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参与”作为一个专有概念，最初来源于儿童权利领域。儿童参与是指儿童有机会亲身参与到广泛的家庭、学校、社区的生活之中，接触真实的自然界和社会生活，获得丰富、均衡的生活体验和教育实践，从而更好地发表意见、更为全面地发展（张潮，王竟熠，2019）。儿童在参与中获得了从社会资本的消费者发展成为社会资本的创造者的机会（Martikke et al.，2018）；并在社会互动中更多地了解自己的能力，提高团队合作、沟通等技能（Sinclair，2004；Hill et al.，2004）。从更广阔的层面来看，儿童的参与将儿童视为积极的决策者和变革的推动者，助力更加民主、包容的社会发展（Joubert et al.，2015；Kelly & Smith，2016）。作为家庭、学校之外的更大单元，社区为儿童的广泛参与提供了更大的空间和可能，也是儿童福利体系中不可或缺的“最后一公里”（陆士桢，2017）。儿童的身份认同、公共参与和发展与其所出生和成长的社区环境状况密切相连，有效的儿童社区参与也需要专业的社区非营利组织开展专业的服务设计（孙莹，2004；张潮，王竟熠，2019）。现如今，非营利组织正越来越多地通过各种创新的服务和实践，让儿童与社区形成链接，推动他们成为社区生活中的积极参与者（Gill，2008）。

其中，由A社工服务中心组成的“社区营造项目组”在G省X社区的系列实践中突破了层层阻碍，是一个值得进行历史维度深描和框架分析的典型案例。其与学校合作，招募亲子义工家庭，以社区公园为依托，发起环保家庭总动员、生态环保路径探索计划等一系列社区营造项目，通过儿童参与联动家庭成员，撬动居民对社区事务的广泛关注。同时，在这一过程中，联动居民意识到儿童的积极作用，鼓励和推动儿童对社区营造发表自己的意见和看法，在积极的互动和交流中与成年人一同展开行动，携手营造更美丽的可持续生态城市社区公共空间。

X社区位于G省北部，G省是我国东南沿海经济发达省份之一，X社区所在地是一个历来具有桑基鱼塘特色的鱼米之乡。村内环境优美，树木葱茏，鸟语花香，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全村面积约5.8平方公里，现有耕地2800多亩，主产塘鱼、蔬菜、花卉等；工业区面积约600亩，环境配套设施完善，布局合理。常住人口6233人、1600多户，另有外来人口5500多人。村内交通便利，建有学校、幼儿园、医院、公园、文化广场等公共设施。A社工服务中心成立于2013年10月，是在全国大力扶持发展民间社工组织的大环境下，由当地的社会工作局孵化和培育，本土社工和公益青年共同筹办的非营利社会服务机构。2014年，A社工服务中心正式进驻X社区。

社区公园位于X社区的中心，由旅居国外的原X社区居民陆先生和村里集资建成，是广大社区居民最为熟知的休闲娱乐空间。公园景色优美，令人心旷神怡。但作为公共设施和公共空间，园内乱扔垃圾、标志物人为污损等不文明现象屡屡发生。政府曾投入大量资金对这一公共空间进行升级改造，效果却不甚理想。A社工服务中心进驻X社区之初，试图通过劝说居民尤其是常在公园活动的老年人注重环境卫生，但由于大多数老年人缺乏环境保护意识、对作为“外来力量”的社会组织缺乏信任而产生抵触情绪等问题，收效甚微。A社工服务中心在推进公园环境改造的进程中频频受阻，迫切需要一种解决之道。

后面我们就想啊，如果要改变那个村里面老年人的这些想法，我们用什么群体介入是最适合的，然后想了非常非常久，想到在家里面老人家最听小孩子的话。（A社工服务中心总干事访谈记录）

由此，通过“儿童”这一群体来改变社区老年人的想法悄然而生。A社工服务中心试图通过第二课堂、周末户外课堂等形式，帮助儿童树立环境保护意识，开展环保行动。而这一创新想法恰巧与社区所属地小学推行儿童全面发展的理念不谋而合，因此得到了校方的大力支持。A社工服务中心以每周的“参与式公园管理”活动为试验，带领孩子们开展公园清洁和维护的工作。孩子们的小小举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身边的老人，不出所料，公园环境得到明显改观。之后，A社工服务中心又在学校的支持下，进一步推进家庭教育讲座。通过学校的宣传和孩子们的力量，该活动成功吸引了家长，从而带动了社区中更多的中年人参与到公园环境维护的行动中来。

儿童的环保行动切实改善了社区公共空间的环境，儿童的参与更是有效地带动了居民对社区事务的广泛关注，这令村委和基层政府都感到十分欣慰。A社工服务中心也是在这一过程中发现了“儿童”这一群体的巨大能动性，以及“儿童参与”在推进社区营造中的重要作用。2015年，随着美城行动的持续深入推进，X社区对于环境改造的要求和目标不断升级，范围也从公园向周围的学校、文化广场等不断扩大。同时，“儿童友好型城市”这一全新的城市发展理念也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根发芽，逐渐得到包括G省在内的经济发达省市的关注。“儿童参与”作为儿童友好型城市建设的重要维度之一，逐渐引起更多人的重视。以G省为首的全国多个省市对建设“儿童友好型城市社区”，落实“儿童参与”进行了理念和实践探索，并纳入“十三五”规划。A社工服务中心正是在这时找准了两者的结合点——以社区营造为契机，不断推动“儿童参与”；又通过“儿童参与”，持续助力X社区生态环境的改善和公共空间的营造。这一想法得到了居民、村委、基层政府等的一致认可和大力支持，之后的“环保家庭总动员”“生态路径探索计划”等一系列以儿童参与为中心的社区营造项目也由此应运而生。

在“参与式公园管理”开展的过程中，细心的社工们发现孩子们因对他们感到比较陌生，言语和行动比较拘谨，从而活动开展的效果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他们可能以为我们是老师，只会单向式地用权威告诉他们怎么去做。但我们并不希望来教育他们，而是他们能有些想法，向参与者的角色转变。（A社工服务中心总干事访谈记录）

遇到这些问题后，社工们与学校积极联络和沟通，希望通过“生态种植”“鸟类观赏”等生命教育课堂，拥有更多的与孩子们接触和相处的时间。在这一过程中，社工们通过启发性的教育引导他们回答和思考问题，慢慢改变了孩子们的认知，也拉近了彼此间的距离。

同时，A社工服务中心的社工在与学校老师的交流中了解到，很多孩子的课程作业和课外作业比较多，家长也更多地将关注点聚焦在孩子们学业的发展上。因而，如何平衡学业压力与社区营造活动、得到家长们的理解和支持，又成为一道现实难题。于是，社工们灵机一动，想到不如借助一些亲子活动，让家长和孩子一同参与其中，以此来改变家长们在观念上的认识。一方面，家长或许能在亲身体验中对活动的初衷和目的有新的理解；另一方面，工作繁忙的家长也能够拥有更多的与孩子们互动的机会。

由此，A社工服务中心招募学生和家长成立亲子义工队伍，并于2015年发起“环保家庭总动员”项目，正式拉开了儿童参与社区营造的帷幕。废物再造、公园美化涂鸦、公园寻宝、家庭教育讲座等一系列生动有趣的亲子互动体验，也有了不错的反响。

之前家长对于社区营造的工作都是观摩的状态，也难得有时间参加。我们当时就是抓住“亲子活动”这一点，家长比较愿意，也给了他们可以放松的借口。之后他们的观念也有所转变，了解到我们背后的根源，认同学生应该全面发展。知识不是最重要的，学会做人才最重要。（A社工服务中心总干事访谈记录）

克服了重重困难的A社工服务中心，也在熟人社会里慢慢建立起了人际关系网络；社区营造的工作也在多方的支持下，初有成效。2016年，社区环境营造要求不断提升，范围不断扩大，社工们希望通过孩子们的力量，将环保的理念扩散到更广阔的社区公共空间中。然而，在与孩子们的相处中，社工发现平日里“学校—家庭”的两点一线生活，让他们很少有真正走近大自然的机会，对社区大环境的了解也不深。因此，A社工服务中心与“环保家庭总动员”一同发起“生态路径探索计划”，旨在以此为契机，帮助儿童熟悉X社区的生态环境，并展开行动。

社工通过骑行、社区漫步等方式，带领孩子们走访了X社区的主干道和河堤边道路。之后，孩子们又在老师的指导下从生物多样性、安全性、距离村中心位置、开展活动便利性、环境污染这五个核心维度对考察路段进行观察和描述。最后，在学校、村委的宣传下，吸引了100多位村民前来投票。其中，D街以50票胜出，成为“生态路径探索计划”的正式选址。后续的社区公示、项目启动仪式、成果展示、以植物为主题的摊位体验等向村民生动地展示了A社工服务中心所践行的生态环境服务，提高了项目在社区中的知晓度，吸引了更多的人加入行动。儿童犹如催化剂一般，帮助社会组织与更多的社区成员建立了联系，并激发着更广泛的参与（Wood et al.，2011）。

2016年至2017年，生态路径探索计划如火如荼地开展。A社工服务中心先后举办“生态路径探索小组活动”10场、“科学试验站小组活动”10场、“体验 real 生态——外出学习暨团建活动”1场。在探索活动中，社工邀请学校的生物教师，教育孩子们利用记录表、放大镜、植物识别软件等工具，观察并记录路径上的动植物种类、形态特征、生长环境等，再由教师通过PPT、生态纪录片等形式讲解专业的生物知识。“科学试验站小组活动”则进一步让孩子们通过植物观察、水系统观察、生态瓶制作等，认识和理解光合作用，并观察环境污染的具体表现。户外“第二课堂”的顺利开展大大提升了孩子们参与的意愿和热情。

我自己很想去！天天在家里、在学校做作业累了，就可以去外面玩，而且还可以学到有关大自然的很多知识！不然就要一直学习。（X社区儿童M访谈记录）

孩子们对活动的热情使日后更为持续的参与成为可能（Trott，2019）。同时，当地小学德育工作方面的开展也在A社工服务中心的大力帮助下，得到了当地教育局的表彰和赞赏。基于此，学校规划在未来为孩子们提供更多运用知识、动手实践的机会，以继续贯彻儿童“全面发展”的教育理念。

然而不久后，学校的美好愿景就在老师们面临着大量教学任务安排的现实压力下，逐步走向破灭。了解到学校所面临的难题，A社工服务中心积极与之开展沟通和交流，希望通过社会组织的力量，帮助其打破现有的困境。之后，社工们便通过走访观察，寻找合适的解决办法。在同居民们的交流中，他们了解到村内保留了很多原有的宅基地，村民与土地有着很深的情感联系，对种植蔬果也有很大的兴趣。于是，在同X社区“两委”和居民代表协商之后，A社工服务中心挖掘并引入永续设计理念中的“社区花园”和“可食地景”概念，旨在将村内闲置的公共空间转变为社区资源，在深化社区环境改造的同时，为孩子们提供更多的动手实践的机会。这一创新的想法让老师们眼前一亮，村委、社工、学校也对在小学建立“社区花园”试验点的提议达成了共识。2017年，社区花园公共空间改造计划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开拓了社区营造的新方向。

在社工的带领下，孩子们利用劳动课的时间，在学校花园试验点种植和培育蔬果花卉。在先前积累了大量植物知识的基础上，孩子们学以致用，熟能生巧。一系列丰富的动手实践帮助孩子们提升了参与的能力，并加深了其与社区事务间的联系。与此同时，更多的孩子也在好朋友的影响之下参与进来，这让社工们十分高兴。

我最难忘的就是种向日葵！种子是生态路径给的，我们自己去打水种植。后来一有时间我都会去看它。（X社区儿童R访谈记录）

然而，随着活动进程的不断深入，在对接和引导大量孩子的过程中，社工们开始逐渐感到力不从心。一方面，组织人手不足的情况开始显现；另一方面，社工们缺乏更专业的生态知识，这也给社区花园改造计划的推进带来了困扰。于是，社工们通过协商决定继续引入家长们的力量。

邀请家长非常有效果！家长在的时候，我们连教育的这个角色都可以慢慢放低。家长有很多意见和思考，他们也会带来社区里面的各类资源。比方说，一些家长有园林知识，就会主动地过来分享。（A社工服务中心总干事访谈记录）

通过家长的介绍与牵线，A社工服务中心与某大学园林设计系的师生取得了联系。在专业力量的加入下，进一步引导孩子们进行花园景观设计，帮助他们将学习到的生态知识更好地付诸实践。多方的齐心协力，弥补了社会组织的能力专有性和外部资源的不足（王名，蔡志鸿，2019；张潮，2018）。这让“社区花园”计划打破了层层阻碍，开展得愈发火热。A社工服务中心也在这一过程中积累了更多的人脉。之后，A社工服务中心又在家长们的提议下，与小学联合发起了“爱心菜园基金”，旨在为孩子们提供成果义卖的平台，以帮助社区里的弱势群体，并借此机会，联动更多人的力量。孩子们在这一过程中也锻炼了自己的表达能力和社交能力，儿童参与的效果由此大幅提升。

孩子们会从菜园摘一些东西，也会亲自做一些小盆栽，然后在瓶瓶罐罐上面画画。当时我们会定期搞一个嘉年华，春节也会去卖。最后收到的钱由家委会负责管理，捐助给社区里的一些长者，或者是学校里的一些贫困家庭。（A社工服务中心社工访谈记录）

2018年，X社区因其系列环境改造项目的成功开展，获评区内首批社区营造示范点称号，A社工服务中心所发挥的积极作用与影响力也得到了政府的赞许与认可。

社工们在以往的经验中发现，通过与社区居民建立关系、形成组织，再由社区人自己去宣传和推广的模式，在依赖于人情交换的乡土社会中极为有效。然而，过去的实践更多地将出发点与落脚点着眼于本土居民，忽视了X社区近半数外来人口的庞大力量。

社区里面建立的关系层还是比较浅的，他们（外来人口）更多的网络是在外部，不在这个社区里面产生。但我们也希望能把他们连接起来。（A社工服务中心理事长访谈记录）

由此，为了突破这一难关，社工们想到集合孩子们的力量，立足改造之后的公园开展“生态路径导赏”活动。借此机会将生态实践成果和社区环保的理念加以传播，辐射并联动社区外来群体。于是，A社工服务中心组织举办“‘话’出我们的生态路径资源地图”集思会两场，与孩子们一起就生态路径上的资源进行汇总和整理。同时，孩子们也积极踊跃地结合所学知识，从资源地图的专业性、科普性、美观性方面提出了“利用描边的方式将生物种类的线条描绘出来，使其形态特征更清晰”；“把学习过的植物名称、属性、生长环境标注在介绍牌上”等的建议。之后，孩子们有序分工，为路径制作植物标牌，并在沿途种植树墩和花卉加以装饰。这一举动成功地吸引了许多社区外来居民前来参观，甚至主动加入了美化行动中。同时，A社工服务中心也继续开展与某大学的合作，邀请到了林学与风景园林设计学院的讲师，在热烈的互动中，与孩子们一同进行导赏知识、自然笔记、植物观察及导赏路线的探讨与设计。

另外，学校“社区花园”试验点吸引了许多其他社区居民前来参观，也受到了基层政府的关注。与政府的连接将有利于促进更有力的社区建设策略的制定和完善（Chaskin，2003）。在同政府的交流中，社工们了解到，政府希望充分调动基层群众的自治力量，进一步将可持续生态花园的理念在社区中推广，打造出具有本土特色的社区营造发展之路。但是，在A社工服务中心进驻X社区之初，他们就在推进基础服务建设的过程中，在与村委、居民等的交谈中，意识到社区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并不高，居民和基层政府之间的社会资本比较薄弱。

居民还是觉得政府在为他们的这些行为买单。虽然说这个社区是熟人社会，社会关系好，但是他们……其实不太信任政府的某些政策。哪怕是好的（政策），他们也不信任。（A社工服务中心理事长访谈记录）

因此，单靠政府将指令逐级下达，来调动群众的力量，效果显然欠佳。于是，社工们想到，还是应从“关系”和“情感”这两个维度出发，发展和动员社区居民之间的横向社会资本，推动社会自治来攻克这一难题。

我们在村委会的支持下，又租了四亩地。我们讨论的思路是，把这些公共空间的“可食地景”概念通过这四块地分散到各个家庭里面去。通过这样的一个过程，再把这些理念和关系重新地整合起来。（A社工服务中心理事长访谈记录）

由此，社工与热心的居民、家长、孩子们组建了社区花园委员会，旨在探讨社区生态花园的建设，并将其运作模式通过家庭的力量，应用和扩散开去。通过田间地头的走访，成员们就花园效果图召开集思会，并与专业景观设计师就完善社区花园的基础设施、景观摆设等具体措施进行交流。孩子们将学习到的知识与实际情况相结合，在集思会上争先恐后地提出了许多让人眼睛一亮的“好点子”。其中，依据“可食地景”的理念，将社区花园划分为休闲游玩的“娱乐观赏区”和种植蔬果的“劳动实践区”；用轮胎和木材搭建游戏场地等创新想法就得到了大家的广泛认可和支持。之后，通过废旧轮胎和废旧奶粉罐等资源的收集与涂鸦、红砖和泥土的购买、植物选购等，孩子们将花园内的景观元素与区域环境特征巧妙结合，打造出富有地域性特色及生态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景观品质。

社工、老师、居民们在定期召开的集思会上，充分听取和吸收孩子们的意见与想法，他们的角色也从最初的任务“参与者”和“执行者”，逐渐转变为问题的“发现者”和意见的“提出者”，最后成为事务的“商议者”和“决策者”，参与的程度也因此大幅提升。与此同时，社工们也克服了阻碍，成功践行“将环境改造从公共空间回归个人家庭，再让关系从个人家庭重回社区里”的治理理念。A社工服务中心培养了社区居民对社区营造事务的积极性和能动性，有效地激发了基层群众自治的有生力量，这也是社会组织最为核心的功能所在。

2015年至今，A社工服务中心开展的系列社区营造项目创造性地为儿童打造了参与社区事务的平台和机制，使其参与的意愿、能力、效果、程度等都有了显著的提升；同时，它也为促进公共价值的形成，培养积极的公民身份奠定了社会基础。A社工服务中心更是在这一过程中，与社区居民、政府、企业等建立了多方关系网络，为社区建设的深入推进和社会组织自身的长效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起初，A社工服务中心借助儿童的参与将环保的理念注入社区，并通过家庭教育讲座、参与式公园管理等活动推进社区基础服务的建设，带动了一部分中青年人的行动力量。作为“外来力量”的社会组织，在社区中逐渐积累了一定的人脉，并培养起了居民们主动保护环境的责任意识。

我们跟村民先建立了关系，一年以后再成立了公园维护的组织队伍。现在公园的环境，大部分已经不用我们怎么去管理了，因为自身维护得比较好。（A社工服务中心理事长访谈记录）

随着项目的推进，家长们也开始从过往的社区事务“旁观者”，慢慢转变成“参与者”“探讨者”，为社区的建设注入了有生的力量。中年人是社区治理的中坚力量，社工们也曾想过直接依靠他们来改善环境，但是收效甚微。然而，儿童的参与打开了全新的局面。在孩子们潜移默化的影响下，家长们逐渐认识到了环境保护给社区带来的积极影响，有趣的亲子活动也恰好给了他们更多的陪伴孩子的机会。之后，在帮助环境改造的基础上，家长们也会主动参与到整个课程的设计，并带来他们在社区里面的各类资源，从而在方方面面助推着孩子们更好地参与。此外，爱心菜园基金、生态路径导赏、社区花园改造等活动又通过孩子们的力量，吸引了社区外来人口的关注。儿童的参与为本土和外来居民一起活动、交流搭建了良好的平台。彼此之间的隔阂在这一过程中慢慢地化解，社区居民的关系也得到了明显的改善。

儿童的参与有效地带动了家长，家长和学校的宣传与推广也渐渐辐射到了更多的社区居民。由此，A社工服务中心一步步地扩展着自身的人际网络，积累了信任，也同村委建立起了良好的关系。村委的积极配合，让作为“第三方”的社会组织得到了强大支持，克服了租地难、合法合规手续办理复杂、经费有限等的重重阻碍，打通了获取资源的多元渠道，为项目的深入推进和社会组织的工作开展都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随着项目知名度的扩大和社区营造效果的提升，A社工服务中心的工作也得到了政府的更多支持。起初，作为初创期的社会组织，A社工服务中心的项目运作资金仅来自区社工委的创投项目。而如今，他们渐渐争取到了政府投标的更多资金，缓解了组织发展在财务上的部分压力，与街道建立了较为稳定的服务购买关系。与此同时，公益项目的成功运作也收获了一些企业的关注和认可。一方面，A社工服务中心有丰富的社会资本；另一方面，企业也为A社工服务中心带来了更广泛的物质、资金、技术、人脉等方面的支持。

社区营造系列项目的成功开展，打通了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的平台和渠道，加深了他们对社区的感情。社会组织希望通过一群人先走出来做社区的治理，再经过信任关系的建立，带动更多人参与，帮助居民们形成了参与社区事务的组织力量。如今，居民们关心和参与社区建设的自主意识和能动性大大提升，范围也由公共空间的环境问题逐步扩展到了其他许多方面。2018年末，A社工服务中心与村民自发建立了民间生活体验馆，专门收集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历史物件，供人们欣赏。与此同时，居民们也可以利用闲暇时间，在此相聚，回首往事。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场地和装修经费是由政府提供的之外，该馆的设计、布置、物资收集等都由村民自行管理。后续的参观引导等也由村民自己去运营。2019年初，A社工服务中心在调研中发现，社区居民希望能把一些正在消失的本土老手艺传承下去。于是，社工与居民协商，联系了相关方面的驻点社工和老师，建立了“手工豆腐坊”的学习平台，反响热烈。目前，一些热心的居民就摆摊、课程教授、建立实体店等事项进一步地自主探讨和商议。

他们可能已经有了一种归属感。如果现在抛出一个议题，他们都会很关心，也很愿意出来讨论。然后再一起组织协商，共同策划。（A社工服务中心社工访谈记录）

儿童的参与调动、整合、激发了居民们参与社区事务的自治力量，非营利组织的工作和角色也从最初的主导、规划和带领，转变为支持和协调，X社区的建设呈现出了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目前，A社工服务中心在X社区开展的系列项目总体运行良好，积累了一定的口碑和知名度，也拥有了较大的影响力。然而，以儿童参与为中心的实践在国内缺乏成熟的先例可循；外加A社工服务中心从成立至今只有5年时间，仍是处于成长期的非营利组织。因此，从未来长远的发展来看，还存在以下两个方面的制约。第一，随着儿童年龄的增长，其所承担的学业压力将显著增大。逐渐步入高年级的孩子们，也面临着以后很少能再有机会参与类似活动的现实。由此，如何将儿童参与权的落实与学业学习形成有效的衔接、如何为儿童打造长效参与的平台和机制等，都是需要进一步探索的难题。第二，从社会组织自身的运作和发展来看，目前仍处于成长期的A社工服务中心依旧面临着人才、资金、指标评估等方面的压力。同时，为了在未来进一步培育和发挥社会组织自身的造血功能，A社工服务中心也希望能借助政府的公信力和社会关系的积累，在3～5年内建立起品牌和社会公信力，建构具备竞争力的组织“能力专有性”，从而撬动更多的外部资源。但是，慈善与社会服务之间在项目资助模式、税收缴纳上的一些冲突，也是社会组织在未来发展之路上要思考的问题。

如果将此案例的创新置于全球和国家发展的宏观背景下，会发现：作为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的缔约国之一，我国向来高度重视儿童福利和儿童工作，立足国情、切实履责。如今，在儿童友好型城市建设的全球积极倡议之下，充分听取儿童的意见、创造有利于儿童参与的社会环境必不可少。然而，由于儿童年龄的特殊性和“学生”身份的制约，他们往往未被视作有独特需求和眼光的行动主体来看待。目前，我国的大多数城市社区也还缺乏专门针对儿童参与的平台。在儿童参与权被忽视，整个制度环境又缺乏有效解决办法的背景下，非营利组织在社区层面开展的系列实践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那么，我们应该如何以此案例为参考，推进大众对儿童参与权的认知？如何形成有效的行动方案？其次，如何将案例因地制宜地推广和落实到其他的城市社区？社会组织应该怎样突破未来的阻碍，并协同多方一起，为儿童打造长效、可持续的参与平台和渠道？最后，如何将儿童的参与引入更广泛的社会建设议题，充分发挥儿童的力量，助推更包容、民主、平等的社会发展？如何从根本上促进儿童积极的发展？这些问题，都是需要我们在城市公共空间与儿童发展命题中不断研究与实践创新的关键议题，希望得到研究者和实践者的持续关注。

（责任编辑：单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