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乔木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第一任院长。他非常珍视这个职位，曾风趣地对人说：“社会科学院永远是我的恋爱对象。”1977年11月，胡乔木同邓力群、于光远两位副院长到任以后，立即投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创建工作。他集中精力于社科院工作不过两年多，但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无论是对中国社科院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还是学术建设，他都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他是当之无愧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奠基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是成立于1955年6月的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1977年5月7日，中共中央批准哲学社会科学部于4月5日递交的《关于哲学社会科学部改变名称的请示报告》，决定“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改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地位同于中国科学院，相当于部委一级。[1]中央要胡乔木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创建这个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最高学术机构；要邓力群做他的助手，任副院长、党组副书记兼机关党委书记。胡乔木同时提议于光远也到社科院任副院长，中央表示同意。

这时，胡乔木正受邓小平的委托忙于两篇重要文章的撰稿和修改。1977年10月底和11月中，胡乔木主持撰写的阐述“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文章（《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重大贡献》）和协助修改的批判“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的文章（《教育战线上的一场大论战》）先后完稿，相继发表。1977年11月26日，中央下达了正式任命胡乔木、邓力群、于光远的通知。

实际上，胡乔木和邓力群、于光远三人在11月上旬就已到任。11月10日已经向国家计委报送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三年规划初步设想》，国务院颁发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印章也在11月24日启用了。

胡乔木一向关注中国社会科学事业的繁荣和发展。文学研究所就是胡乔木在20世纪50年代初建议成立的。“文化大革命”后期他主持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工作，又直接分管哲学社会科学部，提名组建临时领导小组，送走宣传队，召回研究人员，恢复业务工作；并报经中央确定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地位同于中国科学院，相当于部委一级。这回中央任命他为新成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一任院长，他非常高兴，立即投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创建工作。

胡乔木到任后没有立即发号施令，他首先让邓力群带领调查组到各研究所、院属各单位调查研究。当时全院有2000多名职工，14个研究所。调查组一个一个单位、一个一个研究所听取意见，了解情况。胡乔木虽然工作很忙，还是每天抽时间听取调查组的汇报，有时也亲自参加调查组在研究所召开的座谈会。调查组整整花了一个半月时间，听取了930位同志的意见。

通过一个半月调查，胡乔木等比较全面地了解了哲学社会科学部（简称“学部”）的情况。在“文化大革命”中，学部确实是一个遭到严重摧残的“重灾区”。除考古研究所因河北满城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墓发掘之需，在周恩来、郭沫若支持下在1968年恢复工作以外，绝大部分研究所直到这时都还处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政治上遗留问题多，各种关系错综复杂。1976年1月，周总理逝世，同心悲悼，“四五运动”中，学部绝大多数人都去天安门悼念周总理，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反对“四人帮”的大联合。粉碎“四人帮”后，在全国揭批查“四人帮”的群众运动中，中央要求揭批“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罪恶历史和反革命谬论，清查他们的帮派体系。可是学部原来的领导却没有把“四人帮”的帮派体系与各级党委领导区分清楚。这样，就形成了新的矛盾和对立。在“四五运动”中形成的大联合不但没有巩固，反而发生了分裂。因此，形成哪个单位都在算陈年旧账，人与人之间的恩恩怨怨纠缠不清，思想十分混乱，科研工作也处于无法正常开展的状态。

胡乔木同邓力群、于光远商量，社科院的工作重点是科研，要把工作重点转到科研上来，把科研抓上去；当前的主要矛盾是揭批“四人帮”、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文化大革命”以来，全院有547名干部被立案审查，占了职工总人数的四分之一，妥善解决这些问题才能继续前进。而作为一个新建单位，建立健全院、所两级机构，及时调配干部等组织建设工作也是当务之急。

从1978年1月起，胡乔木一方面建立健全院、所两级领导机构，调配干部，另一方面及时做出部署，双管齐下，把清查运动、复查工作和科研工作同时开展起来。1月11日，全院召开了制订科研计划和规划动员会，随后各所制订（或修订）科研计划，社科院和教育部筹备联合召开社会科学发展规划会议。1月12日，邓力群主持会议，部署揭批“四人帮”的准备工作。在胡乔木和邓力群、于光远等领导下，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各项工作全面开展起来。

揭批“四人帮”、清查“四人帮”帮派体系和与“四人帮”有联系的人和事，是当时的中心任务。

1977年12月20日，邓力群主持召开全院党员大会，胡乔木在会上传达了邓小平、李先念副主席听取胡乔木、邓力群、于光远汇报时的指示。胡乔木说，两位副主席指示我们，要团结各种观点的干部和群众，努力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搞好；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要十分注意，不要纠缠历史旧账，以前有过这样那样错误的人，后来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转变好了，全国都有这种情况，要和一切犯过错误而改正了的同志团结起来，集中力量揭批“四人帮”，清查与“四人帮”有牵连的几个人，问题就容易解决；算历史旧账，纠缠历史问题，会改变政治方向，这不符合毛主席的政策；揭批“四人帮”是长期的斗争，社会科学院的运动要与业务结合起来进行。

胡乔木等从社科院的实际情况出发，贯彻邓小平、李先念的指示，1978年1月做了全面部署，除搞清查以外，主要是进行复查，解决历史上包括“文革”期间以这样那样理由立案审查造成的冤假错案，对500多名被立案审查的干部，做出结论。凡是没有争论的，本人满意、群众满意、组织也满意，三满意了，问题就算解决了，给党组写个报告，备案性质，不必批准。

经过将近半年认真细致、实事求是的清查、复查，阶级阵线分清了，历史遗留问题得到了解决。在以往立案审查的547人中，属于敌我矛盾的，只有在押的5人和几个历史上属于敌我矛盾性质的人。在押的5人都是“文革”中王、关、戚问题揭发出来后被清查出来抓起来的，是已经定了案的。其他500多人即使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也都是人民内部问题和党内问题。这样，先前这一派那一派被错划成敌我矛盾的人都一律解脱了。1978年10月13日，邓力群代表院党组做《严分敌我，加强团结，发展科研事业》的讲话，宣布清查、复查的上述结果，对运动做了总结。中国社会科学院四分之一的人在粉碎“四人帮”后得到真正彻底的解放。全院上下出现了加强团结，一心一意发展科研事业的局面。

在学科规划工作基本完成以后，胡乔木又把中国社会科学院要做好党和国家助手作为根本任务向大家明确地提了出来。在1980年春节前的全院迎春茶话会上，胡乔木说：党中央、邓小平同志号召我们，在社会科学战线上，做党中央、国务院的忠实、得力的助手；我们要用自己的科研成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这是党的号召，也是历史赋予我们的光荣任务；在1980年3月11日传达十一届五中全会精神的全院党员干部大会上，胡乔木又一次提出，社会科学院要做好党和国家得力助手，这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建设的根本指导思想。

1980年5月2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一次党代会开幕，胡乔木预先准备了在开幕式上发表的长篇讲话稿，题目就是《做好党和国家的得力助手，为四个现代化做出贡献》。在这篇讲话稿中，胡乔木对社会科学院两年来取得的成绩做了总结，说明“我院开始发挥了党和政府的助手作用”，进而对怎样做好党和国家得力助手的问题，从五个方面做了系统、充分的论述：第一，要充分认识社会科学在实现四个现代化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第二，要勇于研究党和国家生活中的重大问题；第三，关于党性、社会主义立场和思想解放的一致性；第四，要善于学习；第五，要不断创新，为建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派而努力。

胡乔木的讲话稿从中国社会科学院实际出发，抓住主要矛盾，提出了符合社会科学研究规律的措施：（1）改进院的工作体制，使之更加适应科研工作的需要；（2）修订和落实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的发展规划，准备召开全国规划会议；（3）充实和加强研究队伍；（4）要努力改善科研和物质生活条件；（5）积极开展对外学术交流工作；（6）加强和改善党对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的领导。

胡乔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一次党代会开幕式上没有宣读这篇讲话稿，也没有按这篇讲话稿来讲，而是离开稿子发表长篇讲话。他的讲话录音，记录整理成文，当时印发全院讨论，后来收入《胡乔木文集》第3卷，题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根本任务》。

胡乔木的讲话，围绕社会主义现代化主要讲了这样几个方面：社会科学院为国家的现代化所要完成的任务，为社会科学的现代化所要完成的任务，为社会科学院本身的现代化所要完成的任务。

胡乔木首先指明“社会科学院这样一个科学研究机构，在我们国家应该起哪些方面的作用”。他说：“首先，它应该通过科学研究的成果，来做好党和政府的助手。这也就是为社会和人民服务。”“其次，它要探讨当代社会生活中的重大社会科学问题，努力做出回答。当代社会生活中的重大社会科学问题，包括中国的和世界的。对于这些问题要做出答案，是不容易的，但我们要努力求得解答。这是一个社会科学机构所不可推卸的责任。”“第三，要总结和普及前人的以及当代的社会科学方面的成果，并且在这个基础上来提高中国社会科学的水平。”

胡乔木指出：“社会科学院应该在这几方面进行工作，来对党、政府、社会和人民做出贡献。”胡乔木回顾和总结社会科学院成立以来的工作说：“社会科学院成立的三年中间，全国各方面对于社会科学院的期望很高。我想我们的工作也可以这样说，期望很高，成就有限，影响不小，责任很大。”全院的同志“在党中央的领导下，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方面做了不少工作，特别是哲学、经济学、法学、历史学、文学等方面有比较显著的成就。这个成就究竟是初步的和有限的”。他期待党的代表大会“着重来讨论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更好地担负起我们的责任，怎么样才能够团结一致地为中国社会科学事业的繁荣昌盛，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胡乔木的报告着重论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跟国家现代化的关系”。

首先，论述了“社会科学院要努力为国家的现代化服务”的问题。

胡乔木指出，在这方面社会科学院负有“重大的责任”。针对实际工作中存在的认识问题，胡乔木做了具体说明。

关于社会科学院怎么样为国家现代化服务的问题。胡乔木指出，国家的现代化不仅仅是四个现代化，还包括精神文明建设；研究经济学的几个所，在这方面当然担负着更直接的责任，可是其他的所也都应该从不同方面为国家现代化做出贡献；一个现代化的国家，不可能没有自己的哲学，没有自己的文学、文学研究工作，没有自己的考古工作，没有自己的语言学研究。

关于理论与实际联系的问题。胡乔木以哲学和历史学为例阐述了对实际工作中有关问题的认识和观点，清理了存在的模糊认识或错误观点，具有方法论的意义。

胡乔木指出：“社会科学院是研究社会科学的，那就是说，它是研究理论的。”“理论与实际相联系，这是个总的要求。但各个学科的研究任务不一样，同一学科研究的不同题目性质也可以很不一样，人们不能提出简单划一的要求。如果提出这样的要求，那就行不通，那就要犯错误。”

针对“哲学是从概念到概念，这样的哲学不受欢迎”的批评，胡乔木指出：“哲学不应该也不可能脱离现实斗争。哲学家不但要解释世界，而且要改造世界。但是哲学确实要研究大量比较抽象的问题，其中许多问题确实并不是所有的人都理解，都有兴趣。实际上任何一门科学都有类似的情况。”“我们要把哲学的规律性和方法性的知识运用到实际中去，这很重要。这是一方面的任务。但是，如果把哲学研究的任务缩得很小，认为哲学只能研究一些可以直接应用的问题，只能用来解释当前的形势和任务，这就不对了。”“研究这些哲学的根本问题和重大问题，仍然是我们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首要的任务。”“随着历史的前进和人类认识的前进，每个时代都要寻求和过去时代不完全相同的答案。我们不能停止在马列主义的现成书本上，而必须对人类的新经验、新知识做出总结。”胡乔木又深刻地指出：“实际上，在哲学史上，也只能这样来衡量和评价哲学上的成就。认为研究哲学的根本问题和重大问题，就是从概念到概念，就是脱离实际，这种批评是不对的。”胡乔木对理论与实际的关系进一步解释说：“研究这些根本问题和重大问题也仍然是为实际服务，因为概念是从实际生活，从实际世界产生出来的，研究这些概念，是实际生活、实际世界、科学发展的要求，这并不是任何个人的玄想决定的。彻底地研究清楚这些问题，做出明确的答案，那么它也就会参加改变世界的工作。”

针对认为某些历史研究者是“为历史而历史”的批评，胡乔木指出：“我们当然不赞成为历史而历史，实际上这也是不可能的。任何一门科学都是一座庞大的殿堂，需要有很多学者在很多方面进行不同种类的工作。如果一个人的研究得到有价值的成果，这个成果会成为科学殿堂的一个组成部分，成为对人民有用的精神财富，我们就要感谢他的工作。社会科学的工作任务、工作方法是各种各样的，不可能设想所有科学问题的解决都对社会主义建设或人民的日常生活直接有用，我们不能对科学提出这样狭隘的、短视的要求。”

胡乔木以开阔的视野说明：“科学的天地是广阔的，我们要求科学的主流，但是不可能所有的科学都成为主流”，“作为主流，我们当然是要重视实际的问题，研究当代最迫切的问题”。但同时他又指出，“哪怕是我们在研究一些最实际问题的时候，例如调查某一个地方，写出某一个地方的情况、经验的调查报告，作为社会科学院派出去的调查组写出来的调查报告，应该和其他调查组的调查报告至少有一点不同，就是我们要力求对所调查的事实做一种理论上的探讨和解释”。

针对有些同志对研究实际问题有较大风险的顾虑，胡乔木一方面指出：“我们认为科学研究总归会有风险，科学工作的任务既然是探索未知，就难免会犯错误，会失败”，科学工作者“应该有科学的勇气，不因为会受到种种不合理的指责，而在科学研究的道路上畏葸不前”；另一方面又指出：“我们应该宣布解除这些风险的警报。我们决不因为一些题目比较离开实际，去做一种不合理的指责，也不要因为研究实际问题，提出的意见被认为不正确而受到一种不合理的指责。这两方面的工作，如果做出成绩，都是对科学的贡献，也都是对社会对人民的贡献，对党对政府的贡献。”

胡乔木还谈论了在社会科学研究中跟理论与实际联系密切相关的人们十分关心的重要问题。

一是：什么是科学的成果？胡乔木认为，“科学的成果，不管是采取什么形式，它都应该至少有这些条件：它有足够的事实的根据，经过周密的论证，提出一种有系统的创新的见解、意见。”其形式，可以是成本的著作，也可以是单篇的论文；可以是翻译，也可以是一种资料的编辑。对于实际工作经过调查研究以后提出来的方案，也是科学成果。

二是：学术的问题和政治的问题究竟有一个什么样的界限？在什么时候学术的问题就会变成政治的问题？胡乔木认为：“学术的问题，跟政治的问题是两样的，学术就是学术。当然政治问题也可以成为学术问题。那么政治问题是不是就不可以讨论呢？政治问题当然可以讨论。讨论、研究和发表，这是不同范围的问题。有一些比较尖锐的政治问题，它发表不发表，这不是学术问题，这是很清楚的。涉及国家的重大的利害关系的问题，这本来就是一个政治问题。政治问题就应该作为政治问题去对待。我们也要研究政治问题，但是我们是当作科学来研究，我们就在研究政治学。我以前说过，我们不希望把社会科学院变成一个时事的论坛，因为这不符合社会科学院的身份。社会科学院的任务不在这一方面。它如果讨论政治问题，就是把政治当作一个科学的对象，它要写出有严肃性的、有充分论证的、系统的科学著作。这样的科学著作，应该有它充分的自由。”胡乔木这一番话，理论与实际结合，划清了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的界限，是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的。

胡乔木强调，“我们不能用一种狭隘的简单化的尺度来对科学研究提出要求”。为着发展我们的社会科学研究事业，不仅需要对“文化大革命”十年中的错误提法、错误观点加以批判，加以纠正，就是对“文化大革命”前17年中的不少不正确的提法，不正确的观点，不正确的做法，对研究人员不正确的处理、对待，也都应该加以纠正。“总之，为现代化服务这是一个很广阔的天地，我们应该在很广泛的意义上去了解”。

其次，胡乔木论述了社会科学怎样现代化的问题。

胡乔木实事求是地指出：“社会科学尽管在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里会有不同的评价的标准，可是，还是有可比的部分。”比如，有没有利用大量资料？有没有对所涉及的问题做各方面非常充分的讨论？论证是不是严格的科学？这些方面都是可以进行比较的。应该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到现在的三十多年中间，哲学社会科学有很多新的发展”。发展了一些新的领域，发现了一些新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应该承认，我们现在所掌握的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整个来说，比较旧，对于新的情况很不熟悉。有一些可以在哲学社会科学方面广泛利用的新方法，我们还不能够利用。这样，使得我们同世界上学术领域中共同有用的方面，处在一个相当落后的地位。”“我们不能不承认在大部分领域里，我们是相当落后的。”他问道：“作为我们三十年科学研究的成果，我们能拿出多少本书来？”胡乔木提出：我们讲现代化的时候，不仅要把新发展起来的学科、资料、方法方面的空白弥补起来，而且要把本来没有人研究的比较老的知识方面的空白弥补起来。指出：“我们要进行多方面的努力。对我们已经进行的工作，我们要求有足够的高水平的成品；对于没有研究的领域，我们应该努力想办法，来开拓这方面的研究；对于战后世界上社会科学方面的一些新的发展，我们要努力去掌握它。”

胡乔木结合正在制定的社会科学长远规划做了分析，谈了要求。他指出，现在制定规划提出的任务“往往对于一些全面的，或者从古到今，或者是包罗各方面的教科书式的著作要求比较多”，这里面存在一种危险，“就是可能把我们本来就很不雄厚的力量拖到一个我们现在还不能胜任的题目上面去了。这样，就消耗了我们主要的研究力量。最后也能产生一些成品，但是这些成品，很难希望它有一个高的学术水平”。在对当时情况做了这样的分析以后，胡乔木提出他的意见同大家商量：“请大家考虑，是不是我们还是要求一些过去已经比较有研究基础的学者，在他比较熟悉的范围里面，写出一些专题的著作。因为他在这方面有专长，而这种专长是别的国家的学者所不容易有的，我们就可能对于某些方面的题目写出真正有世界价值的学术著作。这样的专著，应当像通史、概论一样，受到同等的重视。这样才不至于把我们的力量变成打消耗战，四面出击，平分兵力，结果我们真正有研究的或者可能在这方面产生重要研究结果的题目放松了，放弃了。不仅是我们中国学术上的损失，也是世界学术上的损失。”

对于这个意见和设想，胡乔木还举中国历史方面的研究和哲学方面的研究，加以具体的说明。他说：“我们对于专题的注意太少，研究太少。我们要写通史，要写概论，也就很难提高它的水平，因为很多的问题都没有专门的研究，都没有详细地占有材料，这样只能够做到一种基本上还是人云亦云的水平。虽然可以把书编得比较好看一些，但是没有什么特别新的观点和特别深刻的见解……如果没有相当长时间的、充分的专题研究作它的基础，那么，这样全线出击，这样的著作的水平是不容易提高的。”这真是见道之论，道出了历史研究和著作的规律。

胡乔木还指出：世界上的科学的事实是不断地在那里发生、发展、变化；我们应该把世界上的科学事实，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来加以研究；努力写出一系列充满事实、知识和创见的新颖生动的哲学社会科学著作，这些著作要根据历史和科学的最新发展，解答现实生活中的各方面问题，来帮助广大青年认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树立革命的世界观、人生观；这是当前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重要职责之一；很多“清规戒律”使得马克思主义这一门应该是最富有生气的科学变得没有生气；我们社会科学院的科学研究工作者，我们的共产党员应该负起这样的责任，研究新的材料，研究新的问题，研究新的方法，写出新的著作。

胡乔木还着重论述了青年研究人才的培养问题。他指出：“为了使中国的社会科学达到现代的世界的先进水平，我们必须解决培养青年研究人员的问题。这个工作因为过去很长时间的耽搁、浪费，就显得特别重要，特别迫切了。”他还提出具体措施，如：社科院在规划中要向教育部提出培养各专业大学生、研究生的要求和派遣出国研究生的要求；社科院要下决心把研究生院办下去并办好；要给老专家配助手；要抓好研究人员的进修；青年研究人员一定要掌握一至两门外语；等等。

第三，胡乔木谈了社会科学院的现代化问题。

胡乔木指出，这里所说的现代化主要是讲社会科学院作为一个现代化的科学研究机关，有很多的工作方法、工作制度不适应，要使它们适应起来。他在报告中提出：首先，要加强全院的计划工作，个人的计划要纳入到集体的计划以内；其次，各个所要实行经常的考核制度，考核的结果，原则上说，凡是工作成绩优秀的，或者有优秀的工作成果，就应该增加工资或者提高级别。如果相当长的时间不能完成任务，就要采取组织措施，实行调动。

胡乔木提出：我们要把社会科学院整顿成为一个有效率的、为现代化而奋斗的机关，如果我们社会科学院还是照样机构臃肿、人浮于事，那只能说我们只有现代化的躯壳，没有现代化的灵魂。胡乔木还提出与封建残余斗争的任务。他说：“我们大家都很痛恨封建主义的残余，如果我们不能跟这样一种现象做斗争并且把它消灭，那么，在我们这里就保存着封建主义的残余。所以说要现代化，我们就要使社会科学院的工作制度合理。现在社会科学院不合理的事情还很多。我们先把这个问题找到一个解决的办法。”他认为，法治和人治“恐怕两者都需要，不管怎么样，我们需要有法”。他指出落后现象是落后的社会条件的一种反映，号召共产党员要同落后现象斗争，把社会科学院改造成为一个强有力的机关，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能按照计划尽快发展。

胡乔木的讲话最后谈了实行党委制来代替过去的党组制的问题和全院党的工作，并指出社会科学院的学术工作的领导，应成立院务委员会，由院务委员会去解决。

这是一篇高屋建瓴的讲话，围绕现代化阐述了社会科学院的根本任务；同时，又是一篇务实的讲话，对社会科学院的工作发表了指导性意见，做出了部署，并联系人们存在的重要认识问题和实际问题做出了有分析的回答。

胡乔木这一篇讲话虽是针对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讲的，但其意义远远超出具体工作的指导。这篇讲话是胡乔木两年多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实践的总结，相当全面地体现了他对社会科学研究工作性质、现状和任务、规律的认识，概括了他对社会科学研究工作领导、组织、管理的经验，是社会科学院思想建设的重要指导性文件，对社会科学研究工作有长远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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