红河州河口县,还有相当一部分边民的孩子自发地到越南学校读书。

 

可以看出,近年来云南边境地区出现的边民外流事件,一方面受到相邻各国政策调整的影响,而更深层的原因还与边境地区公共产品特别是教育与医疗供给不足有极大关系。由于跨境民族所处的特殊地缘环境,及周边相邻国家与云南边境地区在政策导向及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差异,往往会对跨境民族产生较强的吸引力。在这种形势下,跨境民族的天然的趋利心理和行为取向,以及地理上的便捷和文化上的亲近性,往往容易促使其发生外倾心理甚至外流行为,导致国家认同的转向,直接危及国家的权威和边疆稳定。

 

二 民族宗教中的各种问题

 

如上所举,云南跨境民族与宗教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宗教认同已经成为跨境民族身份认同的重要内容,同时宗教也是云南跨境民族与境外民族交流往来的纽带和境内外民族相互认同的重要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在社会生活中,宗教并非完全是纯粹的“文化现象”,宗教与民族相结合并在外部因素的刺激下,往往容易发展成为危害国家认同统一的极端民族认同与宗教认同,成为极端民族主义和民族分裂主义者政治动员的工具。历史上,宗教在云南边疆地区就产生过负面影响,甚至直接为西方殖民主义侵略势力服务,破坏和毒化边疆少数民族与汉民族的和睦团结,削弱跨境民族对中华民族和国家的认同感及向心力。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制定和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正确处理了各种民族宗教问题,有效地引导边疆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使宗教认同与国家认同逐步趋于一致。当前,随着云南边境地区的全方位开放,境内外经济文化交往日趋密切,各种宗教势力和组织也活跃起来,对云南跨境民族的身份认同特别是国家认同产生了严重冲击和破坏。目前,影响云南跨境民族身份认同的主要宗教问题如下。

 

1. 宗教渗透

 

宗教渗透是当前云南边疆民族地区面临的突出问题之一。根据调查研究,主要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利用宗教以颠覆社会主义制度和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为目的的政治渗透;二是利用宗教进行民族分裂主义的渗透;三是以扩大宗教影响为目的的宗教渗透。近年来,在云南边境民族地区各种宗教或利用宗教进行的渗透活动中,又以基督教的渗透活动最为突出。

 

近几年来,缅甸北部基督教的10多所神学院校对德宏、怒江两州,以包食宿、学费和发给每月零用钱及来回路费等手段,诱导部分少数民族青年基督教徒非法出境就读。据调查,目前德宏州已有121人由缅北教会学校毕业回国,现仍有112人非法在缅就读。境外宗教院校在云南省非法招生的问题比较突出。

 

另外,近年来国外宗教组织还有针对性地在景颇族聚居的边境贫困地区搞“播种计划”等宗教渗透活动,大量发展信徒,争夺边疆地区少数民族群众,渗透与反渗透的斗争尖锐复杂。据德宏州盈江县调查统计,1996~2005年,全县信教群众净增68499人,其中基督教信教群众增长了62.8%。缅甸瓦城、八莫的基督教会宣称要搞“百人百团”“三年三百人”,即每年派一百人到我国境内景颇族、傈僳族群众中传教。“世界文蚌民族同盟会”等组织经常深入景颇族村寨,拉拢人心,鼓动景颇族同胞外迁,进行宗教渗透和分裂活动,严重影响了边境地区的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

 

天主教方面,随着一批爱国爱教的老一辈教职人员相继去世,教职人员量少质弱。近几年来,国外不断有人以游客身份进入云南省,通过帮助维修教堂等活动施加影响。

 

在当前我国扩大开放的形势下,境外势力利用宗教进行渗透的手段、方式、渠道越来越多样化。他们从利用电台广播、偷运和邮寄宗教书刊、旅游观光、探亲访友、经贸合作等传统渗透方式,到利用互联网、电子音像制品等高科技手段,花样翻新,千方百计,呈现对我国渗透的多层次、多渠道、多领域、多方位的新特点。随着我国开放的扩大,这种渗透也不断蔓延,其切入点越来越多。

 

值得注意的是,各种形式的宗教渗透活动大多都以强调宗教认同和民族认同为突破口,以民族情感为幌子,通过外部意识形态影响和控制跨境民族群众,鼓吹极端的宗教认同和民族认同,割裂宗教认同、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正常联系,进而分化跨境民族群众的身份认同。

 

2. 南传上座部佛教“有寺无僧”问题

 

历史上,云南边境沿线地区的西双版纳州、普洱市、临沧市、德宏州几乎每个傣族村寨都有一所佛寺,目前,受现代社会的发展和外来文化的冲击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南传上座部佛教地区的佛寺僧人人数严重不足。据调查,德宏州共有正式登记的南传上座部佛教寺院592所,但只有18%的寺院有僧侣,82%的寺院无僧侣担任住持,在平时只好由贺路管理,实际上平时处于关闭状态,只有在重大佛教节日时才开门让群众进去拜佛。其他地区的情况也基本相似,比如,普洱景谷县,78座南传上座部佛教寺院就有18座是没有僧侣的空寺;临沧市双江县31座佛寺中,有13座是空寺,占总数的42%。

 

南传佛教有寺无僧现象,不仅使信教群众的宗教生活需要难以满足,而且导致了境外僧人入境传教甚至住持寺院的情况。据统计,2000年西双版纳州全州有境外僧侣98人住持寺院,2001年经过清理,还有59人,现在仍有23人。而德宏州的情况更加突出,在全州242名僧人中,缅甸籍的僧人就有88人(其中比丘43人、沙弥18人、沙弥尼27人),占全州僧人总数的32%。瑞丽市34名比丘中,中国籍的只有11人,而缅甸籍的就有23人,16名沙弥尼中有15人为缅甸人。畹町2名比丘全部是缅甸人。芒市的12名沙弥尼也全部是缅甸人。德宏全州有僧尼住持的寺院共90所,缅甸籍僧尼住持的寺院就有40所(其中外籍比丘当住持的29所、外籍沙弥尼当住持或管理的11所),占总数的44.4%。瑞丽市总共有11所由沙弥尼管理的寺院,其中有10所是由缅甸人担任住持。目前,不仅境外僧侣到我国境内住持寺院,而且,缅甸到我国境内住持的贺路也不少,瑞丽市114名贺路中,70人为缅甸籍人员,少数为短期聘用,多数为长期聘任。

 

境外僧人入境传教以及住持寺院,违背了我国的宗教政策,少数境外僧人甚至攻击我国的宗教政策、煽动民族情绪,对信教群众的宗教认同和身份认同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

 

3. 教派分裂问题

 

改革开放以后,云南的小教派分裂问题以基督教为主,典型代表是“小众教”问题,此外还有“安息日会”分离倾向问题等。其中,在跨境民族中影响较大的主要是怒江州的“恒尼”“斯令匹”问题。

 

“恒尼”产生于怒江州福贡县老姆登村。1982年,老姆登村建成教堂并选举管理人员时,参加选举的阿权由于没有担任执事,十分不满,声称“是黑暗势力在操纵”,并开始了分裂教会的活动,一次性拉出去了30多户120多人。“恒尼”问题由此产生。“斯令匹”问题的产生也是由教牧人员之间的矛盾引起。1987年,福贡县城基督教堂管理组织选举时,一些落选人员表示不满,并开始了分裂教会的活动,进而发展成为与党和政府的对抗,到11990年已蔓延到7个村,324户,1836人。参加“恒尼”“斯令匹”的人数1990年底时达到了977户,4977人。目前“恒尼”还有79户、329人没有被转化。

 

“恒尼”“斯令匹”与当地基督教两会组织对立,进而发展到与政府及现行法令、政策对立。他们拟定了28个“忌食忌讳”的戒条作为行为准则,如:不能承认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只承认是天国的公民;不能参加结婚登记;不能搞计划生育;不能吃国家供应的返销粮;不能照相(办理居民身份证)、按手印;不能看电影、电视,唱歌跳舞;不能读汉文的书;不能使用新版人民币;不能饮用国家架设的自来水;不能点电灯;不能施用化肥;不能提供各种统计数字等。甚至不送子女上学,部分村寨学校被迫停办,如米俄洛自然村、抗罗自然村、曲扒依自然村学校,从1990年停办,已有10多年。他们组织忏悔活动,让信徒向上帝和传道人认罪,私设批斗地,对稍有动摇的人进行打击。同时,他们还搞秘密串联活动,将其组织扩大到子里甲、上帕镇等地的一些村寨。“恒尼”“斯令匹”的活动对当地社会稳定影响很大,严重妨碍了信教群众与当地政府和国家的正常联系,助长了宗教极端主义,分裂了信教群众的身份认同,破坏了其国家认同和国民认同意识。

 

应当指出,一方面,宗教信仰或宗教认同是云南相当一部分跨境民族身份认同的一个重要内容。另一方面,云南跨境民族与周边国家的民族有着极为密切的宗教联系。在云南跨境民族宗教传播发展历史过程中,许多宗教直接或间接由境外传入,并为境内外的跨境民族所共同信仰。宗教与民族的结合,既能在跨境民族与境外民族的交往活动中发挥积极的纽带作用,同时也极易成为各种意识形态、外部势力动员诱导的工具。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通过对边疆少数民族宗教的革新改造,以往自发的或受境外控制的民族宗教活动被整合到国家机制中,并通过对国家意识形态的宣传推广,使跨境民族的宗教认同与国家认同联系起来,使其宗教文化身份与社会主义国家机制建立起了适应关系。不过这一时期的宗教革新改造,大体是在一种较为封闭的环境下开展进行的,同时有国家强大的意识形态和体制力量作为支撑。而在云南边境地区步入全方位开放的情况下,意识形态和利益格局的多元化趋势开始显现,国家权威和控制力在社会领域内的消退进一步助长了边境地区宗教的复兴。应当说,当前边境地区宗教的复兴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符合边境地区跨境民族的文化和心理需求。但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宗教有着极强的渗透能力和动员能力,因而也往往成为各种外部组织、势力所倚仗的重要工具。跨境民族由于政治经历及受所在国主流文化影响的差异,其传统的语言、文化发生了较大变异,导致了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的差异,这种差异是现代国家建立和发展的必然结果。客观而言,宗教是拟合、修复跨境民族传统身份认同形态的最有效手段,这对于促进当前云南跨境民族的传统文化发展和强化与境外民族的文化认同有着积极作用。然而宗教又是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有着极强的感召力和动员力,在边境特殊的政治地缘环境下,宗教的兴盛极易滋长外部宗教势力和敌对势力的渗透活动。而这些宗教渗透活动不但动摇了跨境民族的以往形成的国家认同形态,而且一些外部宗教势力和敌对势力通过鼓吹极端的宗教认同,将跨境民族的民族认同、宗教认同与国家认同对立起来,导致跨境民族身份认同出现了分裂与矛盾的严重后果。

 

三 境外势力渗透问题

 

在我国边疆民族地区,以境外民族分裂势力、暴力恐怖势力和宗教极端势力“三股势力”为代表的敌对势力,不仅严重破坏了边疆少数民族特别是跨境民族的身份认同尤其是其中的国家认同,而且使其直接滋生出极端的民族认同和宗教认同,这对我国的国家安全和边境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构成严重威胁。据有关资料,云南边境地区面临的主要是缅北少数民族武装势力问题。

 

缅甸是个多民族国家,主体民族为缅族。由于种种原因,缅甸自独立以来,少数民族先后建立起大大小小的武装余支,总兵力最多的时候近万人。这些武装主要由聚居在缅甸北部和东北部的掸族、克钦族、低族和果敢族华人组成,统称为缅北少数民族武装。这些武装组织俨然就是一个个民族共同体,它们分别占据着约占缅甸领土总面积1/3的两个邦省的绝大部分镇、区、县。它们在政治上,有的要求分权,实行高度自治,有的主张完全独立,提出要建立自己的国家;在经济上,除从事部分农耕和工商业外,主要靠种毒贩毒,以军护毒,以毒养军;在军事上,长期与政府军对峙。缅共解体前,缅共人民军是缅北少数民族武装中实力最强大的,其他武装也多以缅共为核心,进行各种反政府活动。缅共解体后,缅北少数民族武装重新组合,逐步成为现有的佤邦联合军、果敢同盟军、掸邦东部同盟军、克钦新民主军、勋古保卫军、克钦独立军、克钦保卫军、坤沙余部、掸邦军等余支,实力较缅共解体前有增无减。缅北少数民族武装与外界有着广泛的联系,生存力强,活动空间大。近年以来,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缅北大部分少数民族武装与缅甸现政府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有所缓和,但缅甸的民族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武装对峙的局面依旧存在,由此而产生的许多问题时隐时现,风波迭起,局势发展难以预料。

 

缅北少数民族武装与其邻国之间既相互依赖利用又有某些利害冲突,情况错综复杂,矛盾纠葛时常发生。我国坚持在不损害中缅两国友好关系的大前提下,主要因地缘关系长期与缅北少数民族武装进行一般事务性的接触,难免不出现分歧,特别是在边境贸易和跨境民族往来中,常产生一些摩擦并引起许多纠纷,有时还影响到边境地区的社会稳定和安宁。另外,缅北少数民族武装长期制毒贩毒,对其邻国尤其是近些年来对中国造成严重危害,有可能随时在周边地区爆发新的冲突。

 

由于处于特殊的地缘政治环境中,缅北少数民族武装还经常成为美国实现其战略企图所倚重的力量。为实现其战略企图,几十年来,美国在缅甸的活动就没有停止过。先是大力支持被解放军击溃逃入缅北的国民党残军。而缅共在缅北建立根据地以后,美国在此难以插足,影响不大。缅共解体后,美国中央情报局趁机对缅北少数民族武装进行渗透,他们以承诺提供武器装备和经费援助为诱饵,拉拢、收买少数民族上层人士,促使其反政府、闹独立,并与中国为敌,同时以传教为名,从中挑拨离间,培植亲美势力。此外,对于“不买账”的则以毒品问题为借口,加以舆论谴责,并暗中策划打击,试图利用缅北少数民族武装达到其反华和促使缅政府向西方靠拢的目的。近年来,缅北少数民族武装中出现的内部纷争和策反组织反共、反缅政府及秘密出访美国,进行所谓的“纯洁掸族独立运动”,实为反华情绪的鼓噪以及刺探情报、窃取和出卖中国有关文件,图谋在中方边境一带建立传教据点等情况,许多都与美国的渗透密切相关。

 

境外民族武装势力的存在不仅直接危及影响到我国的国家主权和国际关系,使得我国所处的地缘政治环境更加复杂化,而且由于这些民族武装势力大多与境内的跨境民族有着血缘和历史文化联系,其渗透活动,对于跨境民族的国家认同会产生严重的影响和破坏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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