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创伤研究中，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社会不同群体所遭受的创伤，尤其是某些弱势群体，如少数民族、黑人群体、女性等。劳拉·布朗（Laura S.Brown）引用戴安娜·罗素（Diana Russell）的术语“秘密创伤”（secret trauma）指代女性的创伤，因为“对于女孩子和妇女来说，大多数创伤确实发生得很隐蔽”。劳拉的意思是大多女性的创伤发生地与发生时间比较隐蔽，如女性在夜晚家中床上遭遇的性创伤。相比较女性“个人化的秘密”创伤经验，劳拉认为男性的创伤是“公开”发生的，因为男性的创伤来自男性主导的文化之中，如战争、大屠杀等，甚至一些自然灾难带来的都是男性创伤，如“机动车事故，刺骨海洋中的沉船事故”。作者最后对创伤的主体部分进行延展，她说：“然而我们必须承认，与此同理，创伤体也可以是某个被压抑的社会群体，当那个群体中的成员经常暴露于创伤的威胁下时。”笔者认为按照劳拉的逻辑，女性同样构成了一个导致男性创伤的主要原因，因为随着女权主义运动的发展，男性也变为了那个“经常暴露于创伤的威胁下”的群体。创伤的来源不一定非得是某一个特定暴力事件，也可以是一种“持续的状态”（persisting condition），在这个意义上，凯·爱立信（Kai Erikson）认为“创伤具有了社会维度”。

在传统观点中，女性自古以来似乎都是“第二性”，是第一性男性的附属。据说英语“女人”（woman）一词最初的含义是“男人的”（of man），这可能源于《圣经》的上帝造人之说。在上帝创世之时，女人的来源比较特殊，她是由男人的肋骨所造。“这是我骨中骨，肉中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旧约·创世记》，2：23）在柏拉图设计的理想国中，女性的地位也比较低下，他认为女人和孩子应当归男人共有。男性的优越感一直持续到了19世纪末，而到了现代主义时期，女权主义运动带动了女性的地位扶摇直上。现代主义蓬勃发展的20世纪初恰巧也是女权主义运动在英美发展得如火如荼的时期。据称同性恋（homosexuality）和女权主义（feminism）这两个词就产生于这个时代。许多具有影响力的期刊也在这一时期被女性作家所创建和编辑，例如美国的《诗歌》（）、《小评论》（）、《日晷》（）和英国的《自由女性》（，1914年改名为）、《关闭》（）和《现代学派》（）等。伴随女权主义运动高涨一同显现的是男性的焦虑。“可以预见的是，女性的改变所带来的压力使得男性担心失去自己的特权。在男性作家中，这种担心演变成了既渴望理想女性的出现，又斥责社会所定义的女性价值，这种斥责有时会波及女性本身。”有学者认为，战争带来了两个后果，一是工人阶级数量的增加，二是女性自信心的增强。女性的自信源于经济的独立，而这给所有社会阶层的男性带来了威胁。特别是从战场归来的士兵们，他们回到家乡后竟然发现女性夺走了他们的工作。厌女症（misogyny）开始或多或少地被表征在众多男性作品中。1909年的《未来主义宣言》中明确未来主义的责任就是“赞扬战争……斥责女性”。对现代主义影响深远的尼采对女性的态度可谓走到了极端。“你去女人那里吗？不要忘记带上鞭子”成了他看待女性的座右铭。即使那些公开宣扬支持女性运动的男性作家也不例外，庞德就在其《休·赛尔温·莫伯利》（）一诗中把欧洲喻为“一个老婊子，消失在齿间”，似乎他的“日日新”（Make It New）原则并不适用于性别权利斗争。

“他们（创伤主体）通过一个不同的眼镜看待世界，在这个意义上，他们可以说不仅经历了一个自我感的改变，而且还经历了与他人交往方式的改变。”很多男性作家在创伤的阴影下开始对女性形象进行不真实刻画，策略之一便是丑化。“魔鬼”（桑德拉与苏桑语，Sandra M.Gilbert ＆ Susan Gubar）或是“堕落的女人”（帕特摩尔语，Coventry Patmore）是这个时期文学经常贴在女性身上的标签。作为现代主义诗歌的领袖人物，艾略特也没有让作品中女性形象化身例外，她们大都被描写成了罪人（sinner）而不是圣人（saint）。在《情歌》中，庸俗的女人们故作风雅地在客厅里谈论米开朗琪罗；《夜莺声中的斯维尼》中死亡和乌鸦飘过的天空下，妓女们疯狂地掠夺着男人们的精血，“用杀气腾腾的爪子撕着葡萄”；《海伦姑姑》中男女仆人在主人离世不久便迫不及待地在餐桌上淫乱；《窗前晨景》中在一张张扭曲的脸后面“潮湿的灵魂/在地下室前的大门口沮丧地发芽”。《大风夜狂想曲》中无序的生活让叙述者无处可逃，而女人的“眼角拧得像扭曲的针”，把记忆带回现实的是“百叶窗紧闭的房间中女人的臭味”；在《序曲》中世界充满着不合理的解释，并“旋转着，像个古老的妇人/在空地上拣煤渣”。

“各种各样的恐惧是艾略特诗歌与戏剧中的主导情感，也是他精神追求的主要动力。”艾略特的恐惧不是其他，“它主要是针对女性的恐惧”。这一点在艾略特早期的散文诗歌《歇斯底里》篇中尤为明显：

她笑的时候我感到卷入了她的笑声并成了笑声的一部分，直到她的牙齿成了偶然放光的星星，具有跳四方舞的才能。我被一次次短暂的喘气吸进，在每一个短暂的恢复中吸下，终于消失在她咽喉的漆黑的洞穴中，在那看不到的肌肤的波纹中擦得遍体鳞伤。一个年迈的侍从，颤抖着手，匆忙地把一块红白格子的台布铺在生锈的绿色铁桌子上，说：“如果先生和小姐愿意在花园里用茶，如果先生和小姐愿意在花园里用茶……”我得出结论，倘若她的胸脯的起伏能够停下，这个下午的一些片段也许还可以收拾，于是我集中精力，仔细而又巧妙地要达到这一目的。

“歇斯底里”的英文“hysteria”来自希腊语的“hystera”，意为子宫（womb），而在该诗中，孕育生命的子宫被“她咽喉漆黑的洞穴”所取代，子宫变为了坟墓（tomb）。有学者指出，该诗的题目其实暗指诗中的男性叙述者“我”，而不是“她”。“我”对“她”的恐惧最后集中到“她”起伏的胸脯上，用穆迪（A.D.Moody）的话说，“他被她的性行为简化成了一种神经的状态”。诗中的“我”因为对女性的恐惧而失去了自我，变成了一个“非我”的存在。这首诗的写作日期也让众多学者怀疑诗中的内容与诗人自己婚姻的关系。与诗人妻子薇薇安有过分亲密举动的罗素这样描述薇薇安，她似乎时时乐于展示自己“残忍的冲动”。艾略特传记专家彼得·阿克罗伊德也证实了此点：“从薇薇安认识艾略特前一年的日记中可以看出，她精神一直很紧张，容易变得忧虑、绝望，但也会突然转变情绪，变得快活起来。”薇薇安这样的表现也可能与其长期服用由吗啡构成的镇静药有关。《歇斯底里》中的女性形象可能就是诗人与自己婚姻斗争的产物。实际上，“艾略特职业生涯的故事以及许多他同时代的人的故事都可以理解为与女性的性别斗争史，因为男性权利似乎像‘歇斯底里’中的年迈的侍从一样的衰老与女人气”。

对女性的厌恶更多地体现在对男女之间“性”的描写中，由于诗人的清教徒背景，性一直被其视为罪恶，而其中女性的作用不可或缺。女性一般被视为欲望的对象，而在《荒原》中女性也化身为欲望主体。玛丽由最初的惧怕演变为对表兄的渴望，梭斯托里斯夫人“携带一副邪恶的纸牌”试图“掌握形势”。神经质的女人更是直白：“今夜我的神经很糟，是的，很糟。跟我在一起。”“显得苍老”的莉儿甚至为情人还打过几次胎，情人催促着莉儿赶快结束他们之间肮脏的交易：“请快一点，时间到了。”

对性的直白描述在艾略特早期的哥伦布诗歌系列（）中更为明显，以至于当艾略特把诗歌寄送给他身边的文人朋友时，他们大都认为这些诗歌过于“淫秽下流”，他们要把这些材料“挂在厕所里”。艾略特当时把这些诗歌仅是寄给了男性朋友，这样的举动引起了后来的学者对艾略特性取向的怀疑。

对女性的不信任似乎在现代主义时期极为普遍，但是结合诗人的成长环境，“厌女症”（misogyny）出现在艾略特身上似乎又不合情理。艾略特出生时父母已年过四十，他上面有四个姐姐和一个哥哥。他的姐姐在很多时候扮演的是母亲的角色，负责保护和照料艾略特。但和孩提时的艾略特关系最近的是他的保姆安妮·邓恩（Annie Dunne），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而后，由于共同的文学爱好，艾略特和母亲的关系也越来越近。据说在他的母亲去世多年以后，艾略特在哈佛大学教授文学，他还对学生们提起，没有一位心理学家在写母爱时能像D.H.劳伦斯在《无意识幻想曲》中写得那样敏锐。艾略特对母亲的这种忠诚还体现在他给母亲写的一封封的长信中，信的结尾总是“附上无限的爱”。可以说艾略特是在女性的圈子中长大的，但在其作品中，读者很难见到理想的女性形象，对此，彼得·阿克罗伊德评论道：

对一个在母亲、姐姐、保姆的爱护下成长起来的青年人来说，艾略特的反应常常使人不能理解。但可能正是因为他同那些看护、培养他的女人建立了亲密的关系，他才感到很难接受她们的肉体。诚如他说，他的性欲要求带有先天的羞怯性，其中既有惧怕受人耻笑的心理，又有罪恶和自我厌恶这类感觉。1914年底他已26岁了，还说自己是个童男。当然这对一位处在那个时代并过于文雅、谨慎的青年人可能算不了什么，更何况他又是在信奉唯一神教的家庭中长大的。他父亲就把“性”看作“脏东西”。

马修对此的回答是这样的：“性和罪是等同的，这是他（艾略特）早年学到的知识……但是艾略特小时候一直被女性所包围，他为什么对女性的感情还那么的冷淡呢？因为他的母亲和他的姐妹都是淑女型的女人，对性持有恐惧和厌恶的心理，并且以她们的女性身体为耻。通过感悟和榜样，她们加固了他的羞耻感。”

这种状况可能也与诗人不幸的婚姻有关。在艾略特即将离开人世前，诗人曾如此总结他的第一次婚姻：“对她（诗人的第一任妻子薇薇安）来说，这次婚姻没有带来任何幸福，对我而言，它带来了一种心态，结果促成了《荒原》。”艾略特1930年曾经和朋友谈起过他的婚姻：“有些决定会促成终生的痛苦。这个决定就是他十五年前做出的与薇薇安结婚的决定，而现在他正与一个病恹恹的、也许是精神错乱的女人一同生活。”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他甚至把自己比作普罗米修斯，肝脏不断地被秃鹰啄食。但他需要这种秃鹰，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说，秃鹰成了他自身的一部分，它永远啄食着自己的躯体，观望着自己备受折磨。在一篇论述托马斯·海伍德（Thomas Heywood）的文章结尾处，他引用了两句诗行作为结束语：

上帝啊，上帝！人有可能

回复做过的事情，召回往日的时光……

彼得·阿克罗伊德认为艾略特夫妇之间的问题是来自“性生活方面的问题”：

艾略特诗歌中有大量非个人化形式的性行为描写，用词甚为激烈，透露出一股贫乏的意识，清醒之后，只会令自己负疚和罪恶。在一首古怪的《赞歌》中，新郎看到了床上的血迹，认为自己是在一个吸取元气的狐狸精面前。这首诗只在1920年发表过一次。在1915年作的另一首散文诗《歇斯底里》中，“我”感到正被一个女人一口口吞食着。这些女人正是在艾略特早期诗歌中出现过的淫荡而可怕的女性的再现。

婚后的艾略特甚至都没有和薇薇安共享一个房间。总之，“比起这个时代的其他诗人，艾略特更热衷于把这种对男性权利失去的焦虑体现在其作品中”。“艾略特作品中的男性角色要么无能，比如普鲁弗洛克和博班克，要么像斯维尼一样充满欲望，要么像房间里的书记员一样精神虚无。”这种对男性权利失去的焦虑在《荒原》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在《荒原》的注释里，艾略特提到铁瑞西斯是本诗最重要的角色，是诗歌中其余所有人物的统领，然而这么一位总领全诗的重要角色居然曾经被女性的身体所占据。其实，在诗人生活的那个年代，除了自然科学仍被男性统领外，女性已经开始在当时的几乎所有学科领域崭露锋芒。因此，“在这种背景下，当欧美男性诗人开始用科学、数学以及抽象与非个人化的语言来武装自己的诗学理论时，这一点是不足为奇的”。艾略特也通过“客观对应物”说与“非个人化”说等“科学化”了自己的诗学理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乔伊斯在笔记中写道：“T.S.艾略特终结了女性之诗歌的概念。”

“艾略特对女性的态度随着时间的变化可以分为恐惧、厌恶、吸引、同情甚至理解。”到创作《荒原》时，艾略特对女性的态度似乎有所转变，因为《荒原》中众多被虐待的女性形象足以让人心生怜悯。在第二部分“弈棋”中出现的翡洛眉拉的命运是最为悲惨的一位。她的悲惨不仅仅在于受到国王的暴力强奸而后又被残忍地割下舌头，还在于她的痛苦延续到了第三部分“火的布道”。“吱吱吱唧唧唧唧唧唧”的声音还回响在人们头顶。除此之外，诗歌中还有被谋杀的女性的暗指：

白白的躯体裸露在低低的湿地上，

白骨扔弃在一小间低而干的阁楼里，

只是被老鼠脚嘎嘎踢响，年复一年。

这样的暗示在接下来的注释里得到了证实，在诗歌第293行的原注里，艾略特提到但丁在炼狱中遇到了一位女子的鬼魂，杀害这位女子的是其丈夫。

另外一位被虐待的女性形象由哈姆雷特的情人欧菲利亚所代表。在被哈姆雷特真情或假意地羞辱了之后，她失去了理智纵身跳入池水溺水而亡。《荒原》引用了她疯狂之后与这个世界的告别辞：“明天见，太太，明天见，好太太。明天见，明天见。”欧菲利亚用自己的生命证明了西方延续了几个世纪的一个论题，女性的生存需要死亡来论证，“我死，故我在”（I sink，therefore，I am）是对此最好的一个说明。艾略特似乎钟爱于创作溺水的女性形象，当风信子女郎在《荒原》出现的时候“头发湿透”，“不能说话”。在其后来创作的戏剧《家庭聚会》中，哈利承认溺亡了自己的妻子。

男性社会在20世纪以前还包括一个特殊群体：知识分子。“知识分子”（intellectual）一词源于西方，其源头与法语、俄语、英语三门语言相关。在法国，早在1845～1846年，哲学家雷南（Renan）就曾在他的一部手稿中使用该词，而始于1894年的德雷福斯事件使法语“知识分子”（intellectuel）一词广为人知。该事件是指发生在1894年法国的一起冤案，一位名叫德雷福斯（Alfred Dreyfus）的犹太军官受到了诬陷。法国著名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爱弥尔·左拉（Emile Zola）发表了致共和国总统的公开信进行抗议。此后的数星期内，众多文人学者选择站在公正的立场为德雷福斯辩白。由此，当时的一个文学编辑乔治克莱蒙梭（Georges Clemenceau）宣布一股新的强大的政治力量已经诞生，他将这种新势力命名为“知识分子”。

俄语中的“知识分子”（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一词来自波兰语，早在1844年，波兰人利贝尔特（Karol Libelt）已使用“intelligencja”一词，意指波兰社会中受过良好教育、关心国家大事、富于批判精神的精英分子。19世纪的俄国发展较为落后，但在西方现代性的冲击下，一批出身于上流社会的知识阶层开始用西方的现代价值理念来批判当时的俄国。学界一般认为，俄语“知识分子”一词最早由别林斯基所用，但该词为整个知识界乃至全社会所广泛接受并流行开来，则是19世纪60年代博博雷金使用之后的事。

英语中的“知识分子”（intellectual）一词早在17世纪中叶就出现了，意思正是“智力水平高的人”“智者”，这也与今天的“知识分子”的含义特别接近。据考证，玄学派诗人本洛斯（Benlowes）第一个用“intellectual”指人，意为“理解力强的人”“智者”。在诗歌中，拜伦（Byran）也曾用过该词的名词用法：“我希望到时痊愈，以聆听这些智者的教诲。”（I wish I may be well enough to listen to these intellectuals.）19世纪产生的法语“intellectuel”和俄语“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使英语词“intellectual”在原有含义的基础上又具有了新的含义，增加了其反叛的色彩，而其原来的“智者”含义，一直作为该词的字面义和基本义保留沿用至今。

许多学者曾尝试对知识分子进行归类，如葛兰西（Antonio Gramsci）将之分为有机知识分子和传统知识分子。前者是指作为体制内有机组成部分的那些知识分子，他们的工作是为体制制造意识形态。而后者是指那些游离于体制外的知识分子，包括自由文人、作家、艺术家等。福柯（Michel Foucault）将之分为“普遍型知识分子”和“专家型知识分子”。前者指以真理和正义为己任的知识分子，他们是社会意识和良知的代表。后者指那些将自己置身于具体的工作地点的知识分子，如医院、精神病院、实验室、大学等。萨义德（Edward Said）关于知识分子的观点源于福柯，萨义德认为专业化显然已把知识分子限制在狭窄的专业领域里，使之成为各种专门家，从而受制于狭隘的知识领域，倾向于技术上的形式主义，缺乏历史和公正意识。在萨义德看来，真正的知识分子大都迫于各种权力的压力而成为“形而上”的流亡者与边缘人，这种权力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当然也包括近代城市工业文明。知识分子所追求的自由及知识与工业文明所要求的“规训”型公民格格不入。依据现代的学科划分，知识分子可以分为科技知识分子和人文知识分子，本文中涉及的知识分子主要指后者。

虽然“知识分子”一词的出现是近代的事，但知识分子的原型自古已有之，轴心时代出现的东西方思想家们就代表着追求正义与真理的不同知识分子形象。然而，“知识分子这一概念从对启蒙运动的集体记忆中获取了自身的意义，并由此进入西欧的话语领域”。依照康德（Immanuel Kant）的观点，所谓启蒙就是指能够在一切事务上运用自己的理性，而能够公开运用理性的人就有权利去启蒙大众，这也是现代知识分子难以化解的一个“启蒙情结”。因此，不难看出，在知识分子对启蒙的依赖情结最深处，还存在一层不可忽视的权力因素。早在柏拉图所创建的《理想国》中，这样的一个权力彰显就已经暴露无遗。那第一个逃离洞穴看见光明的人从此便肩负起引导洞穴内之人走向光明的任务。知识分子也在这样一种叙事话语中找到了自身存在的合理性。在大众面前，知识分子化身为“先知”的形象。他存在的方式就是走在众人前面，引导大众追逐光明。

但从近代到现代的转换中，人类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口的膨胀、城市的扩张、教育的普及、民主的兴起及大众文化的流行都使得知识分子从“立法者”变为“阐释者”，艺术成为商品，其光晕已经消失，这给知识分子造成了不可磨灭的创伤。“知识分子认为自己有权活动的领域，就在那些失去了社会秩序再生产的意义进而脱离国家直接监督的社会生活领域之中……文化看来成为真正的和独特的知识分子自然而然的活动领域。所以，正是在这个领域中，知识分子那种立法的雄心遭遇了最终的和决定性的打击。”这种打击造成的直接后果便是作为集体的知识分子对大众及其文化日益增加的恐惧。创伤研究专家凯·爱立信（Kai Erikson）把创伤分为个体创伤（individual trauma）与集体创伤（collective trauma）两类，他认为个体创伤是个人心灵遭受的打击，而集体创伤不同于个体创伤：

集体创伤是指对社会生活基本组织的打击，该打击损坏了维系人们的纽带，削弱了人们的团体感。集体创伤运行速度缓慢，甚至是潜在地危害创伤主体的意识，因此它不具有一般意义上的创伤的突然性。但是它仍然不失为一种震惊形式，（创伤主体）逐渐认识到群体作为一个有效的支撑来源不复存在，个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已经消失。

本杰明在用弗洛伊德的创伤理论研究了波德莱尔的诗歌后，认为波德莱尔的“震惊美学”（shock aesthetics）正是现代性的诗意表述，“震惊”源于波德莱尔对大众工业文化的防御。波德莱尔的“闲荡者”既被野蛮大众的低级审美观所吸引，却也由于自己的特立独行而被大众的一致性所排斥，因此闲荡于19世纪的巴黎街头。本杰明认为大众的“日常生活中潜伏着疯狂与歇斯底里”，因此他们“具有破坏的能量”，此能量一旦被作为政治能量释放，后果不堪设想。阿多诺对此更为悲观，他把大众视为法西斯利用下的暴力群体。在哈特曼（Geoffrey Hartman）看来，现代创伤经验要么是对“文化记忆的磨灭”，要么是“大众媒介与历史肤浅的结合”。在阿多诺看来，大众媒介如电影唤起的是大众的原始冲动。更有学者直接指出：创伤即是对大众媒体的抵抗。由此，尼采笔下的查拉图斯特拉宣称：“生者太多，他们依附在枝头太久，我希望有一场风暴来摇落树上所有这些腐败的虫食之物！”而尼采的大众观实际上被众多现代主义文人墨客所分享，福楼拜相信“老百姓、大众、群众总是卑劣的”，W.B.叶芝也告诫道：“我们迟早必须限制无才智阶层的家庭人口数。”D.H.劳伦斯甚至幻想为人类建造死亡之屋，因为他“憎恨和厌恶大量繁殖的人类”。在他头脑里的是“只要想一想，地球上全是草木，根本没有人的行踪，只有野兔在聆听无声的世界——那便是伊甸园”。

而大众给知识分子造成创伤的直接体现即是大众报纸。以销量为己任的大众报纸随即把少数人的精英文化抛诸脑后，带给了大众更多低级的趣味和娱乐，这也直接宣告了代表少数人文化的知识分子的死亡。因此欧洲知识分子普遍对报纸持敌对态度，据尼采说，贱民“吐出他们的怒气，称之为报纸”。艾略特1938年在《标准》中审视文化景象时指出大众报纸给读者的效果是“确保他们是自满、狭隘、没有头脑的大众”。这样的大众与知识分子所谓高雅文化的距离体现在《一位妇人的画像》中，那些“伪善的读者”（《荒原》之“死者葬仪”）所享受的不过是“读着报纸的趣事栏和体育栏”。对知识分子而言，大众报纸带来的冲击不仅使大众离高雅文化越来越远，而且使低级趣味在大众中的延伸越来越迅速。无所事事的大众能欣赏的只有大众报纸，“如果天气不好，我们就留在家里读报”（《岩石》的合唱）。

在《波士顿晚报》中，艾略特对大众读者的描写耐人寻味：“《波士顿晚报》的读者们/像一片成熟了的玉米地在风中摇晃。”“成熟了的玉米地”带给人们的本来是丰收的希望，而“在风中摇晃”的玉米地则随时有倒塌的可能，反而带给人们更多绝产的担心。另外，“成熟”一词还可能暗示大众已无教化的可能，他们的头脑已充满低级趣味的满足，真正的美学享受再无生长的希望。希望的渺茫还体现在时间上，与大众报纸相连的是一天尽头的来临。“当暮色在街头微微加快步子，在一些人身上唤醒生活的欲望，给其余的人带来了《波士顿晚报》。”读报的“其余的人”甚至连生活的欲望都已丧失，艾略特把大众报纸的麻醉作用比喻成了灵魂的鸦片。在鸦片的麻醉下，大众已经走到了时间的尽头，他们能做的也只有和优雅生活“点头告别”。

告别优雅生活即意味着野蛮与粗俗的开始，这在艾略特作品的许多人物形象中得到了诠释。大众的野蛮形象在斯维尼身上得到了诠释。斯维尼的名字可能暗示着丑陋、下流、肮脏与愚蠢，而他的动作又总是让人把斯维尼与“大猩猩”“斑马”“长颈鹿”等一再出现的动物联系起来。最主要的是斯维尼懂得不多，除了“出生、性交、死亡”（《斗士斯维尼》）。而懂得多与不多是知识分子与大众的分水岭。懂得不多的还有“小老头”（《小老头》），从诗中可以看出，“小老头”甚至都不识字，他能做的是“听一个孩子”为他读书，因此他认为自己是一个“风口里迟钝的脑瓜”，而且“没有魂”。“小老头”拒绝寻找真理的知识，自以为是地认为真理的知识只会导致徒劳与空虚。拒绝真理的知识是大众的烙印，因此他对此的看法是“有了这样的知识，得到什么宽恕呢？”这样的大众形象还有《荒原》里堕了五次胎的姑娘，在苏打水中洗脚的母女，老弱病残似乎成了大众的专有名词。

在知识分子眼里，大众既然代表着野蛮与粗俗，那么充满大众的地方也不会光彩艳丽。大众人口的膨胀造成了环境的恶心与食物的肮脏。他们要么在“踩满锯屑的街上”，“一摊摊肮脏的枯叶/和从空地吹来的旧报纸/卷到了你的脚边”（《序曲》）；要么是“众人践踏的街道边沿”，“潮湿的灵魂/在地下室前的大门口沮丧地发芽”（《窗前晨景》）。大众的饮食同样是低级和不健康的，充斥于走廊或大街上的烟酒味说明大众酗酒抽烟，而且他们喜欢机械的廉价食品，“对着涂了黄油的烤饼和碎片/声声泣泣，声声泣泣的众人/走进了一百家A·B·C饭店”（《一只处理鸡蛋》）。

现代主义作家们在集体创伤的影响下迅速与大众拉开了距离，他们对文学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不仅抛弃了大众所欣赏的现实主义，也抛弃了逻辑连贯性，转向晦涩与模糊。艾略特宣称：“目前，我们文化中的诗人必须是难以理解的。”在其里程碑作品《荒原》中，艾略特用了六种语言，并大量引用欧洲文学的典故。其诗歌晦涩难懂的程度不禁令当时的读者向他发难：这是诗歌吗？他笔下的普鲁弗洛克也只有在模糊不确定中才能活下去，“噢，别问‘那是什么？’”

艾略特开始用知识分子特有的口气教训大众：“民主的艺术！艺术是民主的对立面……看雅典！数千名公民拥有上万名奴隶，那就是民主！不！我说的是现代民主——大众。大众只能欣赏简单而天真的感情，平庸的美，更重要的是老一套。”不论是在《荒原》中还是其他评论中，艾略特俨然已经让自己位同于先知。在谈到诗人自己创作《荒原》时的感想时艾略特说：“我甚至都不想知道我自己是否理解我所说的。这些东西随着时间的流逝会变得简单。你们得适应身边有《荒原》或者《尤利西斯》。”在艾略特1951年的讲座中，他又谈到此问题：“诗人不需要知道他的诗歌对别人意味着什么；正如一位先知不需要理解他的预言。”“英格兰需要一位先知的声音把它从呆滞中唤醒，而艾略特，正如我们所见，开始填充那个角色。”艾略特深知自己的角色：“我们所要做的就是要惊醒大众……一个国家的智慧必须持续发展，否则就会堕落……堕落的力量源于一群匍匐着的大众。”

艾略特的美学理论中有一个观点：真正的艺术作品是永恒的，不同于转瞬即逝的大众商业文化。艾略特对大众文化的点评可谓一针见血，大众文化的特点是商业消费文化，似乎大众的精神空虚可以在消费中得以弥补。詹明信（Fredric Jameson）认为大众消费文化的特点是“新的消费类型；有计划的产品换代；时尚和风格转变方面前所未有的急速起落；广告、电视和媒体对社会迄今为止无与伦比的彻底渗透；市郊和普遍的标准化对过去城乡之间以及中央与地方之间紧张关系的取代；超级高速公路庞大网络的发展和驾驶文化的来临”。现实转化为影像，时间割裂为现在，并最终导致历史感的消失，即这样一种状态：“我们整个当代社会系统开始渐渐丧失保留它本身的过去的能力，开始生活在一个永恒的当下和一个永恒的转变之中，而这把从前各种社会构成曾经需要去保存的传统统统抹掉。”因此，艾略特对传统的重视不是没有道理的，但是艾略特强调：“传统并不能继承。假如你需要它，你必须通过艰苦劳动来获得它。”而获得传统首先需要一种历史意识。“这种历史意识包括一种感觉，即不仅感觉到过去的过去性，而且也感觉到它的现在性。”

究其原因，大众报纸的流行与19世纪教育的大众化政策是分不开的。很明显，艾略特是抵制大众化教育的，认为那将导致野蛮：“毫无疑问，在我们轻率实行的全民教育活动中，我们正在降低我们的水准……破坏我们祖先建筑的大厦，为未来野蛮游民在机械化房车中宿营提供场所。”在《艾略特先生的星期日早晨礼拜》中艾略特对大众教育进行了讽刺：“那些学校的深奥的师长，满口争论，真是博学的人。”

对大众讽刺还体现在对大众身体的讽刺中。T.S.艾略特在《序曲》中写道：“又短又粗的手指填着烟斗/一张张晚报，还有深信/某些必然的事物的眼睛。”这种确信必然的眼睛来自19世纪末教育的大众化政策，手是受教育高低与否的标志之一，而又短又粗的手指是大众的符号。在《大风夜狂想曲》中，“一个孩子的手机械地伸出”，机械意味着丧失灵魂，这也是大众固有的象征符号。大众就像《荒原》中通过伦敦桥的众人，“每一个人的目光都盯在自己足前”，即将被死亡摧毁。

艾略特对大众的观点可谓占据现代主义作家中相当一部分人的头脑，他们大都欣赏简单、健康、自然的原始文化。与大众文化相比，原始文化代表着蓬勃的生命力。原始人的公正与正直是自然且没有被腐败的。改用卢梭的一句话，出自造物主之手的东西都是好的，而一旦到了大众的手里就全变坏了。这种对原始文化的向往在艾略特身上体现为他对人类学名著的研读，其名作《荒原》开始就注解了原始礼仪的重要性。这种向往还体现在他对大自然的酷爱中，鸟语花香等乡村意象在其诗歌中不断涌现。大众化带来的城镇似乎成了健康大自然的对立面，艾略特的医生就数次建议他和妻子去海边或乡间或山间别墅多休养些日子。“不断增加的工作量，长时间的劳作和在磨灭个性的银行工作中遇到的种种困难使艾略特对城市生活产生了一种极为蔑视的态度。他告诉斯特雷奇说，他鄙视伦敦，他还把人分成‘超人’、‘白蚁’和‘切根虫’。而他自己就生活在‘白蚁’群中。”现代主义作家只能寻找田园式的大众，如庞德的地铁站，艾略特的海信子姑娘，还有《情歌》中“穿着衬衫的男人孤独地/倚在窗口，烟斗中的烟袅袅升起”。大众被知识分子一厢情愿地美化为前工业时代的人，生活在成千上万的大众对乡间自然破坏之前。而知识分子按其意愿把大众融于田园世界，既是对大众的救赎，也是对大众的毁灭，因为田园般的世界存在于大众反叛之前。

就艾略特而言，对大众文化的敌视或许也与其接受的哲学教育背景有关，哲学是追求智慧的，而大众文化则是消费文化，追求的是享乐。人类祖先亚当和夏娃的享乐曾为人类带来严重的后果，艾略特等现代主义作家更是深谙此理。对大众的戒备并不妨碍艾略特对大众媒介的利用，他本人曾数次利用广播进行演讲，但笔者认为艾略特利用大众媒介的出发点还是教育与启发大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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