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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论坛】 论三首陶诗篇目的主旨及真伪问题

作者:赵敏俐 等 来源:《中国诗歌研究(第十九辑)》
发布于 2020-05-29 浏览量:717

在现存魏晋作家别集中,《陶渊明集》最接近原始面貌,也最为流传有序。根据相关资料记载,唐代之前就已至少存在四种陶集,即六卷并序目本、八卷无序本、萧统本、阳休之本,它们均属于抄本陶集,没有流传下来。到了宋代,由于印刷术的普及,社会上盛行藏书刻书的风气,刻书事业获得长足发展。宋代又是陶渊明接受史上的第一个高潮期,宋人追求平淡诗风,对陶诗非常推崇,以苏轼为代表的一批文人创作了大量的和陶诗。在这样的时代文化背景下,刻本陶集大量涌现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现象。现存的宋刻本《陶渊明集》收录诗作120余篇,其中包括《四时》《蜡日》,以及《杂诗》其十二“袅袅松标崖”三篇。关于这三首陶诗篇目的主旨及真伪问题,自宋代以来,学者们就争论不休,至今仍没有定论。


一 《四时》


春水满四泽,夏云多奇峰。秋月扬明辉,冬岭秀孤(一作寒)松。(《四时》)

关于此诗作者问题,学界主要有以下几种意见。

1.陶渊明作。宋代汤汉把《联句》《问来使》等疑非陶作的篇目从正集中剔除,附存于卷末,而《四时》保存于正集内,可见他认为此篇是陶作。宋人郭祥正《青山集》卷三○有《广陶渊明〈四时〉诗》一首,张端义《贵耳集》卷上有“春水满四泽,夏云多奇峰。秋月扬明辉,冬岭秀孤松。渊明诗,绝句之祖,一句一绝也”之语。清人温汝能《陶诗汇评》:“古人诗句,多有同时而后人误入者,亦有此诗而彼摘用者。惟此四句,酷类陶体,非靖节无此超警之作。陈(倩父)评谓其辞春夏而居秋冬,当求之比体,则断为陶作而非顾作,似无疑义。置之靖节集中,谁曰不宜?”他们都赞同《四时》作者是陶渊明。

2.顾恺之作。宋刻递修本、曾集本此诗题下有注语曰:“此顾凯之《神情诗》,《类文》有全篇。然顾诗首尾不类,独此警绝。”《艺文类聚》卷三引此四句,同样题作“晋顾凯之《神情诗》”。《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引《许彦周诗话》云:“‘春水满四泽,夏云多奇峰。秋月扬明辉,冬岭秀孤松。’此顾长康诗误编入彭泽集中。”逯钦立校注《陶渊明集》“例言”:“陶集窜入他人之诗,如《四时》诗‘春水满四泽’四句,乃是晋顾凯之《神情诗》。”

3.汉代无名氏作。《北堂书钞》卷一五○引古诗曰:“春水满四泽,夏云多奇峰。秋月扬明晖,冬岭秀孤松。”《北堂书钞》在引录时,凡称为“古诗”者,例指古诗十九首中的篇目或汉代诗作,据此“春水满四泽”似为两汉佚名作品。

4.南北朝人作。桥川时雄《陶集版本源流考》附录《考余一》:“《四时》一首,亦辑在陶集中,而非陶作。……按以数命题,每句对述一事之诗作,多见于南北两朝之际,亦一时风尚,此首并非陶作,误入陶集耳。”

还有一些学者持谨慎态度,暂时存疑,不下论断。《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四《陶诗汇注》提要云:“《四时》一章,但据许顗《彦周诗话》,定为顾恺之诗。而恺之诗于古书别无所见,似尚当存疑,未可遽袁行霈《陶渊明集笺注》:“《艺文类聚》卷三只存此四句,题作《神情诗》,且注明为‘摘句’。此诗题下小注,未知何人所加,所谓‘此顾凯之《神情诗》’,亦只可聊备一说,未必可信。兹据各宋本,仍存此诗于卷三末。至于是否渊明所作,姑且存疑。”

上文就学界关于《四时》作者问题的争论,择要做了梳理介绍。下面对上引几种代表性观点逐一进行分析。

《四时》为陶渊明所作的观点,有版本依据,现存几种宋本陶集均收录此诗,北宋治平三年(1066)思悦编订陶集时很可能也录有此诗,这说明至迟在宋初,陶集中已载有《四时》。从措辞上看,此诗多有与陶诗语词相合者,尤其是“泽”“云”“月”“松”等意象,在陶集中频频出现,即便是伪作,在文本上也没有明显缺陷。

《四时》为汉佚名作品或顾恺之所作的观点,都有文献依据。如果仅从成书时间来看,《北堂书钞》为虞世南任隋秘书郎时编,早于《艺文类聚》。但今存《北堂书钞》文本并非原来旧本,有不少残缺脱误之处,而《艺文类聚》较接近原貌。这就需要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寻求其他相关佐证。从诗作内容观之,此诗写一年四季的自然风景。汉代五言诗整体数量本就偏少,以自然山水为主要题材的诗作更是迄今未见,而东晋诗歌中自然山水的描写已较为常见,从诗史背景考虑,此诗产生于东晋的可能性更大。再就创作主体来说,顾恺之是著名画家,爱游山玩水,善于捕捉自然景物之美,《世说新语·言语第二》:“顾长康从会稽还,人问山川之美,顾云:‘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这种纵情山水的经历,加上自身的文学艺术素养,使顾恺之有写作山水诗的能力、动机和素材。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晋诗卷》辑录顾恺之佚句“丽春绝众卉”一则,亦是写春天的自然风光,与《四时》中自然景物的描写一致。因此,《四时》为顾恺之所作的可能性要远大于为汉人所作。

桥川时雄认为《四时》系南北朝人作,理由是“以数命题,每句对述一事之诗作,多见于南北两朝之际,亦一时风尚”,他没有直接的文献依据,而是根据诗歌发展史做出的一种推断。其说可取之处在于,他看到了《四时》形式上的两个特点:以数命题;每句对述一事。遍检《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笔者发现具备这两个形式特征,且与“四时”主题接近的诗作只有两首,它们分别是王微的《四气》和宋孝武帝刘骏的《四时》,此二诗全文依次为:

衡若首春华,梧楸当夏翳。鸣笙起秋风,置酒飞冬雪。

堇茹供春膳,粟浆充夏餐。瓟酱调秋菜,白醝解冬寒。

刘骏的诗作题目虽为“四时”,诗中也依次有春、夏、秋、冬四字,但主要写膳食,而不是自然风景,与陶集中的《四时》内容差异明显。相较之下,王微的诗作写“春华”“夏翳”“秋风”“冬雪”,跟《四时》主题颇为相近。

诚如桥川时雄所言,现存的这种“以数命题,每句对述一事”的诗作,比较盛行于南朝宋、齐、梁三代,在此之前尚未见有人写作。但王微生活的时代与陶渊明相距不远,既然他已写有《四气》,就不能排除在他之前的陶渊明或顾恺之有创作《四时》的可能性。这是因为一种文学体裁,从最初产生到被模仿接受,再到被广泛运用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总需要一个时间的积累过程,有时这一过程很短暂,而有时却相当漫长。

综上,《四时》的作者,除汉人所作不能成立外,顾恺之、陶渊明、南朝人皆可备一说。如果从成书时间来看,当以《类文》《艺文类聚》所载的顾恺之为准,题作《神情诗》;如果从诗歌发展史和《四时》本身的形式特点来看,南朝人创作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如果从现存的宋本陶集和诗中的词语意象来看,也不能断然否定其必非陶渊明作品。这三种观点看似相互冲突,但转换一下思路,也许可以将之贯通起来。

《艺文类聚》引用《四时》时,文末注有“摘句”二字,此二字颇应注意。魏晋南北朝时,“摘句”一词主要有两种含义。一是贵族讲经活动中的一种行为,由相关人员负责摘录主讲者精彩的言语议论。《世说新语·言语第二》“孝武将讲《孝经》,谢公兄弟与诸人私庭讲习”,刘孝标注引《续晋阳秋》曰:“宁康三年九月九日,帝讲《孝经》,仆射谢安侍坐,吏部尚书陆纳、兼侍中卞耽读,黄门侍郎谢石、吏部袁宏兼执经,中书郎车胤、丹阳尹王混摘句。”二是摘录诗文中的警句,加以吟咏赏玩。《南史》卷七二《丘灵鞠传》:“宋孝武殷贵妃亡,灵鞠献挽歌三首,云‘云横广阶暗,霜深高殿寒’,帝摘句嗟赏。”此处《艺文类聚》注语中的“摘句”,显指后者。

宋刻递修本陶集《四时》诗题下有无名氏注曰:“此顾凯之《神情诗》,《类文》有全篇。然顾诗首尾不类,独此警绝。”《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均著录“《类文》三百七十七卷,庾自直撰”,《宋史·艺文志》著录为三百六十二卷,可见《类文》在宋时尚有流传,宋人还能读到其大体完备的文本原貌。庾自直为颍川人,历仕陈、隋,生平事迹见《北史》卷八三《文苑传》。如果陶集“《类文》有全编”“顾诗首尾不类,独此警绝”的注语不误,“春水满四泽”应为顾恺之《神情诗》的语句,且篇幅原本不止四句。

或许出于对“春水满四泽”四句的喜爱,陶渊明把它们从顾恺之原来的诗作中单独摘出,重新加以组织编排,并改题为“四时”,于是就变成了今天所见到的《四时》文本面貌。到了南朝,由于对文学新变的自觉追求和诗歌形式的强烈兴趣,这种“以数命题,每句对述一事”的新奇形式受到时人青睐,士人开始大量写作“四时”“四色”“四气”等“四体诗”,诗歌体制也逐渐固定下来(五言四句,每句写一事)。需要说明的是,与后来王微、范云等人创作“四气”“四色”诗不同,陶渊明只是从前人(顾恺之)诗作中摘出四句,重新编排,这种行为虽然带有某种二次创作的特点,但并不具备完全的独创性,也因此唐、宋典籍引用此诗时,要么将其视为顾恺之作,要么题作陶渊明,而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这是由《四时》特殊的文本生产机制造成的。

宋刻递修本《四时》,诗末引录宋人刘斯立语云:“当是凯之用此足成全篇,篇中唯此警绝,居然可知。或虽顾作,渊明摘出四句,可谓善择。”说顾恺之根据陶渊明《四时》足成全篇,显然有待商榷,至于说“虽顾作,渊明摘出四句,可谓善择”,则是很有见地的看法。


二 《蜡日》


风雪送余运,无妨时已和。梅柳夹门植,一条有佳花(一作葩)。我唱尔言得,酒中适何多!未能(一作知)明多少,章山有奇歌。(《蜡日》)

此诗写作时间,逯钦立、袁行霈、龚斌均阙而不言,王瑶将其系于南北朝宋永初三年(422):“‘蜡’为年终祭名,这诗当为岁暮时所作。诗中有‘章山有奇歌’句,《山海经》说‘鲜山又东三十里曰章山’;‘奇歌’当为神仙所唱。则本诗与《读山海经》应为同年作;但《读山海经》作于孟夏,此诗则作于岁暮。今依之同系于宋武帝永初三年。”他断定《读山海经》写于永初三年的依据是:“发端一首写隐居读书的乐趣,以下即分咏二书中所载的奇异事物,最后一首则以论史为结,说明‘帝者慎用才’的意思,盖慨叹于晋室的灭亡;因知十三首是一时所作。其中第十一《巨猾肆威暴》一首,显然是为刘裕弑逆而作。……诗中开首就说‘孟夏草木长’,则本诗当为零陵王被害的次年,宋武帝永初三年(四二二)所作。”

与王瑶不同,逯钦立把《读山海经》系于晋安帝义熙四年(408),龚斌系之于义熙三年(407)。袁行霈系之于义熙二年(406),理由是:“‘穷巷隔深辙,颇回故人车’,与《归园田居》‘野外罕人事,穷巷寡轮鞅’之生活相近。从‘欢然酌春酒,摘我园中蔬’看来,显然是闲居躬耕时所作,而且生活尚有余裕。”逯、龚、袁三人的系年虽有差异,但基本接近,都认为是陶渊明辞官彭泽、归隐田园不久后作。《读山海经》其一整首诗洋溢着读书的乐趣,诗人心情怡然自得,说明当时生活较为充裕,这与《和郭主簿二首》其一“息交游闲业,卧起弄书琴。园蔬有余滋,旧谷犹储今”非常接近。陶渊明晚年生活状况恶化,很多时候无酒可饮,甚至乞食度日,《读山海经》不应写于晚年。

《蜡日》诗文本有两处值得注意:一是“梅柳夹门植”,二是“章山有奇歌”。

1.“梅柳夹门植”一句,是陶集中唯一一处提及“梅”的。遍检《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陶渊明之前,汉、魏诗歌中基本不见有用“梅”者,即便两晋,除《子夜歌》《西洲曲》等民歌外,文人诗作中也很少使用“梅”意象。到了刘宋,鲍照诗较多使用“梅”,有名作《梅花落》,但整体上看,写梅的诗篇在宋、齐时数量仍不多。直到萧梁时,“梅”作为典型的文学意象,才广泛进入时人创作当中。而“梅柳”作为一词连用,是唐以后才出现的情况。

假如《蜡日》确为陶诗,根据“梅柳夹门植,一条有佳花”,可知陶渊明居所的门前,左右两边栽种有梅和柳。按照逯钦立等人的意见,《读山海经》写于辞官彭泽、归隐田园后不久,再结合王瑶认为的《蜡日》诗“与《读山海经》应为同年作”,它们描写的居住环境应当一致。《归园田居》其一“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读山海经》其一“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和郭主簿》其一“蔼蔼堂前林,中夏贮清阴”,陶渊明居处的自然环境为:榆柳栽在屋后,桃李种在堂前,林木绕屋而植,而不是“梅柳夹门植”。由此可见,《蜡日》与《读山海经》《归园田居》《和郭主簿》并非作于一时,它们关于居住环境的描写,存在明显出入。

2.“章山有奇歌”一句,历来难解。明人黄文焕析义《陶元亮诗》:“章山,一在建昌府城东北,一在临江。”逯钦立曰:“章山,鄣山,即石门山。《水经注》二十九‘庐山之北,有石门水,其下入江南陵,即彭蠡泽西天子鄣也’。庐山诸道人《游石门山诗序》‘石门在精舍南十余里,一名鄣山’。”袁行霈先引《山海经·中山经》“鲜山又东三十里,曰章山,其阳多金,其阴多美石。皋水出焉,东流注于澧水,其中多脆石”,进而又说“末二句费解,姑存疑可也”。不管“章山”指“石门山”还是“鲜山”,以上学者均没有讲通“有奇歌”三字何指。

王叔岷认为:“章山即是商山,‘奇歌’即四皓《紫芝歌》也,商与章古字可通。”这一解释较有新意,但也有难以令人信服之处。《史记》《汉书》均无四皓作《紫芝歌》的记载,如果《蜡日》为陶作,他读到的四皓事迹,史料来源应是皇甫谧的《高士传》。“四皓者,皆河内轵人也,或在汲。一曰东园公,二曰甪里先生,三曰绮里季,四曰夏黄公。皆修道洁己,非义不动。秦始皇时,见秦政虐,乃退入蓝田山,而作歌曰‘莫莫高山,深谷逶迤。晔晔紫芝,可以疗饥。唐虞世远,吾将何归?驷马高盖,其忧甚大。富贵之畏人,不如贫贱之肆志’。”陶集有多处提到四皓,无一例外均作“商山”,而不是“章山”,如《赠羊长史》“路若经商山,为我少踌躇。多谢绮与甪,精爽今何如?紫芝谁复采,深谷久应芜”,《桃花源记并诗》“黄绮之商山,伊人亦云逝”,《集圣贤群辅录上》“右商山四皓,当秦之末,俱隐上洛商山”,为什么《蜡日》偏偏用“章山”?王叔岷看到了这一现象,为了说通“章山”即“商山”,他解释说这是陶渊明为了影射现实政治而故意深晦其词:“此诗特用梅字,又以章山代商山,与《述酒》诗故意离奇其辞者相似,是盖隐有所喻矣。题名蜡日,以喻晋祚之尽耳。”接着他又把该诗与《述酒》相联系,做进一步阐发:“吴骞谓此诗乃与《述酒》篇同意,颇为有见。……《述酒诗》题原注‘仪狄造,杜康润色之’,喻桓玄、刘裕先后以酒谋篡夺。此诗‘我唱尔言得,酒中适何多’,盖亦此意,谓桓玄唱于前,刘裕和于后,以酒谋篡夺者何其多!‘未能明多少’,谓此后以酒谋篡夺者不知有多少也。处此忧患之世,当效四皓隐遁商山,高歌以肆志。”这样的解读,完全脱离诗歌文本内容,生硬地做政治上的比附。

“蜡日”的题名,只不过表明这是一首节令诗,写蜡祭这天诗人与亲友之间的燕饮之乐,同题诗作在魏晋南北朝很常见,裴秀有《大蜡》诗,张望有《蜡除》诗,魏收有《蜡节》诗,为什么他们的诗作都没有政治影射,等到陶渊明写《蜡日》就变成了影射晋祚之尽?江伟《答贺蜡》云“正元二年冬蜡,家君在陈郡,余别在国舍,不得集会。弟广平作诗以贻余,余答之曰‘蜡节之会,廓焉独处’”,魏收《蜡节》曰“凝寒迫清祀,有酒宴嘉平”,蜡日与亲友集会燕饮是六朝社会的习俗。“我唱尔言得,酒中适何多”,写诗人跟亲友燕饮时悠然自得的心态,“未能明多少,章山有奇歌”承接上句“酒中适何多”,所谓的“奇歌”应当是与饮酒之适有关的作品。而《紫芝歌》主旨写富贵无常,充满避祸全身的思想,与此诗流露的喜悦之情毫不相关。《蜡日》后四句写亲友聚会燕饮的欢乐,主旨明晰,哪里有什么政治寓意、“以酒谋篡夺”的思想?诗中的“我”指诗人,“尔”指亲友,如何能看出桓玄和刘裕的影子?唐满先注释此诗说“本诗是年终祭祀时所作。前四句写既冷且和的景物,以梅花斗雪寄托作者坚贞的品格;后四句的意思不大明显,当是写作者与意气相投的朋友在一起饮酒高歌,抒发他在岁暮、年暮和晋亡之后的种种感慨”,亦是牵强,此诗创作背景不详,怎能断定是晋亡后作?

王瑶、袁行霈均已指出“章山”用《山海经》典,王氏更进一步认为“奇歌”当是神仙所唱,这为我们破解“章山有奇歌”之义,提供了有益的启发。陶渊明写有《读山海经十三首》,其中第二首、第三首、第五首均涉及西王母,此三诗全文依次为:

玉台凌霞秀,王母怡妙颜。天地共俱生,不知几何年。灵化无穷已,馆宇非一山。高酣发新谣,宁效俗中言。(《读山海经十三首》其二)

迢递槐江岭,是谓玄圃丘。西南望昆墟,光气难与俦。亭亭明玕照,落落清瑶流。恨不及周穆,托乘一来游。(《读山海经十三首》其三)

翩翩三青鸟,毛色奇可怜。朝为王母使,暮归三危山。我欲因此鸟,具向王母言。在世无所须,唯酒与长年。(《读山海经十三首》其五)

“我唱尔言得,酒中适何多”,蜡日这天,陶渊明与亲友集会燕饮,心情愉悦,他自然希望能一直保持这种局面,常与亲友浊酒一杯,叙说平生,而不是“感物愿及时,每恨靡所挥”(《和胡西曹示顾贼曹》)、“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拟挽歌辞》),“在世无所须,唯酒与长年”表达的正是此种心境。由于酒酣,陶渊明整个人的精神活动处于高度兴奋状态,他获得了出尘之想,想到周穆王和西王母瑶池燕饮赠答、依依惜别的故事。《穆天子传》卷三:“天子觞西王母于瑶池之上。西王母为天子谣曰:‘白云在天,山陵自出。道里悠远,山川间之。将子无死,尚能复来。’天子答之,曰:‘予归东土,和治诸夏。万民平均,吾顾见汝。比及三年,将复而野。’西王母又为天子吟,曰:‘徂彼西土,爰居其野。虎豹为群,於鹊与处。嘉命不迁,我惟帝女。彼何世民,又将去子?吹笙鼓簧,中心翔翔。世民之子,唯天之望。’”诗人虽不像西王母那样拥有长久的寿命和神奇的变化,与其共饮的亲友也不像周穆王那般具有帝王的身份和政治的使命,但在饮酒的精神欢愉上,在对友情的珍视上,却是一致的。陶渊明期待明年的蜡节,亲友“尚能复来”,他甚至想要跟随周穆王的车驾,与之一起拜访西王母。因此,“章山有奇歌”的“奇歌”,具有双重含义,既指西王母与周穆王瑶池赠答的诗歌,也指陶渊明本人《读山海经十三首》中的相关篇目。前文说到,《蜡日》与《读山海经》并不作于同时,前者应晚于后者,但它们在文本上却有着密切的联系。

以上对“章山有奇歌”一句的解读,是在王瑶、袁行霈等前辈学者的基础上,做进一步发挥,立论的前提是“章山”典出《山海经》、“奇歌”为神仙所唱,陶集中显然只有《读山海经十三首》涉及这两方面。很明显,这种解读有不少猜测成分,就笔者而言亦无把握。如果允许更大胆的联想,其实还可提出另一种新的解读。以往研究者多在“章山”一词上做文章,努力找出其准确的出处,进而理解“章山有奇歌”一句的含义。然而我们不禁要问,“章山”就一定用典吗?它有没有可能是实写?这种情况完全可能。据《晋书》卷十五《地理下·荆州》,江夏郡为汉时置,统安陆、云杜、曲陵、平春、鄳、竟陵、南新市七县,“竟陵”下有小注曰:“章山在东北,古之内方山。”《晋书·毛宝传》:“庾亮西镇,请为辅国将军、江夏相、督随义阳二郡,镇上明。又进南中郎。随亮讨郭默。默平,与亮司马王愆期等救桓宣于章山,击贼将石遇,破之,进征虏将军。”《晋书·桓宣传》:“后庾亮为荆州,将谋北伐,以宣为都督沔北前锋征讨军事、平北将军、司州刺史、假节,镇襄阳。(石)季龙使骑七千渡沔攻之,亮遣司马王愆期、辅国将军毛宝救宣。”可见,“章山”实为一真实的地理存在,在沔水南岸,竟陵县东北,隶属荆州江夏郡。据《晋书·桓温传》,陶渊明的外祖父孟嘉为江夏鄳人,既然与“章山”同属一郡,相距便不算远。孟嘉嗜酒,“嘉好酣饮,愈多不乱。温问嘉:‘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嘉曰:‘公未得酒中趣耳。’”陶集中有《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一文,也载录此事。孟嘉“公未得酒中趣”的话语,不正是《蜡日》“酒中适何多,未能明多少”的同义表达吗?因此,笔者认为,《蜡日》末二联暗用桓温、孟嘉关于“酒有何好”“酒中趣”的讨论这一事典,借以表达诗人与亲友蜡日酣饮、飘飘然忘乎所以的乐趣,主旨跟《饮酒》其十四“父老杂乱言,觞酌失行次。不觉知有我,安知物为贵?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一致。所谓的“奇歌”,即指孟嘉回应桓温“酒有何好”的话语。陶渊明对其外祖父孟嘉颇为敬仰,从他本人的某些行为作风中,不难看到孟嘉的影子,他在痛饮狂欢时,想到孟嘉“公未得酒中趣”的名句,是很顺理成章的举动。

综之,《蜡日》主旨明确,主要写蜡祭这天与亲友的燕饮之乐,但也有某些让人疑惑之处,如“梅柳夹门植”的居住环境描写,如“章山”“奇歌”分别指什么,出自何种典故。宋前典籍中不见有引用此诗的记载,《艺文类聚》卷五“岁时下·腊”录有裴秀、江伟、张望等人的作品,但没有录该篇,思悦编陶集已收此诗,宋人赵蕃有和作《晦日用陶靖节蜡日韵》。如果此诗为后来窜入之作的话,其窜入陶集应发生在中晚唐时期。


三 《杂诗》其十二“袅袅松标崖”


袅袅松标崖,婉娈柔童子。年始三五间,乔柯何可倚(一作柯条何滓滓,又作华柯真可寄)。养色含津气,粲然有心理。(《杂诗十二首》其十二)

最先对此诗作者表示怀疑的是汤汉。汤氏将其附存于正集之外,并在题下注曰:“东坡和陶无此篇。”此后关于本篇的作者,学者们主要有以下观点。

1.陶渊明作。这是目前学界的主流意见,陶澍、王瑶、逯钦立、龚斌、袁行霈等人均赞成之。

2.陶渊明作,但诗题应当为“拟古”。清人蒋薰云:“‘袅袅’六句,恐非《杂诗》,或《拟古》之十,亦缺落不全者。”然苏轼有《和陶拟古九首》,若此诗也属“拟古”,便与“九首”的数目不合。

3.不是陶作,而是南朝齐、梁时期的作品。桥川时雄《陶集版本源流考》附录《考余一》:“《杂诗十二首》,末有‘袅袅松标崖’一首,此首甚难解,虽有说注,亦近牵强。又吟咏句意,颇近于淫辞,殆咏齐、梁盛行娈童之事,与前十一首合唱诗意不贯不连。造语仅六句,风韵语格亦不类他作,恐非陶作,苏轼亦无和作也。”王叔岷也说:“此首颇似不完整之游仙诗,与前十一首皆不类,疑是后人之作窜入陶集者。汤汉注本别出,编于《归去来辞》之后,最为有识。苏东坡和陶诗亦未和此首。”

首先,苏轼没有和此诗并不能说明它就不是陶作,这是因为苏轼和作的陶集篇目共109首,他没有对陶诗文全部加以追和,而是有选择地追和了其中大部分。即使苏轼对《归园田居六首》《拟古九首》《读山海经十三首》等其他组诗都完整追和,而《杂诗十二首》却只和前十一首,这一举动或许也表明他怀疑第十二首非陶作,所以才没有和作,但他并没有给出任何理由,他的怀疑不能成为判定此篇真伪的直接依据。

其次,此诗也不是六朝盛行的娈童题材。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不妨将之与齐、梁时期那些写娈童的诗作做一文本对比。

可怜周小童,微笑摘兰丛。鲜肤胜粉白,曼脸若桃红。挟弹雕陵下,垂钩莲叶东。腕动飘香麝,衣轻任好风。幸承拂枕选,得奉画堂中。金屏障翠帔,蓝帕覆熏笼。本知伤轻薄,含词羞自通。剪袖恩虽重,残桃爱未终。蛾眉讵须嫉,新妆近如宫。(刘遵《繁华应令诗》)

娈童娇丽质,践董复超瑕。羽帐晨香满,珠帘夕漏赊。翠被含鸳色,雕床镂象牙。妙年同小史,姝貌比朝霞。袖裁连璧锦,笺织细种花。揽袴轻红出,回头双鬓斜。懒眼时含笑,玉手乍攀花。怀猜非后钓,密爱似前车。定使燕姬妒,弥令郑女嗟。(萧纲《娈童诗》)

仔细观察上引二诗,不难发现,齐、梁盛行的娈童之作,大都采用工笔手法,铺陈刻画娈童的肤色、穿着、神态、妆饰,一般都有“白肤”“曼脸”“皓腕”“衣物”“蛾眉”“懒眼”等典型意象。而现存《杂诗》其十二的文本基本没有这些因素。

此外,诚如桥川时雄、王叔岷等人所言,此诗与《杂诗》前十一首不类,诗意不贯不连,但《杂诗十二首》本身就不是一个文义连贯的整体,以前十一首为例,第九、第十、第十一首都是羁旅行役之作,与前八首的主题存在明显脱节,因而王瑶在对陶集编年时,将其分别系于不同的年份之下。《文选》卷三○“杂诗下”收录陶渊明《杂诗二首》,分别是“结庐在人境”与“秋菊有佳色”,《艺文类聚》卷六五“产业部上·园”引此二诗亦题作“杂诗”,而在宋本陶集中,它们却属于《饮酒二十首》的第五首、第七首。如果《文选》《艺文类聚》引文不误,那么最初陶集文本中“杂诗”这一诗题下的篇目,可能远异于我们今天所见到的面貌。在这种情况下,很难说“袅袅松标崖”的诗题就是“杂诗”,它有可能是唐、宋人重新编辑整理的结果。

除作者问题外,关于此诗主旨为何,学者们也有歧见。

1.咏物说。吴瞻泰《陶诗汇注》引王棠曰:“此咏松也,童子亦借以喻松,寄托深远。”王瑶也认为:“这是一首咏松的诗,童子也借以喻松。松树幼时虽为弱枝,但如得善养,必可成为高干大材。”

2.期望后生说。邱嘉穗《东山草堂陶诗笺》:“比也,通篇俱指嫩松说,而正意自可想见。‘童子’句亦喻嫩松也,意公以老松自居,望后生辈如嫩松之养柯植节也。观‘袅袅’二字及乔柯等句,非三五年始生之小松而何?”

3.养生说。黄文焕析义《陶元亮诗》:“袅袅之松足以标崖,初为弱枝,后成苍干,其质有之也。婉娈柔童同彼袅袅,然由始计后,脆质岂如乔柯之足恃?惟咽津导气则几矣。语最曲。……第十二首特殿之以婉娈柔童,与前叹老相映,努力养真必于少壮之时,然后可以返老还童。”王叔岷也说:“第十二首言弱松养色含气,可成乔柯。以喻养生之道。”

4.写早年心事说。李剑锋曰:“‘袅袅’“婉娈”‘养色’‘粲然’皆形容女性之美。晋左思《吴都赋》‘袅袅素女’,《诗·曹风》‘婉兮娈兮,季女斯饥’。渊明此诗与《杂诗》其他诸首不类,风情柔婉,殆写早年咏心事。”

5.早年自况、咏怀言志说。钟优民云:“细味其诗,疑系渊明早年自况之作。亭亭玉立,前程无限的乔松,恰是修身养性、憧憬美好未来的诗人的象征。他的一生,如同这棵挺立悬崖绝壁之上的孤松,任凭风吹雨打,贞志不移。”魏正申曰:“这是一首模仿屈原《橘颂》篇的咏物述志诗,抒发了诗人少年时代的远大志向。”

6.游仙说。田晓菲认为:“陶渊明的《杂诗》其十二,虽然可能只是片段,也可以分明看得出是一首典型的游仙诗……何峤、嵇康的《游仙诗》都以松树起兴……除了上文提到的曹丕《折杨柳行》之外,曹植《飞龙篇》也写到邂逅仙童……至于‘养色含津气’,更是魏晋修炼养生的常谈。”

还有一些学者认为此诗无甚意义,文本有残缺,如温汝能《陶诗汇评》:“此首寥寥数语,无甚意义,蒋丹崖谓缺落不全,或其然耶?”

要弄清此诗主旨究竟为何,首先必须准确理解每句诗的含义。“袅袅松标崖,婉娈柔童子”二句,意为“纤长柔弱的松树,就好像年轻貌美的童子”,主体是松,童子借以喻松。“年始三五间”一句,诸家解释有出入。“三五间”,王瑶、逯钦立、龚斌认为指十五岁左右,王叔岷、袁行霈则认为指三年、五年之间。若指十五岁,于松已是高枝大树,与上句不合,当指三年、五年之间。此句意为“袅袅松树在三年、五年之间”。“乔柯何可倚”一句,“乔柯”意为“高大的树枝”,“何可”意为“怎么能”,《世说新语·任诞第二十三》:“王子猷尝暂寄人空宅住,便令种竹。或问:‘暂住何烦尔?’王啸咏良久,直指竹曰:‘何可一日无此君?’”此句意为“怎么能倚靠高大的树枝”,因松树尚在三年、五年之间,没有高柯可供倚靠,亦是写松树。“养色含津气,粲然有心理”一句,颇为难解,袁行霈释作“松树养其树色,内涵津气,其心理粲然可见也”,虽亦有不甚明了处,大体可通。此诗译文为:纤长柔弱的松树,就好像年轻貌美的童子。松树尚在三年、五年之间,怎么能(期望它现在就长成)高大的树木以供倚靠?只要它能养其树色,内含津气,保持本性,总有一天会成长为参天大树。

由此可见,此诗为咏物之作,主旨与《和郭主簿二首》其二“芳菊开林耀,青松冠岩列。怀此贞秀姿,卓为霜下杰”,《饮酒二十首》其八“清松在东园,众草没其姿。凝霜殄异类,卓然见高枝。连林人不觉,独树众乃奇”相近,都是写对松树的咏赞之情。文中或许寄托着诗人的某些心志,但这种寄托不甚明显。因此,王棠、王瑶二人的说法较为可取,此诗似没有什么“早年自况”“期望后生”“养生”“游仙”的思想。

此诗形式为五言六句,在陶集中仅此一例,不知原作就如此,还是后世流传过程中文本有脱落之处。宋前典籍不见有引用该诗者,宋代亦不见和作。诚如桥川时雄所说,此诗“风韵语格不类(陶渊明)他作”,但也没有直接论据证明其为伪作,不如暂时存疑。如果非要下一个结论,笔者更倾向于其非陶作,这是因为除了“松”意象在陶集中较多出现外,其余“袅袅”“婉娈”“童子”“养色”“津气”“粲然”“心理”等意象词语,在陶集中仅此一例,别无所见,一首诗的文本偶有一两处这样的情况,尚可理解,但如此密集的差异,实在不是正常现象,更何况陶诗无论在内容主题还是词语意象上,都有很强的文本关联性。钱志熙曾说,“渊明的作品无一不是写其内心世界中真实的思想、感情与愿望,是一种性情的文学。用一句比较理学化的话来说,就是写他性天中之事。因此,渊明一生的创作具有高度的统一性。他的所有作品,几乎都是可以互相诠释”,“渊明的作品,主题其实十分集中,具有很强的互文性”。《杂诗》其十二的文本,在陶集整体的文本序列中,是颇为独特的存在,这种强烈的文本异质性,难免让人生疑。


四 结语


以上我们对宋本《陶渊明集》收录的三首陶诗篇目的主旨及真伪问题,做了较为系统的考察。在对以往研究成果梳理、借鉴和反思的基础上,本文认为,《四时》为陶渊明摘录顾恺之《神情诗》中的某些语句,重新加以组织编排后的面貌,带有某种二次创作的性质;《蜡日》主旨比较明确,主要写蜡祭这天与亲友的燕饮之乐,蜡日与亲友集会燕饮是六朝社会的习俗,同题诗作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很常见,没有什么政治影射;《杂诗》其十二“袅袅松标崖”为咏物之作,主要写对松树的咏赞之情,不是齐、梁时期盛行的娈童之作,也没有“早年自况”“期望后生”“养生”“游仙”等思想。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对三首陶诗篇目主旨及真伪问题的解读,并非确凿无疑的定论,它只是笔者在阅读过程中的一些想法,并加以条理论证化的结果。这些意见未必正确,也不见得就符合陶渊明的本意,只能说希望它为陶诗的解读,提供某种别的可能性,为读者阅读陶集提供若干参考。由于受现存资料的限制,六朝文学研究中遗留的不少问题,今天已很难有确定的结论,在这样的学术史背景下,提出一种可能性,并做出合理的论证与解释,其价值也许未必就劣于得出一个“正确”的结论。文学研究的魅力本就在于探讨各种可能性。倘若本文的论述有不当或讹误之处,尚请见谅!

[附记:内子在本文撰写、修订过程中,给予不少鼓励,谨致以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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