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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更新:2020-07-31

【文学论坛】 薪水先生(微小说)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 来源:《世界文学(双月刊) 总第388期 2020年第1期》
发布于 2020-05-07 浏览量:923

都柏林机场到达厅的休息室里,内森双手插着口袋,站在一棵银色圣诞树旁边等待着。新候机楼明晃晃、亮堂堂的,设有很多自动扶梯。我在机场的盥洗室里刚刚刷完牙。手提箱有点丑,我一边拎着,一边打趣自己。内森见到我,就问:哪来的,这么可笑的手提箱!

你气色不错,我说。

他从我手上拎起了箱子。现在箱子在我手上了,只求别人不要以为这箱子是我的,他说道。他仍旧穿着工作服,一身非常干净的海军蓝西服。没有谁会把这箱子当成是他的,这是明摆着的。我就不一样了,身上穿着黑色紧身裤,一条裤腿的膝部还有个破洞,再说从波士顿出发后,我就没再洗过头。

你看上去真精神,我说。甚至比上次见面时更精神。

我已经在走下坡路了。年龄使然。你气色还可以,不过你还年轻,不一样。

你现在做什么运动,瑜伽还是别的什么?

我一直在跑步,他说。车子就在外面。

外面是零度以下,车子挡风玻璃的四角结了薄薄的一圈霜。车里有一种空气清新剂的气味,还有内森在重要场合喜欢用的须后水的味道。我不知道须后水的牌子,但知道瓶子长什么样子。有时候,我会在药妆店里见到这种瓶子,碰上心情不好的时候,我索性就把瓶盖子拧开。

2.jpg

我的头发真脏,我说。不光是没洗,还有味儿了。

内森关上车门,插上车钥匙打火。仪表板闪现出了柔和的北欧色彩。

你没有什么事等着见面告诉我,对吧?他说。

现在还有人这样?

你没有秘密纹身之类的吧?

有的话,我早就附张JPEG发给你了,我说。真的。

内森倒着把车子开出停车位,驶上通向出口的整洁明亮的大道。我抬起双脚,放到座位上,把膝盖抱在胸前,感觉有点不自在。

为什么这么问?我说。你有什么“新闻”吗?

有,有,我有女朋友了。

我把脸转向他,缓缓地,一点一点地,简直像恐怖片里的角色正在表演慢动作。

你说什么?我说。

事实上,我们要结婚了。她已经有了身孕。

我别过脸去,盯着挡风玻璃看。前方车子的刹车灯亮了,红艳艳的,有如记忆一般穿出了冰面。

好吧,好好笑哦,我说。你的笑话总是很幽默。

我可以有个女朋友的。可以假定嘛。

那我们接下来又要开什么玩笑呢?

栅栏升起让前面的车子通行时,他瞥了我一眼。

那是我给你买的外套吗?他说。

嗯。我穿在身上,用来提醒自己你真的存在。

内森摇下车窗,把一张票插入机器里。晚风宜人,带着霜气,从车窗吹了进来。他摇上车窗,把我仔细地瞧了又瞧。

见到你真开心,我都没法用正常语调说话了,他说。

不要紧。在飞机上我胡思乱想,也尽是些跟你有关的事。

我满心期待听你说一说。回家路上想买点什么吃的吗?

我原是没有打算回都柏林过圣诞节的,但弗兰克,也就是我的父亲,当时正在接受白血病治疗。我母亲在生下我之后死于并发症,弗兰克一直未再婚,所以在法律上,他是我唯一真正的亲人。我在给波士顿新同学的“节日快乐”电邮中这样写道:现在他也快要死了。

弗兰克用处方药用出了问题。在我还是孩童的时候,他常常把我留给朋友们照顾,这些人要么不关心我,要么就是太关心我,所以我像豪猪一般退避、蜷缩成一团。我们住在中部地区,后来我到都柏林上大学,弗兰克喜欢给我打电话,聊聊我已故的母亲,告诉我,我的母亲并不是什么“圣人”。接着他会问能不能借点钱给他。在我读大学的第二年,我们花光了积蓄,我再也付不起房租,所以我母亲那边的亲戚到处为我找人家,好让我能借住到这一年考试结束。

内森的姐姐和我的一位舅舅结了婚,所以,结果是我搬去和内森一起住。那年我十九岁。他三十四岁,拥有一套漂亮的两居室公寓,公寓里还有花岗岩顶的岛式厨房,只他一人住。那时他在一家软件初创公司工作,研发一款与人类情感以及消费者响应有关的“行为软件”。内森告诉我,他只需让人们对物品有感觉就可以了,至于掏钱购买,那自然是水到渠成。这家公司后来被谷歌收购,如今,内森和同事们在盥洗室内装有高档干手器的大厦里上班,一个个领到的是让人眉开眼笑的薪水。

至于我搬去与他同住的事,内森的反应很淡定,没有让这件事变得尴尬。他干净,但不古板,做得一手好菜。我们对彼此的生活产生了兴趣。他的办公室出现派系之争时,我站到了他这一边,而我喜欢商店橱窗里的什么东西,他就给我买来。我原本打算待到那年夏天考试结束就好,但到头来我在那里住了将近三年之久。我的大学朋友们崇拜内森,不能理解他为什么在我身上花那么多钱。我觉得我是明白的,但没法说清楚。他那边的朋友好像认为我们之间存在某种肮脏的交易,因为等他走出房间后,这些人就对我议论一通。

你的那些朋友以为你为我花钱,肯定是为了换取什么,我这样跟他说。

内森一听大笑了起来。我的钱花得真不值,对吧?他说。你在我家连衣服都不用自己洗。

周末的时候,我们一起看电视剧《双峰》,一起在客厅里抽烟,见天色已晚,他会订上很多吃的,结果根本就吃不完。有一天晚上,他跟我说他还记得我的洗礼仪式。他说那天的仪式上,蛋糕最上层有一个糖霜做的小宝宝。

一个可爱的宝宝,他告诉我。

比我可爱吗?我说。

是啊,你那时候没那么可爱。

那一年的圣诞节,我从波士顿飞回家的机票钱是内森出的。我要做的不过是张嘴问他要。

第二天早上冲完澡,我仍旧站着,让头发上的水滴到浴垫上,同时翻看手机,确认探访的时间。化疗期间,弗兰克发生继发感染,被转移到都柏林的医院接受住院治疗。医生没办法,只得给他打抗生素点滴。渐渐地,浴室里的水蒸汽消散了,我的皮肤上起了细细的一层鸡皮疙瘩,镜子里的我慢慢变得清晰、细瘦,最后,我看到了自己的毛孔。工作日的时候,探访时间从傍晚六点持续到晚上八点。

弗兰克在八个星期前被确诊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从那以后,我一有空闲,便千方百计收罗这方面的知识。基本上没有什么是我不知道的。医院给患者印制的小册子、严密的医学教科书、肿瘤专家在线讨论、PDF格式的新近同行评审研究材料,我一样不落,逐步阅读。我并没有产生错觉,以为这就让我变成了一个孝顺的女儿,以为我这样做是因为关心弗兰克。一旦忧虑起来,我就本能地开始广纳讯息,仿佛自己能以智取胜,制服忧虑。也是在这个过程中,我知道了弗兰克是多么不可能活下去。而他永远也不会亲口告诉我。

去医院探访的这一天下午,内森带我去圣诞大采购。我扣上外套,往头上戴了一顶硕大的毛帽子,为的是让自己在商店橱窗里照起来能显得神秘些。我新交的男朋友,也就是我在波士顿研究生院交的男朋友,说过我“冷淡”,但补充说他“指的不是性方面”。在性方面,我十分热情大方,我这样告诉朋友们。我的“冷淡”表现在其他方面。

朋友们笑了,但笑什么呢?他们这是在笑我,所以我不能问。

有内森在我身旁,我的心情很平静,我们从一家商店逛到下一家商店,时间犹如溜冰者,就这样从我们身旁掠过。我以前没什么机会去看望癌症病人。内森的母亲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曾接受过乳腺癌治疗,但我那时还小,对这件事早已没了印象。老人家现在健康得很,经常打打高尔夫球。每一次见到我,总念叨我是她儿子的“心肝宝贝”,这是她的原话。她这样念叨个不停,兴许是因为“心肝宝贝”这个词本身并不含有什么恶意。换作我是内森的女友或是女儿,这个词照旧可以这么用。我以为自己可以稳稳当当栖身在女友与女儿这两端之间,但我曾无意中听到内森称我是他的侄女,有点疏远关系的意味,我不喜欢。

我们在萨福克街吃午饭,把精美的礼品纸袋全都放到餐桌底下。他让我点了起泡酒,点了店里最贵的主菜。

哪一天我要是死了,你会伤心吗?我问他。

听不清你在说什么。先好好吃吧。

我乖乖地把牛排吞下去。他看了看我,但接着转过脸去。

要是我死了,你会觉得痛失了一位亲人吗?我说。

嗯,会的,我想没有比这更大的丧痛了。

没有别的人会为我伤心了。

很多人都会难过的,他说。你不是有同学吗?

他正盯着我看,于是我又咬了一口牛排,吞咽下去,再接着说。

你说的是“打击”,我说。我说的是“丧亲之痛”。

你那个我很讨厌的前男友,会有什么反应呢?

丹尼斯吗?我要是死了,他应该会挺高兴的。

好吧,那又是另外一码事了,内森说。

我说的是“深切的悲痛”。还有,我想说的是,二十四岁的年轻人死了,一般都有一堆的人在哀悼。而我呢,就只有你为我伤心难过了。

我继续吃着牛排,内森仿佛若有所思。

你要我去想象你死了,我不喜欢这样的聊天。

为什么不喜欢?

换作是我死了,你会怎样?

我只是想知道你爱我,我说。

他拿起餐叉拨弄盘子里的沙拉。他用起刀叉来,很有成年男人的风度,全神贯注的,也不向我这边瞥一眼,看我是不是在欣赏他的绝技。而我倒是常常瞥他几眼。

还记得两年前的新年前夜吗?我说。

不记得了。

不记得也不要紧。圣诞节总是那么浪漫。

他笑了。我惯会在他明明不想笑的时候逗他开怀大笑。吃吧,苏琪,他说。

你能在六点把我送到医院吗?我问。

内森看着我,我就知道他会看着我。我们就像一个大脑的两半,可以预知彼此。餐馆的窗外,天开始下起了雨夹雪,橙色的街灯下,湿雪看起来像是一个个标点符号。

没问题,他说。要我和你一起进去吗?

不用了。不管怎样,他都不会喜欢你在场的。

我不是为了他才进去的。不过我不进去也行。

在过去的几年里,弗兰克对阿片类处方药物沉迷成瘾,他的精神时而清醒正常,时而错乱恍惚。有时候在电话里,他变回了从前的自己:抱怨违停罚单,讥嘲内森,叫他“薪水先生”。弗兰克和内森不喜欢彼此,我在这两个男人之间斡旋,觉得自己成功发挥了身上的女性力量。而在其他时候,弗兰克不再是弗兰克,变成了一个有点呆、有点傻的人,无意义地反复唠叨一些事情,动不动就沉默良久,我只好努力地“填缺补漏”。我还是更喜欢原先的他,那时候他至少还有幽默感。

在弗兰克被诊断患有白血病之前,我在校园派对上聊起他时,常会随性把他描绘成“暴虐的父亲”。现在我倒是觉得有些内疚。弗兰克确实反复无常,但我在他面前,并没有害怕地退缩,他想要操控我,虽然手法粗暴,却也从未见效。要想伤害到我,可没那么容易。在情感层面上,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圆滑而硬实的小球。他没法抓牢我。我会自己滚走的。

有一次电话聊天时,内森曾暗示过,滚动是我的应对策略。我打电话时波士顿时间是晚上十一点,这时候都柏林是凌晨四点,但内森总是接起我的电话。

我从你身边滚走了吗?我说。

没有,他说。我觉得我没有施加必要的推力。

哦,是吗?嗨,你在床上?

这个时候?当然。你在哪里?

我也是在床上。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在通话时,我把手伸到了两腿之间,内森假装没发觉。我喜欢听你的声音,我跟他说。他一声不响,过了几秒钟后,回答道:嗯,我知道。

我们住在一起的时候,内森从未有过女朋友,但偶尔他回来得晚,穿过卧室的墙板,我能听到他和别的女人在做爱。第二天早上,若是碰巧见到了那个女人,我会小心仔细地打量,看她和我身上有什么相似之处。这时候,我就发现,所有人在某种意义上看着都有些相像。我并不嫉妒。事实上,我替他着想,倒是期待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虽然我无从得知他是否真就那么享受这种事。

过去的几个星期里,我和内森一直在互通电邮,聊我的航班详情,我们的圣诞节计划,我有没有和弗兰克保持联系。我引用学术论文或癌症基金会网站的内容,跟内森详细地解释我做过的调查。人得了慢性白血病后,细胞可以部分成熟,但不能完全成熟,网站上是这么写的。这些细胞也许看起来相当正常,但其实不然。

那天傍晚我们来到了医院,内森要去停车,我说:你走吧。我到时走路回去。他看着我,两只手规规矩矩地握着方向盘,好像我就是他的驾照考官。

你回去吧,我说。走走路对我也好。我有时差反应。

他拿手指一个个敲击着方向盘。

好吧。再下雨的话就打电话给我,好吧?

我下了车,内森没有跟我挥手再见就开车走了。我爱他,爱得彻彻底底,淹没了一切,我常常不能够把他看清。他一离开我的视线,只要超过几秒钟,我甚至连他的脸长什么样也记不得了。我曾经读到过这样的文章,说是幼兽有时会对不合适的对象产生依恋,好比猎鹰爱上饲养他们的人类,大熊猫爱上动物园饲养员,诸如此类。我曾经给内森发过一系列探讨这种现象的文章。也许我不应该参加你的洗礼仪式,他回答说。

两年前,我二十二岁的时候,我们一起参加一个新年家庭聚会,后来烂醉如泥,坐出租车回家。那时我即将完成本科学业,还和他住在一起。在公寓门后,背贴着有衣帽钩的墙壁,内森吻了我。我有些兴奋,有些恍惚,就像一个口渴的人,嘴里突然间灌进了太多的水。就在这时候,他在我耳边说道:我们真的不能这么做。那时候,他三十八岁。就这样,他回屋睡觉去了。我们没再接过吻。我拿这事儿开玩笑的时候,他甚至对我置之不理,我记得这是唯一一次他对我不好的时候。我说(这时事情已经过去了几个星期):我做了什么,竟让你想要停下来,就在那个当口?我能感觉得到自己的脸颊发烫。他畏缩了。他不想伤害到我。他说,没有。事情过去了,就是这样。

医院有一个旋转门,里面散发着消毒剂的味道。油地毡映射出灯光华丽的光芒,人们站着聊天、微笑着,恍如身处剧院或大学的正厅,反倒不是在病人和垂死之人的大楼里了。要勇敢一点,我想。转念又想:兴许过一会儿这里就又有了生机。我顺着标识上楼,向护士打听弗兰克·多尔蒂的病房在哪里。您一定是弗兰克的女儿了,金发护士说道。苏琪,对吧?我是阿曼达。您跟我来。

我们来到了弗兰克的病房外,阿曼达帮我在腰间牢牢系上了一条塑料围裙,在我耳后系上了纸质的医用口罩。她解释说这并不是为了我,是为了弗兰克的健康着想。他的免疫系统脆弱得很,跟我不能比。我用冷涩的酒精擦手消毒,阿曼达打开了病房门。您女儿来看您了,她说道。一个瘦小的男人坐在床上,两只脚都缠着绷带。他没有了头发,圆圆的头盖骨活像一个粉红色的桌球。他的嘴巴有点肿。哦,我说。嗨,你好!

听我说出名字时,弗兰克嘴里跟着念叨了几次,但一开始,我也不确定他能不能认得出我。我坐了下来。我问他的兄弟姐妹来没来过,他也记不清了。他控制不了自己,来回晃动拇指,一会儿是这个方向,一会儿是那个方向。这个动作似乎吸引了他大半的注意力,我拿不准他有没有在听我说话。波士顿是个不错的城市,我说。这个时节很冷。我要回来的时候,查尔斯河结冰了。我觉得自己像是在做旅行的广播节目,只是这个听众对此并不感兴趣。他的拇指来回摆动个不停。弗兰克?我说。他咕哝着说了什么,我心想:好吧,连猫咪都能听懂自己的名字。

你感觉怎么样?我说。

他没有答话。墙上高高挂着一台小电视机。

你白天常看电视吗?我说。

我以为他不会应答了,忽然间他居然又答道:新闻。

你看新闻节目吗?我说。这一次又听不到答话了。

你跟你的母亲很像,弗兰克说。

我直盯着他看。感觉自己的身体开始变冷,也有可能是变热。体温有变化,我感觉有些难受。

你说什么?

哦,你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人。

我知道吗?

你已经完全掌控了一切,弗兰克说道。你是个很冷静的人。等你独自一人的时候,我们再看看你有多冷静,好吧?或许到了那时候,你还是能很冷静。

弗兰克好像是在对着贴在他左手臂上的外周静脉导管发表这些言论。他一边说,一边扯着那根导管,流露出一种病态的茫然。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变得飘忽不定,像是一场糟糕的合唱表演。

为什么我会是独自一人?我说。

他会离去,会结婚。

弗兰克显然不知道我是谁。看明白后,我松了一口气,擦了擦纸口罩边上露出的眼角。我小哭了一下。我们不妨就当是两个陌生人,只聊聊会不会下雪就好了。

也许我会跟他结婚,我说。

弗兰克一听,笑了起来,之前毫无征兆,但不管怎样,我还是觉得心满意足。我喜欢听到别人报以笑声。

没有一丝希望。他会找个年轻一些的。

比我年轻吗?

嗯,你在老去,不是吗?

我笑了。弗兰克朝他的静脉输液管露出了慈祥的笑容。

但你是个体面的女孩子,他说道。不管人们说什么。

随着这谜一般的“休战”,我们的谈话结束了。我还想着再和弗兰克聊点什么,但他好像有些累了、无聊了,没能再接着聊了。

虽然探访时限有两个钟头,我只待了一个钟头。我说我要走了,弗兰克好像没有听到。我走出病房,小心地关上房门,摘掉口罩,脱掉了塑料围裙。我按了按消毒液分装机的把手,把两只手都浇湿。消毒液冷冰冰的,给人刺痛感。我把手搓干,走出了医院。外面下着雨,但我没有给内森打电话。我把毛帽子往下拉,遮住了耳朵,双手插在口袋里,我要一路走回去,这是我之前跟内森说了的。

我走到了塔拉街,只见桥边、道路两边聚集了一些人。黑暗中,人们的脸变成了粉色的,有些人撑着雨伞,而在人群上方,自由大厅像卫星一样,光芒四射。天空中起了一层怪异的、潮湿的薄雾,一艘救生船亮着灯,朝河那边开去。

起初人群中好像倒还有些生气,我心想可能是有节日表演,但随后我看到了大家都在观看的一幕:有什么东西在河上漂着。我能看见它平滑的布边。那个东西有一个人的身量那么大。勃勃的生机、喜庆的气氛都消失不见了。船向那个东西靠近,橙色警笛灯无声地旋转着。我犹豫着要不要走开。我以为自己不大想看到一具尸体被救生船从利菲河里打捞出来。然而,我却留在了原地。我正站在一对亚洲人模样的年轻夫妇旁边,女人长得很漂亮,身着优雅的黑色外套,男人正在通电话。夫妇俩都是面善的人,这样的人多半心怀同情,才被吸引到这种戏剧性场面中,倒不会是抱着庸俗心态来的。我注意到了这夫妇俩,看到他们和我一样也在那里,我的心里也就好受些了。

救生船上的人把一根带钩的竿子伸进河里,去触碰那个东西的边沿。接着开始用力拉。我们都默不作声,连在通电话的男人也默不作声了。那块布被静静地挪开,跟着钩子上来了,布下面什么也没有。一时间人们大惑不解:身上的衣服剥掉了吗?随后一切都水落石出了。那个东西就是一块布而已。是一个漂浮在河面上的睡袋。男人回头继续打电话,身着黑外套的女人朝他打手势,像是在说:记得问时间。一切恢复了正常,那么迅速。

救生船开走了,我站在原地,胳膊肘搭在桥上,我的造血系统一如平常那样运转,身体的细胞以正常的速度成熟、死亡。我的体内没有任何东西想要杀死我。当然,死亡随时会到来,最是平常不过了,这一点我倒是有些明白的。但是,我刚刚还是站在那里等着看河里的尸体出现,没有理会我周围真正存在的生命体,仿佛比起生命来,死亡更是个奇迹。我真是个冷静的人。天太冷了,实在没法把这些事情想明白。

我回到公寓的时候,身上的外套已经湿透。在门厅的镜子里,我头上的帽子看起来像一只脏兮兮的水田鼠,随时可能会醒过来。我把帽子和外套一并脱掉。是苏琪吗?内森的声音从里面传来。我把头发抚平,总算收拾得有些像样了。怎么样了?他说道。我走了进去。他正坐在沙发上,右手拿着电视遥控器。你浑身都淋湿了,他说。为什么不给我打电话?

我一言不发。

情况严重吗?内森说。

我点了点头。我的脸颊冰冷,冻得通红通红的,简直像是交通信号灯。我回到房间,脱掉湿衣服,把衣服挂了起来。衣服很沉,褶皱中还留有我的体形。我把头发梳平,穿上绣花长袍,一身干净,心里跟着冷静了。这就是人类对待自己生命的方式吧,我想。我努力地、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回到了客厅。

内森正在看电视,见我从房间里出来,立即按下了静音按钮。我坐到他旁边的沙发上,闭上了眼睛,他伸过手来,摸了摸我的头发。我们以前也这样一起看过电影,他也会这样抚摸着我的头发,漫不经心地。我发现他的漫不经心很能抚慰人心。我有点想住到他的“漫不经心”里,仿佛那是一个不受干扰的地方,而内森永远不会觉察到我住在那里。我想说:我不想回波士顿。我想和你在这里生活。但我没有说出口,反倒说道:你在看的话,把声音打开吧,我不介意。

他再一次按下按钮,电视又有了声音,紧张的弦乐声,一个女人喘息着。谋杀案吧,我心想。但我一睁开眼,看到的却是性爱场面。女人趴着,男人在她身后。

我喜欢那样子,我说道。我是说,从后面来。这样我可以把那个人当作是你。

内森咳了起来,把手从我头上抽了回去。但过了一会儿,他说道:我一般就是闭上眼睛。性爱场面结束了。那两个人现在在法庭上。此刻,我开始想入非非。

我们能上床吗?我说。说真的。

嗯,我知道你会这么说。

那样做,我会感觉舒服许多。

我的天啊,内森说。

随后我们陷入了沉默。这一番对话正等着我们回来,接着进行。我已经冷静下来了,我自己能感觉得到。内森碰了碰我的脚踝,对于刚才那部电视剧的剧情发展,我一时间有了兴趣。

这种事做不得,内森说。

有什么做不得的?你不是爱着我吗?

爱得不光彩。

就当是给个小恩惠吧,我说。

不是的。给你买飞回家的机票才是小恩惠。我们不要再争论了。这种事做不得。

那一夜,在床上,我问他:我们什么时候才会知道,这种事是做得还是做不得?我们应该知道了吧?现在感觉就很不错啊。

不,现在还为时过早,他说。等你回到波士顿后,我们会看得更清,更深。

我不打算回波士顿,我没有把话说出口。这些细胞也许看起来相当正常,但其实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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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莉·鲁尼(Sally Rooney)1991年出生于爱尔兰梅奥郡,是凭借两部长篇小说在短短几年内就蜚声国际的90后作家,被英美媒体誉为“千禧一代首位重量级作家”“快拍一代的塞林格”。除出版过长篇小说《聊天记录》和《普通人》外,鲁尼还在欧美报刊上发表过多篇颇受好评的短篇小说。在这些短篇故事里,鲁尼多以无法圆满的“怪异”爱情为主题,以人物线上线下的“即时聊天”和微妙的心理变化为重要手段,向读者揭示爱情的模糊面貌以及爱情与友情、亲情之间的流动关系,呈现年轻人在面对现代社会开放、多变的人际关系时所遇到的道德困惑。《薪水先生》(Mr.Salary)最早刊登于2016年的《格兰塔》杂志,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微缩版的《聊天记录》。《薪水先生》里的爱情发生在一位从小缺乏家庭关爱的姑娘和比她年长15岁的大叔之间。在两人故作轻松的谈话底下,是相互拉扯、胶着的心理状态。疾病和死亡作为爱情的隐喻,贯穿全篇,为该小说增添了暗沉的基调。苏琪新年前夕从波士顿回到都柏林,既是向因患白血病即将离世的父亲的告别,也是对自己体内“看起来相当正常,但其实不然”的“爱情细胞”的再检测。《康科德34号》(Concord 34)发表在2016年第2期的《都柏林评论》上。该作品同样存在一段“忘年”之恋:二十五岁的玛丽安与高中毕业生伊万的短暂恋情。鲁尼将这段恋情塑造为男女平等、相互尊重理解的关系的雏形,并将它与玛丽安先前的情感关系作比,但仍然让这段感情无果而终。《康科德34号》有着推特语言的简单直白,精准地抓住了现代年轻人的语言习惯和心理动向,并将爱尔兰近来发生的与女性权益相关的大事设置为故事背景。在有些细节的安排上,作者颇为用心;比如,读者可能要读到小说末尾,回头再看时,才能理解为何在开篇的场景中,玛丽安会有此举动:“趴在沙发上,脸朝下,胳膊收在身子底下。”《色与光》(Color and Light)发表于2019年3月的《纽约客》,与前面两篇小说相比,笔调更为成熟稳重。这个爱情故事发生在两个互有好感的陌生人之间,鲁尼在叙述过程中故意调起读者对他们的关系(包括肉体关系)发展的期待,并以细腻的笔法向读者展示了这份好感如何在莫名心理力量驱动下,经由轻浮的调情和错位的对话,转变成相互误会。这两人的感情,犹如文艺节上五光十色的烟花,瞬息的绚烂过后,复归于黑暗:继续各自失意难言的人生。自称马克思主义者的萨莉·鲁尼在书写“怪异”爱情时,不忘把她对社会的观察分析糅入人物关系的发展中。金钱、阶层与爱情的微妙关联若隐若现地出现在这几篇故事里。劳伦·柯林斯(Lauren Collins)的人物概评《你脑海中挥之不去的萨莉·鲁尼》(Sally Rooney Gets in Your Head)刊登在2019年1月的《纽约客》上。该文涉及作家出身背景、性格速写、创作经历、作品评论,有助于读者从多角度了解这位国际文坛新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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