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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更新:2020-0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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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别区域】 20世纪初意大利与罗马教廷和解之条件

作者:王超信,美利 来源:《欧美史研究(第3辑)》
发布于 2020-06-11 浏览量:266

在意大利学术界,“国家与教会”是一个历久弥新的重要论题。其中,意大利与罗马教廷在1929年签署《拉特兰条约》从而结束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对峙冲突达成和解这一问题尤其受关注。大致来看,意大利史家的观点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意大利与罗马教廷的和解非一日之功,而是经历了漫长的“对立—缓和—对立”的交替变化过程;由于梵蒂冈在《拉特兰条约》签订之后成为独立的主权国家,“罗马问题”可解读为意梵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二,墨索里尼和法西斯政府的巨大让步是造成双方和解的重要因素。本文在此基础之上,试图站在构建意大利民族国家的立场,梳理《拉特兰条约》签署前意大利与罗马教廷为解决“罗马问题”所做之历史选择,揭示促成双方和解的条件,从国际关系尤其从民族国家统一的角度来分析,以期加深对20世纪意大利政教关系的理解。

一 “罗马问题”与“自由国家之中的自由教会”
01
“罗马问题”




一般从领土和外交争端角度看,“罗马问题”产生于1870年。1870年7月19日,法国与普鲁士因西班牙王位继承问题发生冲突而开战。德意志各邦国站在普鲁士一方,法国大败。1870年9月4日,拿破仑三世的帝国政权崩溃,巴黎于1871年1月28日投降,2月26日双方签订和约预备性条款,5月10日订立《法兰克福和约》。后世史家认为,“意大利偶然地获得了罗马,仅仅是普鲁士赢得普法战争的一个副产品”,“(普法)战争的失败和拿破仑帝国的崩溃决定了罗马的命运”。

1870年8月,作为教宗国保护国的法国开始撤离其驻罗马的卫队。意大利军队在拉法埃莱·卡多纳(Raffaele Cadorna)将军的率领下越过边界,9月18日兵临罗马城下。20日早上,意大利军队与教廷卫队经过短暂的战斗,皮亚门(Porta Pia)被突破,最终意大利军队伤亡49人,教廷卫队损失19人。意大利军队开进罗马城,卡多纳与教廷方面达成协定,教廷卫队投降、解散。临时罗马政府成立,准备进行公民投票。10月2日,全民公投通过了王国第5903号法令(10月9日颁布)。该法令规定:教宗仍然拥有“尊贵和不可侵犯”的地位,同时拥有“进行统治的全部个人特权”(该法第2条)。此外还给予教廷“物质条件保障”“领土豁免权”,以及“行使精神权的自由”,保障教宗的独立自主(该法第3条)。同日,经王国议会通过,全民投票表决后,罗马被定为意大利王国首都(1861~1865年皮埃蒙特-撒丁王国首都为都灵,之后至1870年前为佛罗伦萨)。出于对教宗的敬畏和争取舆论的考虑,王国给时任教宗庇护九世(Pio Ⅸ,1846~1878年在位)保留了台伯河右岸圣天使城堡至梵蒂冈城一片区域。

1871年11月1日,庇护九世发布《回顾》()通谕称:“我们向全世界天主教徒重申,我们被禁锢于枷锁之中,无法获得持续的安全保障,在履行主教权威方面完全不自由。”教宗仍然试图引起全世界天主教徒的同情和愤慨。然而,在武力和强权面前,教宗没有与之相抗衡的实力,他所能依靠的一则是外国干预,另一则便是天主教众。自罗马城破之日起,教宗闭门不出,对外宣布不再踏出梵蒂冈城,自称“梵蒂冈囚徒”。

表面上,“罗马问题”(Questione Romana)是罗马的归属权问题,而实质上是意大利在构建现代民族国家过程中,与罗马教廷既有的世俗权(Potere Temporale)之间产生的难以调和的矛盾。

公元8世纪,罗马教廷的世俗权得以确立。教宗斯特法诺二世(Stefano Ⅱ,752~757年在位)试图利用法兰克人的武力反对意大利本土的伦巴第王国,于是与法兰克国王丕平达成了政治交易:丕平允诺保卫罗马教会和罗马人民,让伦巴第国王将所占领土及其权力归还教会;作为交换,754年,教宗给丕平及其两个儿子(受封为“罗马贵族”)涂抹圣油。“丕平视教宗如罗马大公国,总督辖地和彭塔波利的元首。”由此,教宗的世俗权得以产生。此时,教宗国的领土包括:拉文纳(Ravenna)、里米尼(Rimini)、佩萨罗(Pesaro)、切塞纳(Cesena)、卡托利卡(Cattolica)、法诺(Fano)、塞尼加利亚(Senigallia)、耶西(Jesi)、佛林波波利(Forlimpopoli)、佛尔利(Forlì)、卡斯特罗卡洛(Castrocaro)、蒙特费尔罗(Montefeltro)、阿尔切纳(Arcena)、卢卡罗山(Monte di Lucaro)、伯爵山脉(Serra dei Conti)、圣马力诺城堡(Castello di S.Marino)、萨尔西纳(Sarsina)、乌尔比诺(Urbino)、卡利(Cagli)、康齐亚诺(Canziano)、古比奥(Gubbio)、科马奇奥(Comacchio)、纳尔尼(Narni)、罗马和坎帕尼亚(Campagna)。

如同世俗君主一般,教宗对这部分领地拥有最高立法、司法、行政权。“君士坦丁惠赐书”(Constitutum Constantini)正是为教宗世俗权进行辩护的。如此一来,教宗既拥有上帝授予的教权(神权),又获得了世俗君主赠予的俗权,教宗国成为政教合一的封建国家——基于教会封建主义和僧侣等级集团。漫长的中世纪充斥着教宗与世俗君主的权力纷争,教宗国的领土以及教宗的世俗权在这个过程中多有变化。当世俗国家或帝国强大时,教宗国处于依附地位,如查理大帝时期,教宗利用其手中的神权为世俗君主保驾护航,而世俗君主则回报以领地和武力保护;一旦世俗国家或帝国式微,教宗则谋求独立自主的世俗统治,甚至发展出教权高于俗权的理论,如英诺森三世(Innocent Ⅲ,1198~1216年在位)曾指出:

教宗是基督在尘世的代表,是彼得的接班人,彼得又是主把他留在尘世管理教会和世界的,因而教宗握有两把宝剑,一把是他直接使用的精神宝剑,一把是他委托君王使用的世俗宝剑。在君王违反神律的情况下,教宗有最高控制和指挥权。

由此可见,教宗不仅要求对其领地行使世俗君主一般的权力,而且声称自己高于一般世俗君主,因为其手中握有“精神宝剑”;若世俗君主违背神律,教宗有权取而代之,行使最高指挥权。教宗实际上充分利用了意大利本土政权发展的一些规律来维持其统治,如地方主义兴盛和城市国家的传统。虽然在不同时期,教宗国强弱程度不同,但它始终屹立于亚平宁半岛的核心区域。

13、14世纪是教宗国领土扩张和定型期。往北与威尼斯共和国、米兰大公国毗邻,往西至佛罗伦萨共和国和锡耶纳共和国的边界,往南紧靠那不勒斯王国,东北和西南到达亚得里亚海岸和第勒尼安海岸。从16世纪起,教宗国实际上丧失了对意大利的政治统治,而民族国家兴起也大大削弱了教廷对整个欧洲的控制。只是因为意大利民族国家构建的大幕迟迟未拉开,教宗国在意大利中部的统治虽然遇到了种种危机,却始终屹立不倒。这主要是因为教宗懂得在何时、以何种方式依附于世俗强权。拿破仑时代,教宗选择了政教协定的形式争取自保。1800年7月16日,教宗与拿破仑的政教协定正式签署。由此,教宗国勉强保持其在意大利中部地区的统治。但是,拿破仑宣称自己是“罗马皇帝”,教宗实际上变成帝国俗权的附庸,教宗国就是拿破仑帝国的附属国。

到19世纪20年代意大利复兴运动兴起,自由主义以及共和革命运动的浪潮极大地压缩了教宗国的统治空间,包括精神统治权也被极大地削弱。所以,教宗庇护九世才试图采取温和的自由化措施来维持教宗国岌岌可危的统治,然而这些改革并未触及问题的根本。教宗国国家性质并没有改变,仍然是一个守旧、等级森严、依附列强的神权国家。到1860年底,教宗国领土仅剩拉齐奥地区,包括都城罗马,面积被压缩至1.2万平方公里。

在意大利民族国家构建这条主线上,复兴运动是一个里程碑,1861年意大利王国的成立是复兴运动的成果。长久以来,“意大利”都只是一个简单的“地理概念”,指阿尔卑斯山往南以亚平宁半岛为主体的区域。

当其他欧洲国家由强有力的君王统一起来的时候,意大利人仍然在为维持政治上的分裂而斗争。……直到1861年,撒丁国王、萨伏依王朝的维克托·埃马努埃莱(或译维克托·伊曼纽尔)才在法国军队、加里波第的志愿军和共和派革命分子的帮助下,成为意大利国王。在这以前的几个世纪里,任何人、任何诸侯、任何革命领袖,任何共和派或王侯家族,都从来没有强大到足以把整个意大利聚集到一面旗帜、一部法律之下。

意大利构建统一的民族国家的历程曲折而艰难,这是由其政治、历史和宗教文化特点所决定的:地方自治传统根深蒂固;保守却又强大的天主教势力;历史上长期被外国强权控制,各个部分之间四分五裂,经济文化等甚少交流,难以形成具有统一认同感的民族。从某种程度上说,意大利的这些特点也正是它构建民族国家的障碍。而在这些障碍之中,天主教教会的阻碍作用显得较为突出。因为天主教教会本身就是意大利一支强大的地方分离主义势力;同时,为了保住其既有的世俗权和利益,其最高统治者教宗和统治集团罗马教廷,更是想方设法地阻止意大利境内形成任何足以统一意大利的政权。而教宗本身没有武力后盾,他所依靠的是外国列强,由此意大利完全就成为各种外来势力的竞技场,到皮埃蒙特-撒丁王国兴起之前基本没有出现过比较强大的意大利本土政权。所以,当意大利复兴运动发展起来时,天主教教会几乎与外国压迫者并列为首要的攻击对象。

所谓“现代民族国家”,对意大利而言,应该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的内涵:一是对外的独立自主;二是对内的国家权威,其中就包含国家的世俗化。作为意大利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第一步,复兴运动的口号是“复兴”,实质是“民族独立”;相应的“罗马问题”实质上关乎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的后续步骤当中的若干重要问题,包括统一的意大利国家政权的强化;意大利国家政治的世俗化、民主化;构建意大利本民族的历史文化认同感和民族共同体等。


02
“自由国家之中的自由教会”





资深意大利史家丹尼斯·麦克·史密斯(Denis Mack Smith)曾指出,意大利复兴运动最引人注目的谢幕动作莫过于成功夺取教宗的世俗权。按照民族主义者阿尔弗雷多·罗科(Alfredo Rocco)的观点:“教会与国家的关系问题,可以追溯到皮埃蒙特成为复兴运动领导人之时。”意大利复兴运动将国家独立统一作为目标,教会不可避免地被卷入这场运动的大潮中。皮埃蒙特-撒丁王国从一开始就决定从教会政策改革入手。

皮埃蒙特-撒丁王国国王维克托·伊曼纽尔二世(Vittorio Emanuele Ⅱ,1849~1878年在位)“是一位强有力和倾向于个人统治(他反对政治-立宪观念)的君主”。他从1849年起着手经营意大利的独立自由事业。皮埃蒙特-撒丁王国自知无法通过战争实现独立,于是先动手改革内政以期振兴国家。而其第一批改革目标便是教会。1850年4月颁布的《西卡尔迪法》取消了教会法庭和教会的庇护权,这引起了教会的强烈抗议。都灵大主教态度强硬,与当局发生冲突,后来该事件以大主教被捕和放逐告终。

1852年出任王国首相的卡米洛·本索·加富尔(Camillo Benso Cavour)也开始全力推行自己当议员时所阐述的政策:1855年5月通过法令,宣布取消所有不传教、不教育和不援助病人的修会,取消修会的法人资格,还籍没修会名下的部分封地,利用征集的财物成立“教会基金会”。这一法令激起天主教徒和保守分子的强烈反对;教宗强烈谴责该法令,对相关责任人处以绝罚,开启皮埃蒙特-撒丁王国与罗马教廷冲突之端。从这以后,皮埃蒙特-撒丁王国牢牢掌握着意大利民族复兴运动的领导权。1853年皮埃蒙特-撒丁王国参与克里米亚战争;1859年联合法国拿破仑三世对奥地利作战,吞并艾米利亚和托斯卡纳;1861年2月18日,皮埃蒙特-撒丁王国在都灵组织意大利新议会,通过了只有一项条款的法律:“国王维克托·伊曼纽尔二世为自己、为其后裔领取意大利国王之头衔。”2月28日,此法律在上议院通过,3月14日在下议院通过,17日由国王签署批准,他自称“承上帝和民族意愿之光的意大利国王”,由此,君主政体传统与人民主权原则融为一体。

1861年3月25日至27日,王国下院就定都罗马问题展开辩论,加富尔发表了长篇演讲。他首先强调定都罗马的重要意义,而后用大量篇幅来论证意大利占领罗马合情合理,并且不会损害教宗的权威性,意大利王国绝对无心伤害天主教徒的感情。他提出用以解决国家与教会关系的原则就是“自由国家之中的自由教会”(Libera Chiesa in Libero Stato)。加富尔在议会辩论时重申意大利真正的首都是罗马。3月27日,议会辩论结束,通过议案“罗马,全国舆论呼唤的首都,意大利联合起来”。此时,新诞生的意大利王国隔空宣布罗马为王国首都,等于是对仍盘踞罗马的教宗国的挑衅和宣战。

“意大利王国注定要以罗马为首都。”加富尔反复强调,罗马是意大利理所当然的首都,“选择首都所考虑的因素,不是气候,也并非地形;如果由气候和地形因素来决定定都何处,那么英国的首都不会选在伦敦,而法国的首都也就不是巴黎了”。加富尔指出,意大利之所以选择罗马,完全是由“道德因素”决定的。这里的“道德因素”,加富尔其实说的是民心所向,他说:“人民的意志决定了定都罗马以及与之相关的一切问题。”显然,他希望说明,不是意大利王国的国王或者他本人选择罗马作为首都,而是所有意大利人民心所向,民心不可违。所以定都罗马的决定也绝不会因为任何因素或压力而改变,包括教宗和教会的压力。

但是,意大利进驻罗马必须解决两大问题,加富尔指出:首先,必须与法国达成协议;其次,必须消除罗马以及意大利其他地区乃至意大利以外的天主教徒们的疑虑,即意大利王国并非剥夺了教宗的独立自主权,王国政府也无意否定教宗的精神领袖地位。加富尔认为只要达成了后者,与法国的协议便会水到渠成。他提醒王国议会和政治精英们注意,罗马的归属权问题仅仅依靠武力无法解决,也不是单纯的外交斡旋能解决的问题,而是人数众多的天主教教众的民心向背问题。

加富尔“自由国家之中的自由教会”原则的内涵是:教宗放弃世俗权,意大利国家承诺保障教宗的独立自主和天主教教会的自由。他深知,教宗不会轻易放弃世俗权,而他演讲的主要目的与其说是说服教宗,倒不如说是说服意大利国内外的天主教徒:

意大利王国入主罗马并不会使教宗颜面尽失,也不会使其失去其原有的独立自主性,教宗仍然是全世界天主教徒的领袖,这种地位不会因罗马并入统一的意大利王国而改变,天主教徒不必担忧这一点。如果事实真如天主教徒们担忧的那样,那么可以说将罗马并入王国不仅彻底伤害了天主教众,更是整个意大利的灾难。我不希望看到因为世俗权与宗教权被政府统统掌控而使得意大利虔诚的民众陷入极大的灾难中。在世界任何角落,一切历史都证明着一条亘古不变的规律,即世俗权与宗教权被某一个政治人物或团体所集中掌握时,就容易出现邪恶的专制主义;例如某些国家和地区的哈里发和苏丹就是既掌控世俗权又独揽精神权,僧侣特权阶级篡夺了世俗权力。

加富尔非常肯定,入主罗马必须建立在保持教宗独立自主的精神权基础上,但他驳斥了支持教宗争取世俗权的理论。加富尔的论证是:

在过去的若干个世纪里,欧洲的世俗国家法律均以教会法为纲,教会法为公共世俗法提供统治的合法性,当时欧洲所有的统治者都遵循着这一原则。因此,欧洲的世俗统治者自然也就成为教宗国的保护者,他们给予教宗国世俗的领地及其统治权,直到1789年以前,这种世俗权的确保证了教宗的独立自主性。但是,世俗法与教会法的这种关联在1789年以来的现代世界已然改变,几乎所有政府都不约而同、理所当然地重申大众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大众对于政府的支持是其不可或缺的支柱,而以保证教会世俗权为条件获得教会的支持已然不是政治统治的根基。对于教会而言,世俗权也就不再是其独立自主的前提。

加富尔此番论证的重点是,在现代世俗化的民族国家兴起的背景下,教宗丧失世俗权是历史的必然。实际上,民族国家兴起,就是旧的社会信仰体系逐渐瓦解、新的信仰体系逐步建立的过程。法国大革命之后,欧洲的社会历史背景发生了深刻改变,各国几乎都面临两个迫切而重要的问题:

(1)亟须设计一套新的政府形式以实现对所有国民直接而且有效的管辖与监督;

(2)人民对国家及统治体系的认同问题。

过去,国家统治者是通过宗教和社会等级等纽带来控制人民,然而随着革命年代的到来,旧制度崩溃,统治者必须直接面对人民。这就能理解为何加富尔如此强调意大利定都罗马是民心所向。

加富尔指出,教会自由最坚强的后盾是意大利人民,这源于意大利人民身上体现出来的可贵品质:

他们是十分虔诚的天主教徒,从未试图损害教会,只是希望改革教会的世俗权。而这种改革是古往今来众多思想家都考虑过的,我们从达布雷夏(Arnaldo da Brescia)、但丁(Dante Alighieri)、萨沃纳罗拉(Girolamo Savonarola)、萨尔皮(Paolo Sarpi)、詹诺内(Pietro Giannone)等人的著作中,都能找到这种改革思想的痕迹,然而谁都没有驳斥过天主教教义。

加富尔进一步论证,因为没有了世俗权的羁绊,教宗不必终日被束缚于各种各样的政教协定。表面上看,通过这些协定教宗可以同时维护自己手中的精神权和世俗权,实际上,教宗乃至所有天主教徒都得时刻防备着世俗政府,不论是意大利的还是意大利以外的,他们随时有可能借助世俗手段对教宗的精神权加以限制。由此,从长远来看,教宗的权威只会日渐削弱。

“自由国家之中的自由教会”原则另一个需要阐述的重点就是,一旦教宗放弃争夺罗马,放弃了世俗权,那么教宗的自由独立如何保障?对此,加富尔的主要观点就是两权(政权与教权)分离。

政教分离得越明确、彻底和决绝,教会的自由权就越能得到保证,教宗的独立自主就比现在更加有保障。

……

在我看来这其中的道理是不言而喻的,我相信任何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热心积极从事宗教事业的神甫都必然会舍弃世俗的特权和地位而选择宗教活动自由权。若非如此,我们就可以认为这些天主教徒的信仰不够坚定虔诚,他们的宗教情感不过是获得世俗利益的手段罢了。

对意大利来说,统一的民族国家构建包含对外民族独立和对内国家权威的建立,后者就包括国家世俗化,首要的就是政教分离。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如教宗国历史以及意大利复兴运动史所显示的,教宗以及罗马教廷从来都反对意大利独立和统一,更不可能充当意大利民族国家的代表;其与封建旧势力、外国强权的密切联系也促使一切支持意大利民族国家构建事业的人将其视为敌人。况且,此时,教宗依然盘踞罗马,阻碍着意大利王国的领土统一。因此,政教分离与进驻罗马对意大利构建民族国家而言是同等重要的。当然,意大利定都罗马,现代民族国家政权取代教廷行使对罗马的主权,这一事实本身就象征着意大利政教分离的决心。

然而,罗马教廷在世俗权问题上表现得相当强硬。1861年3月18日,庇护九世发布《我们久已辨明》()通谕,重申其不放弃教宗国的坚定决心,指出天主教主义坚决不会与“进步主义、自由主义和现代文明”达成任何妥协。教廷甚至粗暴地将加富尔的谈判代表赶出了梵蒂冈。

加富尔去世后入主内阁的贝蒂诺·里卡索利(Bettino Ricasoli)秉持着“自由国家之中的自由教会”原则,试图从法国方面进行突破。虽然取得了初步成果,缔结了协定,但是激起了教宗新的抗议,政教关系反而恶化。

1861年9月10日,里卡索利致信庇护九世,重申了加富尔的“自由国家之中的自由教会”原则。

教会需要自由,我们在意大利王国内给教会带来了自由。我们全心全意地希望教会拥有自由权,因为教会的自由是王国安定繁荣的保障;为了实现这种自由,教会必须摆脱政治枷锁。迄今为止,教会因反对我们而借助外国列强之手,实则是自缚于政治桎梏之中。……如果教宗您能放下世俗领地欲求,就是帮助王国摆脱困境,意大利将给予您和教会安全、自由和新的崇高地位。您将不再受世俗君主之累,但仍然是至高无上的教宗;天主教教会的地位一如往昔,如您所愿,教宗国可以作为自由而独立的国家存在。意大利是您钟爱的儿女,您若愿意聆听她的请求,那么在她心里您就是灵魂王国的君主,希望您能仁慈地为罗马、为世界各国祈祷,注视各国,助他们恢复法律秩序,我们也将像从前一样尊奉您,如守护神一般。

1866年11月8日,再次担任王国首相的里卡索利在给麦克奈特夫人(F.M.Macknight)的信中,把政教冲突的两个主体概念从意大利王国与教廷换成了“罗马人民”与“教宗”:

教宗没有世俗统治权,但仍拥有独立统治的权力。罗马人民因此获得了选举的权利,他们可以按照政治程序,选出他们认为最符合自身利益的政府。如果教宗与罗马人民之间的争执能和解,我将第一个为此鼓掌欢呼。

在最关键的世俗权问题上,王国并不打算让步。连教宗目前所在的梵蒂冈城,里卡索利明确表示可以划出区域给教宗使用,但其主权仍然属于意大利。

它(梵蒂冈城)是罗马的一部分,尽管有别于其他部分,但它与其他部分是紧密相连的。在过去很长的历史时间里,它都是教宗的皇宫和城堡所在,为教宗所有,并且捍卫着教宗,使教宗在罗马人民多次的倾轧纷乱中得以保证人身安全。因此,我想可以划出该城一直延伸到大海的一条狭长的领土作为教宗驻地,保证其能自由畅通地与整个世界保持联络。

但是,教宗对这片领土没有主权,因为他手上没有武装力量,无法保障这片领土的安全。有鉴于此,教宗应首先同意大利王国达成协议,其次再与其他国家达成一致,所有天主教国家可以同心协力,敬奉教宗,捍卫天主教教义,这样教宗驻地的安全才有保障。为了保障教宗的自主独立,意大利王国可以提供一部分武装力量,驻守教宗驻地。

1864年9月15日,意大利与法国签订了《圣克劳德协定》(-),拿破仑三世同意撤出其驻教廷的军队。该协定是意大利绕过教宗与法国签署的外交性质的协议,没有教宗参与却协商处置了教宗的驻地事宜。得知意法订立了秘密协定后,庇护九世十分恼怒,称其像一份“遗弃书”。教宗庇护九世在意大利与法国秘密磋商的时候正致力于加强教宗在整个天主教世界的权力,“打击任何一种不那么正统的、不那么赞成完全服从教宗的倾向;他(庇护九世)变得越来越僵化,抗击当代一切思潮和倾向”。1869年12月8日,庇护九世在圣彼得大教堂主持召开第一届梵蒂冈公会议(Concilio Ecumenico Vaticano Ⅰ)。1870年7月经过两轮投票表决,通过了信仰宪章。该宪章主要的精神之一就是“教宗永无谬误论”:教宗在处理教会事务方面享有最高裁判权,其个人言论具有准确无误性。该理论的支持者认为,凭此即可反驳某些天主教国家的教会自治论(即主张民族教会独立自主)。而民族教会自治论者以及反对“教宗无谬误论”者则提出,教宗在整个教会体系中,扮演的是总主教角色,只是根据教义来引导教徒,并不表示他是最高权威。对此,教宗庇护九世针锋相对地振臂高呼:“朕即传统。”(La tradizione sono io !)

可以看到,“罗马问题”并不仅仅是罗马的归属权问题,非简单的领土主权争端,也不是外交斡旋可以解决的问题。它的实质是意大利构建统一的现代民族国家的目标与罗马教廷世俗权以及既得利益之间的冲突。

二 罗马教廷的新思维
01
“资本主义教宗”


“站在19世纪与20世纪相交的门槛上,透视纷乱迷繁、气象万千的历史烟云,就会发现,此时正处在从近代工业文明向现代世界起承转合的关节点上。发源于欧洲的资本主义近代工业文明,向世界其他地方的扩展到此告一段落,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世界体系已基本建立。”列宁则把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欧美资本主义的发展形态定义为“以垄断为特征的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霍布斯鲍姆(或译霍布斯邦)的19世纪三部曲,将1875年至1914年命名为“帝国的年代”:“资本年代的矛盾却渗透并支配了帝国的年代。”“由工业资本主义所创造,也为工业资本主义所特有的工人阶级,其大规模的有组织的运动已在这期间突然出现,并且要求推翻资本主义。”“在这个时代,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政治和文化制度,已经延伸到或行将延伸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劳苦大众”。

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1878年当选为教宗的利奥十三世(Leo ⅩⅢ,1810~1903年)一改其前任庇护九世的不妥协态度,开始努力使他领导下的罗马教廷和天主教教会适应资本主义的新时代。利奥十三世统治罗马教廷长达25年,是一位“跨世纪”的教宗。意大利著名政治史家乌尔巴诺·拉塔齐(Urbano Rattazzi)评价利奥十三世,“毫无疑问是一位具有重要价值的人物,他有着非凡的毅力,在履行自身职权时表现出不同寻常的严厉风格”,“他是一位值得称赞和仰慕的神甫,兼具政治上的远见卓识和极渊博的科学知识”。他最引人注目的特点有二:一是不遗余力地企图重建教宗权威;二是他重建教宗权威的方式与其前任截然不同,他改变策略,开始正视时代的变化并努力使天主教教会适应这种变化。

为重建和巩固教宗权威,利奥十三世即位后着手改组教廷人员组成,基本上都选用其在佩鲁贾主教任职期间的一套领导班子,因为他认为只有这部分人员能够“无条件执行教宗的政治路线”。由此,他可以按照自己对教会和新的意大利政治形势乃至国际形势的判断,指挥这些“温和的、忠诚的、活跃的”人士来实现其重建教宗无上权威的目的。

1878年4月,即利奥十三世当选教宗仅两个月时,他致信当时的奥匈帝国皇帝弗兰茨·约瑟夫一世(Franz Joseph Ⅰ,1830~1916年),表达了将教廷迁出意大利的想法。他担心,如果教廷继续留在罗马,“整个天主教世界都会被禁锢在此不得解脱”。他打算求援,可是随着奥匈与意大利结盟,外逃计划落空。这也表明利奥十三世挣脱梵蒂冈“牢笼”的迫切心情。“他野心极大,企图通过经济和社会渠道将天主教势力慢慢渗入意大利国家,以此来重建教宗至上的世俗权力。”

利奥十三世非常重视扩大罗马教廷的经济利益。1880年3月,教宗将梵蒂冈拥有的财产转化为金融资本,与意大利一些大银行家合作,建立了“罗马银行”(Banco di Roma),积极参与金融业务、证券、贷款等活动。此后他还开办公司,扩大投资,又通过罗马银行给意大利帕切利家族(Pacelli)贷款,创立了著名的“庞泰涅拉(Pantanella)面粉公司”,该公司当时垄断了罗马的面粉业,至今仍存在。梵蒂冈的信贷机构包括“罗马银行”“罗马通用银行”“手工业者银行”“信贷银行”,19世纪80年代,这些机构拨出巨款在罗马大量兴建房屋。据统计,此时梵蒂冈在罗马房地产投入资金超过200万里拉。两家梵蒂冈企业“不动产公司”和“贫苦者与劳动群众房屋建筑公司”从事房地产的投机事业。梵蒂冈的代理人在意大利各地遍设水灾、火灾、人寿等保险公司。到19世纪末,罗马教廷的金融资本已经垄断了罗马的面粉、自来水、交通运输、建筑、电力和煤气等行业。

利奥十三世意识到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活动的蓬勃发展对教宗和教会构成威胁。1878年4月21日,他发布了即位后的第一封通谕,名为《深奥莫测之天主》()。阐发的一个中心思想便是“古代社会政治秩序已被恶势力扰乱”:

这些恶徒们给各地的普通百姓都造成了伤害,我们举目四望看到的是哀鸿遍野。他们掘毁了社会之根基,颠覆了原本令人满意的社会秩序;他们天性固执,容不下哪怕一点古代秩序的残余;他们经常性地煽动不和的情绪,导致社会内部的争夺,还挑起残酷和血腥的斗争。他们蔑视一切符合道德的、公正的法律;对眼前暂存的物质利益贪得无厌,对那些永恒之物却毫不在乎;他们总是煽动疯狂和暴怒,导致普通人的不幸甚至死亡;他们没有什么管理的才能,只知滥用破坏,肆意贪墨公共财产。然而,他们却妄图蛊惑大众,让人们相信他们是祖国、自由和法律的捍卫者。这些致命病菌将蔓延至社会机体的每一个角落,有可能带来恐怖的灾难,令人担忧。

其中,最让利奥十三世不能忍受的就是工人阶级运动“藐视”天主教教会:

天主教教会乃是因上帝之名义统领人间,代表一切合法正当之权力(复仇之权和保护之权),可他们却蔑视和否定教会神圣庄严之权威。

终其一生,利奥十三世都在号召加强社会活动,同“离经叛道思想”作斗争。在他看来,社会主义显然不是解决劳资问题的最佳办法。在1891年5月15日颁布的《新事物》通谕中,利奥十三世具体地阐述了他的社会思想。概括起来就是要求统治者与被统治者,资本家与劳工阶级形成“合作”,所以他的思想也被称为“合作主义”(Corporativismo)。对劳资冲突和由之引发的社会问题,利奥十三世建议,政府要遵循道德法,尽力避免阶级斗争,采取具体的措施帮助贫困的底层人民,建议资本家和劳工达成合作。政治史家对这一通谕评价并不高:

这(指《新事物》通谕)既非社会的也非福音的:而是归尔甫派主张的中世纪城市的行会合作主义。为了平息社会主义大潮,利奥十三世只有以回到中世纪行会相召唤,舍此没有更好的办法。……他是一位赞同罢工权利的教宗,不反对建立天主教工会,他成了一个时代的象征:20世纪已经来临。

此乃天主教教会针对劳工世界的第一次表态;通谕一方面企图打击在欧洲各国政治中居主导地位且大多持反教权态度的自由阶层,另一方面使工人阶级免受日益增长的社会主义的影响。不过,尽管通谕引起的反响巨大,还是迟到了一步,白费力气;社会主义已经为大众所接受,教宗则完全成了贵族代言人。

尽管如此,仍然可以看到,自利奥十三世开始,罗马教廷不得不重视资本主义现实问题,被迫应对社会主义浪潮。


02
转向政治参与


开始重视政治参与是教廷新世纪新思维的另一重要表现。针对“天主教徒是否参与意大利选举”这一问题,庇护九世曾明令禁止。教廷官方下达教令“”,拉丁文本义是“不适当”(以下称“不适当”教令)。这一教令是庇护九世时期教廷提出,而后在利奥十三世时得到强调,在庇护十世即位后约束力减弱,直至本笃十五世正式宣布取消。这一教令由严格遵守到逐渐不遵守,再到最后废除的过程正体现了教宗领导的罗马教廷的又一个思维转变。这种转变促成了日后天主教徒广泛参与政治的局面,尤其是与自由派联合起来在政治上打压社会党。显然,政治上的联合或者说在意大利国家统治者与教廷之间出现了新的共同利益,无疑最有利于双方和解。

1861年1月8日,虔诚的教权主义者唐·马尔戈蒂(Don Margotti)在《和谐》()刊物上提出口号“不当选亦不投票”(Né eletti né elettori)。这一口号被其他主张教权主义的刊物频繁转载,从1865年至1868年其见报率很高,引起了天主教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应天主教教众的要求,1866年12月1日,道德法庭(Penitenzieria)在训令中提出教廷反对天主教徒参与意大利选举。随后最高宗教法庭(Sant'Ufficio)、道德法庭(Penitenzieria)和枢机主教特别教务会议(Congregazione degli Affari Ecclesiastici Straordinari)在相关指示中重申了教廷的态度。从1864年到1865年,仅道德法庭就曾先后三次下达指示,反对天主教徒参与选举和被选举。

1868年2月29日,道德法庭下达教令(Decree),提出“不适当”()一说,禁止天主教徒参与选举。关于天主教徒该不该参选和投票的问题在教会和教众中间一直有讨论,1871年宗教法庭为回应教徒的争议,做出了新的指示,提出了天主教徒参与选举是“不适当”的说法。这是“不适当”说法第一次出现在教廷官方言论中。此后关于该说法的议论不断,于是1874年,宗教法庭又出面释疑,称:“参加政治选举集会,和参与一切与选举有关的活动都是不适当的,对出任罗马下院议员和上院议员的人(指天主教徒),我们绝不宽恕。”同年,教宗庇护九世在一次讲话中重申了这一说法;但是1877年1月29日,在对“天主教青年最高委员会”(Consiglio Superiore della Gioventù Cattolica)的简短发言中,庇护九世却宣称教廷尚未对该问题做出盖棺定论。道德法庭在1874年、1883年和1886年下达指示,明令禁止天主教徒参与选举。

“不适当”教令实则是教廷对抗意大利王国的一种手段。正是在“罗马问题”引起的政教冲突达到顶点的那段时期,即1871年意大利占领罗马之后不久,教廷三令五申禁止天主教徒参与意大利选举,并逐渐明确了“不适当”的范围,而且教宗庇护九世也在公开场合强调这一说法。1871年意大利形式上实现了统一,也进入了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的实质性阶段,即在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多领域开展。在政治方面,要建立中央集权政府,发展完善君主立宪政体,具体来说就是要健全议会政党政治、扩大选举权。然而,意大利民众普遍信仰天主教,“不适当”教令一出,也就意味着这部分意大利国民不能参与意大利政治选举。诚然,该教令对意大利的影响,在南方和北方有所区别。由于南方政治民主程度较低,那里的天主教徒对“不适当”教令的执行力度就较大;北方则反之,相对不那么遵守。

“不适当”教令的贯彻执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刺激了自发的弃权主义的兴起,即放弃选举权。可以肯定地说,这阻碍了普选权的扩大,若没有“不适当”教令,普选权的发展速度可以更快。

在“是否允许天主教徒参与意大利选举”的问题上,利奥十三世不仅继承甚至还强化了庇护九世的政治保守性。他要求所有天主教徒遵守庇护九世的“不适当”教令,即天主教徒“不当选亦不投票”。利奥十三世试图渗入意大利民族国家的各个领域,而政治是他不能绕开的,但是他“不相信天主教的知识分子们;他认为在教会僧侣集团与这些天主教独立的知识分子们中间存在裂痕”。利奥十三世抨击的具有独立思想的天主教知识分子主要就是指教会当中主张“基督教民主”(Democratico Dristiano)和现代主义(Modernismo)的教徒。他1901年的通谕《民主之重罪》()认为“基督教民主对许多善良的教徒造成了恶劣的影响,因为这种思想的基础是模糊不清且危险的”。“因为某些人可能利用基督教民主,争取民众力量以掩盖其政治目的,为的是维持现有的统治而不是推翻它。”与庇护九世一样,利奥十三世也极力反对教会内部的现代主义,宣称“世界上有一种对不明智的和可悲的革新的向往,但是僧侣应该高于凡人的意见和制度的可变性”。

利奥十三世于1903年7月去世,继任教宗的是朱塞佩·萨尔托(Giuseppe Sarto)主教,称庇护十世(Pio Ⅹ,1903~1914年在位)。他出生于意大利北部特雷维索(Treviso)附近的一个贫寒之家。因为出身关系,庇护十世的性格谦恭且乐善好施。“他完全继承了利奥十三世的衣钵,不同的是,利奥出身贵族,庇护是乡村教士出身;利奥有远见卓识和外交才干,庇护则缺乏才能,但却执拗地忠诚于教会活动。”

庇护十世在即位后第一封通谕中就强调:“教宗是天主教社会之唯一最高领袖。”但他同时也说:“教宗与国家首脑及世俗当局基于自愿而相互建立关系十分必要。”庇护十世常说的一句话是“朕必须关心政治”,他支持天主教徒与自由派秘密结盟(1913年“真蒂洛尼密约”),还着手组建天主教徒的政治组织,让温琴佐·奥托里诺·真蒂洛尼(Vincenzo Ottorino Gentiloni)担任这些政治组织的领导人。教宗相信,这是一种现代的 “十字军东征”。教廷得以控制天主教选票,使“基督教民主”分子苦心经营的事业四分五裂,让其领导人如罗慕洛·穆里(Romolo Murri)和唐·路易吉·斯图尔佐(Don Luigi Sturzo)等人远离“神圣之天职”。

庇护十世改组了公教进行会(l'Azione Cattolica),将其划分为三个联盟:意大利天主教人民联盟(Unione Popolare fra i Cattolici Italiani)、社会经济联盟(Unione Economico-sociale)和选举联盟(Unione Elettorale)。其中第一个联盟主要负责文化和宣传活动,后两个则负责经济和选举。在此之前,1867年,部分在俗教徒建立了一个意大利天主教青年团(Società della Gioventù Cattolica Italiana);1908年庇护十世又组建了意大利天主教妇女联盟(Unione fra le Donne Cattoliche d'Italia)。所有这些组织均一致遵守公教进行会的纲领。

庇护十世试图将发动天主教民众的领导权牢牢控制在自己的手中。放松“不适当”教令实则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普选权扩大和政治民主化是意大利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必经之途,在这条道路上,不论是执政的意大利自由政府还是处在上升期的社会党,都已经开始如火如荼地争夺选民,而选民中天主教徒占有重要份额。此时,作为天主教教会首领的教宗自然不能置身事外,正如其前任利奥十三世不得不出面澄清教廷对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立场一样,庇护十世也必须面对新的形势。

03
“新俗权主义”



1922年2月,来自米兰的保守派主教阿基莱·拉蒂(Achille Ratti,1857~1939年)登上教宗宝座,称庇护十一世。与本笃十五世支持天主教徒参与选举、进入国家政治领域不同,庇护十一世排斥基督教民主主义,对天主教政党之类不感兴趣。他非常注重天主教慈善、教育、道德和社会工作,在他看来只有通过这些工作,实施天主教教会所阐述的基督精神,才是用以对抗“令人目眩的、混乱的现代生活”的唯一武器。为此他热心于组建专注慈善、教育、道德和社会工作的“公教进行会”。

庇护十一世一心想将天主教大众导向“公教进行会”而不是政党,明令禁止天主教教士加入任何政党。他积极地组织“公教进行会”活动,主要有四大分支:青少年男子团、成年男子团、青少年女子团、成年妇女团。“这一分布广泛的团体网络必然有助于捍卫耶稣基督在这个国家社会生活中的威严。”庇护十一世根本目的是要形成一股“坚如磐石”的天主教力量来应对现代民族国家的新形势,他要把天主教大众统一在以保守派为领导人的新天主教组织里。在经济和社会事务上,庇护十一世坚持保守主义立场,很大部分原因在于他的朋友和熟人圈里有很多是温和教权派资本家和贵族。

1922年法西斯夺权成功后,教宗庇护十一世对墨索里尼有一番评价刊登在1922年10月29日《罗马观察家报》()上,他指出“墨索里尼阁下开始启动合作式的政府管理模式,联合各种力量,尤其将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需要指出的是,庇护十一世亲法西斯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与国务卿加斯帕里(Pietro Gaspari)一样也深惧共产主义。在任教廷驻波兰大使三年期间,他的一些亲身经历对其后来敌视共产主义的情绪有决定性作用。

与国务卿加斯帕里一样,庇护十一世也迫切希望解决“罗马问题”。他曾在教宗加冕式之后现身圣彼得广场发表公开演说(按照1870年以来的惯例,新当选的教宗在圣彼得大教堂加冕后均在教堂内致辞,而庇护十一世是多年来第一位公开露面发表加冕演说的教宗)。他声明,与意大利和解将是他任内的一项主要任务。而他对于“罗马问题”的看法主要受其“新俗权主义”(Neo-temporalismo)思想的影响。

教宗传记作家们把拉蒂对世俗权的看法称为“新俗权主义”主要是为了突出其与过去几任教宗的不同之处。还在任米兰大主教时,拉蒂就曾发表言论指出:

教宗乃是意大利最崇高之荣耀,尤其在乱世。教宗所具有的国际地位和超越民族国家之上的至高权威将给我们这个国家(指意大利)带来难以想象的特权和优势。

拉蒂坚信教宗应该拥有世俗权,但他所强调的“世俗权”已经较庇护九世所坚持的教宗国的“世俗权”在内涵和外延上都扩大了。即不仅仅是领土主权意义上的“世俗权”,还要包括在现代民族国家、现代国际社会当中无可比拟的崇高地位和至上权力。

他(庇护十一世)企图在世界范围内逐步重建天主教神权,充分利用一切机会建立教廷与世界各国的关系,不论这些国家是何体制。学校、政党之中都有天主教新的大本营,这些都是“新俗权主义”在现代世界的实践。

在庇护十一世在位期间,梵蒂冈与多个欧洲国家陆续签订了政教协定,除意大利之外,还包括拉脱维亚、罗马尼亚、立陶宛、德国、奥地利、南斯拉夫和波兰。

三 意大利国家政策转向与政教和解
01
民族国家观念与天主教主义趋向和解


理论上,意大利民族主义似乎与天主教价值观格格不入。因为民族国家观念本质上是独立、排他的,而意大利民族国家的构建史又是从反对天主教教权开始的。从复兴运动起,天主教主义就被认为是意大利统一民族国家的大敌;另一方面,天主教价值观是普世、泛爱众人的,且在教宗国的历史上,教会从来就只是如何想方设法去阻止意大利本土强权的产生,避免该强权统一意大利。但不能否认的是,历来思考意大利民族国家构建的重要历史人物,如马志尼、加富尔等都在试图促成这两者的和解。

复兴运动的杰出思想领袖马志尼较早地在意大利民族国家观念与基督教普世思想和宗教价值观之间架设了一座沟通的“桥梁”。1831年,马志尼在法国马赛创立“青年意大利”。他指出,该组织是“相信进步和义务法则的意大利人的兄弟会,他们相信意大利会被称作一个国家,相信能够凭借自己的力量创造这个国家……他们团结一致将其思想和行动奉献于将意大利建成一个自由、平等的国家,一个独立、主权的国家的这一伟大信念之中”。马志尼“将政治纲领和思想革新行动及造福于全体人类的宗教思想极好地糅合在一起,从而将意大利的复兴运动提高到一个极其崇高的高度,没有东西比这更能赋予它以普遍的价值”。

如果说马志尼在沟通宗教与民族方面做有效的尝试是从思想和情感上为意大利民族国家进一步接受天主教做了铺垫,那么加富尔所提出的“自由国家之中的自由教会”原则就是这种尝试在国家政治主张中的高调展现。加富尔在论述“自由国家之中的自由教会”原则时不断强调,教会自由最坚强的后盾是意大利人民,这源于意大利人民身上体现出的可贵品质。1861年2月21日,加富尔给政教秘密谈判做出指示时也强调,保持人民的天主教信仰对政治统治十分必要。

意大利人虔诚的天主教信仰是任何思考政教关系与意大利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的人士都不能忽略的事实。天主教信仰已经内化为意大利人内心情感的一部分,从加富尔的言论中就能看出。到意大利王国建立时,“意大利”这一国家的概念远不及天主教信仰深刻。意大利民族国家需要人为有意识地构建出来,而宗教文化方面的努力对意大利来说显得尤为重要。所以,天主教主义固然与现代民族国家观念存在根本的冲突,但是并非没有妥协和调和的可能。况且,“罗马问题”的产生已经证明,天主教主义、天主教教会、教宗和教廷都是意大利民族国家构建事业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也不是简单的武力压制能够解决的。所以,加富尔才会尝试从理论上调和意大利民族国家观念与天主教主义,不过他主要还是从现实统治需要出发,提醒意大利统治阶层要重视天主教问题;并试图用自由主义统辖民族国家与天主教。他的“自由国家之中的自由教会”原则一直指导着1861年以来历届自由派政府。直至20世纪初,意大利民族主义运动兴起,民族国家观念与天主教价值观才真正开始直接沟通、妥协并调和。如果说,加富尔树立的传统是民族国家被动地接受“意大利人民几乎全是天主教徒”这一事实,那么从20世纪初意大利对外殖民战争起,民族国家就开始主动寻求天主教主义的有利因素,择其之长为己服务。在政治合作之外,意大利民族国家又找到了与天主教和解互利的另一个基础。在这一方面,积极甚至近乎狂热的民族主义者功不可没。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进入了“帝国的年代”,欧美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陆续走上对外扩张之路。在这个过程中,意大利属于“后进之国”,它开始对外扩张的时间比英、法等国要晚,这主要是受其国内资本主义发展程度的限制。虽然较晚,热情却高涨,到一战前,意大利民族主义者已经开始逐渐地在意大利民族国家与民族帝国之间画上等号。20世纪意大利民族主义的提倡者是阿尔弗雷多·奥里亚尼(Alfredo Oriani)和加布里埃莱·邓南遮(Gabriele D'Annunzio)。反教权主义已经过时,取而代之的理论认为“宗教情绪”是社会秩序的支柱,天主教主义应当被尊奉为意大利民族精神的伟大缔造者,宗教的慰藉将强化为祖国奉献牺牲的精神。一些民族主义者甚至认为基督教乃是外来的闪米特精神的产物,而天主教则属于罗马人和帝国。

首先,虽然民族主义者描绘的帝国图景相当虚幻和理想化,但在一些天主教徒看来,至少比秉持不可知论的自由国家显得更高尚些。青睐民族主义的天主教徒们将组织化的民族国家与国家控制下的劳工组织视为天主教“合作主义”理论的现实实践;把民族主义者鼓吹的殖民扩张战争视为旨在建立天主教基督王国的新时代十字军东征。1911~1912年意大利发动对利比亚的殖民战争,民族主义者就充分利用了这些天主教徒对民族主义的好感。民族主义鼓吹者焦瓦尼·帕斯科利(Giovanni Pascoli)和加布里埃莱·邓南遮用对外殖民扩张战争和帝国主义理想激发了天主教徒的热情。众多天主教媒体不仅将支持利比亚战争当作一种爱国义务,更视其为一场“圣战”;既有利于天主教福音的传播,更是一种实现教会世俗利益的途径。因为意大利对外殖民扩张所夺取的利益当中也有罗马教廷的份额:作为“教会之家”的罗马银行在非洲利比亚不仅有正常的金融收入,它还拥有五艘蒸汽船并经营着一条运输线。此外,教会希望借助意大利对利比亚进行战争的机会巩固其在非洲的传教成果。

意大利下议院的“天主教徒议员”(deputati cattolici)支持意大利对利比亚的战争,如博诺梅利主教(Geremia Bonomelli,克雷莫纳主教)认为:若能赢得利比亚,不仅意大利能获得开放的市场、殖民地和又一道海上屏障,而且“在意大利三色旗飘扬的地方,我能看到十字架正冉冉升起的光辉……意大利自然会尊重当地人们的宗教信仰,但它(意大利)或许同样希望传教士们在王国的支持和保护下耐心从事当地人改宗天主教的工作,尽管这一改宗过程相当缓慢”。1913年1月9日,民族主义者F.科波拉(F.Coppola)在周刊《民族观念》()上发表题为《“傻瓜”思考者与“观察家”学者之间》的文章,提出:

首先,反天主教主义是一种过失,……因为天主教主义是秩序、纪律、等级制度,能约束个人专制,否定成体系的革命主义;所以它是道德的教育,公民的教育,政治的教育。在本质上,主张民主的个人主义与反天主教主义是一丘之貉,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反对反天主教主义的观念,拒绝反对天主教。

路易吉·费代佐尼(Luigi Federzoni)在1914年民族主义者大会(il Congresso Nazionalista)召开前夕的评论中写道:

民族主义者应该考虑到宗教信仰对民族国家统一的重要性,它可以变成一种凝聚力,由此可以保障民族共同体免受分离势力的破坏。宗教信仰给予每个个人一种精神力量,使其易于接受超越性,这样就与我们的根本宗旨(民族主义)不谋而合,且无论如何都不会与物质主义(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妥协。

在寻求民族国家观念与天主教主义和解的同时,民族主义者也没有放弃其根本立场,即不希望国家变成教会的工具。在这个立场上,对民族国家与天主教教会关系论述较详细的是阿尔弗雷多·罗科(Alfredo Rocco)。作为法西斯主义的先行者,罗科在他1922年的著作《教会与国家》中称:

原始基督教是个人主义的“分解力量”(在他看来,社会主义运动是个人主义泛滥的结果),而民族主义正是一种民族的宗教,要求自愿奉献和日常的自我克制。在个人自律和服从集体这一层面上,基督教原始教义与民族主义存在不谋而合之处。

原则上不能使国家沦为教会的工具。即使事关教会,国家也必须坚定地行使其主权。天主教和教会的确是国家生活中极为重要的部分,但必须首先保障国家主权,然后才是尽量照顾到天主教的利益。在意大利国家生活中,要保障国家主权有必要采取尊重意大利天主教徒信仰自由的政策,禁止打着反教权民主派的旗帜从事宗教迫害活动。……甚至,将来或许能更进一步,让国家与天主教教会订立政教协定,哪怕只是秘密协定,由此,天主教组织就可以为意大利民族国家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作出贡献。

(解决教会与国家关系问题)最优的方案就是,意大利以自身实力为后盾对外拥有独立自主权;而教廷依然保持其在国际上的固有地位,双方公开地握手言和。国家承担一定的宗教义务,积极维护天主教在意大利的国教地位;教会停止干预意大利国家内政,真正为促进意大利民族国家繁荣而出力。

罗科的这些观点对意大利与罗马教廷后来的和解有重要的理论意义。1929年教廷与法西斯进行和解谈判时,罗科亦是直接参与谈判的代表之一。


02
(二)墨索里尼对政教关系的认识转变及政策转向


墨索里尼早期曾公开反对教权,著有小说《枢机主教的女儿》。他在书中将神甫比喻为“黑色的细菌,就像结核病菌那样致命”。1919年,墨索里尼任《意大利人民报》()编辑,他曾在报刊上写道:“由于我们憎恶各种形式的基督教,所以我们对现代异教崇拜力量与勇气的复兴便怀有极大的同情。”他还说:“我们党(法西斯党)要求政教分离,取消天主教的一切特权,没收教会财产。国家必须把教会作为一个民法管辖下的纯粹私人结社,宗教活动必须限制在教堂内进行。”1919年11月18日,他撰文高呼反教权主义,甚至激进地喊出“将教宗逐出罗马”的口号。教宗本笃十五世对此曾提出公开抗议,反对“这位不正当地自称意大利人民的代表发表诽谤我们神圣救世主的可怕渎神言论”。

1919年6月,全国大选开始前夕,法西斯党的战斗纲领规定:没收一切宗教修会的教产;教区主教们的薪俸开支造成了巨大的国家财政赤字,应全部废止,同时废除他们拥有的部分特权。之后到1920年5月,法西斯政治纲领再次强调了这些规定。但是到1920年秋,墨索里尼开始认识到教会在意大利政治生活中的极端重要性,他在给邓南遮的信中写道:“我相信在意大利向世界扩张的过程中,天主教主义可资成为最强有力的一个武器。”1921年6月21日,他在下议院发表演讲——这是他在议会政治舞台上的首次露面,宣称“法西斯主义既没有实践过也从未宣扬过反教权主义”,不会像共济会(Massoneria)那样作茧自缚。他指出,共济会是戚戚小人和琐碎小事的聚集所,自己断然不会与他们为伍。他又提出,只要意大利教会放弃其“世俗梦想”,他便可以为之提供物质资助。在1921年11月4日教会举行的一次庆典上,拉蒂主教(后来的庇护十一世)允许法西斯旗帜进入米兰大教堂。此后不久,拉蒂当选为教宗,墨索里尼便感到由衷的高兴。

墨索里尼于1922年10月被国王任命为王国首相,此后他积极活动促成与教廷和解。首先,他规劝教宗放弃世俗权要求:

如果梵蒂冈肯完全放弃世俗权要求,那么意大利愿意为梵蒂冈提供一切物质保障,如学校、教堂、医院等设施,我相信梵蒂冈已然走上了这条道路(指放弃世俗权)。天主教徒的数量必将随着全世界40亿人口的增长而与日俱增,世界各地的教徒无不注视着罗马,作为意大利人,这一点对我们裨益良多而且让人倍感自豪。

在取得政权后,墨索里尼声称,自己是“奉天主的旨意”来治理国家,“愿天主帮助我圆满地完成这个沉重而艰巨的任务”。此后他多次发表这类言论,在意大利实行宗教自由政策的同时,“要特别关照天主教,使之居于主导地位”。他还曾对一位西班牙新闻记者说:

意大利人不仅尊教宗为宗教领袖,也把他本人视为罗马教会的象征。缺少这种象征,我们自中世纪以来的历史就无法理解。今天,意大利的许多政治现象是一种精神复苏现象,尽管尚未完全为世人所理解。因此,意大利政府的宗教政策不能不寻求一种全新的基础。

墨索里尼甚至提出:

天主教主义是拉丁传统以及罗马帝国在当代的象征,如果说当代罗马还存在某种普适性思想的话,那么有且只有梵蒂冈有发言权。

其次,墨索里尼尽一切努力塑造“虔诚教徒”的形象。1923年,墨索里尼让自己的孩子们都受洗皈依天主教,与妻子蕾切尔(Rachele Mussolini)补办天主教仪式婚礼。他早期写的《上帝不存在》以及有关约翰·胡斯(Jan Hus)的小册子或已绝版,或已停止发行,教宗不会再因这些“教会禁书”而迁怒于他。在教会十分在意的离婚立法问题上,他极力迎合教会观点:

从内心深处来说,我不是一个支持离婚的人士,因为感情的问题无法通过司法程序来解决。

他指出,意大利人可以同时效忠国家和教会,两者并不冲突。他承诺将改善政教关系的任务列入其重要工作日程,且是不可或缺的部分。在社会公共生活层面,他还采取了以下一系列措施。

其一,恢复宗教标志。国家规定法庭上必须悬挂十字架,以“作为神圣公正的标志”。在学校里,国王像旁边要悬挂十字架,并强制恢复宗教教育。1925年,法西斯政府恢复古罗马圆形剧场上的十字架。

其二,恢复宗教仪式。教会的节日成为公众的节假日,而对一些可能伤害教廷感情的节日则保持低调。如不再像以往那样大肆庆祝占领罗马日。政府还主动配合一些大型宗教活动,如为1923年9月在热那亚举行的圣体大会提供方便。当时的参加者之中有40位枢机主教,群众队伍长达15公里。为表示对教会的友善,政府恢复了一系列自1870年以来在公共场所早已停止的教会活动。例如在复活节时敲响罗马市政厅的大钟以示庆祝;恢复罗马大学内的教堂——“智慧堂”(La Sapienza)的宗教活动。对教会看重的圣人百年纪念和圣年等活动,政府也十分重视。为庆祝1924年12月24日开始的圣年,当局修好了通往圣彼得大教堂的道路,并大大改善罗马四大教堂之间的交通,此举深受天主教界的欢迎。1925年为筹备来年纪念圣方济各逝世700周年的活动,墨索里尼亲自写信给意大利驻外使团,为前来参加活动的各国来宾提供便利,并且为教宗特使梅里·德尔瓦尔(Merry Del Val)枢机主教派出专列接送。当德尔瓦尔主教途经奥尔托、特尔尼、斯帕莱托站时,月台上奏起意大利国歌;到达西西里时,还鸣放了21响礼炮以示欢迎。在正式举行纪念活动这天,教宗旗帜与意大利国旗并排飘扬,担任仪仗队的士兵们穿上了节日盛装。这些举动都感动了这位一直对法西斯抱有“不妥协”态度的枢机主教,他热情称赞墨索里尼对国家和宗教的杰出贡献。

其三,恢复渎神罪。该项罪行被自由政府取消多年,如今得以恢复。法西斯政府对那些渎神及败坏天主教教规的行为给予处罚。1923年,定居罗马的美国新教“美以美会”信徒买下了梵蒂冈附近马里奥山的大片土地,打算在那盖一所“美以美会”大学、一座教堂和一所中学,使梵蒂冈变成新教徒的朝圣之地。他们对教廷态度不恭,甚至谩骂天主教教会是“巴比伦淫妇”。为此,罗马教廷求助意大利政府,政府立即宣布“不能宽容这类亵渎罗马的行为”。同时还表明要从“美以美会”手中赎回这些土地,若他们不肯,就没收,改建成但丁博物馆,费用将由公众捐款和意大利新闻界来资助。

为赢得教宗好感,墨索里尼还大刀阔斧地在国家层面采取有利于教会的措施。

首先,撤换教育部部长。原担任教育部部长的焦瓦尼·真蒂莱(Giovanni Gentile)是位哲学家,他坚决反对在其新的中学教改计划里引入宗教教育,同时继续坚持执行不允许牧师担任教师的禁令。1924年6月代替他出任教育部部长的是一位天主教徒——佩斯特罗·费代莱(Pestro Fedele),耶莫洛评价他:“不论什么事情,他(费代莱)都准备向教廷让步。”

其次,撤换司法部部长。1925年1月,墨索里尼撤换了不合作的阿尔多·奥维利奥(Aldo Oviglio),由原民族主义分子阿尔弗雷多·罗科出任该职。在此之前,马太-真蒂利(Mattei-Gentili)被任命为司法部副书记。罗科出任部长意味着司法部已经完全被亲教权派所掌控。1918年12月,罗科在一篇政治声明中写道:“罗马天主教教会运用其精神的和传统的力量在意大利人民心中树立了令人景仰的丰碑,意大利不能也绝不应该忽视这一点,换言之,教会仍然享有最广泛的声望,它进行普世宣传的潜力无可限量。”而在1922年4月发表的一篇文章中,罗科的亲教权倾向更加明显。他指出,复兴运动的自由传统应该摒弃,意大利国家应该对天主教更加开放、更加积极,国家应该用促进和捍卫天主教的实际行动来回报教会对意大利社会、政治秩序的大力支持。无疑,他在鼓吹恢复19世纪“王座与圣坛”的联盟。

再次,打击共济会。共济会几个世纪以来一直被教廷视为反教权的大本营。1923年2月,墨索里尼打响了反共济会的第一枪,他宣布共济会支部成员的身份与法西斯政党支部成员的身份不可兼得。到1924年底,意大利许多地区的共济会办事处都成为法西斯分子打击的对象,共济会成员沦为法西斯暴力团的受害者。1925年1月,罗科在议会提出一项法案,旨在打压共济会机构,将隶属于共济会及其他秘密组织的世俗人员定为犯罪分子。

最后,撤换法西斯党书记。1926年4月,法西斯党书记、反教权主义派人士罗伯托·法里纳奇(Roberto Farinacci)被免职。他的去职不仅是梵蒂冈期望的,也标志着墨索里尼取得了控制法西斯党的最终胜利。而继任书记的奥古斯托·图拉蒂(Augusto Turati)则坚定不移地支持墨索里尼的宗教政策。

对墨索里尼讨好教会的政策,罗马教廷也做出了积极的回应——迫使被法西斯党视为眼中钉的意大利人民党(Partito Popolare)解散。1923年7月10日,罗马教廷勒令人民党书记斯图尔佐(Don Luigi Sturzo)辞职,此后他被迫流亡国外。阿尔奇德·德加斯佩里(Alcide De Gasperi)出任人民党书记。人民党在1925年6月28日至30日召开了最后一次大会后名存实亡。1925年12月,德加斯佩里也被迫辞去人民党书记一职。到1926年底时,该党彻底解散,甚至连地下政治组织都不复存在。在促使人民党解体的过程中,罗马教廷拉近了与法西斯党的关系。

结语

通过梳理《拉特兰条约》签署前意大利与罗马教廷为解决“罗马问题”所做之历史选择,可以获得以下几点认识。

第一,“罗马问题”并非1870年意大利武力占领罗马后突然产生的一个外交性问题,所牵涉的亦不仅仅是罗马的归属权问题,其本质上是复兴运动以来,意大利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目标与罗马教廷世俗权及既得利益之间的矛盾总和。既涉及古老的教宗国与新兴意大利王国的冲突,也涉及意大利国家内部的政教矛盾。

第二,政教分离是现代民族国家发展的必然结果,不论是意大利自由政府时期提出的“自由国家之中的自由教会”还是法西斯政府时期促成政教和解的观念,其中都天然地包含政教分离原则。教会必须纳入民族国家的框架之中,这一点始终不变。

第三,意大利与罗马教廷的和解条件经历了数十年的积累过程,是双方所做之历史选择的共同结果。在此过程中,罗马教廷尤其历任教宗面对资本主义新时代的经济、政治、社会变化,或主动或被迫适应,与意大利达成和解符合天主教教会发展的利益。

第四,对意大利而言,天主教是其不可分割的历史组成部分,民族国家构建尤其资本主义对外扩张都需要与罗马教廷进行和解。意大利国家本身是人为构建而成,克服地方自治传统和分离主义是重中之重,天主教固然能为其建立民族认同、进行对外扩张所用,也给其民族国家建构埋下多种隐患,即使政教暂时达成和解,意大利国家仍须面对政教关系的后续问题。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意大利近现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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