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消息网11月14日报道 世界报业辛迪加网站11月4日发表题为《软实力变硬》的文章，作者为法国巴黎政治学院国际关系学教授扎基·莱迪。文章指出，如今，软实力本身正在被武器化。这将在贸易、法律、技术领域，产生深远的影响。全文摘编如下：

    国际关系理论家通常将软实力与硬实力加以区分。软实力指的是通过灵活的、非约束性的手段施加政治影响，如经济援助，传播环境、卫生和公民安全标准，以及出口文化产品。

    相比之下，硬实力指的是军事和经济胁迫手段。依靠可供自己支配的硬实力的国家不是以身作则地发挥领导作用，而是利用硬实力、试图使他人屈服于自己的意志。

    如今，硬实力与软实力之间的区别正变得不那么重要，因为软实力本身正在被武器化。传统的软实力工具——贸易、法律标准、技术——正日益被用来进行胁迫。

    迄今为止，软实力被武器化的最敏感领域是贸易。自特朗普上台以来，美国提高了进口关税，并以“国家安全”为由为其绕开基于规则的多边贸易体系的行为辩护。尽管美国再也不能单枪匹马地控制这个多边体系，它仍能在双边基础上损害其竞争对手（及盟友）。

    此种贸易武器化的后果是深远的。到2019年底，美国的平均进口关税将从三年前的仅1.5%上升到6.5%，使之在进口壁垒方面接近巴西。国际贸易正日益成为一场零和游戏。

    通过在域外适用本国法律，软实力武器化也在法律领域取得进展。美国和欧盟都依赖治外法权，但它们在如何运用这一权力方面的差异发人深省。严格意义上讲，欧洲的治外法权从未用于政治目的，基本上限于三个领域：市场标准、竞争政策和保护个人数据。

    软实力武器化的第三个领域是技术，尤其与5G相关。与3G和4G宽带系统不同，部署5G具有深远的安全和地缘政治影响，因为它不仅有望改善电话通信，还将加速物联网的发展和整个经济体的数字化。因此，任何对5G体系的恶意干涉都可能造成相当大的经济、社会甚至人身损失。

    参考消息网9月10日报道 世界报业辛迪加网站9月4日发表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的署名文章《特朗普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

    文章称，从长远来看，特朗普的总统任期终究是美国外交政策的重大转折点，还是历史上的昙花一现？当前围绕特朗普的争论再次凸显出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重大的历史结果到底是人类选择的产物，还是主要由不为人们所控制的经济和政治力量作用下的压倒性结构因素导致的结果？

    文章表示，选择可以很要紧，不作为可以与作为同样重要。美国领导人在20世纪30年代的不作为促使人间地狱的发生；美国总统在美国垄断核武器的时候拒绝使用核武器也是如此。

    约瑟夫·奈认为，领导人及其技能很重要。这在某种意义上是坏消息，因为这意味着对特朗普的行为不能轻易地不予理会。比他的推文更重要的是他对制度、同盟关系以及基于吸引力的美国软实力的削弱。民调显示，在特朗普执政时期，基于吸引力的美国软实力已经下降。他是70年来第一位背弃美国在二战后建立起来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总统。

    文章指出，总统应该硬实力与软实力并用，并让硬实力与软实力相互补充，而不是相互冲突。不择手段和组织技巧都是必要的，但情绪智力和情境智力也是必要的。情绪智力产生自我意识和自我控制的技能，而情境智力使领导人能理解演进中的环境、利用趋势并相应运用他们的其他技能。约瑟夫·奈称，情绪智力和情境智力都不是特朗普的强项。

    文章称，特朗普在赢得总统职位之前从未担任过公职，以纽约地产业和电视真人秀的背景跨入政坛，事实证明他在掌握现代媒体、挑战传统观念和颠覆性创新方面特别娴熟。虽然有人认为这可能产生积极结果，但其他人则持怀疑态度。

    约瑟夫·奈认为，特朗普在历史上的作用可能取决于他是否连任。如果他执政八年，而不是四年，那么制度、信任和软实力更有可能受到侵蚀。

    文章称，不管是哪种情况，他的继任者将面对一个面目全非的世界。部分原因在于特朗普政策产生的效应，但也是因为世界政治发生重大的结构性力量转移——力量从西方转移到东方，从政府转移到非国家行为体。

    文章最后指出，我们创造历史，但并非随心所欲地创造。特朗普之后的美国外交政策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参考消息网5月13日报道 世界报业辛迪加网站5月6日发表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的文章称，特朗普时代的美国外交有损美国的公信力，也削弱了美国的软实力。

    文章称，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领导的政府对公共外交没有表现出多少兴趣。然而，公共外交——政府为与他国民众直接开展交流所做的努力——是决策层用来打造软实力的关键工具之一，而当下这场信息革命让此类工具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

    文章援引多项民调和波特兰“软实力30强指数”的数据显示，自特朗普上任开始，美国的软实力就在持续下降。推文可能有助于设定全球议程，但如果推文对别人没有吸引力的话，那就形不成软实力。

    一些为特朗普进行辩解的人回应称，软实力无关紧要；只有包括军事和经济手段的硬实力才有意义。2017年3月，特朗普的预算事务主管米克·马尔瓦尼宣布了一项“硬实力预算”，国务院和国际开发署的经费由此将削减近30%。

    文章称，好在军方领导人更明事理。就在马尔瓦尼宣布这个决定一个月前，时任国防部长詹姆斯·马蒂斯警告国会称：“如果你们不给国务院全额拨款，那么最终我就需要多买些军火。”亨利·基辛格也曾指出，国际秩序不仅取决于硬实力方面的平衡，还取决于人们对正当性的看法，而这关键取决于软实力。

    文章指出，信息革命总是会对社会经济和政治产生深刻影响。1993年，全世界约有50家网站。到2000年，这一数字超过了500万。今天，网民人数已超过40亿；到2020年，这个数字预计会增至50亿至60亿。“物联网”将连接起数百亿个设备。脸书网站用户数量已超过中美两国人口之和。

    文章认为，在这样的世界里，吸引力和说服力变得越来越重要。但主要通过电台和电视广播开展公共外交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技术进步大幅削减了处理和传递信息的成本。其结果是信息量爆炸式增加，由此产生了一种“充裕性悖论”：大量信息反倒导致关注度的不足。

文章称，当面对的信息量来势汹汹时，人们很难弄清楚应该去关注什么。社交媒体设计算法就是为了争夺关注度。声誉变得比过去更重要了，而充斥着社会和意识形态吸引力的政治斗争常常以立信和毁誉为中心。社交媒体可让来自“好友”的虚假信息看上去更具可信度。

    文章认为，声誉在世界政治中一向很重要，但公信力已成为一种更为重要的权力资源。最有效的宣传手段并不是宣传，而是人与人之间的双向对话。

    例如，在伊拉克战争期间，囚犯在阿布格里卜监狱里的遭遇与美国价值观并不相符，人们由此认为美国道貌岸然，而这种看法不是播放穆斯林在美国幸福生活的照片就能扭转过来的。

    文章称，如今，美国总统的推文被证明确属虚假，这不仅有损美国的公信力，也削弱了美国的软实力。衡量公共外交效果的标准是人心的转变（在采访或民调中会有所反映），而不是花了多少钱或发布多少条消息。

    文章认为，不论是对内政策还是对外政策，如果显得虚伪、傲慢、对他人看法漠不关心，或基于狭隘的国家利益观念的话，那就会削弱一国的软实力。例如，在2003年入侵伊拉克后进行的民调中，美国的吸引力急剧下降。20世纪70年代，全世界很多人都反对美国打越战，美国当时在全球的地位反映出这项政策不得人心。

    文章称，怀疑论者认为，这种循环表明软实力并不太重要；各国会出于自身利益进行合作。但这种观点忽略了一个关键点：合作是一个有关程度的问题，而合作程度会因吸引力或憎恶而受到影响。

    文章最后指出，一国的软实力并不仅仅取决于其官方政策。鉴于以往的经验，当前有充分理由寄希望于美国会在特朗普之后恢复其软实力，而对公共外交加大投入力度肯定会有所助益。

    参考消息网2月21日报道 《日本经济新闻》20日发表文章称，当前对美欧来说，亚洲的存在感正逐步上升。为此，《日本经济新闻》邀请国际政治学者帕拉格·康纳和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分析亚洲的世纪是否会到来。文章编译如下：

国际问题学者帕拉格·康纳：世界开启亚洲化进程

    在我们思考世界的时候，只有搞清楚城市、经济特区、个人之间如何建立联系才有意义。比方说，一个城市规模大小的新加坡为什么能得到全世界的重视？因为它有优越的基础设施和制度。人们因为什么被吸引？知晓这背后的事实就变得非常重要了。

    21世纪是亚洲的世纪。19世纪的欧洲化和20世纪的美国化至今仍对这个世界产生着影响。但是在进入21世纪后，世界开启了亚洲化进程。全世界企业都在向中国兜售商品，使用印度的IT技术，在日本和印尼度假休闲，这么说的话可能更容易理解。

    英国的咨询公司每年都会公布所谓的“最强护照”排名。日本、新加坡、韩国的公民可以免签进入的国家比任何一个欧美国家的公民都要多，无论是经商还是旅行，他们可以无拘无束地前往世界任何角落。亚洲的行为方式也在走向世界，这也是其正在赢得影响力的佐证。虽然亚洲国家彼此之间千差万别，但它们正在逐渐成为凌驾于美欧之上的存在。

    虽然没有类似于欧洲的超越国境的议会和央行，但亚洲正在通过建立起国家和地区之间的互补关系在价值观上完成整合。

    回首过去的4000年，借助丝绸之路，亚洲不仅输出了丝绸和火药，也实现了哲学思想和宗教教义的交流互鉴，成为一个共享高度文明的场域。虽然这种交流因欧洲的殖民活动而中断，但在冷战后作为一个再次统一的体系，亚洲进入到了主动谋求整合的新阶段。

    欧美人总说“历史已经终结”，但从亚洲的视角出发，或许应该说历史回到了原初状态。亚洲在世界的人口和经济中占据了相当大的份额，经历了飞速的现代化，更清楚该做好哪些准备以应付这个愈发复杂的世界。另一方面，欧美的知识分子仍然坚信，他们那种自以为是的、严重落后于现实的思维模式依然保持着优势。

    从苏联解体到中国崛起，再到我所说的亚洲体系的诞生，这30年里发生了太多地缘政治学领域的重大变化，也就是世界秩序层面的力量再分配。像衰退中的欧美那样，以一国、一种价值观构建世界秩序不再成为必须，未来的世界应当是由美国、欧洲、亚洲三个体系构建起来的。

    新的秩序不是换一个新的超级大国来主导，而是由上述三家各占一部分。亚洲原本就是一个多样性的宝库，真正的多极秩序时代即将到来。

    即使是在今天，美国仍然是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等硬实力上的世界第一强国。中国经济虽然取得了长足发展，但按汇率计算，其经济规模只有美国的三分之二，军事实力也难以和美国匹敌。在文化等软实力层面，中国仍和美国有较大差距。

    在特朗普执政的三年时间里，美国的软实力大幅走低。对世界各国来说，挥舞“本国优先主义”大旗的美国实在是缺少吸引力。

    但是，历史上美国也曾成功挽回过失掉的软实力。因2003年伊拉克战争丧失的国际信任在奥巴马上台后获得了相当程度的重建。今天，美欧之间依然保持着紧密的经济联系，修复关系也是有可能的。欧美的社会机制是催生强大软实力的源泉。

    我在十年前曾经提出，21世纪的世界发生的重大变化之一就是经济重心从欧洲向亚洲，或者说从西半球向东半球迁移。但我们不能把中国、日本、印度看成一个整体与美国进行比较。

    我并不认同欧美有识之士的思维已经落伍的观点。诚然，在经济层面，亚洲充满希望。但只要看到全球化的力量均衡，就不能说“世界的未来在亚洲”。即使在价值观层面，亚洲国家之间也存在着广泛的差异。认为亚洲域内的紧密联系能够催生出新的价值观的看法多少有些夸张。即便是亚洲内部也依然存在张力。

    中国经济增速之快及其行之有效的管理能力都超出了我十年前的预想。但是并不能说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实现全球性力量均衡的决定性因素。

    的确有不少观点指出美中之间已经形成了对立，但单独把美中两家挑出来讨论问题也是不对的。诚然，中国是最有可能比肩美国的国家。但欧洲和日本等其他玩家也同样重要。

    在华盛顿，有人主张“美中脱钩”，但深入思考便会发现这种观点毫无道理。眼下美中纠葛似乎都带有两面性，既可以成为将谈判带向有利于己方的工具，也可能成为遏制对立、维护稳定的工具。与冷战时期美苏之间疏落的贸易关系相比，现在的美中贸易堪称天量。两国的联系过于紧密，想要完全分手是不可能的。

    参考消息网2月10日报道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4日在世界报业辛迪加网站发表文章称，特朗普的“交易型”外交目光短浅。文章编译如下：

    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别国贸易和技术政策的策略，破坏了美国所依赖的各种联盟和制度。短期收益会超过长期的制度代价吗？

    为特朗普辩护的人声称，他咄咄逼人的单边方式打破了国际贸易体制的惯性，阻止了其他国家削弱美国的力量。但特朗普的交易型外交与美国前国务卿乔治·舒尔茨曾描述的耐心“园艺”的外交政策体制观截然不同。

    自二战以来，美国历届总统都倾向于支持国际制度并寻求扩展这些制度，无论是约翰逊时期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尼克松、福特和卡特时期的军控协议，老布什时期的里约气候变化协议，克林顿时期的世贸组织以及导弹及其技术控制制度，还是奥巴马时期的巴黎气候协定。

    直到特朗普，美国政府才从政策上广泛批评多边制度。2018年，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宣称，自冷战结束以来，国际秩序一直让美国失望，并抱怨“多边主义已经被视为自身的终结”。“我们签署的条约越多，我们就应该越安全。我们的官僚越多，工作就做得越好。”特朗普政府转向一种狭隘的交易型方式来对待制度。

    制度是社会行为的重要模式。它们不仅仅是有时僵化、需要改革或抛弃的正式组织。制度包括组织，但更重要的是创建社会角色和道德义务的整个规则、规范、网络和期望的体制。例如，家庭不是一个组织，但它是一种社会制度，在这种制度中，父母的角色蕴含涉及孩子长远利益的道德义务。

    一些外交政策现实主义者贬低制度，理由是国际政治是无政府主义的，因此是零和博弈：我的获得就是你的损失，反之亦然。但在上世纪80年代，美国密歇根大学政治学家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用电脑比赛证明，当期待关系持续时，短期内有合理的作弊动机的游戏是可以转变的。通过强化阿克塞尔罗德所说的“未来阴影”，国际制度能够鼓励互惠与合作，其结果超越单一交易。这正是特朗普的交易型目光短浅所错失的。

    当然，制度有时会失去价值，变得不合理：比如曾经被广泛接受的奴隶制和种族隔离制度。在国际关系中，特朗普政府担心1945年以后的制度会使美国像格列佛一样被捆绑住。小人国居民用多边制度的线限制美国这个格列佛讨价还价的能力，否则美国就会在任何双边对峙中动用这种能力。

    美国能够利用其非凡的实力和资源来扯断这些制度游丝，并在短期使其讨价还价的能力最大化。但它也能将此类制度视作拉拢他人支持符合美国和其他国家长远利益的全球公共产品和制度的手段。美国抱怨搭便车的人，但开车的人是它。

    “自由国际秩序”或“美国治下的和平”等词被用来描述二战结束后的那段时期，但它们不再能准确描述美国在当今世界中的角色。尽管如此，除非大国带头创造全球公共产品，否则不会有人提供这些产品，美国和其他国家将蒙受损失。清楚的是，退出国际问题将是不可能的，孤立也不是一种选择。

    民族主义对抗全球化是错误的选择。对未来的美国总统来说，重要的政策选择将是在哪方面和如何参与其中。领导地位不同于霸权、统治地位或军事干预。即使在1945年后美国保持卓越地位的近70年中，也始终存在某种程度的全球领导力和影响力，而且当美国总统明白与他国建立多层次伙伴关系网络的重要性时，美国的外交政策才最有效地发挥了作用。冷战结束后支撑美国外交政策的霸权（从控制的意义上说）和全球单极地位始终是幻想。

    外国伙伴在它们愿意时会帮助美国，而它们的意愿不仅受到美国军事和经济硬实力的影响，而且受到魅力软实力的影响，而后者是以开放的文化、西方价值观和以被视为合法的方式制定的政策为基础的。杰斐逊式的对人类意见的尊重和威尔逊利用制度鼓励互惠的做法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成功至关重要。正如亨利·基辛格提醒我们的那样，世界秩序取决于一个领头国家把实力与合法性结合起来的能力。制度会加强合法性。

    特朗普的继任者无论何时到来，都将面临一个挑战，即就美国与他国合作提供全球公共产品并利用其软实力吸引它们合作的外交政策，重新教育美国公众。1945年后美国主导地位的成功既取决于和他国一起行使权力，也取决于对他国行使权力。21世纪新的跨国问题——如流行病、气候变化、恐怖主义和网络犯罪——将加剧这种局面。

    美国外交政策未来的成功可能更多地取决于美国人能够以多快的速度重新汲取这些制度教训，而不是取决于其他国家的崛起和衰落。

来源：转自中国智库网，参考消息网，发表时间：2020年3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