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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论坛】 麦大维对杜诗生态隐喻之探微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来源:《文学研究与海外视野——文学研究所对外学术交流论文集》
发布于 2020-02-08 浏览量:27
麦大维对杜诗生态隐喻之探微

剑桥大学的麦大维(David L. McMullen)教授是世界著名唐史研究专家,他的研究兴趣主要是中国唐朝的知识分子、制度和宗教的历史。《不安的记忆:杜甫、皇家园林和国家》这篇长文充分展示了麦大维教授在唐史研究方面的宏大成就和学术贡献。本文拟对麦大维《不安的记忆:杜甫、皇家园林和国家》三个学术观点进行梳理与研究。

一 “将一切政治化,将政治个人化”——对于杜甫之“忠诚”的再认识

在《不安的记忆:杜甫、皇家园林和国家》(以下简称麦文)的介绍中,麦大维引用了苏轼对于杜甫著名的论断:“而一饭未尝忘君也欤?”概括出长期被视为杜甫诗歌的思想内容的定论。历经唐王朝历史的艰难时世直至现代,杜甫对唐王朝的忠诚一直被视为杜甫获得巨大诗名的一个原因。然而麦大维却对贯穿百代的共识提出了异议:“人云亦云地给杜甫贴上保皇派或爱国者的做法过于简单粗暴。他的忠诚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杜甫对艺术的追求、社会责任和记忆能力,对其态度的形成有着丰富的影响。早期,他曾远离政治中心,但在公元757年夏天至758年中,短暂担任皇帝‘近侍’,这些经历形成了他对供职朝廷的认识。”

麦文从史实入手,展开了对于杜甫之“忠诚”产生的心理机制与其人生遭际之间的联系,试图解析表象背后深刻而复杂的原因,及杜甫本身曲折纠结的心路历程。

“从长期看,揭露负面现象的做法赋予杜甫的诗歌相当高的权威性。杜甫的这种态度具有道德优势”,“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伟大的意义在于其中的危机意识和国难来临前的先兆性体验。这一年十月,唐玄宗携杨贵妃往骊山华清宫避寒,十一月,安禄山即举兵造反。安史之乱的消息尚未传到长安,然而杜甫在长安往奉先县途中的见闻和感受,已经显示出社会动乱的端倪,杜甫在长安根据十载长安生活和这次途中的见闻,敏锐地感到国家的危机已迫在眉睫。

麦大维首先将杜甫放置于与两任庇护者——房琯和严武的错综关系中,以房琯和严武各自的经历,以及由此产生的对于杜甫命运的牵动,展示了动态的人物关系和杜甫思想的制动因素。“从757年初夏到758年年中的几个月中,在房琯的保护下,杜甫参与了宫廷政事。他对朝内事务的反应飘忽不定,颇为奇怪。从已有证据看,他的行为难以解释。他自己曾提到,他向皇帝提出回乡照顾家人,并希望这一要求不会冒犯皇帝。他表示,‘虽乏谏诤姿,恐君有遗失。’但是,没有充分证据表明,杜甫像他的老朋友苏源明(762年去世)或同龄人元结(719~772)那样,提交大量劝谏和直接参政的奏章。他也不像比他年轻的独孤及(725~777),独孤及同为贾至(718~772)的朋友,被后者推荐为专员……事实上,有证据证明,杜甫不仅干预政策,而且还代表他的恩人参与活动。暮年时,杜甫对仗义执言者表达了充分尊敬和信任,或许体现了他在这方面的不足。他被排挤出政治中心,然后恩人房琯又被流放,是他中年时期唯一最重要的政治事件。但是,杜甫仍然认为这并非皇帝的过错,认为他被免去皇帝‘近侍’的职位,并非天子本意。当他被逐出朝廷后,他仍然效忠房琯,然后又效忠房琯的门生严武。但是,对于在地方官府为严武工作,杜甫内心感到矛盾。虽然杜甫并未成为政治领域的弄潮儿,但是有足够证据证明,除了关注节俭、悲天悯人和小心谨慎以外,对于朝廷官员地位的追求,从一开始到758年再次任职后,他都表现出极强的愿望。”

在这段论述中,麦文考证了多重证据,将之并置参照以确证其结论,深度解析了杜甫内心的犹疑和动荡,甚至是潜意识的挖掘。在深度解读多重历史证据之后,麦文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杜甫继承的诗歌传统,即使在最私人层面,与他本人关注的政治问题都密不可分……在杜甫的诗歌中,‘政治个人化’意味着他以多种诗歌技巧,包括某些他原创的技巧,来处理自己关注的政治问题。”

至此,麦文对于杜甫“忠诚”表象下的内心活动的揭示终于探到了“核心”,这样的结论显然有别于我们传统认知中无功利地忧国忧民的“诗史”形象。麦文引用了 Eva Shan Chou著作中对于杜甫的说法:“将一切政治化,将政治个人化后,他使所有题目成为一个整体,并使之成为可能。”

二 沟通自然与社会的巅峰——杜甫、皇家花园及帝王的二重身份

有别于大部分单纯以文学角度切入的研究成果,麦大维教授从文学、史学、政治学等多学科角度切入,认为皇家花园是沟通自然与社会的两个巅峰的中心。在论述皇家花园中不同植物的政治功用之前,麦文先涉及了另一个问题——帝王身份的二重性。“‘第一身份’,是皇帝的天子身份。‘第二身份’:他们也是人;他们都有自己的情感,权力危机”,“他们也会衰老;他们也恐惧死亡”。

麦文认为杜甫显然更看重皇帝的“第一身份”,他对歌颂这一点进行了艺术上具有原创性的探索。然而唐代的文士并不仅仅关注皇帝的“第一身份”,对于“第二身份”的挖掘和表现,成为唐代文士新的艺术创造的来源,许多文学家写了大量的诗歌和散文来描述唐玄宗与杨贵妃的浪漫爱情。此中以白居易的《长恨歌》为翘楚。杜甫本人也不例外,但杜甫的表现方式却与白居易截然不同,他将对帝王“第二身份”的同情,化入对于自我的叙写中,以曲笔在表象上维护和贯彻着其作为心忧天下的时代良心的形象。

对于杜甫歌颂皇帝“第一身份”的具体操作模式,麦文做了如下总结:

唐朝政权的象征中心和实际中心都由一些不同的宫苑和活动构成。不过,这些建筑和活动的功能和巍峨程度不同,杜甫在诗歌中的处理方式也不一样。宫廷祭坛和皇家祖庙,与唐朝第一位皇帝的“两种身份”密切关联,对他来说极为重要;与任何其他皇家建筑不同,它们和它们所代表的典礼喻示李氏王朝的千秋万代。杜甫还提到了被湖泊、花园、花草树木所包围的宫殿建筑和行政建筑。杜甫以其为背景近距离地描述了皇帝更为人性化的一面,他的“第二身份”。

杜甫通常通过描述皇家花园的自然风景,尤其某些鲜花、水果和树木,达到表现永恒皇权某一方面的目的。反过来,他的诗歌处理方式由其世界观决定,这也是他的认知和文学遗产。由于这种认识影响着各种树木和植物在中国政治形态中心的位置,它的基础是中国人中世纪的宇宙观。这位文学精英将自然世界及其鲜花和水果视为综合世界观的组成因素。

诚如麦文所说:“与同时代的其他作家一样,杜甫对安史之乱前后的皇宫,包括花园和湖泊,苍翠的树木和盛开的鲜花,都进行过描述。”例如对以往较少涉及的橘子和樱桃两种植物,进行了创造性的发掘,而且其发掘并非囿于杜甫一人的创作,亦非立足于文学作品和文人心态,而是借助御花园里的植物这一载体,在皇朝政治与文人创作的互动关系之间展开论述,发现植物承载的政治功用,植物的荣宠与历史之间的互动关系,植物的荣宠与文士的竞争之间的联动效应,及其对文学创作产生的影响,同时更将对这一问题的探索追踪到底,发现文士们为追慕皇帝的“第一身份”令文学创作反过来将御花园里的特殊植物——橘子和樱桃塑造为皇权象征的回环效应。

1.樱桃

植物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的象征意义,可追溯到上古时的《诗经》《楚辞》。麦文注意到了唐代的植物象征对于传统的延续和新变,“唐朝第一首以樱桃为题的诗歌,也代表着樱桃在新朝代合理应用,……是由太宗创作的”。这首诗叫作《赋得樱桃》:

华林满芳景,洛阳遍阳春。朱颜含远日,翠色影长津。

乔柯啭娇鸟,低枝映美人。昔作园中实,今来席上珍。

“樱桃为杜甫提供了一种象征,他认为与皇帝的‘第一身份’,即皇帝的永久性礼制角色,存在密切联系。他每次提到樱桃都涉及皇家典礼或朝贡制度,此外并无文学或象征性用途。樱桃在唐朝皇家花园中种植非常广泛……唐朝大规模种植樱桃有着非常重要的原因:从唐初开始,樱桃便在皇家典礼上具有重要地位。”麦文紧紧抓住杜甫作为“诗史”的特质,谈到安史之乱后樱桃在杜甫文学创作中寄情寓意的变化:“皇家宫苑在安史之乱中被毁坏改变了举行皇家典礼的基础。杜甫以强有力和开创性的方式利用鲜花和水果的象征意义,表达放逐后的孤苦和对重新任职的希望。从这方面看,皇家花园的樱桃或许比任何其他水果的意义都更重要。它们代表正规典礼性和永恒性仪式,用于表现皇帝的‘第一身份’,其他宫廷水果,如橘子和荔枝,则代表荣耀和分裂。”

虽然杜甫关于樱桃的诗歌并不多,但麦文还是精心将其挑了出来,并从中敏锐地捕捉到了杜甫对于樱桃的书写在安史之乱发生,王朝日渐衰颓时情感基调发生的变化,他举了两首杜甫关于樱桃的诗为证,一首是作于757年秋安史之乱早期的《收京三首》其三,此时唐朝军队收复长安,杜甫获悉两都相继光复,创作了三首诗歌,其三提到了樱桃:

汗马收宫阙,春城铲贼壕。赏应歌《杕杜》,归及荐樱桃。

杂虏横戈数,功臣甲第高。万方频送喜,无乃圣躬劳。

麦文依据历史事实对其作了分析:“杜甫创作了三首诗歌,预测到了典礼的举办……敬献樱桃是八世纪唐朝祭祀的一种传统,凯旋的将士不大可能吟唱典礼颂歌,庆祝自己从战场归来。杜甫通过敬献樱桃表现皇家权力的完全恢复。”“朝廷在758年夏天重新实施了樱桃祭祀分发仪式。”宫廷礼仪的延续是王朝强盛的标志,可见安史之乱早期的杜甫对于唐王朝的复兴是充满希望的。麦文举的第二个例子是杜甫写于762年前后,安史之乱后期的关于樱桃的诗歌,在成都,杜甫描写了一位农民向他赠送鲜红樱桃的故事。《野人送朱樱》一诗讲的是寓居蜀地山野之人送来的小小樱桃,唤起了诗人记忆中的另一时空:门下省、大明宫·堂皇的长安宫殿等,寄予着他对昔日繁华盛景的留恋和追往。然而结尾时悲凉的笔调暗示了安史之乱后期杜甫对王朝复兴的绝望心态,与前作形成鲜明对比:

《野人送朱樱》

西蜀樱桃也自红,野人相赠满筠笼。数回细写愁仍破,万颗匀圆讶许同。

忆昨赐沾门下省,退朝擎出大明宫。金盘玉箸无消息,此日尝新任转蓬。

麦文对于这首诗的解读别具深意,体现了其对于同一作品多角度的思维模式,在惯常认知的悲凉怀旧的笔调之外,他发现了:“这首诗的讽刺意味相当明显。唐帝国一个偏远地方的农夫代替皇帝完成了赠送樱桃的过程,说明杜甫的社会认识发生了颠覆。这些樱桃鲜红夺目,但是竟然‘也自红’;杜甫发现,在赋予樱桃鲜艳色彩的过程中,皇帝并没有起到积极作用,所以也无需向他规规矩矩地表达感谢。农夫非常慷慨:给了他满满一篮樱桃,这暗示过去在宫廷典礼中,每位官员获得的樱桃非常有限,而且随着官阶下降逐步减少。这一情景使他得出了一个悲凉的结论:再也不会有来自皇城的有关这种典礼的报告。品尝樱桃的同时,杜甫不得不面对现实,他将继续漂泊,远离自己一直渴望的上流社会。”

766年杜甫写下了《往在》一诗,在回忆中歌颂757年从吐蕃手中收复都城后,长安举行的一系列祈福平安的活动,其中有关于樱桃的句子:“赤墀樱桃枝,隐映银丝笼。千春荐陵寝,永永垂无穷”,《杜诗详注》中注:“此论永泰后代宗还京之事……赤墀四句,愿其无忘孝享。”麦文认为:“杜甫在诗句中又加入了一种祭祀特征,表达了对国家社稷及祭文的关切。”综合两首诗,麦文提出:“在描写皇家祭祀过程中,杜甫赋予樱桃极高视觉地位,同时也表示他对唐朝复国、宫廷节俭和祭祀传统的延续抱有坚定的信念。借助农夫赐予樱桃,杜甫也在作品中强调了社会认识:‘凡夫俗子’也应该发表自己的意见,并为上层知悉。”

麦文认为:“与杜甫在其他诗歌中提到樱桃和荔枝相比,本诗所传递的信息显然是,荔枝代表奢华,因为与杨贵妃的密切联系及其本人的负面影响,杜甫将其与导致夏朝和商朝灭亡的褒姒和妲己相对比。”对照前文引用的麦文原文:“皇家花园的樱桃或许比任何其他水果的意义都更重要。它们代表正规典礼性和永恒性仪式,用于表现皇帝的‘第一身份’,其他宫廷水果,如橘子和荔枝,则代表荣耀和分裂。”不难推导出麦文认为在同一首诗中出现樱桃与荔枝十分特异,将皇权与分裂并提,表现了杜甫暮年的绝望。

2.橘子

麦文追溯了橘子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个象征政治品质的植物意象的历史,从屈原的《橘颂》开始,“柑橘被用来暗示个人远离政治的品质,表示正直之人选择明君从政的原则。在唐朝之前的文学中,柑橘一直以这种方式使用。例如,‘今将殖橘柚于玄朔,蒂华藕于修陵’,说明接受不恰当的任命是不可取的。从汉代开始,柑橘便是宫廷贡品,汉代和唐朝都设置了‘橘官长’,专门负责将柑橘运送至北方的帝都”。

麦文又进入历史去分析政治对文学的影响:“在七世纪末和八世纪初,唐朝有足够的财力和政治能力,也有足够的园艺技术能力,将柑橘至少短时间内从南方运至北方。在唐朝取得政治成功和文学繁荣条件下,柑橘的地位也得到了强化。于是,柑橘被作为身份认可标志:它是一种来自远方的奢侈品,经过多方努力被移植到皇家宫苑內。因此,唐之前的作品主要描述如何在长安皇家花园中种植橘树或类似品种……橘子和荔枝成为开元时期流放创作的主要题目。”李峤、张九龄、孟浩然均为此中翘楚,“公元732年编制的宫廷仪规要求,柑橘和柑子作为太庙年度祭祀的贡品”。

麦文再一次敏锐地捕捉到杜甫诗歌的转变,发现“杜甫还在其他诗歌中讽刺了从遥远的南方进献荔枝的做法。他认为,与樱桃相比,荔枝不应该作为贡品;所以,他将荔枝和橘子均视为安史之乱前宫廷生活奢侈、皇帝冷酷和过度宠爱杨贵妃的象征”。荔枝因与杨贵妃发生关系负载了负面评价,此后成为一个特殊意象,而橘子也因具有同等象征意义,而较少被谈到。他说:“由于被流放,杜甫前往的地区富产柑橘……在一首诗中,他甚至想到将自己在果园种植的柑橘送往帝都,供皇帝品尝”,这首诗是杜甫的《甘园》,其中最后两句“后于桃李熟,终得献金门”是诗的核心内容,《杜诗详注》中曰:“末二,言外感慨,见大器晚成,不求早达也。”麦文探析这首诗的深层内涵:“这首诗的最后两句暗示,杜甫将自己比喻为柑橘,最终必将敬献于天子面前。果真如此,这将是一种传统修辞的变化形式:依据开元盛世的现实,杜甫将橘子视为人才识别或推荐的象征。但是,他也巧妙地引用了《史记》中的一段话,蜀、汉和江陵人,如果拥有千棵柑橘,生活相当于被分封的千户侯:‘此邦千树橘,不见比封君。’”

在大篇幅地对于樱桃和橘子两种水果的解析后,麦文最终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与樱桃一样,他(杜甫)颠覆了安史之乱前文学界流行的价值观念。皇室的行为是不负责任的,包括在皇家宫苑种植非本地自然生长的柑橘,或者以百姓痛苦为代价将柑橘作为贡品送往北方。宫廷祭礼的根本原则已被遗忘。”麦文以樱桃、柑橘作为切入点,可谓新颖;以杜甫的樱桃、柑橘作品作为代表进行全方位解读,可谓恰如其分,正中要害。

三 皇朝的延续与宇宙的永恒——杜甫与莲、菊在唐代的价值翻新

莲、菊作为《诗经》《楚辞》时业已形成的经典花卉意象,一直被历代文人骚客反复吟咏,在唐以前,已形成了莲喻高洁纯净、菊喻隐逸淡泊的比德模式。但在麦大维教授的研究中,他发现了这二者在以杜甫为代表的唐代文人笔下产生的新变。

1.莲花

以杨贵妃在唐代历史上的特殊地位,用以比喻她的花卉必定享有尊贵的地位,但是在牡丹是唐代地位最尊的花卉早已成为共识的情况下,麦大维教授何以得出莲花是唐代皇宫生活和文化环境中的花中至尊的结论呢?他于是展开了多重论据来论证这一观点。在承认莲花在唐代同时受到佛儒道三家的共同颂扬的背景下,他认为:“两种主要传统决定了莲花的重大影响……一方面,莲花是精神卓越的一种象征,代表杜甫时代中国广泛流行的终极宗教目标;另一方面,莲与恋、怜和脸同音双关,可以代表男女求爱和女子芳心躁动。按照传统,莲花比任何植物都能更好地代表宇宙条件。尤其在南方分裂时期,并蒂莲被认为是宇宙祥瑞的象征。仅在少数情况下,莲花的两种功能,即宗教功能和性爱功能,才会统一起来。这种情况通常出现在宫廷环境,并大多被视为放纵或无度。”

如牡丹一样,在唐代宫廷植物获得至高无上的地位必须经由君王的大力推崇,并恰逢因缘际会,方可攀升至尊宝座,这可谓是植物获得一朝荣宠的不二法门,麦文行文至此,便将帝王这一至关重要的因素提了出来:“莲花在七世纪末和八世纪初的游历和宫廷命题诗歌中出现较多,而且大多在皇帝面前创作。阎朝隐(713)曾奉旨作诗,描写了三月三日的秋江莲花,‘荷叶珠盘净,莲花宝盖新。’七世纪末文人崔融(653~706)用《离骚》中的一句话概括了一位去世朋友的在宫廷供职的一生:‘朝游云汉省,夕宴芙蓉池。’这句话表明,莲花代表休闲的宫廷环境和世界最禁闭社会的生活。725年,皇帝要求以‘莲’为韵脚,为由张说管理的新落成的集贤院作诗。”麦文通过崔融的诗句证明当时宫廷文化中以莲指代宫廷,以史实为据说明皇帝以文学形式对莲这一题材的重视。

“玄宗和杨贵妃的浪漫故事,以及杨贵妃在马嵬被杀,进一步强化了莲花与宫廷的联系。”脱离不了花中至尊必以绝代佳人相比附的传统套路,麦文最终将莲花于宫廷文化中至尊地位的形成与杨贵妃联系在了一起,这与国内学者相关研究中对于牡丹成为唐代花中至尊的过程的研究套路大抵相近。麦文从杨玉环的名字入手,提出“玉环”本就是莲花的别名,然后从著名的“解语花”的故实切入,据《开元天宝遗事》记载:“明皇秋八月,太液池有千叶白莲数枝盛开,帝与贵戚宴赏焉,左右皆叹羡。久之,帝指贵妃示于左右曰:‘争如我解语花。’”这就是“解语花”一词的来历。说杨贵妃是“可以懂得话中风情的花朵”,而被类比的是千叶莲,唐玄宗把杨贵妃比作能说话的莲花。而后麦文又从这“会说话的莲花”再次进入文学作品,结合唐代李益的诗句:“托君休洗莲花血,留记千年妾泪痕。”(《过马嵬》)以及白居易著名的《长恨歌》中的句子:“归来池苑皆依旧,太液芙蓉未央柳。芙蓉如面柳如眉,对此如何不泪垂。”麦文推导出马嵬坡后莲花直接指代杨玉环的文化现象。论证至此,莲花是宫廷花中至尊的问题已是水到渠成。

麦文关于莲花最后的结论,认为将宫廷意象沉降于民间,是杜甫在莲花意象上最为特出之处,他笔下的“并蒂芙蓉本自双”(《进艇》)与前文的樱桃“也自红”参照,体现出其异于同时代主流声音的一些独特的诗歌贡献和其复杂的世界观。“他处理并蒂莲的方式,只是为了有效处理从北方皇宫到自身居家生活的转变,这也成了他后期诗歌的一个主题。”这一观点的探索也具有学术贡献,不仅在方法路径上,而且较之以往探讨较多的杜甫笔下的鹰、马、飞鸟等意象的探讨,从莲花切入似乎更能举重若轻地反映出杜甫的内心世界、他对于国与君的态度和更丰富立体的“诗史”形象。

2.菊花

麦文认为:“菊花是杜甫提到最多的鲜花。对他而言,菊花比任何其他鲜花的含义都更丰富。它是‘冰菊’,带有‘露珠’、‘南方’、‘黄色’、‘苗条’或‘簇拥’等特征。它还是‘金色’或‘金属色’,与传统的秋天色彩一致。菊花在宫廷重阳节庆祝中具有重要地位,杜甫曾在757年秋天亲眼见证过。因此,菊花一定程度上代表着玄宗皇帝的皇宫。”

与重阳节结合在一起的菊花,显然与茱萸等植物一样具有明显的民俗特质,加之重阳在宫廷节气中举足轻重的地位,菊花就具有了宫廷文化和民俗文化的双重特质。麦文将之与杜甫个人化的生命体验相结合,认为菊花在杜甫的心中不仅是盛唐的表征,更多的是其个人生命的象征,带有强烈的自怜身世的悲剧意识。杜甫极具个性色彩的对于菊花意象的认知和取意,也体现了唐代对于前代业已形成的某些范式观念的新变。菊花的清冷孤傲与盛大辉煌的皇宫礼仪、普天同庆的民俗节气相对照,可见菊花在文人世界与其在宫廷文化、民俗节气中的内涵处于迥异的维度。麦文在简要阐述了菊花在民俗中的地位和作用后,又将论述回到其核心内容——杜甫与菊花的关系上来:“菊花能够很好地代表杜甫赋予它的意义。菊花是以鲜花表达象征意义的最佳代表,其含义对应的相互联系是被古代中国人所接受的,它是一种具有普世性联系的鲜花。从一开始,菊花便与秋天联系起来,被认为是最后开放的鲜花,因为勇于面对恶劣天气而受到人们的欣赏。”

麦大维认为,宫廷文化对于菊花意象的嬗变起到重要作用。“早在唐朝初期,不管是在私人花园还是皇家的花园,都普遍会种植菊花。然而,与古代那些有象征意义的花草一样,菊花和茱萸的寓意同样也受当时朝政的影响,是唐朝政治影响文学的一种成功。这两种花在当时完全成为中秋节和重阳节的象征,以至于每当朝廷组织朝臣们游园赏花时,就意味着大家要应着节日的景吟诗赋对。唐太宗有意把菊花作为皇室官花,这也就不难解释为什么菊花在太宗的诗集中出现的频率如此之多。唐太宗本人也要求在重阳节皇家典礼上以菊花作为主要装饰。整个8世纪,不管是在皇室内部礼仪还是在其他场合,唐朝帝都延续了以菊花作为庆典花朵的习俗。太宗以后,朝廷把庆典仪式的场所选在了寺庙,重阳节也成为朝廷的公开庆典,在虔诚恭敬的僧侣面前彰显皇权……从当朝著名文人按皇上要求所做的诗中可以看到……皆投皇上所好,诗句中皆以菊花和茱萸作为吟诵对象……这样的句子可以说贯穿了整个庆典。”以帝王为首的宫廷政治对菊花的推崇,成功地影响到了文学,麦文举了一些菊花诗文为例,以证明“官员们借诗祝福作为‘第一身份’的”唐代帝王“长命百岁,江山永固”。可见唐代宫廷文化中的菊花意象是宫廷中秋、重阳庆典中用于祝颂的应制之作的表现对象。麦文紧接着又谈到唐代宫廷文化对于菊花意象的塑造和开发更大的贡献:“在另外一个例子中,菊花与宇宙日月联系起来,用菊花的金色比喻皇帝,年年重九,日久天长,诗中还引用了魏文帝和汉武帝两朝皇帝作比喻。在中国封建王朝统治时期的无数宏伟和长久的象征中,陶渊明东篱下那谦逊的菊花早已不复存在。后来的菊花多被用来形容皇权的延续,宇宙的永恒和皇朝千秋万代的统治。”

麦文还谈了唐代宫廷菊花的尊贵地位在地理位置上也得到了体现:“皇城里政府官员的办公场所也会种植菊花……在唐朝,菊花盛开在了皇权的最中央。包括唐中宗本人也不甘落后,亲自赋一首重阳诗与众文官比肩。”

麦文在谈完了隐逸淡泊、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菊传统,并花大量篇幅论述了菊花在唐代宫廷文化中象征“长命百岁,江山永固”的显贵荣耀的地位后,回归杜甫这一核心话题,着重论述远离政治中心后的杜甫,在处理菊花意象时,是如何在其极为推崇的前代影响——陶菊传统和当世经历——宫廷文化所形成的二元对立之间,找到其独特的处理方式的。

“在和平年代,文学的流传已不再限制在宫廷里。越来越多朝廷以外的诗人也都作诗咏重阳节。从那以后,每当有诗人被贬谪,远离朝堂,都会做诗附和呼应杜甫这位文学先辈,甚至把他引入重阳节诗句中去。遍寻整个唐朝,在杜甫的友人和相识中,在诗中用菊花做比喻的可谓遍布全国,从现在的新疆到安徽,从陕西到湖南以南。”从这一段开始,麦文将菊花的话题从宫廷沉降民间,探讨宫廷之外的杜甫的菊花创作及其对于其他文人的巨大影响。

然后,麦文进入对杜甫如何在创作中对菊花内涵的二元——盛世记忆与自伤身世间取意的探索,对其背后的心理成因也结合他不同时期的创作一一解析。麦文依时间顺序选取了杜甫761~769年,即杜甫人生的最后岁月的创作,探索其对菊花意象的书写如何处理二元问题,而二元又是如何在杜甫的诗作中此消彼长的:“他在公元757~758年经历的那些皇室庆典,都深深地刻在他的脑海里,甚至当他后来游历四方和贫困潦倒的时候也不曾忘却。他无疑也是陶渊明的追随者,相比那些朝堂文人的大肆渲染,菊花在他的诗中,……有着更为深刻的含义。杜甫和他同时代的诗人一样,在写菊花的诗中延续了陶渊明的风格。在安史之乱之前,他与友人苏源明和郑虔于重阳之际泛舟湖上,他在后来的诗中写到,长安‘露菊班丰镐’,而洛阳‘秋蔬影涧瀍’。他把重阳节写成是人们欢庆的时刻,以此来衬托他的忧郁哀思以及对未来的不确定,……在逆境中,杜甫也以菊花寓意个人节操,暗指他本人的高尚的人格与不折腰的气节。”

麦文试图探询杜甫笔下菊花意象在时代的重大变动之后如何成为其心绪变化的投射:“安史之乱之后,在杜甫回忆朝堂生活和之后的经历时,他写的关于重阳节和花的诗则有了更为尖锐和广泛的意义。在公元761年他写的一首诗中就真实的反映了他的这种心情。”这首诗是《九日登梓州城》:

伊昔黄花酒,如今白发翁。追欢筋力异,望远岁时同。

弟妹悲歌里,朝廷醉眼中。兵戈与关塞,此日意无穷。

《杜诗详注》注曰:“悲歌,家不忍言。醉眼,国不忍见。兵戈阻于关塞,此家国所以两愁也。”麦文将视角聚焦于“菊花”这一关键意象上,认为这首诗说明:“此刻,在四川省梓州城,他用菊花同时比喻两种事物,朝廷和家人。”这个结论非常重要,前文花大量笔墨阐述菊花的二元内涵,在此处,终于找到了旨归。菊花二元内涵在杜甫同一作品中并存,无疑显示了杜甫诗歌在同代诗人中的特异性。王朝由盛转衰,在杜甫笔下的小小菊花中即有寄寓,充分说明了杜甫作为“诗史”感时忧国的独特性。但杜甫也不忘在其中体现创作个性,追求宏大叙事——爱国忠君的同时,一直都将私人化的情感诉诸创作。

麦文对于问题穷追不舍的优势在这里再次得到体现,麦文继续追踪菊花意象在杜甫笔下的演变轨迹,不放过任何一点新变:“几年之后,公元765年,重阳节勾起了他对不久前刚逝去的朋友的哀思:‘旧摘人频异,轻香酒暂随。’然而,在公元767年,在他著名的《秋兴八首》中,当时朝廷的重阳庆典已没有了往日的辉煌,重阳节引发了他对世事无常的感慨和对逝去友人的哀思。他在夔州的第二年秋天,菊花大片盛开,他却把菊花与‘他日泪’联系在一起。暗示了那些逝去的岁月,映射当年菊花在朝堂之上的辉煌,它们曾经代表着权贵,长久稳固的皇权和繁荣昌盛。诗句是这样写的:‘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

这两句是杜甫极负盛名的《秋兴八首》的第一首中的名句,也是全篇的核心。“丛菊两开”,指杜甫于永泰元年(765)离开成都,原打算很快出峡,但这年留居云安,次年又留居夔州,见到丛菊开了两次,还未出峡,故对菊垂泪。麦文选取这句中的菊花意象,是菊花二元内涵中的盛世皇朝的含义与杜甫自怜身世的混合体,无疑是彼时在杜甫作品中最具代表性的菊花意象。麦文对其分析极具说服力,这个复杂的“丛菊”意象,时代苦难、羁旅之感、故园之思、君国之慨,皆在其中,却弱化了陶菊的气节意味。飘荡、流离、难测的生活状态显然令杜甫更加思念昔日安定平和的故园和煊赫辉煌的盛世王朝。

麦文还以《九日五首》中的第一首作为厘清杜甫笔下菊花意象的结点,他认为“他(杜甫)终于用重阳节表达了他对友谊和自己前途的彻底的悲观与绝望:‘重阳独酌杯中酒,抱病起登江上台。竹叶于人既无分,菊花从此不须开。’”晚年客居夔州的杜甫,此时漂泊多年,衣食拮据,诸病缠身,加上满目烽烟的时代环境,心境的悲慨苍凉不言而喻。在重阳节这样昔日热闹非凡的节日里,其悲哀更显深重。所以麦文准确地品悟出菊花意象自然也成为“彻底的悲观与绝望”的沉痛感。“菊花也因此成为了一种象征,用来表达杜甫既忠于朝廷却又不为朝廷所重用的那份怅然。但是菊花的象征意义,与樱桃和橘子又不同,这里没有包含对帝王的治国的告诫。菊花,在李白的诗中,是‘逐臣’之花,杜甫用它来寄托自己内心的苦闷,而不是对朝廷贬谪他的讥讽。因此在《秋兴八首》一系列诗中,杜甫完全把自己描述成了一个孤独寂寞,疾病缠身的老人,与朝廷没有任何牵连,朝廷之外的友人也都一一离他而去,在这里他甚至用拒绝菊花的开放来象征自己与社会完全没有联系。”

麦文以前文着重举例的杜甫的代表作《秋兴八首》作为探析杜甫内心世界最深处的入口,这一点进行生发,由此及彼地推导出杜甫此诗中“菊花从此不须开”的真正意象内涵。

在“菊花”部分,麦文最终以此做结:“诗人拒绝把菊花与自己的苦闷放在一起写,其实是想表达自己现在连跟别人倾诉苦闷都是不可能的了。曾经那种想要回到北方,再次亲历朝廷重阳庆典的繁荣在这里并没有提及。而此时恰恰是朝廷歌颂菊花象征太平盛世和长治久安的巅峰时期。”杜甫与同时代诗人相比卓尔不群的心灵世界和艺术造诣,他最终在内心与朝廷的彻底疏离,借由菊花这一意象在麦文滴水不漏、层层推进的论证中得到了确证。

结语

综上,从麦大维教授的《不安的记忆——杜甫、皇家花园和国家》这一学术代表作审视其学术思维和学术方法,可以发现其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皆具特色,其高妙的研究思路和炉火纯青的驾驭能力,扎实厚重的学术功底和广博浩瀚的学识背景,凝重高远的行文风范和伏脉千里的谋篇之术,无不体现出他作为西方学界唐史研究泰斗的全方位的素质。而其研究视角、方法和理论贡献,也将行之久远,在今后继续嘉惠汉学和汉学研究界,成为当之无愧的英国汉学的里程碑。


本文摘自《文学研究与海外视野——文学研究所对外学术交流论文集》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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