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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别区域】 巴西利亚:20世纪建成的最接近极端现代主义的城市

作者:[美]詹姆斯·C.斯科特(James C. Scott) 来源:《国家的视角》
发布于 2020-04-20 浏览量:180

城市都相信它们是大脑或机会的作品,但是这两者都不足以保持它们的城墙屹立不倒。

——伊塔洛·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看不见的城市》(Invisible Cities


没有哪个乌托邦的城市能够严格按照预言家般的建筑师的设计建造。正像科学林业官员的努力总被自然出乎意料的变动,以及它的雇员和那些能够进入森林的人多种多样的目的挫败一样,城市规划者必然要与他资助人的品位和金融能力,以及来自建筑者、工人和居民的阻力做斗争。尽管这样,巴西利亚仍是最为接近极端现代主义的城市,基本上按照勒·柯布西耶和当代国际建筑师大会的设计建造。感谢詹姆斯·霍尔斯顿杰出的著作《现代主义城市:对巴西利亚的一个人类学批评》,从而使分析巴西利亚的规划逻辑和规划的实现程度成为可能。一方面是巴西利亚对创作者的意义,另外一方面是对当地居民的意义,在这两个极端之间的滑动为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对现代城市规划的深入批判铺平了道路(作者无意使用双关语)。

早在巴西独立之前就已经有了建新首都的想法。在1956~1961年儒塞利诺·库比契克(Juscelino Kubitschek)做总统期间,这个想法作为最关注的项目得以实现。他是一个平民总统,承诺巴西人“在5年中取得50年的进步”,并保持未来自我持续的经济增长。1957年,当时已经被任命为公共建筑和样板房屋总建筑师的奥斯卡·尼迈耶(Oscar Niemeyer)组织了一次设计大赛。根据非常粗糙的草图,卢西奥·科斯塔(Lucio Costa)赢得了这次竞赛。科斯塔的理念——也只是很粗糙的——就是建立一个“巨大的中轴线”来确定城市的中心,它由弧形有梯状的堤岸和一个三角形组成。弧形的堤岸与直线的道路交于市中心,三角形则给出了城市的范围(见图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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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5 科斯塔1957年的规划


两位建筑师都遵循国际建筑师大会和勒·柯布西耶的原则工作。尼迈耶是巴西共产党资深党员,深受苏维埃建筑现代主义思维的影响。在设计大赛结束以后,立即在果亚斯州(Goiás)中央高原的一块空地上开始建筑。这块地方距里约热内卢和海岸1000公里,其东北部距太平洋1620公里。这是在一片荒地上的新城。现在规划者不必作“整形外科”的折中。感谢库比契克,他给巴西利亚以最优先的考虑,一块“干净的桌布”。国家规划机构掌握了这个地方所有的土地,没有私人土地所有者需要讨价还价。整个城市是按照精细而统一的方案,从无到有建成的。正像勒·柯布西耶所坚持的,住房、工作、娱乐、交通、公共管理在空间上都是相互分开的。因为巴西利亚是功能单一、严格的行政首都,所以规划大为简化。

01

作为巴西对立面(或者卓越)的巴西利亚


库比契克、科斯塔、尼迈耶都把巴西利亚作为未来的城市、发展的城市和可实现的乌托邦来构想。他没有参考任何巴西过去的习惯、传统和实践,以及其他一些大城市,如圣保罗(São Paulo)、圣萨尔瓦多(São Salvasor)和里约热内卢。似乎为了强调这一点,库比契克将他在巴西利亚的官邸称为“晨宫”(Dawn Palace)。他问道:“如果巴西利亚对于巴西来说不是新一天的早晨,那还是什么?”就像彼得大帝建立圣彼得堡一样,巴西利亚也要作为一个示范城市,作为改变居住在那里巴西人的生活的中心——从个人的习惯和家庭组织到社会生活、休闲和工作。重建巴西和巴西人的目标中隐含着对过去的巴西的鄙视。从这个角度上说,整个新首都是一个反对旧巴西的腐败、落后和无知的宣言。

作为规划出发点的十字交叉道路被解释为象征了基督的十字架,或者亚马孙人的弓箭。然而科斯塔将它解释为“巨大的中轴线”,这是勒·柯布西耶在描述他的许多城市规划中心时常用的术语。即使这轴线反映了吸收巴西人民民族传统的尝试,但巴西利亚这个城市仍然可能在任何地点出现,它没有任何线索可以追溯自己的历史,除非历史是国际建筑师大会的现代主义教条。这是一个国家赋予的城市,是为了给巴西人,乃至全世界一个新巴西而发明的。此外在至少另一个意义上,它也是国家赋予的城市:它是为了政府官员建造的城市,在各个方面留给私人领域的许多生活问题在这里都被精细地组织起来,如从家庭内部和居住的问题到卫生服务、教育、儿童照顾、娱乐、商业市场等问题。

如果说巴西利亚是巴西城市的未来,那么巴西城市的过去和现在又是什么?准确地说,新的首都希望否认的是什么?从勒·柯布西耶新城市主义第二条定理中可以找到大部分的回答:“街道的死亡”。巴西利亚要消除作为公共生活区域的街道和广场。尽管在计划中并没有包括消除地方城市或村庄间的结盟或敌对,但是在建设新城市中它们也被牺牲了。

从殖民地时代,巴西的广场和拥挤的“走廊”街道就是市民生活的场所。如同霍尔斯顿解释的,市民生活采取了两种形式。第一种是教堂或国家发起的,也就是在城市的主广场举行的仪式、爱国游行、宗教典礼。第二类形式是一般大众对城市所有广场多种多样的利用。儿童在那里游戏,成年人在那里购物、散步、遇见熟人、邀请朋友吃饭或喝咖啡、下棋或打牌,表演或观看各种娱乐节目。关键在于,广场,作为街道的交会处和一个封闭的空间成为霍尔斯顿所称的“公共访客室”。作为公共场所,广场的独特之处在于各社会阶级都可进入以及参加在这里举行的各种活动。广场是个弹性空间,除非国家禁止,否则使用者可以为了自己各种各样的目的而使用它。广场或者拥挤的街道吸引了很多人正是因为它提供了一个活跃的场景,在这个场景中,数以千计未计划的、非正式的和偶然碰面的事情在同时发生。在狭小的住房之外,街道是公共生活的空间焦点。现在说“我去市区”,那时说“我上街”。作为社交中心,这些公共空间也是发展公共意见和“小区民族主义”的重要地方,这里可以形成一些制度化的体育队、乐队、地方守护神的庆典、节日组合等。不用说,在适当的背景下,街道或公共广场也会成为公众抗议政府、示威和引发骚乱的地方。

我们只要简单地看一眼巴西利亚的场景,与我们刚刚描述的其他巴西城市做个比较,立刻就可以看出变革有多么剧烈。巴西利亚不再有作为公众聚集场所的街道,只有机械化交通工具使用的道路和高速公路(比较图4-6和图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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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6 圣保罗巴拉·芳达居住区内的街道(198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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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7 巴西利亚居住区进入L1号公路的入口(1980年)


那里的确有个广场,但那是什么广场!被政府各部办公区从侧面包围的巨大的纪念碑式三权广场,其规模之大,即使是军队阅兵式也显得很小,像个侏儒(可以与图4-8、图4-9、图4-10、图4-11比较)。比较起来,天安门广场和红场更舒服和亲切一些。像勒·柯布西耶的许多计划一样,这个广场最好是从空中看(见图4-11)。如果一个人想安排在那里见个朋友,困难程度好比是安排在戈壁沙漠上见个人。而且在那里见到了一个人,也没有什么事情可做。广场的功能非常简单,作为公共访客室的作用在设计的时候已经被排除在巴西利亚之外。广场只是国家的象征中心,围绕它的活动只是政府各部的工作。古老广场的活力依赖于这个区域内混合了居住、商业、行政功能,但现在在政府各部门的工作人员必须驱车回到居住地,然后再到各个居住区中的独立商业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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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8 公共广场,有城市博物馆和过去的奴隶市场,圣萨尔瓦多(198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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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9 三权广场,有城市博物馆和高原之宫,巴西利亚(198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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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0 塞广场,圣保罗(198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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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1 三权广场和政府各部办公区,巴西利亚(1981年)


巴西利亚城市景观的一个惊人结果是,城市中所有的公共空间都成为官方指定的公共空间,包括体育场、剧院、音乐厅、规划的餐馆。比较小的、没有组织的、非正规的公共空间,如人行道旁的咖啡店、街角、小公园、邻里广场都根本不存在了。很荒谬的是,这个城市的特征却是有许多名义上的公共空间,像勒·柯布西耶的城市规划一样。但是这些空间往往是“死”空间,比如三权广场。国际建筑师大会的教条创造了许多人为的人口密集区,区与区之间被很大的空地分割,这与过去城市的人口数与占地的关系正好相反。霍尔斯顿向我们展示了这些现象。对于我们接受的习惯来说,现代主义城市的这些空地不是吸引人的公共空间,而是应该避开的无边空地。我们可以公正地说,规划的作用就在于将偶然事件可能发生、群众自然聚集的未经认可的地方在设计中取消。分散和功能分割意味着和人会面也需要计划。

科斯塔和尼迈耶并非仅仅从他们的乌托邦城市中取消了街道和广场。他们相信他们还取消了拥挤的贫民窟以及和贫民窟相伴的黑暗、疾病、犯罪、污染、交通拥挤和噪声、缺少公共服务。从一块空白的、清除过的国有土地上开始有很多好处。至少困扰许多规划者的土地投机、房租诈骗,以及建立在财产基础上的不平等等问题都可以被避免。对勒·柯布西耶和豪斯曼来说,这是一个不受束缚的解放前景。在设计中可以包括关于卫生、教育、健康和娱乐的最好和最新的建筑知识。每个人25平方米的绿地达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理想指标。与其他任何乌托邦计划一样,巴西利亚的设计反映了建筑者和资助人库比契克的社会和政治承诺。所有的居民都应有相同的住房,唯一的区别只能是他们被分配的住房单位数量。效法进步的欧洲和苏维埃建筑师,规划者将巴西利亚的居民楼区组成方形居住区(superquadra),从而有助于集体生活的发展。每一个方形居住区(大约360所住房,1500~2500名居民)有自己的托儿所和小学。每四个正方形区域有一所中学、电影院、俱乐部、体育馆和零售店。

基本上,巴西利亚未来居民的所有需求都反映在设计上,只是这些需求与产生勒·柯布西耶规划的公式同样是抽象和概括的。尽管它是理性的、健康的,更是平等的和政府创造的,但是规划对当地居民的欲望、历史和实践没有做哪怕一点点让步。在很多重要方面,相对于圣保罗和里约热内卢,巴西利亚就像是科学林业相对于未经规划的森林一样。两个规划都是高度清晰的、设计简单化的,从而形成有效的秩序,便于从上面监督和指导。我们将看到,两个规划的失败在很多方面非常相像。最后,两个规划都改变了城市或森林以符合规划者的简单坐标格。

02

在巴西利亚的生活


许多从其他城市搬到巴西利亚的居民都惊奇地发现,“这是一个没有拥挤人群的城市”。人们抱怨巴西利亚缺少街道生活的匆忙,没有繁忙的街角和路两边使人行道充满生气的延伸出去的长长店铺。对于他们来说,巴西利亚的建造者实际上计划阻碍一个城市的建成,而不是规划了一个城市。他们对巴西利亚最多的说法是“缺少街角”,意思是说缺少复杂的、有很多邻里的交叉路口,这些路口由包括娱乐、工作和购物场所的住房、咖啡馆和餐馆组成。当巴西利亚很好地满足了一部分人类需求的同时,它的工作与居住、商业与娱乐的功能分区,方形居住区之间巨大的空地,只为机械化交通工具设计的道路系统都使热闹街角的消失成为必然。规划的确消除了交通阻塞,但也失去了受欢迎的人们熟悉的行人交通拥挤,霍尔斯顿的被调查人之一称失去了“社会欢聚之点”。

“巴西里特”(brasilite)一词的大致意思是巴西(利亚)炎症[Brasil(ia)-itis],它是由第一代移民创造的,准确反映了他们所经历的创伤。这是用医疗术语来表示的嘲弄,它蕴涵着他们对巴西利亚生活标准化和匿名性的摒弃。“他们使用‘巴西里特’表达了他们对日常生活的感觉,至于日常生活中的乐趣——娱乐、谈话、调情、小的仪式,这些存在于其他城市的户外生活,在巴西利亚却很缺乏。”会见一个人只能是在家里,或者在工作场所。即使我们考虑到巴西利亚起初是作为行政城市而建设的简化前提,仍然感觉到一种乏味的匿名性蕴涵在首都的结构中。人们缺少公共的小空间,在那里他们可以用自己的活动来占领和标志出这一空间,就像过去在里约热内卢和圣保罗一样。巴西利亚的居民无疑也没有足够的时间通过自己的实践来修正这座城市,然而城市的设计也要抵抗修正。

“巴西里特”这个词还强调了人工建成的环境对居住于其中的人的影响。与里约热内卢和圣保罗多姿多彩的生活相比,巴西利亚乏味、重复和严格的生活就像生活在被剥夺感觉的罐中。尽管极端现代主义的城市规划可以创造出正规的秩序和功能的分割,但是代价是所造成的感觉贫乏和单调的环境——这一环境难免会损害居民的精神。

巴西利亚带来的匿名性从构成每一个方形居住区住宅的规模和外表看就很显著(比较图4-12和图4-13)。方形居住区的居民最经常的抱怨有两个,一是单元住宅都一样,另外是驻地的隔离(“在巴西利亚,只有住房和工房”)。每一个单元住宅的正面都呈严格的几何形并完全相同。不同单元住宅的外表没有什么区别,那里甚至没有阳台能让居民增加一些特色的格调并创造出半公共的空间。人们的迷惑在很大程度上来自这种单元房的住所——特别是这种形式的单元房住所——已经不符合我们多少年来关于家的概念。霍尔斯顿请一班九岁的学生画出“家”的图画,他们多数都生活在方形居住区中,没有一个人画的是任何一种形式的单元房。他们所画的都是传统的独立房屋,有窗户、中门和倾斜的屋顶。方形居住区反对个人化的标志,外墙上的玻璃破坏了家庭中私人空间的感觉。由于特别关注规划的整体美学,建筑师不仅消除了表现地位的外在差别,也消除了大部分视觉差别。正像城市的总体设计不利于自治的公共生活一样,居住区的设计也不利于个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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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2 欧鲁普雷图(Ouro Preto)沿蒂拉登斯特(Rua Tiradent)大街的居住区(198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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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3 巴西利亚的方形居住区的单元楼(1980年)


巴西利亚建筑的重复和同一更加使人分不清方向。这个例子说明,对于行政机构和城市服务工作的人来说巴西利亚的建筑是理性和清楚的,对于在城市中通行的一般居民来说却可能是迷惑的。巴西利亚几乎没有里程碑。每个商业区或方形居住区看起来都一样。城市的不同部分是由一套精密的首字母缩写和简写来表示的,除非从中心的全球逻辑出发,否则基本上没有办法来掌握这套命名。霍尔斯顿注意到这种宏观有序和微观混乱的奇怪现象:“当整体秩序的布局产生对规划非同寻常的抽象了解的时候,随着系统的理性化的施行,关于城市的实践知识事实上在下降。”从那些目的在于改变而不是适应世界的乌托邦城市规划者的角度来看,巴西利亚生活中所发生的震惊和迷惑可能是他们说教目的的一部分。一个一味迎合已有风格和习惯的城市是不能达到乌托邦的目的的。

03

未规划的巴西利亚

巴西利亚从开始就没有完全严格按照规划进行。主要设计者想为新巴西和新巴西人设计城市——有序、现代、高效并接受他们的培训。但是建设者们受到多方阻挠:具有不同利益的现代巴西人和他们表达自己意愿的决心。不知为什么,起初规划者们假设巨大的工人队伍(六万多人)将响应城市建设的需要,建成后会平静地将它转交给未来的管理者。但建筑工人并没有被适当地规划。库比契克最关注的是尽可能快地完成巴西利亚的建设。尽管建筑工人每天都在加班,但是在这个被称为自由的城市中,建筑工地上的人口很快超过了分配给他们的临时住房。他们很快占据更多的土地,建起临时住房;当整个家庭迁移到巴西利亚(或者在那里从事农业生产)时,他们的住房大量增加。

所有巴西利亚的“先驱者”被集体称为继第一次深入地心冒险之后的“20世纪的班迪兰兹”(bandeirantes)。这一标签含有赞扬的含义,库比契克的巴西利亚是一个历史上依附海岸的民族征服内地的象征。巴西利亚最初吸引的体力工人被贬低为侃淡戈(candango)。侃淡戈是“低素质的、没有文化、流浪的、下等的、缺乏教养的人”的意思。库比契克改变了这个名称。他建设巴西利亚的根本目的在于改变巴西,也在于将侃淡戈变成新民族中的无产阶级英雄。他宣称:“巴西文明的未来传导者将震惊于这些无名巨人的伟大成就。他们是侃淡戈,是巴西利亚无名和令人敬佩的建设者。当怀疑主义者嘲笑我所准备建设的这座新城市的时候,侃淡戈承担了建设的责任。”侃淡戈充分利用给予他们的赞美之词,坚持要在这个乌托邦城市中有自己的一块地盘。他们组织起来保卫他们的土地,要求得到城市服务和可靠的身份。最终到1980年,75%的巴西利亚人口都生活在事先规划之外的定居点上,而在规划的城市中居住的人口还不到原来设计的55.7万人的一半。穷人在巴西利亚获得立足之处并非只是库比契克与其夫人多纳·萨拉(Doña Sara)仁慈的结果。政治结构也起到了重要作用。那些擅自占地的人可以动员、抗议并被一个合理竞争的政治系统倾听。不管是库比契克还是其他的政治家都不能忽略与这个政治选民团体建交的机会。

未经规划的巴西利亚——也就是真实存在的巴西利亚——与原来的设想区别很大。代替没有阶级差别行政城市的是一个完全按照社会阶级进行空间分割的城市。穷人住在边缘地区,与多数精英居住和生活的市中心有很远的距离。许多富人建立了有独立房屋和私人俱乐部的居住区,并将巴西各地的富人生活方式在这里复制。规划外的巴西利亚——不管是富人或穷人的——不仅仅是小的或偶然的事情。可以说,在规划中心区的秩序和清晰要由边缘地区规划外的巴西利亚来支撑。两个巴西利亚并不是不同的,它们是共生的。

对如此巨大和多样的巴西民族进行彻底激烈的变革——更不要说在五年之内——是难以想象的。像所有野心勃勃的统治者一样,库比契克对整个巴西和巴西人进行直接改变也感到了绝望,他转向了更可行的任务——从零开始创建一个乌托邦模式:在一个全新的地区崛起一座城市,这个城市将为他的居民提供不同的物理环境——按照最新的有关健康、效率、理性秩序的要求被加以精心调整的环境。这个进步的城市将从一片完全国有的土地上按照单一完整的综合规划开始成长,规划机构(Novacap)掌握所有的契约、商业许可证和分区制度,这对于“乌托邦的小型化”是很好的成功条件。

巴西利亚作为极端现代主义的乌托邦城市到底有多么成功?如果我们从它在多大程度上远离了过去巴西城市的角度看,其成功是相当可观的。但是如果我们从它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改变巴西其他地方或者促进人们喜爱这种新的生活方式角度看,成功则微不足道。与规划文件上所设想的巴西利亚相比,真实的巴西利亚带有明显的反抗、颠覆和政治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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