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万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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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更新:2020-08-10

【社会万象】 中产阶层的网络公共参与

作者:朱迪 来源:《新中产与新消费——互联网发展背景下的阶层结构转型与生活方式变迁》
发布于 2020-05-29 浏览量:691

作为社会中坚人群,中产阶层的公共性和社会性角色一直受到关注:互联网发展背景下,中产阶层的公共参与是否发生变化,互联网在中产阶层的公共生活中发挥怎样的作用?本节将分析中产阶层和新中产阶层的公共参与,定量数据来自2015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

总体来讲,中产阶层参与各项公共活动的比例都高于中低阶层。如图5.6显示,2012年以来,38%的中产阶层与他人讨论过政治问题,仅21%的中低阶层参与过此项活动。中产阶层尤其热衷志愿活动和公益活动,25%的中产阶层参加过志愿活动,27%的中产阶层参加过自发组织的社会公益活动,而中低阶层在这些方面的社会参与比例较低。但是,比较让人意外的是,中产阶层参加村(居)委会选举的比例低于中低阶层,分别为28%和36%。村(居)委会选举作为基层民主和基层治理的主要实践形式,应当成为居民实现利益诉求和政治主张的主要渠道,然而受教育水平较高、资源较丰富的中产阶层对此的积极性并不高,其原因和机制值得深思:存在哪些制度障碍和个体层面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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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6 2012年以来城镇中产阶层和中低阶层参与公共活动的情况


就社会参与意愿来讲,中产阶层对志愿和公益活动的参与意愿最高,分别达到63%和73%;虽然中产阶层参与村(居)委会选举的比例不高,但是愿意参与的比例高于实际参与的比例,占中产阶层的47%,虽然略低于中低阶层49%的意愿比例。此外,如图5.6和图5.7显示,3%的中产阶层参与过到政府部门上访、1%参与过示威游行罢工罢市罢课,另有14%和8%的中产阶层表达了参与这些活动的意愿。虽然中产阶层对于这些非常规的表达利益诉求的方式参与比例很低,但是参与意愿的比例有所上升,这一研究发现提示了政府部门应当丰富中产阶层表达诉求和主张的渠道,从常规的基层选举到非常规的上访等,将这些渠道纳入制度化的管理,使得中产阶层合理的利益诉求得以反映和解决,从而增强中产阶层的话语权、壮大社会中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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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7 城镇中产阶层和中低阶层“如果没有参与过,是否愿意参与这些公共活动”的情况


数据表明,中产阶层关注村居委会选举的比例较低,这可能一定程度上导致中产阶层参与基层选举的比例较低。表5.4显示,中产阶层对于“我关注村(居)委会的选举”这一看法的同意程度得分为2.47分,处于不大同意的程度,并且同意程度得分低于中低阶层的2.59分。但是中产阶层对村居委会选举制度并非没有信心,对于“在村(居)委会选举中,选民的投票对最后的选举结果没有影响”和“村(居)委会根本不在乎和我一样的普通村居民的想法”这两种看法的同意程度得分为2.50分和2.49分,处于不大同意的范畴。由此可见,为了提高中产阶层参与基层民主实践的积极性,主要应当采取措施提高中产阶层的关注度,并进一步增强中产阶层对参政议政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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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4 城镇中产阶层和中低阶层对村(居)委会选举的看法


上文显示,中产阶层对于多种渠道表达利益诉求的社会参与意愿强烈,这与中产阶层较强的“维权意识”有关。数据显示,78%的中产阶层选择“如果个人权利受到损害,就应当据理力争”,而中低阶层更倾向“个人权利受到损害时,最好还是接受现实、能忍则忍”。中产阶层较高的教育和职业地位,往往赋予主体“专业感”和“尊严感”,塑造了一种“求真”和“较真”的精神,而不太愿意选择“凑合”。这种价值观反映在私领域,是“维权”和“斗争”,若能有效引导至公领域,或者尊重和引导中产阶层对自身的利益诉求,则能在很大程度上推动社会发展与进步。

应当说相对于中低阶层,城镇中产阶层对参与政治活动的能力还是比较自信的,也对政治参与抱有一定的兴趣。如表5.5所示,中产阶层对于“我有能力和知识对政治进行评论和参加政治活动”的同意程度为2.52分,高于中低阶层的同意程度。中产阶层对于“我对政治不感兴趣,不愿意花时间和精力在这上面”的同意程度低于中低阶层,表示中产阶层对政治参与的兴趣较高。当然,数据也显示,中产阶层对自身参政议政能力的认可程度并不高,2.52分的同意程度均值仅处于接近比较同意的状态;但作为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较高的群体,中产阶层理应发挥自身能力和资源优势为社会发展与进步做出贡献。应当丰富中产阶层参与政治活动的渠道,创造条件提高中产阶层政治参与和公共参与的兴趣和关注度,不仅包括村(居)委会选举,也包括网络平台的讨论;此外,发扬中产阶层理性、专业的精神,引导民众理性参与多种政治活动和公共活动,同时应以兼容并包的姿态维护中产阶层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切实调动多种渠道和资源提高社会各界的公共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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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5 城镇中产阶层和中低阶层对政治参与能力的看法


中产阶层整体使用社交网络的比例高于中低阶层,93%的中产阶层不同程度使用微博微信等社交网络平台,而中低阶层该比例为87%。69%的中产阶层几乎每天都使用社交网络。中产阶层借助社交网络和其他网络平台参与公共活动的比例也高于中低阶层。表5.6显示,61%的中产阶层不同程度地在论坛、微博(微信)、博客等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评论,其中,几乎每天发表看法和评论的占到17%,一周3~5次的占到11%,一周1~2次的占到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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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6 城镇中产阶层和中低阶层通过网络平台发表意见的比例


从线上延伸到线下,中产阶层组织或参与网络平台线下活动的比例高于中低阶层,分别为36%和28%。整体来讲,如表5.7显示,中产阶层组织或参与线下活动的频率并不高,一周1~2次的比例为7%,一月至少一次的比例为10%,一年几次的比例为16%。

无论如何,数据表明网络平台及其线下活动是中产阶层公共参与的重要方式和渠道。应当采取措施鼓励中产阶层以线上和线下多种方式,参与社会生活、献计献策,发挥中产阶层的积极性,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同时增强居民的归属感和集体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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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7 城镇中产阶层和中低阶层组织/参加线下活动的比例


无论从事何种职业,新中产阶层对公共事件都保持一定程度的关注,这部分要归功于互联网公开信息和传播信息的优势。本研究大部分访谈的时间在2018年春天到秋天之间,被访者关心的公共议题主要有两类。一类是热门新闻和话题,基本上当时的热门话题都被中产被访者提到,包括疫苗事件、公益圈性骚扰到“me too”运动、中美贸易战、高铁占座男、影视圈查税事件、瑞典辱华事件、雾霾乃至特朗普与金正恩的会面,也有比较本地化的热点被提到,比如辱骂北京人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另一类是社会现象,并非当时的社会热点但是被访者有过思考的,包括阶层固化、性别歧视、消费降级、食品安全、本地人和外地人关系、经济发展中的“国进民退”等。

可以看到,中产阶层对公共议题的关注首先离不开自身的职业、行业和生活,比如中产父母对食品安全的关注,私营企业主高先生和潘先生对于“国进民退”的关注,实体经济从业者对实体经济被互联网经济冲击的关注,女性被访者对女性社会地位和性别歧视的关注,以及出于国际化的工作和生活方式,一些被访者提到对中美贸易战的关注。其次,中产阶层也有更加“公共性”的关注,即与自身关系较小但涉及国家社会发展的公共事件,比如“me too”运动、特朗普金正恩会面、疫苗事件等。

根据访谈,中产阶层对公共议题的相关信息获取、讨论和互动基本都是通过互联网渠道,总的来说,互联网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主要有传播话题、推动讨论以及信息搜索。很多被访者用“刷屏”来形容某个热点事件在线上得到的关注度很高,意思是何时何地刷微信、微博等网络平台,该事件都占据手机屏幕。正在做微信公众号创业的刘女士提到自己关注不同类型的公共事件,提到的疫苗事件、性骚扰、中美贸易战都是访谈前坊间热议的新闻话题。

问:比如最近在关注什么事?

答:被刷屏的都关注,疫苗、性侵犯、中美贸易战,都会关注。

(刘女士,35岁,知识类公众号创始人,居住在北京)

互联网时代,互联网从业者在信息获取方面具有优势,从而可能比其他人群最先注意到一些公共问题。程序员王先生在2009年就开始关注雾霾问题,那年冬天的空气质量很糟糕,但普通公众仍未有“雾霾”的概念,对于他在地铁上戴着复杂的防雾霾口罩感到不解,“那时候大家都像看怪物一样看着我”。王先生谈到,注意到雾霾问题是来源于网络上发布的北京空气质量指数。

问:2009年的时候您为什么会关注雾霾的问题?在大家都没有关注到的时候。

答:那时候美国大使馆会发布一个东西,叫Beijing Air,就是北京空气质量,他们在大使馆架了一个监测仪。那时候因为我在互联网行业,信息传递得会比较多,很多获得信息的渠道更加充分的人先关注到这件事情,我在这些人的圈子里面,然后我也知道了,就是最早知道真相的那批人。

(王先生,32岁,互联网行业程序员,居住在北京)

王先生的案例不仅反映了中产阶层的信息能力,也反映了中产阶层的技术和知识能力,这一切都指向较丰富的文化资本,因为王先生不仅出于职业优势对空气质量相关信息具有敏感度,也具有进一步的信息搜索、技术知识和分析能力,在当时雾霾、口罩等知识传播并不广泛的情况下,购买了比较专业的防雾霾口罩,以及后来家里安装的新风系统。

问:所以您的知识足以去控制这个新风选择什么样的厂家、品牌。

答:对,这个东西都是可以量化的,很简单,所有可以量化的、客观的东西都是很简单的。

问:选择厂家、品牌的时候,也是觉得自己有这个知识去选择一个比较好的。

答:首先我没有办法控制它的生产质量,但是我能理解它的原理、理解它的设计,我会多咨询几家,按我自己的意思去选,去做方案。

不同于电视、广播、报纸等传统媒体,互联网的信息传播伴随着即时性的互动,在充满争议的公共话题上,则表现为多方意见的讨论和交锋,真相往往难以捉摸,“剧情”常常出现反转,互联网在增加信息流通的同时也营造了更为复杂的信息环境。这也塑造了互联网时代的公共参与模式——个人不得不面对不同的甚至互相冲突的事实、意见和观点,线上线下的讨论与互动交叉,对个体的信息获取、搜索乃至分析能力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如果没有太多的时间和能力,很多情况下“转发即参与”是比较经常的公共参与方式。

奢侈品行业销售赵先生和投行高管方女士愿意关注并花时间思考公共议题。赵先生主要出于个人兴趣,对于感兴趣的话题不仅关注,而且会进一步在互联网上搜索相关信息。方女士对公共议题的关注部分出于工作原因,投资决策与动态的经济社会形势紧密联系,因此在工作环境中也有着讨论公共议题的氛围。

问:你关注过哪些公共话题?

答:挺多的,像前阵的疫苗(事件),《我不是药神》不是引起抗癌药的很多争论嘛,就是很多社会话题我们都会关注。其实也是我工作的一部分,我们需要了解一些社会大事,现在的一些趋势,我也会在办公室跟我们同事一起讨论现在的热点话题,这个是经常关注的。

问:比如以疫苗这个话题为例,你觉得跟你的生活有关系吗?因为近期也没有孩子在打疫苗。

答:对,因为我们家没小孩儿打疫苗,不跟我直接相关,但是我也蛮关注,我也会形成自己的一些观点,我也会去看各方不同的观点,我觉得我的时间可能都花在这儿了,就是去思考一些观点,或者想象我会以一个什么样的立场来看这个事。

(方女士,37岁,投资银行高管,居住在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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