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期间日本军队对女性的性暴力其实是一个涉及范围很广泛的问题。对于许多有过战争经历的中国人来说，一提到日军对女性的性暴力，首先想到的是日军在进攻的所到之处对妇女的奸淫强暴，其中有像在攻陷南京时对妇女集体性的暴行，更多的则是对处于其前线的地区，特别是农村的妇女的强奸暴行。当然，军队有组织地设立“慰安所”，强征“慰安妇”，也是对妇女性暴力行为的一种表现。显然，这些行为都是违背人道与人性的明显的战争犯罪。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对日本战争罪行的审判中，并没有根据“对人道之罪”追究日本军队普遍对妇女的性暴力行为。虽然在个别的审判中对这一问题有所涉及，但仅仅因为受害者是欧洲（荷兰）的女性。至于规模巨大的对中国妇女的性暴力，还有有组织地强征朝鲜、台湾等当时日本殖民地妇女作为“慰安妇”的行为，在审判中根本没有触及。

日军在侵略战争和对殖民地统治过程中所造成的伤害事件，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以对女性的性暴力问题为代表的一系列对日索赔诉讼，越来越多。以韩国梨花女子大学教授尹贞玉为首的一批韩国女学者开始关注“慰安妇”的问题，并从1988年起，开始在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各地进行调查，陆续发表了文章，一度被湮没的日军对女性的性暴力问题首先以“慰安妇”问题的形式逐渐浮出水面。1990年6月，日本社会党议员本冈昭次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上就“慰安妇”问题进行质询，要求政府承担责任，进行调查。而劳动省职业安定局长在回答时，居然称“慰安妇”是由民间的业主从事的活动，与军队和国家都没有关系，政府碍难调查，也谈不到谢罪和赔偿的责任。按照这一逻辑，“慰安妇”便成了所谓“商业活动”的产物，与所谓的“卖春”没有区别，这是对遭到疯狂的性暴力摧残的妇女们的再次侮辱。

在这之后，日本的进步学者组织起来，开始进行艰苦的调查。以中央大学吉见义明教授为首的研究人员，是日本最关注“慰安妇”问题的一批学者，他们在日本防卫厅的图书馆中找到了证据确凿的资料，足以证实战争期间遍布各地的“慰安所”，从设置到管理都是在日本军队的命令下进行的。特别是他们发现了原日本陆军省医务局医事课长金原节三所摘录的“陆军省业务日志”，对这一日志进行研究后看出：（1）自战争开始后，日本中陆军中央派到各地的部队，都直接指挥、管理了设置在亚洲各地的军队“慰安所”；（2）设置“慰安所”的直接背景是针对日本军队中发生的大量的性犯罪；（3）日本陆军也有在荷属印度尼西亚强征当地妇女的计划。研究结果还证明：不仅在日本的防卫厅图书馆，外务省、文部省，以及日本和美国的国家档案馆等许多地方，都有大量有关文献的存在。日本政府也两次公布了对有关“慰安所”及“慰安妇”问题资料的调查结果，官房长官河野洋平在1993年发表了谈话，正式承认当时是“根据日本军队当局的要求设立的‘慰安所’”，所以“慰安所”的设置、管理及“慰安妇”运送等活动，与日本军队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并且提出了不应“回避历史的真实”，“正视历史教训”的问题。

“慰安妇”问题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1992年2月，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上，来自日本民间团体的代表，报告了日军在战争期间强征“慰安妇”的情况，许多国家的政府和非政府组织（NGO）对日本军队的行为进行了强烈的谴责。5月，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现代奴隶制讨论会通过了致联合国秘书长的文件，要求基于国际法的立场上关注日军的“慰安妇”问题。1993年6月在维也纳召开的联合国世界人权大会通过了《关于废除对女性暴力的宣言》，谴责侵犯女性人权的行为并提出有效追究的原则，宣言所说的“战争中对女性的奴隶制”，实际就是对日军“慰安妇”问题的间接批评。接着，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废除种族歧视专门委员会认为，“慰安妇”属于人权和基本的自由权遭受了重大伤害的受害者，她们有获得赔偿、补偿和恢复名誉的权利，要求日本政府在一年内应就赔偿问题提出意见，调查事件真相，公布资料，并且向被害者正式谢罪。

但是另一方面，日本右翼与保守的政治家和坚持历史修正主义的所谓“自由主义史观”派的学者，站在国家主义的立场，强调以主权国家为中心，坚持理念和正义都属于国家以及民族的狭隘的民族主义观点，仍然制造种种否认侵略罪行的理由，对日军的性暴力行为进行系统的否认，而且掀起了要求从日本历史教科书中删除有关“慰安妇”内容的活动，组织了波及面相当广泛的运动，导致一些地方议会做出相应的决议。直到近几年，曾任日本首相的安倍晋三还声称“没有证据证明‘慰安妇’是被强制的”。在这种情况下，对日军战时性暴力行为的揭露与批判就不仅仅是关注在战争中受到残害的妇女下生活和命运的具体的历史遗留问题，而且是关系到如何认识战争的侵略性质，如何追究日本的战争责任和战后责任，如何把握日本今后发展方向的重大的现实问题。

台湾遭受日军性暴力的妇女，获得了当地妇援会的协助，也得到日本律师团的支持，从1999年起向日本政府要求赔偿与谢罪，融入到追究日本战争责任的潮流中。但是，鉴于台湾在日本发动战争中的特殊地位与经历，社会上居然也有人认为“‘慰安妇’都是出于自愿”，“本来就是卖春妇”，即当时日本法律承认的公娼。这种论调与那些否认侵略战争责任的日本右翼人士的言论如出一辙。

同样出生在台湾的台湾人，为什么不同情受害的同胞？这一现象引起了朱德兰教授的深思。日军性暴力问题是不是日本帝国主义整体暴力中的一环？一些台湾人的历史认识与日本的殖民统治有什么样的关系？主导和制造日军性产业市场的日本政府，为何没有成为被检讨的对象？战时动员体制下的妇女被诈欺或被劝诱做“慰安妇”，政府难道可以不承担责任？为了研究和回答这些问题，朱德兰教授开始了她有独特视角的研究。

2008年3月，我在台湾见到朱教授，听她讲述了在台湾进行这一研究的原委与经历，接着拜读了朱教授的研究成果，深深被她的责任心和感情所打动。作者在这本书中，利用历史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对台湾“慰安妇”遭受的苦难进行了细致的调查，对台湾总督府执行日本帝国的命令，兴建日军“慰安所”的过程、实况及与岛内外“慰安所”的关系等做了实证性的分析。作者更将研究分析的范围扩大到当时的台湾社会，即分析日本帝国与被统治者台湾人的关系，特别是剖析台湾总督府的殖民统治特色，台湾警察在维护日本帝国统治中的主力作用等。作者指出：战时“慰安妇”问题绝对不是纯属于民间业者的商业行为，而是日本政府为称霸亚洲，为满足日军的性欲望需求，驱使日军为战争效命的举措之一；而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湾，民众没有自主、自由参政权，没有平等的经济、社会、文化活动权，台湾人的集体人权得不到保障，“慰安妇”问题其实根本就是性暴力问题。性暴力则是日本帝国遂行军事暴力、法律暴力、政治暴力、经济暴力、文化暴力、社会暴力等整体暴力的一部分，是应当严厉谴责的行为。

读这本书，对于了解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湾社会有极大的帮助。

我也曾经关注过日军性暴力问题，而在中国大陆进行调查中发现：以“强奸”形式表现出来的对女性的暴力比以“慰安所”和“慰安妇”的形式突显出来的问题更为广泛，更为严重。发生在前线农村地带战场上的性暴力，有别于攻陷南京时对妇女集体性的暴行与设立“慰安所”强征“慰安妇”的暴行。

旧日本军队对女性的性暴力问题，是战后没有得到解决的战争遗留问题。这一问题之所以遗留，主要是战后审判的不彻底和美国对日本的庇护造成的，是美国战后实施冷战政策，压制亚洲被害国的正当要求的必然产物。在国际社会对妇女权利重视的背景下，在日本社会传统的以男性为中心的“性意识”受到强烈冲击的背景下，日本从加害者的角度思考战争责任很有必要，而从战争被害角度的思考，也有助于新的历史认识的建立。从这个意义上，我认为朱德兰教授的努力非常值得重视。

步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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