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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更新:2020-0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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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史话】 造纸史话—— 纸的发明

作者:张大伟 曹江红 来源:《造纸史话》
发布于 2020-01-08

    

 中国不仅有悠久的历史,而且有灿烂辉煌的文化。在几千年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勤劳、勇敢、智慧的中华民族,创造了丰富多彩的古代文明,造纸术的发明,便是一项震惊世界的创造。造纸方法是我们的祖先经过绵绵岁月,在长期的实践中不断摸索,经历了无数次的挫折,花费了无数的心血,才发明出来的。它为知识的传播,提供了物美价廉的载体。不管是中国古代的帛书,还是中世纪欧洲贵族们使用的熟羊皮,都因价格高昂、数量有限,而未能起到普及知识的作用,唯有纸张给人们带来了传播文化知识的便利。即使是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电子计算机网络技术遍及全球的今天,人们也还是不能抛弃纸张。纸的发明造福于全人类,在世界文明的演进过程中起到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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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图片来源于网络)


1.纸未发明以前的书写记事材料


人类出现在地球上距今已约有300余万年,然而文字的出现则不超过万年。远古社会的人们并无文字,而往往采用结绳或刻木的手段帮助记忆,每遇大事,便用绳打一个大结或在木上刻一个深深的缺口;遇小事就打一个小结或刻一个浅口。结绳记事是许多民族在文字产生前都经历过的一个阶段。

 

到了新石器时代,文字符号开始产生。在距今8500~7500年的裴李岗文化贾湖遗址,出土的龟甲、兽骨、石器上的许多契刻符号,被不少学者认为就是文字符号。1954年,中国考古工作者在陕西省西安市东郊发掘仰韶文化时期的半坡村氏族公社遗址时,出土了大量的石器、骨器、陶器,有些陶器上除刻有精美花纹外,还有简单的几何符号,在半坡遗址中发现的几何符号就有22种之多。在临潼姜寨遗址发掘中,同样发现许多刻在陶器上的文字符号,这时的符号已有42种。可见那时的人们已把陶器当做记事的材料。

 

商、周时,先民们把文字铸或刻在青铜器上,记载当时所发生的事件及社会风情。但制作青铜铭文十分复杂,且材料昂贵,在当时只有贵族才可享用,下层人民无法问津。

 

商、周时,人们把文字写在甲骨上。甲就是乌龟的腹甲与背甲;骨就是兽骨,主要是牛胛(音jiǎ)骨,另外有少量其他动物的骨头,如马骨、猪骨、虎骨、鹿骨。

 

甲骨文是商、周时实际应用的文字,是探求古代社会奥秘的珍贵资料。

 

中国古代还有刻字于玉石上的习惯。公元前219~前210年,秦始皇巡游山东及会稽(音jī,今浙江绍兴),每到一地,便把他灭六国一统天下的威德十分自豪地刻在石头上,每石数万字。

 

中国古代没有纸的时候,最常用的书写材料首推竹木简,竹片做的叫竹简,木片做的叫木简。每个简上只能写一行或两行字。简的长短不同,所容纳的字数也不同,最多的能写40个字,最少的只能写8个字。当时的人,写信时常用一尺长的简,所以后来有人把信叫做“尺牍”。要写一篇文章或一部书,就必须用成千上万根简,用绳子、丝线或皮带编在一起,成为一册册的书。

 

那时比笨重的简牍较为轻便的书写材料是丝制的帛。帛的质地既柔软又轻便、平整,可随意自裁,也易于折卷。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养蚕制丝的国家,考古工作者在殷商时代的铜器上就曾发现过丝绸的残片,说明用帛书写的历史也很久远。《论语·卫灵公》中记载了子张问行一篇,因为子张没带版牍,便将孔子回答他的话写在缚扎衣服的大带——绅的上面,由此可知,春秋末期已有用帛书写的事。到了战国时代,用帛书写就相当普遍了。战国初期的思想家墨子,在《墨子》一书中说:“书之于竹帛,传遗后世子孙。”

 

在考古发掘中也有帛书发现。1973年冬至1974年春,考古工作者在湖南长沙东郊马王堆汉墓中,出土了用小篆或隶书写的帛书,共12万余字,其中有《老子》写本两种,依次为《德经》、《道经》,《战国策》中文字记载的,多为现存版本所没有的内容。另外还有《易经》、《相马经》、《医方经》等。马王堆汉墓中还出土了3幅古地图,其中的一幅军用地图,用黑色、红色双线勾框,框内为驻军名称。地图中央绘了三角形的城堡(内注“箭道”字样),是各支军队的总指挥部,朱红色线画出了警备设防区域的界线。这幅绘在帛上的彩绘图,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彩色军事地图。

 

帛轻便光滑,不但易于裁剪携带,而且写字效果好。但帛的价格昂贵,那时买一匹帛的钱与700斤米的价格等同,而700斤米相当于当时一个人两年的口粮。据《汉书·艺文志》载,西汉末年内府藏书以卷(帛可以展开或卷起,故而有一卷书之说)记者,仅为全部藏书的四分之一,且大都是重要的书籍,或是有图画的书。可见即使贵为皇室,所藏的书也不能全用帛抄成,众多穷书生就更无力购买使用了,因此有个说法叫“贫不及素”(“素”是指没有写过字的帛)。

 

在长达几百年的时间里,竹简与帛一起记载了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风貌,对文化、科学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但这些书写材料或笨重或昂贵,都不够便利。人们呼唤着更多更好更廉价的真正便捷的书写材料问世。

 

 

2.今纸与古“纸”的不同含义


简牍笨重不便,缣帛价格昂贵。与简帛等早期书写材料相比,纸具有明显的优越性:首先,纸表面平滑,易受墨,幅面较大;其次,纸的分量轻,耐折而柔软,可随意舒卷,便于携带;再次,纸的原料价廉易得,随处可取,且优良的纸张寿命长久,甚至可保存千年而完好如初;最后,纸的用途广泛,不仅用于书写绘画,还可作印刷、包装等材料及日常生活用品。纸的这些优点是以前的任何材料都无法与之相比的。

 

 

在谈纸的产生时,首先应明确“纸”的真正含义。今天所说的纸,是指植物纤维构成的纸,而东汉以前文献中所提到的“纸”,却是指丝绵纸。这两种纸的含义不同,决不能混为一谈。真正的纸应满足下列条件:一是原料必须是植物纤维。二是纸的生产必须是植物纤维原料经漂洗、蒸煮、成浆、抄造及干燥成型等工序处理而成。三是纸应表面平滑,柔韧耐折,纤维分布较匀,整体一般应呈薄片状。四是适用于书写、印刷、包装等。具备上述条件的,才可称之为纸,其他则非真正意义上的纸。

 

 

东汉永元十二年(公元100年),一位叫许慎的学者完成了条理分明、体系完备的中国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在“系部”中有“纸”字,许慎解释道:“纸,絮——也,从系氏声。”“”字下又写道:“潎絮箦也。”“潎”字下写道:“于水中击絮也。”“絮”字下解说“潎绵也”。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养蚕制丝的国家。最早的纸被许慎认为与丝有密切的关系,“系”成为构成“纸”字的一部分。东汉的服虔,在他的《通俗文》中也认为“方絮曰纸”。因此在理解这些纸时应注意,那时人们所说的纸是指丝绵纸,与现在人所理解的纸是不同的。潘吉星先生在给纸下定义时写道:“纸是植物纤维原料经人工的机械、化学作用而得到提纯的分散纤维与水制成浆液,经漏水的模子滤水,使纤维素在模子上交织成为湿纸膜,再经干燥后,形成具有一定强度的由纤维素靠氢键缔合交结成的薄片,作为书写、印刷、包裹等用途的物质。”而《后汉书》作者范晔“其用缣帛者谓之纸的观点”,今天看来当是错误的。

 

 

3.纸的问世及其考古发现

 

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个饲养家蚕和制造丝绸的国家,“嫘祖始蚕”的传说,流传了很久。相传嫘祖是黄帝的正妃,原本为西陵氏的女儿,是她用灵巧的双手教民养蚕。《隋书·礼仪志》记载,北周时人们尊嫘祖为“先蚕”(即始蚕之神)。1958年,中国考古工作者发掘浙江吴兴钱山漾新石器时代遗址时,发现一批丝织品,经专家鉴定,其绝对年代距今已有四五千年,正相当于传说中的黄帝时代。经过一代代先民们的养蚕织造丝绸,到了秦、汉时,丝织业的规模已经很大。据《汉书·禹贡传》记载:国家开的丝织作坊中,已有几千人做工,在这里每年要耗费上万两银子。西汉武帝时,有一年所征收的赋税中,便有从民间征收得的绢帛500万匹,据推算,生产这么多的绢帛至少要用两吨鲜茧。西汉时人们已知道用好的白色蚕茧制造丝绢,而那些有虫眼、泛黄的次茧则用来制作丝绵。作丝绵时需要把蚕茧煮过后,放在竹筐内,再把竹筐浸在河水中,将蚕茧冲洗干净,边冲边打至烂为止,制成丝绵后将它从筐上取下来,筐的平面部分会残留一层丝般的片,剥下晒干就成了一张絮纸。古代妇女们在长期的漂絮实践过程中受到启发,纤维原料浸在水中充分湿润后,再用机械力量敲击纤维便会分散,透过竹篾用水洗并晒干后,自然会成片。而这些步骤在后代造纸过程中,也同样需要。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种植使用麻类植物的国家。远古时有个叫伯余的人,便会用野麻缕缠在手指头上穿梭交织成麻布,遮羞挡风,当然这只是个传说。到春秋时代,《诗经·陈风》中已有记载:东门的池塘里可以沤麻。中国的麻类植物主要是苎麻和大麻,苎麻纤维长,大麻纤维短。由于它们所含的纤维,受打击后会分散,因而都是造纸的好原料。制造麻缕的方法与作丝绵的方法是一致的,需要将麻长时间浸在水中,不断敲打。故可以想象用乱麻造纸很早就有,只是汉以前的帛纸、麻纸,在现今的考古发掘中都没有找到确实的文献和实物,所以就不敢妄加断言了。现在发现的最早的纸张是在西汉时产生的,经检验,其成分为麻类纤维。纸就是在人们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受漂絮法的启示造出来的。

 

以往,在人们的印象中,纸被认为是由东汉蔡伦于公元105年发明的。范晔的《后汉书·蔡伦传》最早记载了这一情况。这一记录成为人们认为造纸术起源于东汉的主要依据。

 

其实,古时早已有人对此观点持否定态度。唐代有个叫张怀瓘的人,在他的《书断》中便认为,纸在西汉就存在了。南宋的陈槱在《负暄野录》中也提出,纸在蔡伦之前就已发明了。另外,北宋司马光的巨著《资治通鉴》中,也引用一个叫毛晃的人说的话:百姓们认为造纸始于蔡伦,其实不是这样的。尽管有这么多人提出这种观点,但都遭到了驳斥,因此蔡伦发明造纸的观点仍然没有被推翻。到了20世纪,因为中国考古工作者多次在田野发掘中出土了西汉“古纸”,才又把造纸术起源问题重新提了出来。

 

1933年炎热的夏季,中国著名考古学家黄文弼率领一支考古队,冒着酷暑从遥远的内地长途跋涉来到新疆,沿着丝绸之路的古道,一步步艰难地行进,终于到了一个叫罗布淖尔(今名为罗布泊)的地方,并在这里展开了挖掘工作。在挖掘中,他们发现了许许多多汉代和唐代的器物。其中有一片古纸和记有黄龙元年(公元前49年)的木简,经过专家考证,断定那张古纸是一张麻纸,白色、方形,长10厘米,宽4厘米,十分粗糙,显然是一张造纸初期的纸品,比蔡伦造纸早150余年。遗憾的是,这件宝贵的文物已毁于日寇的战火之中,而只给后人留下了一张照片。

 

如果说,罗布泊的古纸还不足以证明西汉已有古纸问世的话,那么1949年后中国考古工作者对西汉古纸的多次发掘,已有力地证明纸在蔡伦以前已被发明了。

 

 

灞桥位于陕西省西安市东50里的灞水上。灞水是渭河的支系。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在《水经注·渭水》中说,灞水在先秦时叫滋水,到秦穆公时秦国称霸,才改名为灞水。据《汉书·王莽传》记载,新莽时改灞桥为长存桥。徐坚在《初学记》中说长存桥大约在隋唐时才又更名为灞桥,自此沿用至今。西汉时,京城长安东郊的灞桥一带是墓葬区。1957年5月8日,陕西省西安市灞桥砖瓦厂的工人挖土时,在深层土中意外地发现了一座不完整的石墓。

 

陕西省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前来清理文物时,发现有一沓古纸黏附在三弦纽铜镜下,色泽为浅褐。考古工作者用竹签小心翼翼地剥开,获得88块大小不等的残片,面积最大的为100平方厘米,面积最小的为12平方厘米。因为这些古纸是在灞桥这个地方发现的,因此被命名为灞桥纸。1965年10月,潘吉星先生请四川大学生物系的同志协助他,对灞桥纸作高位显微分析,结果表明西汉灞桥纸的原料,为大量大麻纤维及少量苧麻纤维。经考古专家鉴定,其年代在汉武帝时期(公元前140~前87年),比蔡伦造纸早200年。

 

它是中国地下出土的西汉纸,是世界上现存年代最早的麻类纤维纸。它的出土,雄辩地证明了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造纸术的国家,从而有力地否定了造纸的西方起源说。1877~1878年,国外考古工作者在埃及费雍等地的石墓中,发掘出一大批古代写本和文书,分别写在埃及莎草和纸上,共有10万件以上。1887年,阿拉伯文专家卡拉巴塞克对这批古物的年代和内容,作了说明;维也纳大学植物学教授威斯纳,对这些石纸作了显微镜分析和化学分析:他们确定这批石纸生产年代为874~909年,成分为破布和树皮纤维。这样,人们便相信纸是在8世纪的阿拉伯发明的。

 

20世纪欧洲人来到中国作了研究之后,这种认识才有了改观,大部分欧洲人才相信造纸术产生于中国。至于埃及莎草片,虽然它的制作原料为植物纤维,但它的加工方法与造纸方法不一致,外观形态及内部结构也不同于纸张,因此不是纸。

 

甘肃北部的额济纳河流域,古代泛称“居延”或“弱水流沙”,这里气候干燥,沙丘绵延300余公里。在居延的东西两侧有巴丹吉林沙漠和北山山脉,因此额济纳河的西岸成为中国西部的一条重要通道。其下游和居延海一带,东、西分别毗邻黄河、天山,水草丰茂,适宜农牧,在汉代时是汉王朝与匈奴人激烈争抢的宝地。1930~1931年,西北科学考察团曾在这个地区作过发掘,出土汉简1万多枚。1973年甘肃省居延考古队又在这一地区进行发掘考察,出土汉简19637枚。8月15日,在汉代肩水金关遗址中出土了两片麻纸。麻纸出土时团成一团,经过专家的修复展平,最大的一片长21厘米,宽19厘米,纸色洁白,一面光滑,另一面毛毛糙糙;另一张纸长11.5厘米,宽9厘米,呈暗黄色,近似粗草纸,经过显微镜观察和化学鉴定,只含大麻纤维。与大纸片同在一处出土的简,最晚年代是西汉宣帝甘露二年(公元前52年);而小纸片出土层则在西汉哀帝建平元年(公元前6年)以前。这两片纸被称为“居延纸”或“金关纸”,比蔡伦造纸要早100多年。

 

 

1978年12月24日,陕西省扶风县文物部门配合农田基本建设,在太白公社长命寺大队清理一处西汉窑藏时,发现3片古纸,其中最大的一片长7.2厘米、宽6.8厘米。它们分别被放在一种作为漆器上的装饰品——铜泡中,出土时颜色泛黄,上面沾有许多铜锈绿斑,纸质结实,并有一定光泽和耐折性。据北京大学、北京造纸研究所等单位的专家学者们鉴定和研究,认为窑藏品的入土时间在西汉平帝之前,纸的制造时间早于窑藏时间,可能是在汉宣帝的时候(公元前73~前49年),纸的原料是麻纤维。这几片纸被称为“扶风纸”或“中颜纸”,比蔡伦造纸早150~170年。

 

1986年,甘肃省考古学家在天水市郊放马滩西汉墓中又发现一张古纸,长5.6厘米,宽2.6厘米,纸色发黄,纸上绘的是地图,采用细黑线描绘出山川、道路等图形,绘法与长沙马王堆西汉墓内的帛制图手法相近似。何双全在《甘肃天水放马滩战国、秦、汉墓群的发掘》报告中写道:“墓葬结构与秦墓基本相同,但随葬器物特点接近于陕西、湖北云梦等地早期汉墓的同类物。所以此墓的时代在西汉文、景时期。”西汉文帝于公元前179~前157年在位,景帝在公元前156~前141年在位。挖掘报告中还说:“五号汉墓出土的纸质地图片,是目前所知道的最早的纸张实物,它有力地证实了中国在西汉初期就已经发明了可以用于绘写的纸,对重新认识纸的起源、制造技术、用料及用途,有特别重大的价值。”放马滩出土的西汉古纸,比灞桥纸的年代还要早。

 

1990年冬天,甘肃考古学家何双全先生,主持发掘的敦煌甜水井西汉悬泉遗址,又出土了30多片古纸,其中的3片纸上留有字迹,同时出土的还有木简1.5万枚及其他器物近万件。经考证鉴定,这些纸的产生也在西汉,这说明西汉时的纸已有少量用于书写的了。

诸多文物考古发现的雄辩事实告诉人们,纸张是在西汉时出现的,它是中国勤劳智慧的古代劳动人民在实践中摸索创造的,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蔡伦是造纸技术的改良者而不是发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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