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存魏晋作家别集中，《陶渊明集》最接近原始面貌，也最为流传有序。根据相关资料记载，唐代之前就已至少存在四种陶集，即六卷并序目本、八卷无序本、萧统本、阳休之本，它们均属于抄本陶集，没有流传下来。到了宋代，由于印刷术的普及，社会上盛行藏书刻书的风气，刻书事业获得长足发展。宋代又是陶渊明接受史上的第一个高潮期，宋人追求平淡诗风，对陶诗非常推崇，以苏轼为代表的一批文人创作了大量的和陶诗。在这样的时代文化背景下，刻本陶集大量涌现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现象。现存的宋刻本《陶渊明集》收录诗作120余篇，其中包括《四时》《蜡日》，以及《杂诗》其十二“袅袅松标崖”三篇。关于这三首陶诗篇目的主旨及真伪问题，自宋代以来，学者们就争论不休，至今仍没有定论。

春水满四泽，夏云多奇峰。秋月扬明辉，冬岭秀孤（一作寒）松。（《四时》）

关于此诗作者问题，学界主要有以下几种意见。

1.陶渊明作。宋代汤汉把《联句》《问来使》等疑非陶作的篇目从正集中剔除，附存于卷末，而《四时》保存于正集内，可见他认为此篇是陶作。宋人郭祥正《青山集》卷三○有《广陶渊明〈四时〉诗》一首，张端义《贵耳集》卷上有“春水满四泽，夏云多奇峰。秋月扬明辉，冬岭秀孤松。渊明诗，绝句之祖，一句一绝也”之语。清人温汝能《陶诗汇评》：“古人诗句，多有同时而后人误入者，亦有此诗而彼摘用者。惟此四句，酷类陶体，非靖节无此超警之作。陈（倩父）评谓其辞春夏而居秋冬，当求之比体，则断为陶作而非顾作，似无疑义。置之靖节集中，谁曰不宜？”他们都赞同《四时》作者是陶渊明。

2.顾恺之作。宋刻递修本、曾集本此诗题下有注语曰：“此顾凯之《神情诗》，《类文》有全篇。然顾诗首尾不类，独此警绝。”《艺文类聚》卷三引此四句，同样题作“晋顾凯之《神情诗》”。《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引《许彦周诗话》云：“‘春水满四泽，夏云多奇峰。秋月扬明辉，冬岭秀孤松。’此顾长康诗误编入彭泽集中。”逯钦立校注《陶渊明集》“例言”：“陶集窜入他人之诗，如《四时》诗‘春水满四泽’四句，乃是晋顾凯之《神情诗》。”

3.汉代无名氏作。《北堂书钞》卷一五○引古诗曰：“春水满四泽，夏云多奇峰。秋月扬明晖，冬岭秀孤松。”《北堂书钞》在引录时，凡称为“古诗”者，例指古诗十九首中的篇目或汉代诗作，据此“春水满四泽”似为两汉佚名作品。

4.南北朝人作。桥川时雄《陶集版本源流考》附录《考余一》：“《四时》一首，亦辑在陶集中，而非陶作。……按以数命题，每句对述一事之诗作，多见于南北两朝之际，亦一时风尚，此首并非陶作，误入陶集耳。”

还有一些学者持谨慎态度，暂时存疑，不下论断。《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四《陶诗汇注》提要云：“《四时》一章，但据许顗《彦周诗话》，定为顾恺之诗。而恺之诗于古书别无所见，似尚当存疑，未可遽袁行霈《陶渊明集笺注》：“《艺文类聚》卷三只存此四句，题作《神情诗》，且注明为‘摘句’。此诗题下小注，未知何人所加，所谓‘此顾凯之《神情诗》’，亦只可聊备一说，未必可信。兹据各宋本，仍存此诗于卷三末。至于是否渊明所作，姑且存疑。”

上文就学界关于《四时》作者问题的争论，择要做了梳理介绍。下面对上引几种代表性观点逐一进行分析。

《四时》为陶渊明所作的观点，有版本依据，现存几种宋本陶集均收录此诗，北宋治平三年（1066）思悦编订陶集时很可能也录有此诗，这说明至迟在宋初，陶集中已载有《四时》。从措辞上看，此诗多有与陶诗语词相合者，尤其是“泽”“云”“月”“松”等意象，在陶集中频频出现，即便是伪作，在文本上也没有明显缺陷。

《四时》为汉佚名作品或顾恺之所作的观点，都有文献依据。如果仅从成书时间来看，《北堂书钞》为虞世南任隋秘书郎时编，早于《艺文类聚》。但今存《北堂书钞》文本并非原来旧本，有不少残缺脱误之处，而《艺文类聚》较接近原貌。这就需要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寻求其他相关佐证。从诗作内容观之，此诗写一年四季的自然风景。汉代五言诗整体数量本就偏少，以自然山水为主要题材的诗作更是迄今未见，而东晋诗歌中自然山水的描写已较为常见，从诗史背景考虑，此诗产生于东晋的可能性更大。再就创作主体来说，顾恺之是著名画家，爱游山玩水，善于捕捉自然景物之美，《世说新语·言语第二》：“顾长康从会稽还，人问山川之美，顾云：‘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这种纵情山水的经历，加上自身的文学艺术素养，使顾恺之有写作山水诗的能力、动机和素材。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晋诗卷》辑录顾恺之佚句“丽春绝众卉”一则，亦是写春天的自然风光，与《四时》中自然景物的描写一致。因此，《四时》为顾恺之所作的可能性要远大于为汉人所作。

桥川时雄认为《四时》系南北朝人作，理由是“以数命题，每句对述一事之诗作，多见于南北两朝之际，亦一时风尚”，他没有直接的文献依据，而是根据诗歌发展史做出的一种推断。其说可取之处在于，他看到了《四时》形式上的两个特点：以数命题；每句对述一事。遍检《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笔者发现具备这两个形式特征，且与“四时”主题接近的诗作只有两首，它们分别是王微的《四气》和宋孝武帝刘骏的《四时》，此二诗全文依次为：

衡若首春华，梧楸当夏翳。鸣笙起秋风，置酒飞冬雪。

堇茹供春膳，粟浆充夏餐。瓟酱调秋菜，白醝解冬寒。

刘骏的诗作题目虽为“四时”，诗中也依次有春、夏、秋、冬四字，但主要写膳食，而不是自然风景，与陶集中的《四时》内容差异明显。相较之下，王微的诗作写“春华”“夏翳”“秋风”“冬雪”，跟《四时》主题颇为相近。

诚如桥川时雄所言，现存的这种“以数命题，每句对述一事”的诗作，比较盛行于南朝宋、齐、梁三代，在此之前尚未见有人写作。但王微生活的时代与陶渊明相距不远，既然他已写有《四气》，就不能排除在他之前的陶渊明或顾恺之有创作《四时》的可能性。这是因为一种文学体裁，从最初产生到被模仿接受，再到被广泛运用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总需要一个时间的积累过程，有时这一过程很短暂，而有时却相当漫长。

综上，《四时》的作者，除汉人所作不能成立外，顾恺之、陶渊明、南朝人皆可备一说。如果从成书时间来看，当以《类文》《艺文类聚》所载的顾恺之为准，题作《神情诗》；如果从诗歌发展史和《四时》本身的形式特点来看，南朝人创作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如果从现存的宋本陶集和诗中的词语意象来看，也不能断然否定其必非陶渊明作品。这三种观点看似相互冲突，但转换一下思路，也许可以将之贯通起来。

《艺文类聚》引用《四时》时，文末注有“摘句”二字，此二字颇应注意。魏晋南北朝时，“摘句”一词主要有两种含义。一是贵族讲经活动中的一种行为，由相关人员负责摘录主讲者精彩的言语议论。《世说新语·言语第二》“孝武将讲《孝经》，谢公兄弟与诸人私庭讲习”，刘孝标注引《续晋阳秋》曰：“宁康三年九月九日，帝讲《孝经》，仆射谢安侍坐，吏部尚书陆纳、兼侍中卞耽读，黄门侍郎谢石、吏部袁宏兼执经，中书郎车胤、丹阳尹王混摘句。”二是摘录诗文中的警句，加以吟咏赏玩。《南史》卷七二《丘灵鞠传》：“宋孝武殷贵妃亡，灵鞠献挽歌三首，云‘云横广阶暗，霜深高殿寒’，帝摘句嗟赏。”此处《艺文类聚》注语中的“摘句”，显指后者。

宋刻递修本陶集《四时》诗题下有无名氏注曰：“此顾凯之《神情诗》，《类文》有全篇。然顾诗首尾不类，独此警绝。”《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均著录“《类文》三百七十七卷，庾自直撰”，《宋史·艺文志》著录为三百六十二卷，可见《类文》在宋时尚有流传，宋人还能读到其大体完备的文本原貌。庾自直为颍川人，历仕陈、隋，生平事迹见《北史》卷八三《文苑传》。如果陶集“《类文》有全编”“顾诗首尾不类，独此警绝”的注语不误，“春水满四泽”应为顾恺之《神情诗》的语句，且篇幅原本不止四句。

或许出于对“春水满四泽”四句的喜爱，陶渊明把它们从顾恺之原来的诗作中单独摘出，重新加以组织编排，并改题为“四时”，于是就变成了今天所见到的《四时》文本面貌。到了南朝，由于对文学新变的自觉追求和诗歌形式的强烈兴趣，这种“以数命题，每句对述一事”的新奇形式受到时人青睐，士人开始大量写作“四时”“四色”“四气”等“四体诗”，诗歌体制也逐渐固定下来（五言四句，每句写一事）。需要说明的是，与后来王微、范云等人创作“四气”“四色”诗不同，陶渊明只是从前人（顾恺之）诗作中摘出四句，重新编排，这种行为虽然带有某种二次创作的特点，但并不具备完全的独创性，也因此唐、宋典籍引用此诗时，要么将其视为顾恺之作，要么题作陶渊明，而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这是由《四时》特殊的文本生产机制造成的。

宋刻递修本《四时》，诗末引录宋人刘斯立语云：“当是凯之用此足成全篇，篇中唯此警绝，居然可知。或虽顾作，渊明摘出四句，可谓善择。”说顾恺之根据陶渊明《四时》足成全篇，显然有待商榷，至于说“虽顾作，渊明摘出四句，可谓善择”，则是很有见地的看法。

风雪送余运，无妨时已和。梅柳夹门植，一条有佳花（一作葩）。我唱尔言得，酒中适何多！未能（一作知）明多少，章山有奇歌。（《蜡日》）

此诗写作时间，逯钦立、袁行霈、龚斌均阙而不言，王瑶将其系于南北朝宋永初三年（422）：“‘蜡’为年终祭名，这诗当为岁暮时所作。诗中有‘章山有奇歌’句，《山海经》说‘鲜山又东三十里曰章山’；‘奇歌’当为神仙所唱。则本诗与《读山海经》应为同年作；但《读山海经》作于孟夏，此诗则作于岁暮。今依之同系于宋武帝永初三年。”他断定《读山海经》写于永初三年的依据是：“发端一首写隐居读书的乐趣，以下即分咏二书中所载的奇异事物，最后一首则以论史为结，说明‘帝者慎用才’的意思，盖慨叹于晋室的灭亡；因知十三首是一时所作。其中第十一《巨猾肆威暴》一首，显然是为刘裕弑逆而作。……诗中开首就说‘孟夏草木长’，则本诗当为零陵王被害的次年，宋武帝永初三年（四二二）所作。”

与王瑶不同，逯钦立把《读山海经》系于晋安帝义熙四年（408），龚斌系之于义熙三年（407）。袁行霈系之于义熙二年（406），理由是：“‘穷巷隔深辙，颇回故人车’，与《归园田居》‘野外罕人事，穷巷寡轮鞅’之生活相近。从‘欢然酌春酒，摘我园中蔬’看来，显然是闲居躬耕时所作，而且生活尚有余裕。”逯、龚、袁三人的系年虽有差异，但基本接近，都认为是陶渊明辞官彭泽、归隐田园不久后作。《读山海经》其一整首诗洋溢着读书的乐趣，诗人心情怡然自得，说明当时生活较为充裕，这与《和郭主簿二首》其一“息交游闲业，卧起弄书琴。园蔬有余滋，旧谷犹储今”非常接近。陶渊明晚年生活状况恶化，很多时候无酒可饮，甚至乞食度日，《读山海经》不应写于晚年。

《蜡日》诗文本有两处值得注意：一是“梅柳夹门植”，二是“章山有奇歌”。

1.“梅柳夹门植”一句，是陶集中唯一一处提及“梅”的。遍检《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陶渊明之前，汉、魏诗歌中基本不见有用“梅”者，即便两晋，除《子夜歌》《西洲曲》等民歌外，文人诗作中也很少使用“梅”意象。到了刘宋，鲍照诗较多使用“梅”，有名作《梅花落》，但整体上看，写梅的诗篇在宋、齐时数量仍不多。直到萧梁时，“梅”作为典型的文学意象，才广泛进入时人创作当中。而“梅柳”作为一词连用，是唐以后才出现的情况。

假如《蜡日》确为陶诗，根据“梅柳夹门植，一条有佳花”，可知陶渊明居所的门前，左右两边栽种有梅和柳。按照逯钦立等人的意见，《读山海经》写于辞官彭泽、归隐田园后不久，再结合王瑶认为的《蜡日》诗“与《读山海经》应为同年作”，它们描写的居住环境应当一致。《归园田居》其一“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读山海经》其一“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和郭主簿》其一“蔼蔼堂前林，中夏贮清阴”，陶渊明居处的自然环境为：榆柳栽在屋后，桃李种在堂前，林木绕屋而植，而不是“梅柳夹门植”。由此可见，《蜡日》与《读山海经》《归园田居》《和郭主簿》并非作于一时，它们关于居住环境的描写，存在明显出入。

2.“章山有奇歌”一句，历来难解。明人黄文焕析义《陶元亮诗》：“章山，一在建昌府城东北，一在临江。”逯钦立曰：“章山，鄣山，即石门山。《水经注》二十九‘庐山之北，有石门水，其下入江南陵，即彭蠡泽西天子鄣也’。庐山诸道人《游石门山诗序》‘石门在精舍南十余里，一名鄣山’。”袁行霈先引《山海经·中山经》“鲜山又东三十里，曰章山，其阳多金，其阴多美石。皋水出焉，东流注于澧水，其中多脆石”，进而又说“末二句费解，姑存疑可也”。不管“章山”指“石门山”还是“鲜山”，以上学者均没有讲通“有奇歌”三字何指。

王叔岷认为：“章山即是商山，‘奇歌’即四皓《紫芝歌》也，商与章古字可通。”这一解释较有新意，但也有难以令人信服之处。《史记》《汉书》均无四皓作《紫芝歌》的记载，如果《蜡日》为陶作，他读到的四皓事迹，史料来源应是皇甫谧的《高士传》。“四皓者，皆河内轵人也，或在汲。一曰东园公，二曰甪里先生，三曰绮里季，四曰夏黄公。皆修道洁己，非义不动。秦始皇时，见秦政虐，乃退入蓝田山，而作歌曰‘莫莫高山，深谷逶迤。晔晔紫芝，可以疗饥。唐虞世远，吾将何归？驷马高盖，其忧甚大。富贵之畏人，不如贫贱之肆志’。”陶集有多处提到四皓，无一例外均作“商山”，而不是“章山”，如《赠羊长史》“路若经商山，为我少踌躇。多谢绮与甪，精爽今何如？紫芝谁复采，深谷久应芜”，《桃花源记并诗》“黄绮之商山，伊人亦云逝”，《集圣贤群辅录上》“右商山四皓，当秦之末，俱隐上洛商山”，为什么《蜡日》偏偏用“章山”？王叔岷看到了这一现象，为了说通“章山”即“商山”，他解释说这是陶渊明为了影射现实政治而故意深晦其词：“此诗特用梅字，又以章山代商山，与《述酒》诗故意离奇其辞者相似，是盖隐有所喻矣。题名蜡日，以喻晋祚之尽耳。”接着他又把该诗与《述酒》相联系，做进一步阐发：“吴骞谓此诗乃与《述酒》篇同意，颇为有见。……《述酒诗》题原注‘仪狄造，杜康润色之’，喻桓玄、刘裕先后以酒谋篡夺。此诗‘我唱尔言得，酒中适何多’，盖亦此意，谓桓玄唱于前，刘裕和于后，以酒谋篡夺者何其多！‘未能明多少’，谓此后以酒谋篡夺者不知有多少也。处此忧患之世，当效四皓隐遁商山，高歌以肆志。”这样的解读，完全脱离诗歌文本内容，生硬地做政治上的比附。

“蜡日”的题名，只不过表明这是一首节令诗，写蜡祭这天诗人与亲友之间的燕饮之乐，同题诗作在魏晋南北朝很常见，裴秀有《大蜡》诗，张望有《蜡除》诗，魏收有《蜡节》诗，为什么他们的诗作都没有政治影射，等到陶渊明写《蜡日》就变成了影射晋祚之尽？江伟《答贺蜡》云“正元二年冬蜡，家君在陈郡，余别在国舍，不得集会。弟广平作诗以贻余，余答之曰‘蜡节之会，廓焉独处’”，魏收《蜡节》曰“凝寒迫清祀，有酒宴嘉平”，蜡日与亲友集会燕饮是六朝社会的习俗。“我唱尔言得，酒中适何多”，写诗人跟亲友燕饮时悠然自得的心态，“未能明多少，章山有奇歌”承接上句“酒中适何多”，所谓的“奇歌”应当是与饮酒之适有关的作品。而《紫芝歌》主旨写富贵无常，充满避祸全身的思想，与此诗流露的喜悦之情毫不相关。《蜡日》后四句写亲友聚会燕饮的欢乐，主旨明晰，哪里有什么政治寓意、“以酒谋篡夺”的思想？诗中的“我”指诗人，“尔”指亲友，如何能看出桓玄和刘裕的影子？唐满先注释此诗说“本诗是年终祭祀时所作。前四句写既冷且和的景物，以梅花斗雪寄托作者坚贞的品格；后四句的意思不大明显，当是写作者与意气相投的朋友在一起饮酒高歌，抒发他在岁暮、年暮和晋亡之后的种种感慨”，亦是牵强，此诗创作背景不详，怎能断定是晋亡后作？

王瑶、袁行霈均已指出“章山”用《山海经》典，王氏更进一步认为“奇歌”当是神仙所唱，这为我们破解“章山有奇歌”之义，提供了有益的启发。陶渊明写有《读山海经十三首》，其中第二首、第三首、第五首均涉及西王母，此三诗全文依次为：

玉台凌霞秀，王母怡妙颜。天地共俱生，不知几何年。灵化无穷已，馆宇非一山。高酣发新谣，宁效俗中言。（《读山海经十三首》其二）

迢递槐江岭，是谓玄圃丘。西南望昆墟，光气难与俦。亭亭明玕照，落落清瑶流。恨不及周穆，托乘一来游。（《读山海经十三首》其三）

翩翩三青鸟，毛色奇可怜。朝为王母使，暮归三危山。我欲因此鸟，具向王母言。在世无所须，唯酒与长年。（《读山海经十三首》其五）

“我唱尔言得，酒中适何多”，蜡日这天，陶渊明与亲友集会燕饮，心情愉悦，他自然希望能一直保持这种局面，常与亲友浊酒一杯，叙说平生，而不是“感物愿及时，每恨靡所挥”（《和胡西曹示顾贼曹》）、“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拟挽歌辞》），“在世无所须，唯酒与长年”表达的正是此种心境。由于酒酣，陶渊明整个人的精神活动处于高度兴奋状态，他获得了出尘之想，想到周穆王和西王母瑶池燕饮赠答、依依惜别的故事。《穆天子传》卷三：“天子觞西王母于瑶池之上。西王母为天子谣曰：‘白云在天，山陵自出。道里悠远，山川间之。将子无死，尚能复来。’天子答之，曰：‘予归东土，和治诸夏。万民平均，吾顾见汝。比及三年，将复而野。’西王母又为天子吟，曰：‘徂彼西土，爰居其野。虎豹为群，於鹊与处。嘉命不迁，我惟帝女。彼何世民，又将去子？吹笙鼓簧，中心翔翔。世民之子，唯天之望。’”诗人虽不像西王母那样拥有长久的寿命和神奇的变化，与其共饮的亲友也不像周穆王那般具有帝王的身份和政治的使命，但在饮酒的精神欢愉上，在对友情的珍视上，却是一致的。陶渊明期待明年的蜡节，亲友“尚能复来”，他甚至想要跟随周穆王的车驾，与之一起拜访西王母。因此，“章山有奇歌”的“奇歌”，具有双重含义，既指西王母与周穆王瑶池赠答的诗歌，也指陶渊明本人《读山海经十三首》中的相关篇目。前文说到，《蜡日》与《读山海经》并不作于同时，前者应晚于后者，但它们在文本上却有着密切的联系。

以上对“章山有奇歌”一句的解读，是在王瑶、袁行霈等前辈学者的基础上，做进一步发挥，立论的前提是“章山”典出《山海经》、“奇歌”为神仙所唱，陶集中显然只有《读山海经十三首》涉及这两方面。很明显，这种解读有不少猜测成分，就笔者而言亦无把握。如果允许更大胆的联想，其实还可提出另一种新的解读。以往研究者多在“章山”一词上做文章，努力找出其准确的出处，进而理解“章山有奇歌”一句的含义。然而我们不禁要问，“章山”就一定用典吗？它有没有可能是实写？这种情况完全可能。据《晋书》卷十五《地理下·荆州》，江夏郡为汉时置，统安陆、云杜、曲陵、平春、鄳、竟陵、南新市七县，“竟陵”下有小注曰：“章山在东北，古之内方山。”《晋书·毛宝传》：“庾亮西镇，请为辅国将军、江夏相、督随义阳二郡，镇上明。又进南中郎。随亮讨郭默。默平，与亮司马王愆期等救桓宣于章山，击贼将石遇，破之，进征虏将军。”《晋书·桓宣传》：“后庾亮为荆州，将谋北伐，以宣为都督沔北前锋征讨军事、平北将军、司州刺史、假节，镇襄阳。（石）季龙使骑七千渡沔攻之，亮遣司马王愆期、辅国将军毛宝救宣。”可见，“章山”实为一真实的地理存在，在沔水南岸，竟陵县东北，隶属荆州江夏郡。据《晋书·桓温传》，陶渊明的外祖父孟嘉为江夏鄳人，既然与“章山”同属一郡，相距便不算远。孟嘉嗜酒，“嘉好酣饮，愈多不乱。温问嘉：‘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嘉曰：‘公未得酒中趣耳。’”陶集中有《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一文，也载录此事。孟嘉“公未得酒中趣”的话语，不正是《蜡日》“酒中适何多，未能明多少”的同义表达吗？因此，笔者认为，《蜡日》末二联暗用桓温、孟嘉关于“酒有何好”“酒中趣”的讨论这一事典，借以表达诗人与亲友蜡日酣饮、飘飘然忘乎所以的乐趣，主旨跟《饮酒》其十四“父老杂乱言，觞酌失行次。不觉知有我，安知物为贵？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一致。所谓的“奇歌”，即指孟嘉回应桓温“酒有何好”的话语。陶渊明对其外祖父孟嘉颇为敬仰，从他本人的某些行为作风中，不难看到孟嘉的影子，他在痛饮狂欢时，想到孟嘉“公未得酒中趣”的名句，是很顺理成章的举动。

综之，《蜡日》主旨明确，主要写蜡祭这天与亲友的燕饮之乐，但也有某些让人疑惑之处，如“梅柳夹门植”的居住环境描写，如“章山”“奇歌”分别指什么，出自何种典故。宋前典籍中不见有引用此诗的记载，《艺文类聚》卷五“岁时下·腊”录有裴秀、江伟、张望等人的作品，但没有录该篇，思悦编陶集已收此诗，宋人赵蕃有和作《晦日用陶靖节蜡日韵》。如果此诗为后来窜入之作的话，其窜入陶集应发生在中晚唐时期。

袅袅松标崖，婉娈柔童子。年始三五间，乔柯何可倚（一作柯条何滓滓，又作华柯真可寄）。养色含津气，粲然有心理。（《杂诗十二首》其十二）

最先对此诗作者表示怀疑的是汤汉。汤氏将其附存于正集之外，并在题下注曰：“东坡和陶无此篇。”此后关于本篇的作者，学者们主要有以下观点。

1.陶渊明作。这是目前学界的主流意见，陶澍、王瑶、逯钦立、龚斌、袁行霈等人均赞成之。

2.陶渊明作，但诗题应当为“拟古”。清人蒋薰云：“‘袅袅’六句，恐非《杂诗》，或《拟古》之十，亦缺落不全者。”然苏轼有《和陶拟古九首》，若此诗也属“拟古”，便与“九首”的数目不合。

3.不是陶作，而是南朝齐、梁时期的作品。桥川时雄《陶集版本源流考》附录《考余一》：“《杂诗十二首》，末有‘袅袅松标崖’一首，此首甚难解，虽有说注，亦近牵强。又吟咏句意，颇近于淫辞，殆咏齐、梁盛行娈童之事，与前十一首合唱诗意不贯不连。造语仅六句，风韵语格亦不类他作，恐非陶作，苏轼亦无和作也。”王叔岷也说：“此首颇似不完整之游仙诗，与前十一首皆不类，疑是后人之作窜入陶集者。汤汉注本别出，编于《归去来辞》之后，最为有识。苏东坡和陶诗亦未和此首。”

首先，苏轼没有和此诗并不能说明它就不是陶作，这是因为苏轼和作的陶集篇目共109首，他没有对陶诗文全部加以追和，而是有选择地追和了其中大部分。即使苏轼对《归园田居六首》《拟古九首》《读山海经十三首》等其他组诗都完整追和，而《杂诗十二首》却只和前十一首，这一举动或许也表明他怀疑第十二首非陶作，所以才没有和作，但他并没有给出任何理由，他的怀疑不能成为判定此篇真伪的直接依据。

其次，此诗也不是六朝盛行的娈童题材。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不妨将之与齐、梁时期那些写娈童的诗作做一文本对比。

可怜周小童，微笑摘兰丛。鲜肤胜粉白，曼脸若桃红。挟弹雕陵下，垂钩莲叶东。腕动飘香麝，衣轻任好风。幸承拂枕选，得奉画堂中。金屏障翠帔，蓝帕覆熏笼。本知伤轻薄，含词羞自通。剪袖恩虽重，残桃爱未终。蛾眉讵须嫉，新妆近如宫。（刘遵《繁华应令诗》）

娈童娇丽质，践董复超瑕。羽帐晨香满，珠帘夕漏赊。翠被含鸳色，雕床镂象牙。妙年同小史，姝貌比朝霞。袖裁连璧锦，笺织细种花。揽袴轻红出，回头双鬓斜。懒眼时含笑，玉手乍攀花。怀猜非后钓，密爱似前车。定使燕姬妒，弥令郑女嗟。（萧纲《娈童诗》）

仔细观察上引二诗，不难发现，齐、梁盛行的娈童之作，大都采用工笔手法，铺陈刻画娈童的肤色、穿着、神态、妆饰，一般都有“白肤”“曼脸”“皓腕”“衣物”“蛾眉”“懒眼”等典型意象。而现存《杂诗》其十二的文本基本没有这些因素。

此外，诚如桥川时雄、王叔岷等人所言，此诗与《杂诗》前十一首不类，诗意不贯不连，但《杂诗十二首》本身就不是一个文义连贯的整体，以前十一首为例，第九、第十、第十一首都是羁旅行役之作，与前八首的主题存在明显脱节，因而王瑶在对陶集编年时，将其分别系于不同的年份之下。《文选》卷三○“杂诗下”收录陶渊明《杂诗二首》，分别是“结庐在人境”与“秋菊有佳色”，《艺文类聚》卷六五“产业部上·园”引此二诗亦题作“杂诗”，而在宋本陶集中，它们却属于《饮酒二十首》的第五首、第七首。如果《文选》《艺文类聚》引文不误，那么最初陶集文本中“杂诗”这一诗题下的篇目，可能远异于我们今天所见到的面貌。在这种情况下，很难说“袅袅松标崖”的诗题就是“杂诗”，它有可能是唐、宋人重新编辑整理的结果。

除作者问题外，关于此诗主旨为何，学者们也有歧见。

1.咏物说。吴瞻泰《陶诗汇注》引王棠曰：“此咏松也，童子亦借以喻松，寄托深远。”王瑶也认为：“这是一首咏松的诗，童子也借以喻松。松树幼时虽为弱枝，但如得善养，必可成为高干大材。”

2.期望后生说。邱嘉穗《东山草堂陶诗笺》：“比也，通篇俱指嫩松说，而正意自可想见。‘童子’句亦喻嫩松也，意公以老松自居，望后生辈如嫩松之养柯植节也。观‘袅袅’二字及乔柯等句，非三五年始生之小松而何？”

3.养生说。黄文焕析义《陶元亮诗》：“袅袅之松足以标崖，初为弱枝，后成苍干，其质有之也。婉娈柔童同彼袅袅，然由始计后，脆质岂如乔柯之足恃？惟咽津导气则几矣。语最曲。……第十二首特殿之以婉娈柔童，与前叹老相映，努力养真必于少壮之时，然后可以返老还童。”王叔岷也说：“第十二首言弱松养色含气，可成乔柯。以喻养生之道。”

4.写早年心事说。李剑锋曰：“‘袅袅’“婉娈”‘养色’‘粲然’皆形容女性之美。晋左思《吴都赋》‘袅袅素女’，《诗·曹风》‘婉兮娈兮，季女斯饥’。渊明此诗与《杂诗》其他诸首不类，风情柔婉，殆写早年咏心事。”

5.早年自况、咏怀言志说。钟优民云：“细味其诗，疑系渊明早年自况之作。亭亭玉立，前程无限的乔松，恰是修身养性、憧憬美好未来的诗人的象征。他的一生，如同这棵挺立悬崖绝壁之上的孤松，任凭风吹雨打，贞志不移。”魏正申曰：“这是一首模仿屈原《橘颂》篇的咏物述志诗，抒发了诗人少年时代的远大志向。”

6.游仙说。田晓菲认为：“陶渊明的《杂诗》其十二，虽然可能只是片段，也可以分明看得出是一首典型的游仙诗……何峤、嵇康的《游仙诗》都以松树起兴……除了上文提到的曹丕《折杨柳行》之外，曹植《飞龙篇》也写到邂逅仙童……至于‘养色含津气’，更是魏晋修炼养生的常谈。”

还有一些学者认为此诗无甚意义，文本有残缺，如温汝能《陶诗汇评》：“此首寥寥数语，无甚意义，蒋丹崖谓缺落不全，或其然耶？”

要弄清此诗主旨究竟为何，首先必须准确理解每句诗的含义。“袅袅松标崖，婉娈柔童子”二句，意为“纤长柔弱的松树，就好像年轻貌美的童子”，主体是松，童子借以喻松。“年始三五间”一句，诸家解释有出入。“三五间”，王瑶、逯钦立、龚斌认为指十五岁左右，王叔岷、袁行霈则认为指三年、五年之间。若指十五岁，于松已是高枝大树，与上句不合，当指三年、五年之间。此句意为“袅袅松树在三年、五年之间”。“乔柯何可倚”一句，“乔柯”意为“高大的树枝”，“何可”意为“怎么能”，《世说新语·任诞第二十三》：“王子猷尝暂寄人空宅住，便令种竹。或问：‘暂住何烦尔？’王啸咏良久，直指竹曰：‘何可一日无此君？’”此句意为“怎么能倚靠高大的树枝”，因松树尚在三年、五年之间，没有高柯可供倚靠，亦是写松树。“养色含津气，粲然有心理”一句，颇为难解，袁行霈释作“松树养其树色，内涵津气，其心理粲然可见也”，虽亦有不甚明了处，大体可通。此诗译文为：纤长柔弱的松树，就好像年轻貌美的童子。松树尚在三年、五年之间，怎么能（期望它现在就长成）高大的树木以供倚靠？只要它能养其树色，内含津气，保持本性，总有一天会成长为参天大树。

由此可见，此诗为咏物之作，主旨与《和郭主簿二首》其二“芳菊开林耀，青松冠岩列。怀此贞秀姿，卓为霜下杰”，《饮酒二十首》其八“清松在东园，众草没其姿。凝霜殄异类，卓然见高枝。连林人不觉，独树众乃奇”相近，都是写对松树的咏赞之情。文中或许寄托着诗人的某些心志，但这种寄托不甚明显。因此，王棠、王瑶二人的说法较为可取，此诗似没有什么“早年自况”“期望后生”“养生”“游仙”的思想。

此诗形式为五言六句，在陶集中仅此一例，不知原作就如此，还是后世流传过程中文本有脱落之处。宋前典籍不见有引用该诗者，宋代亦不见和作。诚如桥川时雄所说，此诗“风韵语格不类（陶渊明）他作”，但也没有直接论据证明其为伪作，不如暂时存疑。如果非要下一个结论，笔者更倾向于其非陶作，这是因为除了“松”意象在陶集中较多出现外，其余“袅袅”“婉娈”“童子”“养色”“津气”“粲然”“心理”等意象词语，在陶集中仅此一例，别无所见，一首诗的文本偶有一两处这样的情况，尚可理解，但如此密集的差异，实在不是正常现象，更何况陶诗无论在内容主题还是词语意象上，都有很强的文本关联性。钱志熙曾说，“渊明的作品无一不是写其内心世界中真实的思想、感情与愿望，是一种性情的文学。用一句比较理学化的话来说，就是写他性天中之事。因此，渊明一生的创作具有高度的统一性。他的所有作品，几乎都是可以互相诠释”，“渊明的作品，主题其实十分集中，具有很强的互文性”。《杂诗》其十二的文本，在陶集整体的文本序列中，是颇为独特的存在，这种强烈的文本异质性，难免让人生疑。

以上我们对宋本《陶渊明集》收录的三首陶诗篇目的主旨及真伪问题，做了较为系统的考察。在对以往研究成果梳理、借鉴和反思的基础上，本文认为，《四时》为陶渊明摘录顾恺之《神情诗》中的某些语句，重新加以组织编排后的面貌，带有某种二次创作的性质；《蜡日》主旨比较明确，主要写蜡祭这天与亲友的燕饮之乐，蜡日与亲友集会燕饮是六朝社会的习俗，同题诗作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很常见，没有什么政治影射；《杂诗》其十二“袅袅松标崖”为咏物之作，主要写对松树的咏赞之情，不是齐、梁时期盛行的娈童之作，也没有“早年自况”“期望后生”“养生”“游仙”等思想。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对三首陶诗篇目主旨及真伪问题的解读，并非确凿无疑的定论，它只是笔者在阅读过程中的一些想法，并加以条理论证化的结果。这些意见未必正确，也不见得就符合陶渊明的本意，只能说希望它为陶诗的解读，提供某种别的可能性，为读者阅读陶集提供若干参考。由于受现存资料的限制，六朝文学研究中遗留的不少问题，今天已很难有确定的结论，在这样的学术史背景下，提出一种可能性，并做出合理的论证与解释，其价值也许未必就劣于得出一个“正确”的结论。文学研究的魅力本就在于探讨各种可能性。倘若本文的论述有不当或讹误之处，尚请见谅！

［附记：内子在本文撰写、修订过程中，给予不少鼓励，谨致以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