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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研究】 非洲边界和领土争端解决模式:东非的边界和领土争端

作者:关培凤 来源:《非洲边界和领土争端解决模式研究 》
发布于 2020-04-14 浏览量:1087

本节主要介绍马拉维与坦桑尼亚围绕马拉维湖/尼亚萨湖东北部的归属争端、索马里与埃塞俄比亚、索马里与肯尼亚的边界和领土争端。这三对争端在东非的边界和领土争端问题中是比较激烈的。

一 马拉维与坦桑尼亚

“马拉维湖(Lake Malawi)”本名“尼亚萨湖(Lake Nyasa)”,1965年,马拉维将其更名为“马拉维湖”,但坦桑尼亚仍称之为尼亚萨湖。它是世界第九大湖,也是非洲地区的第三大湖和第二深湖,长560千米~580千米,最宽处约75千米,水域面积29600平方千米。

马拉维与坦桑尼亚长期以来对马拉维湖/尼亚萨湖东北部湖面的归属存在争端。1890年,英国与德国签署了《赫里格兰条约》(Heligoland Treaty),划定了英、德在马拉维湖东北部的殖民边界。然而,此后的边界划分并未完全依据该条约,这就为后来马拉维与坦桑尼亚的边界争端问题埋下了祸根。在1914年以前,英国默认了德国在马拉维湖/尼亚萨湖中的利益和公开的官方机构在马拉维湖/尼亚萨湖中的存在。当时英国和德国的地图显示,边界线有时是湖岸,有时是中间线,有时则根本不存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国战败,英国取得了马拉维湖/尼亚萨湖的管辖权。从1922年英国托管德属东非到1961年坦噶尼喀取得独立,其与尼亚萨兰(即今马拉维)的边界只是服务于行政管理的方便,而不具有政治重要性。在英国统治坦噶尼喀期间,官方地图上的边界标注有过变动,1924~1934年,以该湖中间线为界;1935~1938年,以该湖的东岸为界。地图标注的混乱表明,马拉维和坦噶尼喀关于马拉维湖/尼亚萨湖边界的确切位置的确是模糊的。事实上,由于英国完全控制该湖,精确划分该湖边界也毫无意义。直到坦噶尼喀与马拉维分别取得国家独立前后,该问题才浮出水面。

基于对湖边居民利益的考虑,坦噶尼喀在1959年最先提出了尼亚萨湖的边界问题。同年5月和12月,坦噶尼喀领土和矿物资源部部长与英国殖民办公室在先后就该问题答复坦噶尼喀立法委员会时指出,“边界向北沿着尼亚萨湖的东岸、北岸和西岸而行”,“坦噶尼喀的南部边界沿着坦噶尼喀湖的东岸、北岸和西岸而行,因此,该湖的任何一部分都不在坦噶尼喀边界范围内”。然而,坦噶尼喀立法委员会对此答复并不满意,坦噶尼喀立法委员会主席Mhaiki表示,“将近60万人沿坦噶尼喀湖岸而居,其饮食依赖于该湖,因此,政府对该湖没有任何权利是很不正常的”。基于此,他提出了修改边界的主张,这个主张得到了一部分人的支持。但在当时,大多数人从泛非团结的立场出发,反对修改边界,认为任何此类声称都会导致反声称而引发边界争端。尽管这些讨论存在,但坦噶尼喀并没有在马拉维宣布独立后主动向其提出边界问题。

1964年,马拉维刚刚宣布独立,总统海斯廷斯·班达(Hastings Banda)就对整个马拉维湖提出了主权声称。1967年5月31日,坦桑尼亚总统朱利尤斯·坎巴拉吉·尼雷尔(Julius Kambarage Nyerere)首次公开表达了修改边界的意愿,声称不接受以湖岸作为两国边界,并告知马拉维,坦桑尼亚主张以中间线为界,因为这是唯一合法的边界线。1964年6月27日,海斯廷斯·班达在议会表示,坦桑尼亚的声称是在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给马拉维造成的伤口上撒盐,马拉维永不承认或接受这种声称,他进一步宣称,“如果说在马拉维及其东、南、西、北的邻国中有任何一个国家有正当理由对任何其他国家的领土进行声称,那么这个国家非马拉维莫属”。1968年9月,在执政的马拉维大会党召开会议时,海斯廷斯·班达更加明确地宣称马拉维的真正边界,应是北至距松圭河(Songwe River)150公里处,南抵赞比西河(Zambezi River),西达卢安瓜河 (Luangwa River),东到印度洋。简言之,海斯廷斯·班达就是要恢复古代马拉维帝国时期的领土疆域。这种领土扩张主义引起赞比亚、坦桑尼亚、莫桑比克三个邻国的坚决反对,尼雷尔在反驳中讽刺海斯廷斯·班达“精神不正常”,关于马拉维湖/尼亚萨湖,他表示,“马拉维湖东岸处在不断移动中的事实证明马拉维的声称是极端愚蠢的”。1968年9月27日,坦桑尼亚和赞比亚两国总统决定要共同对付马拉维的扩张主义。马拉维的领土声称直接导致它与坦桑尼亚的边界争端问题在1967年5月~1968年9月公开化。事实上,激烈的边界争端折射的是两国关系的严重对立。作为亲西方的且第一个与白人统治的南非建立了外交关系的非洲国家,马拉维在20世纪60年代遭到其他所有非洲国家的反对,它与坦桑尼亚糟糕的国家间关系也为边界争端提供了条件,并加剧了边界争端。

具体到马拉维与坦桑尼亚各自对马拉维湖/尼亚萨湖的主张而言,马拉维认为,根据《赫里格兰条约》,马拉维与坦桑尼亚的边界是马拉维湖/尼亚萨湖的东部、北部和西部湖岸,这就使整个马拉维湖/尼亚萨湖都属于马拉维。马拉维对整个湖面主张主权的另一个依据是,坦桑尼亚的一些高级政府官员曾经在公开场合承认马拉维湖/尼亚萨湖属于马拉维。马拉维据此认为,独立时的坦噶尼喀政府对《赫里格兰条约》所做的边界安排是认同的。此外,非洲统一组织第一届首脑会议在1964年通过的尊重成员国独立时既存边界的决议进一步加强了马拉维的主权主张。2002年和2007年,非盟(AU)再次重申该文件的精神,要求成员国必须尊重历史边界。因而,马拉维认为马拉维湖/尼亚萨湖东北部的整个湖面都是该国的领土,坦桑尼亚的领土诉求违背了非洲统一组织的决议。同时,马拉维还认为,坦桑尼亚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其想借此问题争夺马拉维湖/尼亚萨湖湖底的油气资源,这是马拉维所不能接受的。

坦桑尼亚则认为,两国边界是马拉维湖/尼亚萨湖的中间线,这使两国能平等地共享马拉维湖/尼亚萨湖。坦桑尼亚认为,《赫里格兰条约》并非两国永久性的边界协议。而且历史事实证明,两国的边界曾以中间线进行划分。坦噶尼喀的地图、英国传教团体的出版物以及殖民当局的行政范围都曾以马拉维湖/尼亚萨湖中间线为界。尽管个别政府高官有过不当言论,但有迹象表明,坦桑尼亚政府倾向于反对或不承认造成两国争端的《赫里格兰条约》。具体到国家实践,在赢得独立以来,坦桑尼亚人,至少是马拉维湖/尼亚萨湖东岸的坦桑尼亚人一直在将马拉维湖/尼亚萨湖的一部分当作其领土的组成部分而加以利用,而马拉维并未因此采取加强马拉维湖/尼亚萨湖湖岸边界的行动。这些事件表明,以马拉维湖/尼亚萨湖湖岸作为两国边界是不可接受也不可行的。同时,坦桑尼亚认为当代国际法也支持这样的划分方式。《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如果国与国之间有接壤的水体(海或湖),那么它们以水体的中间线为界。因而,一方面,坦桑尼亚认为本国的领土诉求有历史事实和国际法依据。另一方面,坦桑尼亚反对马拉维在1965年将“尼亚萨湖”更名为“马拉维湖”,因为这样容易给国际社会造成该湖只属于马拉维的假象。坦桑尼亚主张以马拉维湖/尼亚萨湖中间线划分的同时,并不排斥通过和谈的方式解决该问题。

从1978年以来,本着睦邻友好的合作精神,两国官员和专家就边界问题举行过多次磋商和实地勘测,这打开了边界谈判的良好局面。1981年10月,双方还在坦桑尼亚边境城市基埃拉举行部长级会议,达成了确定两国新的边界走向的初步协议。在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马拉维与坦桑尼亚保持了良好的双边关系,尽管两国在渔业资源、自由航行等方面时常发生摩擦,但两国未发生过军事冲突。2010年,两国就此问题成立了“技术专家联合委员会”(JCE)。技术专家联合委员会指出该问题将会在相互信任及公开透明的情况下进行。技术专家联合委员会将兼顾两国人民的利益,制定推进双边边界谈判的路线图法律文本。同年,坦桑尼亚总理平达(Pinda)表示,两国已经达成共识,将通过和谈的方式解决该问题。

然而,两国很快就陷入油气资源的争夺战中。对于两个并不发达、人口众多的非洲国家而言,马拉维湖/尼亚萨湖丰富的水资源及渔业、生物、油气等资源具有巨大的吸引力。2011年,马拉维授权英国石油公司在马拉维湖/尼亚萨湖东北部的争议地区进行勘探开采,这引起了坦桑尼亚的强烈抗议,但英国石油公司仍然在次年8月通过飞机对争议湖区的油气资源进行了勘探,这导致马拉维、坦桑尼亚两国的边界争端再次升级,双边关系迅速恶化。鉴于两国一致认为它们无法凭自己的力量解决边界争端,2012年10月,两国曾试图寻求第三方(南部非洲国家前总统论坛)调解两国争端。马拉维外交常务秘书帕特里克·卡班比(Patrick Kabambe)还表示,如果第三方调解无法找到满意的解决方案,那么两国也可能寻求国际仲裁。

二 索马里与埃塞俄比亚

索马里自1960年独立以来便与埃塞俄比亚陷入了长期的边界争端中,争端的核心是处在埃塞俄比亚实际控制之下的豪德和欧加登地区。在帝国主义列强瓜分非洲时期,索马里族居住的区域被划分为意属索马里、英属索马里、法属索马里、埃塞俄比亚的豪德和欧加登地区以及英属肯尼亚的东北地区五个部分。1869年,苏伊士运河的通航使位于红海与印度洋咽喉要道的“非洲之角”具有了极为重要的战略地位,其引起了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垂涎。1884~1886年,英国通过与索马里的伊萨·盖达布尔西等部落签订一系列条约,确立了对索马里北部沿海部落的保护国地位。法国在1883~1887年,以吉布提为首府逐步建立了法属索马里保护地。1889年,意大利通过与索马里中部部落首领订立条约,建立了意属索马里殖民地。1892年,意大利将意属索马里的版图扩展到朱巴河流域。

1896年,在阿杜瓦战役中惨败的意大利被迫与埃塞俄比亚签订和约,承认其为主权独立国家。双方同意在一年内通过谈判确定两国之间的边界,“在边界最后确定之前,维持边界现状,严格禁止任何一方越过临时边界”。1897年,意大利、埃塞俄比亚双方签订了关于划定两国间临时边界的协议。埃塞俄比亚在阿杜瓦战役中获得的胜利也震惊了英国,为了拉拢埃塞俄比亚,使其在英国镇压苏丹“马赫迪”反英武装起义的过程中保持“善意的中立”,英国于1897年派驻开罗领事馆一秘罗德(Rodd)前往亚的斯亚贝巴,与埃塞俄比亚皇帝孟尼利克二世(Menelik Ⅱ)会晤,以“解决索马里海岸英国当局同阿比西尼亚(埃塞俄比亚旧称)哈拉尔总督之间存在的某些问题”。1897年5月,英国、埃塞俄比亚两国就边界问题达成妥协,签署条约,英国宣布放弃对豪德地区约67000平方英里的土地的权利。虽然该条约并没有明确规定,从英国保护地划出来的豪德地区的那部分土地割让给埃塞俄比亚,也没有规定英国必须承认埃塞俄比亚对于其放弃的领土拥有主权,但该条约附件中有关埃塞俄比亚给予今后可能成为其臣民的索马里人以妥善管理和公平待遇的保证,事实上已经表明英国承认埃塞俄比亚对其所放弃的那部分豪德地区拥有主权。就实践而言,英国单方面撤销或缩减保护范围的行动,最终也必然使有关的索马里人无法不受埃塞俄比亚的控制。此外,这一条约的一份附件还规定,边界任意一侧的部落为了放牧可以自由穿过边界。1897~1908年,意大利通过强迫埃塞俄比亚同意将部分领土归入意属索马里而将边界线进一步向北推移。1908年5月,埃塞俄比亚和意大利签署了划分边界的新条约。尽管该条约依然措辞含糊并衍生出了新的问题,但该条约第4款明确规定,“欧加登地区的所有领土和朝着欧加登地区的所有部落的领土,仍将依附于阿比西尼亚”。由此可知,至晚在1897年和1908年,豪德的一部分和欧加登地区已经明确属于埃塞俄比亚所有。

1935年,意大利侵略并于次年占领了埃塞俄比亚全境,欧加登地区在行政上并入意属索马里,归意大利统治。1941年,埃塞俄比亚光复,反法西斯盟国军队收复了英属索马里并占领了意属索马里和欧加登地区。1942年1月,英国将埃塞俄比亚正式移交给海尔·塞拉西政府。鉴于反法西斯战争尚未结束以及这一时期在东非对轴心国作战的英国在非洲之角的重要地位,英国、埃塞俄比亚在1942年签署协议,规定恢复埃塞俄比亚的主权和战前边界,但同时又允许英国在豪德和欧加登地区建立行政管辖机构,行使准政府职能。事实上,除法属索马里外,索马里各地区都处在英国管辖之下。随着海尔·塞拉西皇帝巩固其在埃塞俄比亚国内的地位及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临近,埃塞俄比亚政府开始对英国未承认其对欧加登地区拥有主权表示不满,要求修改上述协议。1944年12月19日,英国、埃塞俄比亚双方就欧加登地区问题达成新的协议,规定“作为同盟国,为了有效地进行战争,在不损害其基本主权的情况下,埃塞俄比亚政府同意,在条约的有效期(10年)内,欧加登地区和保留区(Reserved Area)将继续置于英国的军事管制之下”。该协议表明,英国实际上已经含糊地承认了埃塞俄比亚对欧加登地区拥有主权。1948年9月23日,英国交出了欧加登地区的管辖权。1954年11月29日,英国、埃塞俄比亚两国政府就从欧加登地区和保留区撤出英国全部军事行政管理机构的问题达成协议,从而结束了英国对该地区的军事管制,这重新确认了埃塞俄比亚对该地区拥有“完全的主权”。至此,欧加登地区被重新置于埃塞俄比亚政府的统治之下。该协议引起了英属索马里族人的极大不满,他们认为英国政府未经索马里族人的允许就将属于索马里的领土“割让”给了埃塞俄比亚。为此,英属索马里的所有政党组成民族联合阵线,向英国和联合国派出代表团来表达他们的不满。

1949年11月,联合国大会决议将原意属索马里交由意大利托管。1950年,英国在移交权力之前,同意大利和埃塞俄比亚一起根据当时边界的实际状况,划定了一条“临时行政管理线”,作为托管当局和埃塞俄比亚政府分别行使管辖权的范围界线。这条线一直延续至今,成为意大利和埃塞俄比亚间事实上的边界。同年,联合国大会做出决议,建议意大利和埃塞俄比亚就边界问题进行直接谈判。由于意大利和埃塞俄比亚对边界线应划在“临时行政管理线”以西(意大利)还是以东(埃塞俄比亚)僵持不下,谈判长期未能取得结果。1959年12月,意大利和埃塞俄比亚同意在有关边界问题的最后协议达成之前,“临时行政管理线”应当继续有效。由于在意大利统治索马里期间,埃塞俄比亚、索马里之间的边界问题未能得到解决,这就给埃塞俄比亚和独立后的索马里之间的边界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

1960年,由英属索马里和意属索马里组成的索马里共和国取得了独立。索马里致力于建立一个将所有索马里人居住地区统一在一起的“大索马里”国家,并在对内和对外政策方面都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为了使统一后有争议地区的代表能够顺利进入国民大会,索马里没有对国民大会的具体规模进行确定;索马里国旗上的五角星,分别代表着索马里认为属于自己领土的五个部分,即意属索马里、英属索马里、欧加登地区、吉布提以及肯尼亚北部边境地区;1961年的《索马里共和国宪法》明确提出将“索马里领土的联合”作为处理其国际关系的原则之一。其在序言中指出,“索马里共和国将以法律与和平方式,促进所有领土的统一”。其还规定,所有的索马里族人,不管居住在哪里,都是索马里共和国公民。索马里领导人宣称,只有居住在索马里共和国之外的索马里人有机会决定他们自己将来的地位,他们才会感到满意。

在对外关系方面,一方面,索马里政府不承认1897年和1908年埃塞俄比亚和英国、意大利所签订条约中关于两国边界问题的条款,也不承认1950年英国划定的“临时行政管理线”,认为现今哈勒尔盖、巴莱和锡达莫三个埃塞俄比亚省份的大部分地区,都应看作索马里的领土。时任索马里总理阿卜德·拉希德博士在谈到索马里与邻国的关系时,直言不讳地表示了建立“大索马里”国家的愿望。他说:“我们的邻居并不是我们的邻国,我们的邻居就是我们的索马里同胞……我们当然都有着非常自然的要求统一的强烈愿望。”索马里政府声称没有领土野心,“但自由的索马里政府对跨过边界、(与我们)有相同的文化传承和起源,违背自己意愿生活在并非自己选择的政府体系之下的国民负有特殊的责任”。另一方面,索马里强烈反对非洲统一组织有关尊重国家独立时既有边界的主张。在1963年5月24日的非洲统一组织成立大会上,索马里共和国总统阿登·阿卜杜拉·欧斯曼(Aden Abdulla Osman)直言,非洲统一的最大障碍是殖民主义国家在非洲大陆重要地区强加的人为政治边界,索马里不能同意那种修改目前边界协定只会使局势恶化的观点,因为“赞同上述主张就意味着饶恕那些我们一清二楚的邪恶和非正义的行为,也同样意味着采取一种失败主义的态度,并且承认面对非洲问题缺乏勇气”。

当独立后的索马里宣布废除1897年和1908年埃塞俄比亚和英国、意大利所签订条约时,埃塞俄比亚也立刻终止了索马里牧民根据旧条约享有的在欧加登地区放牧的权利,这对索马里牧民的生活造成了严重的威胁。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的关系很快紧张起来,边境事件屡屡发生,双方报纸和电台相互进行恶毒攻击。频繁的边界摩擦在1964年1月演变成了短暂而惨烈的边界战争。据埃塞俄比亚发表的公报,索马里空军在1月14日和16日侵犯了埃塞俄比亚领空。2月7日和10日,埃塞俄比亚又发表公报指控索马里军队袭击埃塞俄比亚边界哨所托格瓦贾利(Tog Wajaale,位于吉吉加以北),随后的公报又指控索马里军队在11月11日向德布拉-戈里亚尔(Debra Goriale)发起攻势。索马里针锋相对地指出,对埃塞俄比亚军械库所在地托格瓦贾利的轰炸是对埃塞俄比亚空军袭击索马里城市及埃塞俄比亚部队越过通向摩加迪沙公路上的哨所,并占领了一些村庄的反击。

战争发生后,非洲统一组织进行了积极的干预和调解,这使两国的边界争端没有扩大,且两国很快被引入了通过谈判和平解决问题的轨道,两国在1965年10月25日达成了停止一切敌对宣传的协议。1968年底,两国关系实现了正常化。埃塞俄比亚、索马里两国在1970~1971年还就边界问题进行过一系列的谈判,1972年底至1973年初发生的一些边境事件也都通过和平手段得到妥善解决。

然而,在1974年后,索马里在边界问题上的态度重新转向强硬。1977年7月13日,索马里支持的西索马里解放阵线向埃塞俄比亚南部城市戈德城发起猛攻,索马里总统穆罕默德·西亚德·巴雷(Mohamed Siad Barre)命令索马里空军进行支援,欧加登战争正式爆发。7月25日,欧加登60%以上的地区被索马里占领。9月13日,索马里装甲兵部队在空军支援下占领了欧加登重镇季季加,并将该地区唯一一支埃塞俄比亚正规部队——陆军第三师包围,埃塞俄比亚面临着战败的结局。面对越来越严峻的战争形势,埃塞俄比亚以允许苏联使用本国境内的军事设施为代价,向苏联和古巴紧急求援。1977年10月,埃塞俄比亚军事委员会主席海尔·马里亚姆·门格斯图(Mengistu Haile Mariam)秘密访苏。其间,苏联与埃塞俄比亚签订了一揽子军事合作协议,埃塞俄比亚同意古巴派遣部队前往埃塞俄比亚,帮助其抵抗索马里入侵,同时苏联承诺将为埃塞俄比亚提供大量的武器和军事装备,增派军事顾问团和军事专家,会同埃塞俄比亚方面一起组建武装力量,帮助埃塞俄比亚尽快掌握苏联的军事装备等。从1977年11月起,苏联向埃塞俄比亚运送了大量武器弹药。古巴也向埃塞俄比亚派遣了一支由1.7万人组成的部队。

索马里、苏联关系破裂后,索马里转而寻求美国的援助,但美国政府为避免卷入军事冲突,采取了所谓“中立政策”。1978年2月,索马里派军队直接进入欧加登地区,以支持西索马里解放阵线。但埃塞俄比亚军队在苏联军事顾问团和古巴部队的支持下,击退了索马里军队的进攻,于3月初收复了季季加。3月9日,索马里被迫宣布将军队从欧加登地区撤回索马里境内。1978年4月中旬,埃塞俄比亚、古巴联军夺回了欧加登地区的全部失地。

然而,欧加登战争的结果不仅没有解决索马里与埃塞俄比亚的领土争端,还激化了索马里与俄塞俄比亚国内的矛盾,最终导致20世纪90年代初两国政权相继垮台,索马里更是陷入了长期的内部混乱和动荡之中。

三 索马里与肯尼亚

肯尼亚北部边境地区是非洲最难生存的地区之一,居民有一半以上是索马里人,除欧加登地区外,这里的索马里人是所有索马里人聚居地区中最落后的部分。16世纪末,索马里人将势力扩展到了从谢贝利河(Shebeli River)到朱巴河(Juba River)附近的地区,在1842~1848年,索马里人又越过了朱巴河地区。1885年,索马里人的影响在西南部扩展到了瓦吉尔(Wajir,今肯尼亚东北省境内),1909年,索马里人巩固了他们在肯尼亚北部边境地区的地位。1884~1897年,英国取得了对英属索马里及东非保护国的控制,这使居住在朱巴河地区和北部边境地区的索马里人都包括在东非保护国中。最初,肯尼亚和索马里的边界沿着朱巴河而行,英国按照1915年英意《伦敦条约》(Treaty of London)的规定将朱巴兰省(Jubaland Province)移交给了意大利,作为对意大利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补偿。1941年,意大利在东非的势力被击败后,意属索马里长期处在英国的控制之下。

1960年7月,由英属索马里和意属索马里合并而成的索马里共和国宣布独立。这一事实有力地刺激和强化了肯尼亚境内索马里人的分离倾向,他们很快就在北部地区成立了“北方人民进步党”,其纲领基本上是民族主义的,要求“把索马里人居住的地区从肯尼亚分离出去,与索马里共和国合并”。为了寻求支持,索马里族政党领导人和代表团多次访问摩加迪沙。11月,索马里国民议会通过决议,欢迎肯尼亚北部边境地区同索马里共和国合并,并且敦促索马里政府采取各种可能的办法来争取实现这一目标。

然而,肯尼亚坚决不同意给予北部边境地区的索马里人以及其他民族任何单独的自决权,认为这种让步会使肯尼亚的领土完整受到危害,而且会助长肯尼亚全境的部落分离主义运动。英国出于种种考虑表示,没有肯尼亚政府的同意就不能对当前的争端做出任何决定,并强调,为了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需要索马里同肯尼亚两个当事国解决这个问题。

在1962年7月的独立节庆祝会上,索马里邀请肯尼亚非洲民族联盟领导人乔莫·肯雅塔(Jomo Kenyatta)和非洲民主联盟领导人罗纳德·恩加拉(Ronald Ngala)到摩加迪沙进行非正式的会谈。但肯尼亚这两个政党的领导人都强调,北部边境地区是肯尼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其境内的索马里人问题是肯尼亚的内政问题。索马里对此进行了反驳,其主要依据是,在肯尼亚的整个行政管理历史上,北部边境地区一直被当作一个单独的实体。他们坚持认为北部边境地区的索马里人有权利从肯尼亚独立出来。在索马里的敦促下,英国组建了专门调查委员会于1962年10月赴肯尼亚北部边境地区,就该地区索马里人的去向进行调查。结果表明,北部边境地区的索马里人(据专门调查委员会估计,他们占全区人口的62%)“几乎一致”赞成脱离肯尼亚,以便最终加入索马里共和国。

然而,1963年3月,英国新任的殖民大臣邓肯·桑迪兹(Duncan Sandys)代表英国政府宣布把北部边境地区纳入肯尼亚的地区建制,即建立一个以索马里人为主体的新东北地区,这个地区的索马里人可以享有同肯尼亚其他六个地区已经得到的同样程度的地方自治。这一决定在索马里共和国引起强烈反对。索马里指控英国“违反了已经确定的自决原则”,并有意在“非洲之角”地区保持紧张和不稳定局面。

1963年3月12日,索马里共和国同英国正式断绝关系。此后,发生在北部边境地区的事件变得日趋频繁。在索马里的支持下,北部边境地区出现了被称为“奇夫塔”(Shifta)的索马里人战斗小组,他们经常在北部边境地区制造骚乱或进行偷袭活动。出于对付共同敌人的需要,肯尼亚与埃塞俄比亚在1963年7月缔结了合作和共同防御协定。1963年12月12日,肯尼亚总统乔莫·肯雅塔颁布命令,宣布在北部边境地区实行紧急状态,并在索马里、肯尼亚边境纵深几公里内设置了禁区。

1964年2月,索马里偷袭了肯尼亚领土,这导致两国边界争端爆发。之后,非洲统一组织进行了积极调解。1967年10月28日,肯尼亚与索马里在坦桑尼亚的阿鲁沙签署了一项议定书,它们决定在双方的边界上维持和平与安全,放弃通过大型通信手段进行敌对宣传,对于可能促进发展和维护两国友好关系的宣传则予以鼓励等。两国政府还一致同意逐步停止双方采取的安全措施,并准备恢复两国外交关系。索马里、肯尼亚边界争端终于告一段落。

20世纪80年代末,由于索马里军队越境追捕反政府武装分子,索马里又与肯尼亚发生武装冲突。1989年9月20日,索马里军队越界追击逃入肯尼亚境内的反政府武装分子,与肯尼亚边境警察发生武装冲突,并造成4名肯尼亚警察丧生。1989年9月21日,肯尼亚政府正式照会索马里驻肯尼亚大使馆并提出抗议;肯尼亚总统丹尼尔·阿拉普·莫伊(Daniel Arap Moi)发表措辞强硬的讲话,称如果索马里胆敢再次侵犯肯尼亚边境,那么肯尼亚将出兵越界反击。1989年9月23日,索马里外交部声明,愿与肯尼亚本着冷静和负责的态度通过友好协商解决问题,并称索马里一贯努力促进与肯尼亚之间的友好关系,希望肯尼亚政府对索马里的睦邻与和平共处精神做出积极响应。1989年9月27日,索马里国防部长赴肯尼亚向莫伊总统转交了西亚德总统关于改善两国关系和加强两国合作的信件,并与肯尼亚总统在相互谅解的气氛中进行了友好会谈,这次会谈取得了令人满意的结果。两国边境冲突遂告平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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