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莉斯嘉·勒文拜诺娃的身份证

“美丽的女士，你怀孕了吗？”当佩莉斯嘉·勒文拜诺娃被问到这个问题时，那位党卫队讯问者面带微笑，双腿叉开站在她面前，像法医检验尸体那样对她上下打量。

约瑟夫·门格勒医生站定在这位28岁的斯洛伐克女教师面前，她一丝不挂地站在露天操场上，因为羞愧难当而瑟瑟发抖。就在几个小时前，她来到奥斯维辛二号营-比克瑙。时间是1944年10月。

佩莉斯嘉还不到5英尺高，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小些。她身旁站着大约500位裸体妇女，彼此几乎素不相识。她们都是犹太人，到达时惊恐不已。她们从欧洲各地的家园或隔离区被运到这座纳粹占领下的波兰境内的集中营。她们每60人一组，被关在封闭的货运车厢内，每列火车长达55节。

车厢被打开那刻，她们大口喘着粗气，来到臭名昭著的铁路“站台”，置身于纳粹最有效率的灭绝系统正中央。这个灭绝系统被统称为奥斯维辛。她们马上被赶下车，叫骂声“滚出来！”或者“快滚，犹太猪！”此起彼伏。

在混乱与骚动中，人潮被面无表情、身穿肮脏条纹囚服的囚犯头目引导着，挤进坑坑洼洼的操场，而党卫队军官穿着一尘不染的制服，用皮带牵着跃跃欲试的恶犬。根本没有时间寻找亲人，因为男人和女人很快就被分开，孩子们则被推入病人和老人的行列。

虚弱到无法站立的人，或者因为挤在闷罐车厢太久而四肢僵硬的人，则被枪管戳、被皮鞭抽。“我的孩子啊！我的宝贝啊！”撕心裂肺的惨叫声回荡在潮湿的空气中。

在这长长的、被剥夺净尽的队伍前方，立着两栋低矮的红砖建筑物，每栋建筑物都带有巨大的烟囱，喷着黑色油烟，涌向铅色天空。灰色的浑浊空气夹杂着腐臭的、恶心的味道，直冲鼻孔，直灌喉咙。

在与朋友和家人分开后，年龄在10岁至50岁之间的年轻妇女，如入漏斗般通过一处电网环绕的狭窄通道，类似的电网还包围着这片巨大的营地。惊得不知所措的她们，步履蹒跚地走过那两座烟囱，走过几处深坑的边缘，走到一座巨大的单层门楼前面，那是隐藏在桦树林后面的浴室。

她们就这样不明就里地在集中营里“入住”，最初的步骤是被迫交出最后那点财物，被迫脱去所有衣服。她们用五花八门的语言大声抗议，却只是换来殴打和恫吓，迫使她们服从荷枪实弹的党卫队看守。

她们全身赤裸地穿过一处宽阔走廊，来到一个大房间，几乎所有这些母亲、女儿、妻子、姐妹都被粗暴地剃去全身毛发，动手的是男女囚犯，德国守卫则在旁边不怀好意地观赏着。

在被电动剃刀处理过后，她们几乎已无法辨认彼此。她们每5个人肩并肩走到点名区，在冰冷潮湿的烂泥地上赤脚等待超过一个小时，接受第二轮“筛选”。筛选者是一个男人，后来被人称为“死亡天使”。

门格勒医生，穿着严丝合缝、裁剪得体的灰绿色制服，佩着闪亮的臂章和银色骷髅领章，手里拿着一双袖口大得出奇的灰白山羊皮长手套。他的棕色头发用发蜡抹得一丝不苟，他随意地左右摆弄手套，在队伍前面来回踱步，审视着每一名新来的囚犯——每当遇到特定的对象——他就会问她们是否怀上了孩子。

轮到佩莉斯嘉·勒文拜诺娃时，她只有几秒钟时间来决定如何回答这位面带笑容、门牙漏风的军官。她没有片刻犹豫。她果断摇头，并用熟练的德语回答道：“没有。”

当时她已怀孕两个月，她期待着为丈夫蒂博尔生下孩子（她希望蒂博尔就在这座集中营的某处）。她完全不知道，如果照实回答，到底会拯救自己，还是会把自己和孩子推向未知的命运。但是，她知道自己身处险境。她以一边手臂遮住乳房，另一边手臂盖住下体，祈求门格勒会相信她那生硬的否定回答。那位“慈眉善目”的党卫队军官迟疑片刻，凝视着这位年轻“可人儿”的脸，然后就径自走开了。

他又走过三位妇女面前，猛然抓住一位畏畏缩缩的妇女的乳房。几滴乳汁让这位妇女无所遁形，她怀孕至少十六周了。门格勒往左挥了挥手套，她就被拽出队列，被推到操场的角落里，跟那群战战兢兢的准妈妈挤在一起。

那些瞠目结舌的妇女当时还都不知道，一支队伍意味着生存，而另一支队伍可能意味着截然不同的结局。那些当天被门格勒选中的妇女，对此一无所知。

对于年轻的佩莉斯嘉（Priska）来说，约瑟夫·门格勒（Josef Mengele）意味着她有生以来的最大威胁，但她对即将面临的危险茫然不知。此后几个月里，饥饿将会成为她可怕的敌人，然而，饿死似乎已是她最为痛快的结局。

与饥饿相伴的还有口渴，这同样使她在集中营里备受折磨，此外还有劳累、恐惧、疾病。但是，怀孕的身体同样使她不堪重负，对营养的迫切需求几乎把她推到崩溃边缘。

难以置信的是，帮助佩莉斯嘉熬过饥饿之苦的竟然是一段回忆，当年在上学路上，她会把鼻子贴在蛋糕店橱窗上，感受那抹着糖霜的甜食，比如顶上撒着饼干碎末的肉桂巴布卡蛋糕。在兹拉特莫拉夫采（Zlaté Moravce）的蛋糕店里用衬衣兜住剥落的酥皮碎末，成为她对田园牧歌般童年的回忆，那座城镇如今位于斯洛伐克共和国的西南角。

佩莉斯嘉的家乡距离布拉迪斯拉发（Bratislava）大约100公里，以淘金行业而知名。当地众多河流中的一条，兹拉特南卡河（Zlatnanka），就得名于斯洛伐克语单词“黄金”。城镇的名称“金色莫拉夫采”可谓实至名归，足以佐证这座城镇的繁荣。当地矗立着一座雄伟壮丽的教堂，此外还有许多学校和商业街区，那里也遍布咖啡馆和餐厅，另有一间旅馆。

佩莉斯嘉的父母埃马努埃尔·罗纳（Emanuel Rona）和保拉·罗诺娃（Paula Ronová），经营着镇上一间有口皆碑的犹太咖啡馆，住在附近的人都喜欢在此碰头。尽管位于中心广场的黄金地段，咖啡馆还是保留了一处漂亮的花园。时间回到1924年，埃马努埃尔·罗纳包销报纸的生意亏本了，当时他已年近40。为了扭转命运，他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把妻子和孩子从250公里外靠近波兰边境的东部山区偏僻城镇斯特罗普科夫（Stropkov）搬出来。

佩莉斯嘉生于1916年8月6日（星期天），搬家那年她才8岁，但只要有空，她就会跟着家人回到斯特罗普科夫，探望外公大卫·弗里德曼（David Friedman）。大卫是寡居老人，拥有一间客栈，还是一位小有名气的政论作家。

佩莉斯嘉后来说，兹拉特莫拉夫采那间家庭咖啡馆非常漂亮，而且在她勤劳的父母的打理下，总是干净得一尘不染。据说那里有个秘密房间，母亲自豪地称之为“密室”，只要母亲拉开门帘，就会有八位身穿黑色礼服的乐师为顾客演奏。“我们有奇妙的音乐与美妙的舞者。当时，咖啡馆在生活中占据了重要位置。我真是太热爱我年轻时的那个年代了。”

母亲比父亲年轻四岁，而且还比父亲“高一头”，母亲拥有惊人的美貌，但又默默无闻地维系着这个家庭。母亲嫁给父亲后，在姓氏后面加上传统的斯洛伐克女性后缀，改名保拉·罗诺娃，成为一位卓越的妻子、母亲、厨师，一位“非常得体的女子”，寡言少语、深思熟虑。“母亲也是我最好的朋友。”

与此相反，父亲却是严格的纪律信奉者，当不想让孩子们知道某些事情时，就会与母亲用德语或意第绪语交谈。佩莉斯嘉从小就有语言天赋，她其实已能听懂每一个单词。尽管并未热衷于他与生俱来的信仰，但埃马努埃尔·罗纳还是觉得维持体面相当重要，每逢犹太教节日，他都要带家人去犹太会堂。

佩莉斯嘉说：“在我年轻时，为了咖啡馆，举止得体非常重要。我们必须成为模范家庭、模范朋友、模范老板，否则顾客就不会来光顾了。”

佩莉斯嘉出生时叫皮洛斯卡（Piroska），在五个孩子当中排行老四。哥哥安德烈的昵称是“邦迪”（Bandi），他是长兄。姐姐伊丽莎白的昵称是“博埃日卡”（Boežka），排行老二，然后是阿尼奇卡，人们叫她“小安娜”（Little Anna）。比佩莉斯嘉小四岁的是欧根，昵称是亚尼奇科或“扬科”（Janko），他是小弟。最末还有第六个孩子，但还是婴儿时就死了。

在兹拉特莫拉夫采，一家人住在咖啡馆后面一套宽敞的公寓里，每个孩子都能有自己的卧室。他们拥有一座大花园，缓缓延伸到一条水量丰沛的小溪边上。佩莉斯嘉热爱运动、活泼开朗，她经常与朋友在小溪里游泳，或在花园里打网球。佩莉斯嘉健康快乐，头发乌黑闪亮，与姐妹们一样，很受当地孩子的欢迎，他们亲切地把佩莉斯嘉昵称为“佩莉”（Piri）或“佩拉”（Pira）。

“对我来说，无论你是犹太人还是非犹太人，都无关紧要。我与所有人交朋友。大家不分彼此。”

佩莉斯嘉与兄弟姐妹们在“女佣”的环绕下成长，女佣们料理各种家庭杂务，就像家里的老妈子。一家人吃得很好，几乎每顿饭都有烹调相当“讲究”的犹太肉菜。鲜美多汁的烤肉晚餐过后经常会有从咖啡馆端上来的甜品。佩莉斯嘉喜欢甜食，她最喜欢维也纳萨克大蛋糕，这是一种杏仁果酱馅巧克力奶油蛋糕。

尽管孩子们在学校里并不学习宗教课，但他们每逢周五晚上都要进行祈祷仪式。他们要洗净双手，端坐在装饰考究的安息日餐桌前，餐桌上安放着特制的烛台，铺着细软的亚麻布。

在班上三十多名学生中，佩莉斯嘉是六名女生之一。佩莉斯嘉说，姐姐博埃日卡是个“真正的聪明人”，她学习语言毫不费力，就像海绵吸水似的。然而，博埃日卡对书本不太感兴趣，她更感兴趣的是艺术创作，尤其是刺绣，她在这方面大放异彩。

佩莉斯嘉不得不比姐姐更加用功，但她勤勉努力，很快就培养出对学习的热情。在深入探索未知世界方面，佩莉斯嘉也不同于更漂亮的姐姐安娜，安娜宁愿把玩偶打扮得花枝招展。佩莉斯嘉承认：“我喜欢求取知识。”佩莉斯嘉从小就被基督教所吸引，在放学回家的路上，她经常偷偷溜进兹拉特莫拉夫采的天主教公墓。她尤其喜欢里面那些庄严的墓穴和陵寝，她总是对墓地里的“新住客”感兴趣，为他们编织虚构的故事，想象他们的生平事迹。

母亲保拉鼓励女儿如饥似渴地求取知识，并为女儿成为罗纳家第一个考上当地高中的孩子而感到骄傲，佩莉斯嘉考上了扬卡·克拉尔高级中学。学校是一栋引人注目的三层白色楼房，开办于1906年，位于公墓和市镇公所对面。作为500名10岁至18岁的学生之一，佩莉斯嘉在必修的德语和法语之外，还学习英语和拉丁语。她的兄弟姐妹们都只上到初中，只有哥哥邦迪去了会计学校。

佩莉斯嘉天生好强，她赢得了好几个学术奖项，老师们也为她的进步感到欣慰。这位明星学生还受到班上男生的关注，他们请求佩莉斯嘉为他们补习英语，他们聚集在佩莉斯嘉的花园里，全神贯注地听她讲英语课。“我一无所有，只有对兹拉特莫拉夫采的美好回忆。”

在学校，佩莉斯嘉最好的朋友是名叫吉泽尔·翁德热科维奇娃（Gizelle Ondrejkovičová）的女孩，人们叫她“吉兹卡”（Gizka）。吉兹卡不仅长得漂亮，而且人缘极好。吉兹卡是地区警长的女儿，并非犹太人，她可不像佩莉斯嘉那样用功学习，所以她的父亲有一天找到佩莉斯嘉的父母，提出一个建议：“如果佩莉斯嘉确保吉兹卡完成学业，那么我就允许你们的咖啡馆延长营业时间，不论几点打烊都行。”而且，延长营业时间还不用额外交税。

就这样，罗纳家第四个孩子突然成为这桩苦心经营的家族生意的关键人物。只要佩莉斯嘉还是同班同学的非正式家庭教师，她就能保证自家那间位于镇上的傲视同行的咖啡馆生意兴隆。佩莉斯嘉非常认真地履行自己的责任，尽管这耗费了她结交朋友的时间，但她非常喜欢吉兹卡，也乐意提供协助。两个好朋友肩并肩地坐在同一间教室里，最终双双毕业。

高中毕业后，佩莉斯嘉执起教鞭，似乎作为语言教师的职业生涯早已准备就绪。佩莉斯嘉热爱演唱，她加入了教师合唱团，在全国各地巡回演唱传统民族歌曲，合唱团一位成员自豪地宣称：“我是斯洛伐克人，我永远都是斯洛伐克人。”在余生中，她总会愉快地沉浸在这种情绪里。

在兹拉特莫拉夫采，佩莉斯嘉仍然引人注目，无论在大街上遇到什么人，别人都会首先向她致意，这是斯洛伐克人表达敬意的传统方式。她也受到一位非犹太裔教员的追求，对方每到周六晚上就来约她，有时请她喝咖啡和跳舞，有时请她到当地的饭店共进晚餐。

佩莉斯嘉及其家人没有什么理由为舒适生活的改变而担忧。尽管犹太人在欧洲各地长期遭受迫害，尤其是19世纪初在俄国人手上惨遭屠戮，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俄罗斯帝国的崩溃，犹太人轻而易举地在新建立的欧洲民族国家中定居下来。在捷克斯洛伐克，他们出类拔萃，很好地融入了社会。犹太人不仅在制造行业和经济生活中扮演关键角色，而且在文化、科学、艺术的所有领域都有所贡献。新学校和犹太会堂纷纷建立起来，犹太人在咖啡馆行业中同样占据中心位置。在罗纳家生活的社区里，他们就没有遇到什么反犹主义。

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严重的经济衰退，改变了国境线另一边的德国的氛围。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从1921年起成为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的党魁，这个党就是人所共知的“纳粹”（Nazi）党，希特勒指责犹太人控制了全民族的财富，造成德意志民族的种种苦难。在1933年的联邦选举中，纳粹党得到1720万票，希特勒获邀加入联合政府，并被任命为总理。希特勒的上台，标志着魏玛共和国民主政治的终结，标志着一个众所周知的新政权的开端，那就是第三帝国（Dritte Reich）。

希特勒在激烈的演讲中抨击资本主义，同时声讨那些试图与布尔什维克、共产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以及苏联红军共同发动革命的人。1925年，希特勒在他的自传体宣言《我的奋斗》（Mein Kampf）中写道，“犹太人还活着，简直是罪恶中的罪恶”，他声言要在德国消灭犹太人以及其他“没有生存价值”的种族，他称之为“彻底解决”。

希特勒声称，他的“新秩序”是对世界大战以来德国人所承受的种种不公正的反击，他怂恿身穿褐色衬衣的冲锋队员袭击犹太人，封锁或抵制犹太商店。在被洗脑的希特勒青年团的簇拥下，希特勒的战斗叫嚣“胜利万岁！”通过无线广播从柏林开始传至四面八方。在相当短的时间内，希特勒似乎兑现了他的承诺，他带来了经济复苏，他的支持率也随之水涨船高。在所谓的成功的支撑下，希特勒的政府开始实施一系列法律，把犹太人排除出政治、经济、社会生活。“腐化堕落”的犹太图书被焚毁，非雅利安人被逐出大学校园，而那些身处海外的杰出犹太人，包括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则被永远放逐。

随着德国反犹浪潮步步升级，犹太会堂或被挪作他用，或被彻底焚毁，有时还会把被捕获的犹太人关在会堂内活活烧死。城镇的人行道上都是犹太商店橱窗闪闪发光的碎玻璃，商店窗户也被涂抹了大卫王之星或侮辱性标语。纳粹把非犹太人称为“雅利安人”，鼓励他们告发犹太人，到处弥漫着背叛与怀疑的气氛，那些多年以来比邻而居、孩子们一起成长的人，忽然发现自己走在大街上会被吐口水，甚至会被殴打或逮捕。到处都有自愿告密者，他们渴望告发自己的邻居，从而染指邻居的财产。数以百计的家庭遭到有组织的抢劫，暴徒破门而入，肆意掠夺。

土生土长的德国人被鼓励搜查并自行占领人们梦寐以求的犹太公寓，他们强迫犹太人在很短时间内举家迁出。这意味着在新房客搬进来的时候，“就连炉灶上的面包都还是热的”。那些被驱逐的人只可以搬进狭小的贫民窟，实际上与过去的生活完全隔绝。

那些肢体残缺、心智不全的人，无论是雅利安人还是犹太人，都被宣布为“无价值的生命”，其中许多人被送到集中营，或者被集体处决。剩下的民众别无选择，只能服从希特勒强加给他们的《纽伦堡法》（Nuremberg Laws），并毫无怜悯地实施此法，进一步疏远犹太人以及其他种族。根据纳粹界定的“科学种族主义”，为了维持德国人的纯正血统，他们制定了“种族接受度”的规则，严格限制“犹太人、吉卜赛人、黑人及其杂种后代”的基本公民权利。《德国血统与德国荣誉保护法》（Law for the Protection of German Blood and German Honour）宣告所有跨种族婚姻不受法律保护，任何与德国人发生性关系的犹太人都会被判处死刑，以避免“种族污染”。

犹太人被剥夺了公民身份，而任何被视为“反社会”或“有危害”的人都会被逮捕。这是一种模棱两可的分类，涵盖共产主义者、政治活动家、酒鬼、妓女、乞丐以及无家可归者，还有耶和华见证人（Jehovah’s Witnesses）的成员。任何人只要拒绝承认希特勒的权威，就会被逮捕，并被关押在早期的“集中营”（Konzentrationslager，缩写为“KZ”）里，它们通常由过去的军营改建而成。

雅利安人不得雇用犹太人。通过一系列渐进式改变，犹太人不得再从事律师、医生、记者等职业，犹太孩子在年满14岁后不得再接受教育。再后来，犹太人不得前往公立医院就诊，不得离开居所30公里外。公园、操场、河流、泳池、海滩以及图书馆均禁止犹太人入内。第一次世界大战纪念碑上所有犹太士兵的名字也都被凿去，尽管曾经有如此众多的犹太士兵为德国皇帝卖命。

口粮卡和食品券照常发放，但犹太人只能分配到雅利安人的一半定量。犹太人也可以到商店购物，但仅限于指定场所，时间则仅限于下午3点至5点之间，而到那时候，绝大多数新鲜货品早已被销售一空。犹太人不得进入影院和戏院，旅行时禁止乘坐有轨电车的前排车厢，只能乘坐往往是又挤又热的后排车厢。犹太人拥有的收音机都要上交到警察局，晚上8点至第二天早上6点严格执行宵禁。

出于对新政策的恐惧，数以千计的犹太人逃亡到法国、荷兰、比利时以寻求庇护。1918年立国的捷克斯洛伐克也成为热门的避难所。该国不仅得益于巩固的边界，而且得益于拥有法国、英国和苏联等强大的盟友，这让佩莉斯嘉的家人也和绝大多数人一样感到安全。

1938年3月，整个欧洲都颤抖了，希特勒兼并了奥地利，史称“德奥合并”（Anschluss）。希特勒声称德国人有权自决，有权为国民争取更大的“生存空间”。就在当年，第三帝国境内所有外国人的居留权都被取消。然后，波兰政府出人意料地宣布，波兰公民必须回国更新护照，否则其护照就将失效。雪上加霜的是，纳粹下令围捕并驱逐了大约1.2万名生于波兰的犹太人。不过，波兰方面拒绝接收，并将这些犹太人遗弃在边境附近一个条件恶劣的地方。

由于渴望在历经世界大战的欧洲通过谈判以实现和平，英国首相内维尔·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提议举行国际会谈，并最终于当年9月达成《慕尼黑协定》（Munich Agreement）。在把俄国人或捷克人排除在外的情况下，欧洲主要强国实际上允许希特勒占领从北面、南面、西面包围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区，当地主要居住着德语居民。许多捷克人称之为“慕尼黑背叛”（Munich Betrayal），他们的祖国从此失去了战略屏障。

1938年11月，一位十几岁的波兰犹太人因为流离失所而渴望为家人复仇，他在巴黎刺杀了一位德国官员。作为报复，纳粹高层下达了复仇命令，结果造成“水晶之夜”或“碎玻璃之夜”。一夜之间，德国境内数以千计的犹太住宅、会堂、商店成为袭击目标，至少90人被杀害，3万人被逮捕。接下来几个月，希特勒的支持者继续煽动反犹暴乱，但在1939年3月，元首邀请约瑟夫·蒂索（Jozef Tiso，此前被废黜的斯洛伐克天主教徒领袖）主教前往柏林。随后，埃米尔·哈查（Emil Hácha，捷克斯洛伐克天主教徒总统）也抵达柏林。两个人都收到最后通牒。他们要么自愿将其人民置于德国“保护”下——同时还要受到匈牙利领土声索的威胁——要么遭到纳粹德国强行入侵。

蒂索及其卖国政府几乎是立即就同意了希特勒的要求，无须纳粹继续插手，蒂索就被任命为新近建立的、名义上独立的斯洛伐克国（Slovak State）的总统；而在一次可疑的心脏病发作后，66岁高龄的哈查总统也于次日同意了德国人的条款。然而，民众之间爆发了普遍的反抗；于是，1939年3月15日，德国军队开入捷克斯洛伐克，并宣布成立“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Protectorate of Bohemia and Moravia）。六个月后，希特勒入侵波兰。接着几周后，苏联从东面入侵波兰，苏联与德国的秘密协定由此曝光。英国和法国对德国宣战。欧洲民众的生活从此发生巨变。

在新建的纳粹“代理人国家”中，犹太人一夜之间就成为无家可归者。许多公共建筑物都挂上“犹太人不得入内”的标语。有时候，标语甚至写作“犹太人与狗不得入内”。当人们得知发生在德国、奥地利、波兰境内的反犹暴行时，人们蜂拥到外国大使馆索取签证，但无功而返。面对这似乎在劫难逃的未来，有些人干脆自杀而亡。

佩莉斯嘉及其家人别无选择，只能服从新政权实施的每一条新法令。看似微不足道的事情却伤人至深。再也没有人请这位老师跳舞；当她路过时，大街上的人们不再对她首先致意，或者干脆对她视而不见。“有许多不愉快的事情，但为了生存下去，你也不得不自动接受。”其他朋友，比如吉兹卡，比如那些家里务农的同学，继续为罗纳家提供新鲜牛奶，继续他们至死不渝的忠诚。还有人挺身而出，公开向犹太朋友致意，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由于听到犹太人将被强行“遣送”到外地的传闻，人们开始储存食物以及其他物资。他们把贵重物品埋入地下，或者请求朋友保管，尽管一旦被揭发就会被判处死刑。那些有能力的犹太人会逃到英国控制下的巴勒斯坦托管地，他们希望在那里建立犹太国家。佩莉斯嘉的兄长邦迪就是其中一员，1939年他孤身上路，声称他已看见“哭墙上的字迹”。佩莉斯嘉早期的一位男友甚至也不辞而别，最初移居比利时，后来去了智利。那人富有而年轻，两人最近才订了婚并正筹备婚礼，但他就这样消失了。

佩莉斯嘉的其他家人只能想方设法过日子。1932年，姐姐阿尼奇卡才19岁就出嫁了，她希望躲过在家庭咖啡馆里辛苦工作的宿命。她与丈夫生了一个儿子，名叫奥托，但她的婚姻未能持久。离婚后，安娜改了一个听上去更像雅利安人的名字，叫海伦娜·赫鲁巴（Helena Hrubá），在别人的咖啡馆里找了份工作。佩莉斯嘉的弟弟扬科学电气工程出身，被编入犹太劳动营，成为“犹太劳工”，他穿上显眼的蓝色制服，干着最脏最累的工作。博埃日卡30多岁还待字闺中，留在家里为家人和朋友缝补衣服。

佩莉斯嘉过去总是为自己的犹太鼻子而自豪，她戏称自己有个“大鼻子”，她高兴地穿上博埃日卡缝制的衣服，这让她觉得自己还未被社会抛弃。佩莉斯嘉说：“我从来就不是美女，但我会尽量让自己好看。我过去总是受到镇上居民的善待，他们觉得我是咖啡馆的宝贝女儿。”

这种宠爱很快就离她而去。1940年，佩莉斯嘉的父母被禁止经营咖啡馆，这个店铺他们已经苦心经营16年之久了。由于没有受过多少教育，也没有其他技能，他们的生活于是没有了着落。佩莉斯嘉说：“他们是老实巴交的好人，但他们失去了一切。”一名雅利安托管人接管了他们的生意，此人对佩莉斯嘉出乎意料地友善，欣赏她会说英语、法语、匈牙利语和德语。佩莉斯嘉说：“我会说那些语言，这真是太重要了，太有价值了。”

由于找不到工作，佩莉斯嘉及其亲人决定移居布拉迪斯拉发，这是斯洛伐克国的新首都，位于多瑙河畔。佩莉斯嘉的外公大卫·弗里德曼失去了他的家庭客栈，逃离故乡斯特罗普科夫，与佩莉斯嘉等人会合。他们设法攒了一些钱，希望犹太人在大城市里也许更能默默无闻地过日子，他们的想法是对的。在纳粹入侵的时候，估计有1.5万名犹太人生活在布拉迪斯拉发，占当地人口的12%，他们比较容易融入当地，也没有遇到多少反犹主义行为。

尽管在纳粹统治下，一切早已面目全非，但佩莉斯嘉的家人还是在什皮塔尔斯卡大街找到一处公寓安顿下来，通过私下充当代课老师，她又能够再次享受从小熟悉的咖啡馆生活。她尤其喜欢阿斯托尔卡咖啡馆，她在那里与知识分子们并肩而坐，以几种语言自由交谈。1940年10月，就是在阿斯托尔卡，她碰见邻桌一位留着小胡子的高挑男子。此人当时正在与她的朋友交谈。

“他正兴致勃勃地与我的朋友、药剂师米米深入交谈。突然之间，米米站起来，走过来告诉我，那人觉得我很有魅力。”佩莉斯嘉的大胆爱慕者径直走来做自我介绍。蒂博尔·勒文拜恩（Tibor Löwenbein），一位生于波兰的犹太记者，能说流利的德语和法语，来自斯洛伐克西北部的城镇普霍夫（Púchov）。佩莉斯嘉坚持认为，两人邂逅的时候，蒂博尔有点儿醉意，佩莉斯嘉说自己不喜欢酗酒的男人。为了给佩莉斯嘉留下好印象，蒂博尔承诺再也不碰任何烈酒。他果然说到做到。

然而，蒂博尔还抽烟斗，而且收藏了40只烟斗，这些都未经佩莉斯嘉允许。佩莉斯嘉的追求者是个衣着考究的人，拥有40件衬衣。作为一位有抱负的作家，蒂博尔经常在随身携带的小记事本上写写画画。蒂博尔还集邮，尽管佩莉斯嘉总是得意地笑说，自从蒂博尔遇上她以后，她就成了蒂博尔唯一的业余爱好。

蒂博尔是海因里希·勒文拜恩（Heinrich Löwenbein）及其妻子伊丽莎白的独生子，人们称伊丽莎白为“贝尔塔”（Berta）。蒂博尔的父亲拥有一座小农场。不过，蒂博尔不甘心过农村生活，于是移居布拉迪斯拉发，成为《犹太大众报》的撰稿人，负责体育和地方政治版块。他也写过一本小书，名为《斯洛伐克犹太运动及其使命》（The Slovak-Jewish Movement and Its Mission），主旨为犹太人如何完全融入斯洛伐克生活。

佩莉斯嘉的丈夫，记者兼作家蒂博尔·勒文拜恩

当《纽伦堡法》让蒂博尔无法留在报社任职时，杜纳耶斯卡银行（Dunajská Bank）那位慈祥的希腊老板在布拉迪斯拉发给他提供了一份银行职员的工作。蒂博尔身材高挑、仪容整洁，待人极为温和，他发色浅淡、肤色苍白。佩莉斯嘉说他看上去不太像犹太人，这在当时相当重要。他在银行里很被看重，有时竟被派到布拉格和布尔诺出差，在当时的犹太人旅行限制下，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不过，老板人脉广泛，蒂博尔也似乎总能侥幸过关。作为记者，他似乎认识所有人，人们也对他以礼相待，这种礼遇也惠及与他手挽手的明艳照人的年轻女士。

每天早上，在蒂博尔上班的路上，他总会陪佩莉斯嘉走到阿斯托尔卡咖啡馆，佩莉斯嘉在那里享用早晨的咖啡和蛋糕。当他离开的时候，他总是煞有介事地向佩莉斯嘉行道别礼，这往往惹得佩莉斯嘉发笑。傍晚下班后，他们会沿着多瑙河畔散步，那里是热恋中的情侣喜欢的去处。他们会在大街上听别人演奏音乐，当驳船、河船、渡船缓缓驶过时，他们则欣赏倒映在水面上的影影绰绰的月光。

在他们坠入爱河的头六个月里，蒂博尔每天都给佩莉斯嘉写信。蒂博尔昵称她为“金色的佩莉”，而佩莉斯嘉昵称他为“蒂布科”或更常见的“蒂博科”。佩莉斯嘉为此心醉神迷，她保留着每一封信，尽管有些信非常简短，但它们都让人感到温暖。几乎所有信件都在战争中保存了下来。在1941年3月10日的信件中，佩莉斯嘉写道：

我的蒂布科，我多么高兴能收到你的来信，特别是那些长信……我迫不及待地想让你知道我的好消息！怎么说呢，从星期四开始我就有空了——我们连续四天都能见面了。在这难得空闲的日子里，这四天真是奢侈的假期……你希望知道我读信之后的感受吗？你的信写得很漂亮。我很惊讶，尽管你如此较真，如今甚至有点悲观，对时局的看法如此黯淡，但你还能写出如此优美的文字……我如此思念你，知道你只能在书本里寻找慰藉。我甚至有点嫉妒它们，因为它们出现在你的生活里，而我却不在你身边——尽管我答应过你只是暂时离开——请替我向你的书本问好，在没有我的时候，它们是你难得的伴侣。献给你100万个吻——你的佩莉。

在3月12日的回信里，蒂博尔写道：

我金色的佩莉，我非常高兴能读到你的来信。多么高兴。在这日复一日的苦闷现实里，你的文字如同阳光刺穿乌云。我想表达我的感激和愉悦……但不知道如何表达……！我期待明天下午四点半能见到你，就在我家，我已经在憧憬这美好的时刻了，我也总是胡思乱想，抱怨天意弄人。当我意识到我们相识五个月的纪念日却未能在一起时，这种胡思乱想就总是萦绕不去。我有好多好多的话，要留待明天下午见到你时再对你说……我迫不及待地想把你拥入怀里……明天见，亲爱的……到那时候我再给你许多许多个吻，你的蒂博尔。

1941年，佩莉斯嘉与蒂博尔在布拉迪斯拉发的犹太会堂结婚

1941年6月21日（星期六），在布拉迪斯拉发那栋摩尔风格的双塔犹太会堂里，这对恋人结婚了。25岁的新娘身穿白色长袍，头戴白色女帽，脖子上佩白色珍珠项链，脚踩白色鞋子，鞋上还有图案装饰。她手执白色菖蒲草，同意订立犹太婚约。她那27岁的新郎戴着礼帽，穿着礼服，配以时髦的宽松长裤。

佩莉斯嘉的父母，埃马努埃尔和保拉，盛赞他们的女婿“完美无瑕”，父母给这对新人送上祝福，为这难得的喜庆而感到欣慰。蒂博尔的父母没有出席婚礼。就在那年早些时候，蒂博尔的父亲在普霍夫附近的农场自杀了，蒂博尔的母亲成了寡妇。心烦意乱的蒂博尔一度回家陪伴母亲，但又不得不赶回布拉迪斯拉发，否则他可能会因为未经批准擅自离开登记地址而被逮捕。如今佩莉斯嘉及其父母成了蒂博尔的家人。

这是美好姻缘，这对新婚夫妇更是天作之合。佩莉斯嘉说：“我们甚至没有争吵过一次。”佩莉斯嘉形容丈夫“令人感动”。她喜欢丈夫“字正腔圆”地说斯洛伐克语，而这是许多人都做不到的；人们通常会在说话时夹杂德语或匈牙利语。“他是很好的丈夫，他欣赏我的语言天赋。我对我的蒂布科有着美好的回忆。他是那种你在一生中可遇不可求的丈夫。”

然而，战争的蔓延使他们的幸福婚姻蒙上阴影。就在婚礼一天后，德国入侵了苏联，这只是希特勒的巴巴罗萨计划的开端，其目的在于夺取苏联领土。佩莉斯嘉和蒂博尔仍然对未来怀有希望，对即将降临的厄运毫无准备，他们搬到里巴尔斯卡-布拉纳街7号的一所公寓，那条街后来改名为菲舍托尔街，就在赫拉夫纳-纳梅斯蒂（Hlavné Námestie）广场边上。尽管要继续面对种种威胁，但他们在那里生活得非常快乐。这对夫妇专心致志地组建家庭，佩莉斯嘉很快就怀孕了，两人都很开心。因为孩子将要降生，蒂博尔更加庆幸自己还有一份稳定的收入。他甚至设法工作到1941年9月，直到所有斯洛伐克犹太人都不得不遵守将近300项新法令，德国人称之为《犹太法典》（Jewish Code）。

这部法典正式从种族层面界定犹太人，恢复了几百年前强迫犹太人佩戴耻辱徽章的做法。那种做法从公元9世纪开始出现，通行于西至英格兰、东至巴格达的广大地区。每一名犹太后裔都被迫在护照以及其他身份证明文件上盖上显眼的“J”，即德语单词“犹太人”（Jude）的缩写。犹太人还被迫购买袖章或星星，这些星星从大量预先压印好边线的布料上裁剪下来，而生产这些星星的工厂，就是许多犹太人曾经工作的地方。每个徽章都要缝制在外衣的前胸或后背上，但主要是缝制于犹太人的胸前位置。

由于有了新的显眼标志，对犹太人的公开迫害愈演愈烈。不仅犹太人的商店和企业继续遭到打砸和抢掠，而且犹太人只要走出家门，人身安全就会受到威胁。蒂博尔和佩莉斯嘉有许多朋友花费大量金钱去购买假证件，但如果被抓住，也要承担巨大的风险。蒂博尔的老板设法使其无须佩戴星星，同时免除了其他人身限制，但佩莉斯嘉却无法得到这种庇护。每当他们在宵禁后出门，或者涉足犹太人禁止前往的地方，佩莉斯嘉要么拿起提包、要么翻过衣领，这样别人就看不到她的星星了。

不久后，随着新法令的强制推行，犹太人被迫离开布拉迪斯拉发市中心，搬到更贫穷的郊区。佩莉斯嘉设法在布拉迪斯拉发20公里外的小镇佩兹诺克一所小学里谋得一份教职。蒂博尔每天去布拉迪斯拉发上班，早上6点就得出门。“他热爱他的工作，而且他也不得不工作，因为我当时怀着孕呢。”佩莉斯嘉的父母、外公和姐姐博埃日卡则设法留在布拉迪斯拉发，住在多瑙河畔一所公寓里，博埃日卡继续做着针线活。这个亲密的家庭继续艰难度日，同时心存希望。

佩莉斯嘉一直在小学里任教，直到当局颁布法令，禁止所有非雅利安教师给雅利安孩子上课。于是，佩莉斯嘉只好与孩子们依依惜别，但她认为自己还算幸运，因为一位英国人开办了一所地方语言学校，邀请她去任教，她甚至还能挣得更多。“我还有选择。我有许多私人学生，他们还来找我，所以似乎没有什么变化。我并不感到痛苦。他们付给我学费，而我以此维持生活。”

佩莉斯嘉决心帮助那些比她更加不幸的家庭，她继续给许多过去的学生免费授课，带领他们阅读德语、法语、英语的经典著作。

然而后来有一天，她不幸失去了腹中的胎儿。

让这对夫妇感到难过的是，随着纳粹法规的执行力度日益严格，他们的生活也日益艰难。当局强迫犹太人登记银器、藏品、珠宝以及其他财产，接着就得把这些财产拿到当地银行充公。然后就是皮草以及他们最好的冬衣。他们还被禁止豢养宠物，必须把猫、狗、兔子甚至小鸟交到收集中心，然后就再也看不到他们的宠物了。

蒂索神父统治下的斯洛伐克国成为最早配合党卫队围捕行动的轴心国的仆从国之一，当局把犹太人放逐到“遣送区”或劳动营，以配合德国在东线的战争行动。为了换取斯洛伐克的雅利安公民不必前往东线送死的权利，斯洛伐克国政府同意为每一个被纳粹运出国境的犹太人支付500帝国马克。作为交换，纳粹向当局保证，那些被“遣送”的“寄生虫”将永远不得返回，也永远不得索回他们留下的任何财产。在极度压抑的气氛中，数以万计的犹太人被斯洛伐克卫队以及其他民兵组织所围捕，然后“集中”在斯洛伐克境内的劳动营，主要是塞雷德、维赫纳、诺瓦基。

数千名囚犯还留在新营地为德国生产战略物资，但估计有5.8万人被送到东方的强制劳动营，作为纳粹所谓的“东迁”的一部分。到了“东方”，据说会在纳粹占领的波兰境内靠近兵工厂的地方建立营地，囚犯可以通过工作换取食物和居所。有些犹太人还得到许诺，在东方可以共同耕作，或协助建立新的犹太国家。

斯洛伐克犹太人孤苦无依、茫然无助，只能屈从于越来越渺茫的命运。他们对艰苦的条件和普遍的贫困早有预见，但求在战争结束后能够恢复正常生活。有些家庭自愿追随最早被驱逐的成员，认为一家团聚总好过天各一方。有些家庭答应给成员寄钱、寄信、寄食品包，他们真心相信这些东西能够寄到预计的目的地。

1942年3月，差不多是在结婚九个月后，就在她准备庆祝第一个孩子降生的时候，佩莉斯嘉听说姐姐博埃日卡在一次围捕行动中被逮捕了，因为斯洛伐克当局同意提供1000名身体健康的单身妇女。得知博埃日卡的厄运，佩莉斯嘉匆忙赶到布拉迪斯拉发火车站，试图解救姐姐。这一举动原本很容易搭上她的性命。就在发车之前，她找到了那列拥挤的火车，但无法在茫茫人海中，在无数惊恐与迷惑的面容中找到姐姐的踪迹。“我不认识任何卫兵，但我恳求他们放过我姐姐。他们只是大声告诉我：‘如果你还单身，滚上车！如果你已结婚，滚回家！’我很意外，他们不允许我留在站台上，他们把我抓走了。”

令人生畏的斯洛伐克赫林卡卫队（Hlinka Guard）身穿醒目的黑色制服，许多人接受过党卫队的训练，他们逮捕了佩莉斯嘉，把她通宵关押在监狱里。丈夫蒂博尔心烦意乱，不知佩莉斯嘉去往了何处，直到次日早晨接到消息：“快来领回你的妻子。她是个麻烦制造者。”蒂博尔赶去警察局，说服对方允许他把佩莉斯嘉领回家，此后不再追究，但他为妻子的鲁莽感到愤怒，他拒绝与妻子说话——尽管只是沉默了半天，而他那年轻的妻子则因为未能解救亲爱的博埃日卡而伤心沮丧。

此后不久，佩莉斯嘉再次怀孕。又一次，尽管这对夫妇周遭的生活已经分崩离析，他们还是为怀孕而高兴万分。他们都没有真正察觉危险正在逼近，此后数周内，当局继续对犹太家庭发动突然袭击，每次围捕并送走1000人。有一次，佩莉斯嘉的父母听到走廊上有长筒军靴的脚步声，他们跳出窗外并设法逃脱了。

1942年7月17日，他们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埃马努埃尔·罗纳和保拉·罗诺娃终究无法逃脱生死轮回，在毫无征兆的情形下被抓住了。佩莉斯嘉甚至不知道父母被抓走，而当她知道时已经太迟了。父母已经50多岁，她甚至没有机会与父母道别。佩莉斯嘉未能解救姐姐，也未能解救父母。她甚至未能挽救她的第二个胎儿，她再次流产了。她说：“我觉得我也应该到东方去。对我来说，一切都无所谓了。”

蒂博尔发现，他的母亲贝尔塔也从普霍夫附近的家里被带走，送到波兰西里西亚的集中营。他只知道，他现在成了孤儿。佩莉斯嘉从吉兹卡这样的儿时玩伴那里得知，兹拉特莫拉夫采的绝大多数犹太居民也已经失踪了，当中包括她的朋友和亲戚。

佩莉斯嘉的父母曾经把最贵重的财产交给吉兹卡保管，如今看来这毫无意义。佩莉斯嘉在高中期间辅导过的那位至交好友，不惜冒着生命危险为罗纳家保管财产。然而，父母和姐姐不知所踪，兄弟姐妹也各散东西，佩莉斯嘉不知道，如果在战争结束后再也没有人能够坐在安息日餐桌旁，保管这几件骨瓷碗碟和银质刀叉还有什么意义。

佩莉斯嘉的姐姐安娜得到非犹太裔朋友的帮助，逃到了相对安全的高塔特拉山区，她在那里隐姓埋名，靠做服务员维持生计。她住在舅舅盖扎·弗里德曼（Gejza Friedman）医生家，舅舅是肺病学家，在一所为肺结核患者开设的疗养院工作。舅舅还把83岁的父亲、佩莉斯嘉的外公大卫·弗里德曼接来，毕竟在佩莉斯嘉的父母被抓走后，老人家就无人照料了。安娜11岁的儿子奥托则由天主教修女们藏匿起来。佩莉斯嘉的长兄邦迪在巴勒斯坦托管地安全无虞。小弟扬科逃出犹太劳动营，加入游击队，袭击赫林卡卫队，参加了旨在推翻亲德政权的行动。大家已经好几个月没有听到扬科的消息了。

佩莉斯嘉重拾早年对基督教的兴趣，考虑接受基督教洗礼，希望这能拯救自己和丈夫。蒂博尔在更加虔诚的犹太家庭中长大，并不认为受洗有什么用。他们继续遵循基本的犹太传统。尽管时局动荡，也许正因为时局动荡，佩莉斯嘉再次怀孕，但又再次流产了。

及至1942年秋天，斯洛伐克当局暂停了东迁行动。政治与宗教精英以及犹太地下社团组成布拉迪斯拉发工作组（Bratislava Working Group），对蒂索政府施加了巨大压力，因为人们开始怀疑，那5.8万名被放逐的犹太人，绝大多数已经死于非命。其中，超过7000人是孩子。

此后两年，斯洛伐克政府重新考虑其立场，拒绝放逐余下的2.4万名犹太人，那些未被送走的犹太人自此相对安全。工作组竭尽全力拯救犹太人，不惜贿赂政府关键人物。他们甚至直接与党卫队一级突击中队长迪特尔·维斯利策尼（Dieter Wislieceny）直接谈判，此人是纳粹驻斯洛伐克犹太事务顾问，他们为他提供了价值数百万帝国马克的黄金。随着维斯利策尼被调职，这些被称为“欧罗巴计划”的谈判也被迫搁置。尽管如此，在此期间，他们成功争取到反犹法律的松弛与迫害现象的减少，尽管不祥预感仍然挥之不去。

得益于蒂博尔的特殊工作与佩莉斯嘉的师生情谊，他们得以回到布拉迪斯拉发，搬进埃德洛娃街的一处公寓。尽管他们被迫承受定量配给，而且在何时何地购物也有限制，但比起欧洲各地的人们，他们还算过得不错。当佩莉斯嘉想吃甜食的时候，他们还能到当时他们最新喜欢上的咖啡馆，即历史悠久的斯特凡卡咖啡馆，去分享同一块蛋糕。

就像绝大多数犹太朋友和非犹太朋友那样，他们试图对未来保持乐观，寄希望于战争尽快结束。及至1943年，胜利的天平似乎已明显向同盟国倾斜。少数几个允许收听的电台也传来波兰接连起义、苏联红军反败为胜的消息。在长达五个月的惨烈战役中，德国人输掉了斯大林格勒战役。同盟国已收复利比亚，迫使非洲军团投降。意大利已对德国宣战，柏林市民也已被疏散。他们猜想，这到底是胜利在望，还是每况愈下？

1943年，佩莉斯嘉与蒂博尔在布拉迪斯拉发

没有人知道答案。他们也不知道亲人的遭遇，他们没有听到任何消息。在布拉迪斯拉发，关于犹太人与其他民族被送到集中营的传闻已经流传数月之久，但那都是偶尔从遣送者口中传来的片言只语。传闻提到，人们要么被奴役累死，要么被活活饿死，要么被残忍杀死。1942年，来自英美两国的新闻报道提到，犹太人被有系统地谋杀。1944年4月以后，上述说法变得街知巷闻，当时斯洛伐克囚犯鲁道夫·弗尔巴（Rudolf Vrba）和逃犯阿尔弗雷德·韦茨勒（Alfred Wetzler）逃出了波兰南部一座人们闻所未闻的集中营，他们警告说，那里正在发生以毒气室和焚尸炉为手段的集体灭绝。两人详细描述了奥斯维辛-比克瑙的情形，甚至还画出了形象的插图，但这在当时流传不广，许多人甚至拒绝采信，尽管从那时起，人们确实变得疑虑重重，并不惜一切代价逃避东迁。

佩莉斯嘉和蒂博尔不敢相信那些传闻，毕竟那太过耸人听闻。他们的朋友普遍认为，那些传闻要么是在囚禁中发疯的人在胡说八道，要么是哗众取宠的反纳粹宣传。尽管大家的日子都不好过，但那些传闻超出了人们的理解能力，难道希特勒真的说到做到，要把那些不受欢迎的种族斩草除根，以便缔造优秀种族么？毕竟，德国人是世界上最有教养、最为文明的民族之一。这个民族孕育了巴赫和歌德、莫扎特和贝多芬、爱因斯坦、尼采和丢勒，这个民族可能制订如此荒谬的计划吗，这可能吗？

这对夫妇还是寄希望于这场他们无法理解的战争尽快结束，他们尽可能过好每一天。1944年6月中旬，距离他们结婚三周年纪念日还有一周，佩莉斯嘉和蒂博尔决定再次尝试要孩子。两个月后，他们两年以来相对平静的生活被斯洛伐克的民族起义所打破，那是一次旨在推翻傀儡政权的武装起义。佩莉斯嘉的弟弟扬科也在那数千名起义平民与游击队员当中，他们竭尽全力试图结束这个导致民不聊生的法西斯政权。

1944年8月29日，武装起义从低塔特拉山区开始，迅速蔓延到全国，直到两个月后德国国防军强力镇压。数千人因此丧命。此后形势突变。出于报复，德国军队在盖世太保协助下迅速占领斯洛伐克全境，盖世太保进驻各地，强迫那些胆敢违抗元首的人遵守秩序。秘密警察领受的首要任务就是强迫蒂索总统恢复遣送剩余的斯洛伐克犹太人。为了逃避厄运，数以千计的人要么藏匿，要么逃到匈牙利或其他国家，他们觉得在国外会更加安全。

面对这似乎无可避免的结局，佩莉斯嘉及其丈夫试图保持乐观，他们选择留在布拉迪斯拉发，迄今为止，他们在那里成功逃避了抓捕。每天默默无闻的生活就像是上帝的恩赐，尤其是每周都能听到更多关于战争的好消息。巴黎已被解放，法国和比利时的重要港口也同时被解放。盟军开始在荷兰空降。德国会很快投降吗？

1944年9月26日是星期二，这对夫妇要庆祝蒂博尔的30岁生日。蒂博尔那年的生日刚好碰上赎罪日，“众安息日之安息日”（Sabbath of Sabbaths），为了赎罪必须斋戒二十五小时，这是最为神圣的犹太教仪式。按照习俗，洗过手后，他们坐在一起，享受一顿食物粗陋但依然难得的正餐。他们不仅庆祝蒂博尔的生日，而且庆祝佩莉斯嘉怀上新生命，佩莉斯嘉怀孕已超过八周。他们一起祈祷，希望他们的第四个孩子能够存活下来。

两天后，他们对快乐生活的期盼被打破，当时三名党卫队志愿兵冲进了他们的公寓。这种志愿兵中的绝大多数人是斯洛伐克德裔民兵。那三个人命令他们把行李装进两个小箱子，行李总重量不得超过50公斤。

佩莉斯嘉说：“他们极其可怕、分外嚣张。他们几乎不说话，而我也说不上话……面对逆境，我知道如何保持镇定。我绝不轻举妄动。”

就在那个阳光明媚的秋日，在斯洛伐克政府支付1000帝国马克后，佩莉斯嘉·勒文拜诺娃和蒂博尔·勒文拜恩被“拖出”家门，塞进一辆黑色大货车后面的货厢。他们不得不舍弃蒂博尔那些邮票、烟斗、衬衣，还有那个藏书丰富的书柜，以及多年来写下的珍贵笔记。

这对年轻夫妇首先被驱赶到海杜科娃街那座高大的正统犹太教会堂。他们在那里等了很久，周围都是坐在地板上或行李上的人，大家都惶惶不可终日。佩莉斯嘉因为妊娠反应而身体不适，这是她第一次发作。她感到阵阵恶心，于是靠在蒂博尔身上想缓解不适，蒂博尔让她多想想孩子。“我的丈夫安抚着我，他说：‘也许他们会送我们回家的，佩莉。’我只是想着我的孩子。我多么想要这个孩子。”

当天稍晚些时候，他们以及其他2000名犹太人被汽车转移到拉马奇（Lamač）一处小火车站，然后被送到往东60公里、位于多瑙河低地（Danubian Lowland）的杂乱无章的塞雷德（Sered’）劳动与中转营。塞雷德以前是军事基地，起义前夕由赫林卡卫队管理，此时被置于党卫队军官阿洛伊斯·布伦纳（Alois Brunner）监管之下，布伦纳是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的助手，而艾希曼是纳粹党卫队一级突击大队长，也是希特勒所谓“犹太问题最终解决方案”的罪魁祸首之一。

布伦纳被派到塞雷德，亲自监督斯洛伐克犹太人的最后驱逐行动，此前他已在维希法国成功监督过类似行动。布伦纳经常穿着他最喜爱的白色制服，人们认为他把超过10万人送往奥斯维辛，他应该为此承担罪责。

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犹太人被赶下运牛火车

那些抵达塞雷德的人会被塞进用木头搭建的营房，营房很快就人满为患。囚犯被剥夺人格的过程从早上点名开始，然后就是规定严苛的繁重体力劳动和整理内务劳动。囚犯塞满了营地每个地方，每天就靠半杯苦涩难忍的“咖啡”、几口来路不明的清汤、一点发霉变质的面包活着。有些更加虔诚的犹太人，在小心翼翼地切分那点可怜巴巴的定量食品之前，还要用热水洗手，而那些热水本是用来喝的。

就在赎罪日那天，当佩莉斯嘉及其丈夫还在布拉迪斯拉发的时候，塞雷德的纳粹党徒在营地正中央烤全猪，他们大笑着叫唤那些饿得半死的犹太人来吃猪肉。尽管大家饥肠辘辘，但没有人迈出半步。

几乎在佩莉斯嘉和蒂博尔乘车抵达后，从塞雷德出发的第一轮东迁就开始了，布伦纳下令“清空”营地，以便为下一批囚犯腾出空间。1944年9月30日，在斯洛伐克和匈牙利党卫队军官的监视下，将近2000名布拉迪斯拉发犹太人半夜被赶出营房，排成行列，被塞进货运列车。每80至100人被塞进一个货运车厢，就连呼吸的空间都不够，更不要说挪动身体了。一旦沉重的木门滑动上锁，他们就被关进令人窒息的黑暗空间，最小的孩子被人们举过头顶，放在那些背靠窄木板半坐着的人的膝盖上。其他人就只能站着或蹲着了。

除了一个空木桶和一个装满水的铁罐，车厢内再也没有任何卫生设施，每个车厢很快就变得臭气熏天、肮脏难忍，因为每次颠簸都会让木桶里的脏东西溅出来。有人试图通过小窗户倒空木桶，但缠满带刺铁丝网的格栅让人无法倒空木桶，人们被迫在自己站着的地方大小便，衣服也难免弄脏。

没有食物，没有新鲜空气，没有水，汗流浃背、悲观绝望的人们陆续崩溃。那些透过木板缝隙看到外面的人，会喊出途经城镇的名字，他们往东北方向行驶了300多公里。在穿越波兰国境时，有些年纪最老的囚犯会默念犹太教致死者的祈祷词，然后再也不说话。那些死去的人，会在路上停车的地方被扔出车厢，以便为活着的人腾出空间。与1944年最后几个月在恶劣条件下被运出塞雷德的数千名犹太人一样，这1860名斯洛伐克犹太人已经意识到，他们在目的地肯定会受到最为残酷的对待，也许生命会就此结束。

佩莉斯嘉和蒂博尔就像其他人那样惊惶失措，但他们还是尽量互相安慰，确信一切都会变好，他们终将带着孩子回家。佩莉斯嘉尤其坚定，决心绝不放弃，因为“我如此热爱生命”。她提醒蒂博尔，她会说好几种语言，能够跟其他囚犯对话，甚至跟党卫队员对话，对方可能会因此客气一点。她向蒂博尔保证，她懂得如何运用自己的头脑。

对于佩莉斯嘉来说，信仰永远是不可或缺的，在火车把他们拖向东方的黑暗时刻，正是信仰让她熬了过来。“对上帝的信仰是最为重要之事。当某人有了信仰，此人就会成为正派体面的人，知道有所为有所不为。每天晚上，在我入睡之前，我都会向上帝祈祷。”由于已经受洗为福音派信徒，她很少会想到自己的犹太人身份，讽刺但并非毫无教益的是，当她和蒂博尔遭到残忍对待时，迫害者根本不会考虑其信仰。佩莉斯嘉承认道：“他们对待犹太人的手法是可怕的，甚至是恐怖的。就像对待动物。人群与人群之间，人与人之间，都应该待之以人道。他们对待犹太人的行径是可怕的。我们被塞进货运列车……然后被扔出车厢。他们的所作所为令人毛骨悚然。”

火车行进了超过二十四小时，当人们被赶下站台时，大家还不知道自己正去往何处，是否会与两年前被抓走的亲人团聚。佩莉斯嘉会再见到姐姐博埃日卡和父母吗？她会与兹拉特莫拉夫采的老朋友见面吗，想当年他们可是一起游泳、一起唱歌、一起说英语和德语的呢？蒂博尔最终能够安慰他那寡居的母亲吗？

蒂博尔越来越忧郁，他不再心存幻想，他几乎无法忍受眼睁睁地看着妻子受苦，而自己却无能为力。佩莉斯嘉妊娠反应剧烈，而且缺乏水和新鲜空气，她只能在黑暗、恶臭的车厢里大口喘气，蒂博尔把她抱入怀里，亲吻她的头发，极力安慰她。蒂博尔自己都快要喘不过气来了，但还是不断与佩莉斯嘉说话，提醒她无论如何都要保持乐观，只去想美好的事情。正如蒂博尔曾经在信中所说的，佩莉斯嘉就像“刺穿乌云的阳光”，必须让她对未来保持希望。

然而，随着火车不可逆转地向前开进，蒂博尔的勇气也终于消失殆尽。既然他们在路上已经受尽虐待，那么在终点又会有何等残酷的命运等着他们呢？蒂博尔把佩莉斯嘉抱得更紧了，他大声祈求上帝，让妻子和尚未出生的孩子活下来。这对夫妇意识到自己可能时日无多，他们决定在这最不堪的地方给孩子取好名字。他们轻声细语地商量，决定如果生女孩，就叫汉嘉（更为正式的拼写是哈娜），这取自祖母姐妹的名字；如果生男孩，就叫米什科（迈克尔）。

在这昏暗的车厢中，站在这对年轻夫妇旁边的是埃迪塔·克拉玛诺娃（Edita Kelamanová），一位来自布拉迪斯拉发的33岁的匈牙利老姑娘。埃迪塔在听到这对夫妇的对话后深受感动。在火车的嘈杂声中，埃迪塔告诉蒂博尔：“我向你保证，如果你的妻子与我在一起，我会照顾她。”埃迪塔家境殷实、富有教养，她不仅认为这是自己的道德责任，而且希望如果自己信守承诺，自己也能得到上帝眷顾，终有一日也能找到如意郎君。蒂博尔和佩莉斯嘉非常感谢这位好心的陌生人，佩莉斯嘉能辨认出对方的匈牙利口音，她客气地用匈牙利语说了句“谢谢”。

当火车在波德边境一处枢纽站场紧急刹车时，所有人都惊声尖叫。在那里，囚犯被正式移交给另一个政府。闷罐车厢的木门并未打开，人们不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事情，只能在铁轨上默默等待。然后，来自塞雷德的火车动了一下，又继续前进，几个小时后，火车突然变轨，开进一条专用铁路支线，然后猛然停下，火车停在奥斯维辛二号营-比克瑙正中央的铁路站台。那是1944年10月1日，星期天。从这移动监狱的密封车门外很快传来了恶狠狠的吵闹声，混杂着人的咆哮和狗的吠叫，乘客们终于知道，他们已经抵达终点了。

就在车门被猛然打开之前，蒂博尔对妻子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金色的佩莉！”他们正脚步蹒跚地走向未知的险境，他大喊道：“保持乐观，佩莉！只去想美好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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