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总部位于美国的公司不停地把美国的生产基地转移到低薪、高压的国家如墨西哥等国的同时，美国经历了一场令人震惊的两极分化，即其收入分配模式逐渐趋向于一个“香蕉共和国”的模式。

——Roger Bybee，“A Three-Point Plan to Save Democrats，” In These Times（January 2011）

就很多方面来讲，全球经济就如同一个体育竞技场，在这里美国既是参赛者又是“项目”本身。参赛者很容易理解，即美国的政府和美国公司是竞技场内的“运动员”。而后者提醒我们，美国政府和美国的公司、工人以及消费者一样都会受到全球竞技场的结构、进程以及作为其组成部分的其他国家的影响。美国通过联邦政府的贸易与投资政策和美国跨国公司来参与全球经济。对普通美国人来说，这类政策大多如同冰山，因为它们并不显见，除非它们产生能在日常生活中感觉到的影响。只有当全球经济造成的变化以一种显著而负面的形式直接影响美国的社区、工人以及他们的家庭时，这些政策如冰山般的特质和力量才会暴露出来。

30年前，在我们研究20世纪80年代印第安纳州工厂关闭（现象）的过程中，我们直面了全球经济的负面影响。在我们调查的社区里，受到工厂关闭影响的工人在某种程度上像是被煤矿工人带到井下去探测隐蔽危险的金丝雀。那些工人是第一批亲身经历众多工厂关闭浪潮的人，数以百万计的蓝领工人都在这一浪潮中失业了。我们所研究的这部分工人的生活被改变了，而且几乎全都是负面的变化。但对下令关闭美国工厂的公司高管们来说，这一决定并非出自个人。它不过是在全球经济中做生意的一部分。

1982年12月1日，位于印第安纳州蒙蒂塞洛镇（Monticello）的美国无线电公司（RCA）的电视柜生产工厂关上了大门，停止了生产。怀特县（人口数量为23000人）的蒙蒂塞洛镇有5000人口，自1946年起就一直是美国无线电公司的所在地。当地美国木匠和工匠联合会（United Brotherhood of Carpenters and Joiners）的3154名会员中有850名工人因工厂关闭而被解雇。美国无线电公司官方指出，生产成本过高和海外竞争是导致工厂关闭的主要因素。

被美国无线电公司解雇的工人的反应各有不同，大多数人表达了（两种态度）或是绝望，或是能够生存下去的信心。一位工人满怀信心地说：“失去工作严重地冲击着你的安全感、庇护感、幸福感。然而，我强烈地感觉到，我们必须对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充满希望和信心。我坚信，艰难的岁月不会长久，但坚强的人会一直坚强。这就意味着那些受失业影响的人身上需要许多的牺牲精神、更加坚定的信念以及适时而变的勇气。”以下是在对美国无线电公司工人访谈中收集到的缺乏信心的观点。

我们已经山穷水尽，可能要卖房子度日，或者维持到我在这儿或其他什么地方找到工作。我在卡斯县、怀特县、卡洛尔县到处都找过了。没人帮助我们，除了因为电力公司要在3月份断电，信托公司（县福利）给了141美元。我的嫂子有时会帮我们，给些她存的钱，或者是她去年夏天腌的食物。工厂要的是年轻人。所有的工厂我都去过了。

无论个人对工厂关闭的反应是充满信心，还是害怕或愤怒，被解雇工人大多的客观感受是，他们从“中产阶级”中被“抛弃”了。这些被解雇的工厂工人曾因为自己的工资和生活方式（有房、有车、有假期），而把自己视为中产阶级。很多人为美国无线电公司工作了20年，或者更久。他们有高工资、医疗保健福利以及体面的养老计划。他们有自己的房子（贷款买的）、小汽车、休旅车、船以及所有与中产阶级身份相关的家庭设施。在看似稳定的工作和有保障的收入消失后，美国梦的所有装饰物都受到了威胁。几个月之内，这些工人和他们的家人加入了逐渐壮大的新工人阶级——80%的没有稳定生活来源的美国人。

如上所说，印第安纳州蒙蒂塞洛镇关闭的美国无线电工厂，是30年前工厂关闭浪潮开始席卷美国时被关闭的众多工厂之一。美国国会委托的一项调查显示，在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有超过1100万名工人因工厂关闭、生产设备跨国转移以及裁员而失业。大多数被解雇的工人曾就职于制造业。随后，由美国劳工部统计局（U.S.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委托对解雇工人进行的调查显示，在1986年到1991年之间又有大约1200万名工人被解雇，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之前主要受雇于服务业（大约790万人）。数据显示，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被解雇的工人在寻找新工作时，往往会接受远低于之前薪酬的工资，甚至许多是兼职工作并且缺乏医疗保险和其他福利。

本章描述并阐释了精英阶级（超级阶级和文凭阶级）如何促进并受益于全球经济增长，以及这一增长如何让处于特权阶级中较低地位的其他人获利。本章还使我们关注到，大多数从全球经济扩张中得来的好处是如何以牺牲工人阶级为代价的。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随着大部分美国制造业基地转移到低薪国家的工厂，公司利润和股东分红在过去的几年中显著增长。同时，剩下的美国制造业工厂中工人工资的停滞或削减以及生产流程的提速，又进一步提升了利润和分红。国外工人的低工资加上削减国内工人的工资和提高生产效率，导致（工厂）以更低的成本生产了更多的产品和提供了更多的服务。在这样的全球生产体系下，哪家公司不能产生更高的利润呢？

那么，不断增加的利润又是如何分配的？答案是没有工人的份儿。他们的收入所占的比重在下降。公司的利润大多以更高的薪水、奖金和其他福利形式分给了高管、管理者和专业人员。正如我们在第3章所见，新自由主义在某种程度上论证了这种（收入分配）安排，即全球经济的自由市场应该使“风险承担者”和“创造就业者”获益，丰厚的回报完全是他们应得的。新自由主义还宣称，从长远角度来看，每个人都会从全球经济的自由市场中受益。在第10～13章，我们将看到精英阶级运用了一系列技术与手段，不仅为全球经济创造出的不平等收入分配（模式）提供辩护，而且分散了工人对这些不平等的注意力。当然，如果辩护和分散注意力都失败了，超级阶级就会举起最终的王牌：武装起来的国家。他们控制着暴力手段（军队、国民警卫队、警察、情报及安保机构），可以用这些手段来镇压任何闹事行动或者大规模的严重抗议活动。

创造全球经济：通往公司利润之路

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帝国时代，被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领导，由跨国公司网络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组成“超级国家”中心。

——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Empire（2000）

全球经济的存在并不新鲜。伊曼努尔·沃勒斯坦（Immanual Wallerstein）和其他人一直认为，“世界经济体系”自从15世纪开始就以不同的形式存在着。今天的全球经济不同于早期版本的原因在于，国际贸易的规模和多样性以及大型跨国（或多国）公司在组织和控制全球贸易上的关键意义。在早期阶段，民族国家有时会与那些和国家政府利益及政策紧密联系的公司，共同担任组织全球贸易的主要角色。相反，当前阶段见证了无国无家（stateless and homeless）跨国公司的崛起。这些实体没有与任何特定国家政府联盟，也没有对任何特定地理区域、社区或居民承担长期义务。在二战前，一些公司就呈现出无国特征，但直到1945年后，真正的无国无家跨国公司才开始兴起。到了21世纪初，这样的公司在全球几乎随处可见。

当二战于1945年结束时，除一个国家，其他卷入战争的工业国家都经历了（战争对）健康经济（即能够为本国居民提供充足的食品、住房和衣物）所需的工业体系以及基础设施的大范围摧毁。尽管所有参战国都遭受了巨大的人员损失，但唯独美国的经济体系比战前更为强大，进而崛起。正如我们在第1章里指出的，战后的几十年中，美国通过控制世界四分之三的投资资本、三分之二的工业生产力，主导着世界经济。在战争结束的时候，美国有人担心，通过战争动员激发的生产水平、利润和就业不能持续下去。出于对重返数十年前大萧条时期经济停滞和失业状况的恐惧，美国开始寻找一种能够维持其在经济、军事以及政治上主导地位的新经济政治体系。

这个体系是20世纪50年代、60年代以及70年代早期美国增长和繁荣的基础。到了70年代的中期，西欧和亚洲被战争摧残的经济稳步改善，使工业国家间经济力量的平衡发生巨大转变。此时美国国民生产总值不到苏联的2倍（在1950年是其4倍），接近德国的4倍（1950年是其9倍），不足日本的3倍（1950年是其12倍）。随着众多国家和美国一起生产全球的商品，美国的增长开始放缓。由于英国、法国、德国和日本生产商品以供本国消费，便不需要从美国进口工农业产品。

利润的下滑和“解释”：20世纪60～70年代

美国大公司的利润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到70年代持续（稳步）下降。1959年美国公司的平均税后利润率为8%；这个比率在1969年下降到了7.8%，1973年为6.1%，1979年为5.1%。美国精英阶级非常担心利润率的下降，因为这影响他们从股票、债券、分红或其他投资中积累财富。利润率下降还通过高通货膨胀率蚕食了消费资本的购买力（例如，报酬）和投资资本的实际价值（例如，股票、债券的价值等），间接地影响公司、管理者以及专业人员的报酬。为了解释利润下降的原因，商业领袖和公司媒体列出了常见的疑点。

其中，主导性的“解释”是，有组织的劳工权力导致美国的产品无法在全球经济中竞争。这一权力体现在高昂的劳动力成本导致产品缺乏竞争力以及生活成本调整，即随着通货膨胀（有时甚至是两位数的增长）而增长的工资。工会对劳动规则的控制同样使得管理层难以采用创新型管理方法提高生产力，降低对劳工的依赖。怀疑清单上的下一项解释是关于美国工人的，该解释声称美国工人自身的职业道德越来越差，造成产品质量低、成本高。美国工人被描绘成过分安于现状、不愿冒险，因此更不愿与快速发展经济体中有抱负的工人竞争。第三个怀疑对象是联邦政府针对企业颁布的一系列广泛的保护个人和环境的法令。公司高管们抱怨，为达到美国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OSHA）对工作场所的标准，或者是环境保护局（EPA）对空气和水污染的标准，而导致商业成本提高。

企业领袖所提出的关于利润下滑的解释（自私的工会、懒惰的工人和政府的法令），被说成导致美国产品在全球经济中缺乏竞争力的原因。他们为攻击工会和工人工资提供了合法性，并将此作为大量工厂关闭以及资本流入低薪地区的原因。同时还把政府放到被告的位置，指责其没有意识到联邦法令强加给企业的“过度”开支。

《纽约时报》或者《华尔街日报》的经济版面内很少讨论美国重要公司高管的失职，来回应一些领域中不断增长的竞争，包括汽车、钢铁、纺织和电子领域在内的一些曾经由美国公司所主导的领域。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进口产品在美国经济中的比重很小，但是到了1980年情况发生了变化。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进口商品在美国市场中所占比重不足10%，但是到了1980年，美国生产的所有商品中超过70%的商品都要和产自国外的商品奋力竞争。

美国公司没能遵循良好的管理方式来应对市场份额的减少、竞争优势的丧失和利润的下降。公司高管们不是追求长期的解决方式，如投资更高效的技术、新工厂、研发以及新市场等，而是选择追求短期战略，即把短期利润的底线作为首选目标。这个目标导致公司海外投资、公司合并、工厂关闭、裁员和外包的增长。

创造新工人阶级

我们留在美国不是为了优化就业，而是为了提高我们生产力。

——Intel executive，New York Times（May 11，2004）

当大型跨国公司关闭了美国的设备，在海外投资其他工厂或启动新设备时，其主要受害者是被解雇的生产工人以及为了更加努力地吸引新生意而增加支出、减少税收的社区。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公司是受害者，因为他们正在其他地方发展并扩大经营。他们的发展在金融、管理、计算机操作和信息系统领域创造了新的工作需求。大体上的形势是：制造工厂在萎缩，公司总部在扩充；蓝领工人群体在缩减，而高薪专业管理职位在扩张。

早在1982年蒙蒂塞洛镇的裁员发生之前，自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开始，就有其他社区和行业出现裁员。作为当今仍在运行的某些进程的组成部分，这类事件重塑了美国阶级结构，即从钻石型的“中产阶级”社会转变为第2章所描述的双钻石型结构。为了应对公司利润的下滑，公司采取的第一步包括一个超级阶级领导的对高薪工会工人的打击，即减少他们在汽车行业、钢铁厂、橡胶厂和纺织厂的工作。这种重塑从80年代末持续到了90年代中期，当这一战略扩大到不仅包括关闭和转移工厂，而且包括“重组和裁员”战略时，往往会直接削减白领工作。

在极为成功地把美国工厂关闭，将投资和生产移到海外，同时削减劳工和劳工成本（生产工人的数量以及他们整体的薪资福利）后，现在大公司开始把自己的注意力转向通过削减中层白领雇员来节省资金。20世纪90年代不再有关于“工厂关闭”、“资本流失”或者“去工业化”的头条新闻。新的战略是“裁员”、“规模优化”和“企业再造”，或者说，如何用更少的中层管理者和职员来完成等量的工作。

裁员

在1990～2000年的十年间，失业对那些受过良好教育（一些为大学或大学以上学历）、高薪（40000美元或更高）的人，打击最为严重。在20世纪80年代失业对生产工人的影响，被“解释”为全球竞争的压力和在低薪地区进行生产的机会。对20世纪90年代白领工人裁员的“解释”，或是新技术，或是组织重构（redesign of the organization）。一些中层管理者和监督员被追踪职员工作的新计算机系统所取代。同样是这些计算机系统，削减了对中层管理者的需求，他们原本负责为上层决策者收集、加工和分析数据。

20世纪90年代，美国一些大型知名公司的裁员风暴变得如此广泛，以至于需要新的职业来接纳受害者。因此“再就业专家”被创造出来，好让公司冠冕堂皇地去面对裁员决定，即解雇大量雇员，有时甚至高达上万名。这种新型公共关系类工作的任务就是让公众接受：裁员是公司在全球经济竞争中求生的一种正常生活方式。他们的工作也同样会帮助被裁员的中层管理者调整情绪继续生活。

美国管理协会（American Management Association）的《人力资源开发手册》（The Human Resources Development Handbook）为再就业专家提供的行动哲学是：“如果组织要作为一个有生命力的经济体继续发展，那么就要把不需要的人力分离出去。在当今全球竞争的世界里，其他做法是完全行不通的，而且很可能会成为公司未来生存的威胁。”2009年的好莱坞影片《在云端》（Up in the Air），以艺术再现生活的方式，演绎了一位专业“终结者”［乔治·克鲁尼（George Clooney）出演］的故事，他游走于全国各地，解雇那些公司想淘汰的中层管理者。雇用专业终结者，能够让公司高管不必经历解雇他们长期同僚的不便与压力。在现实生活中，公司使用外部职员来担任克鲁尼在影片中扮演的角色。

裁员常常被企业高管视为面对竞争的一个合理回应，因此也是更好地服务投资者并最终服务自己雇员的方式。阿兰·唐斯（Alan Downs）在他《公司处决》（Corporate Executions）一书中公开挑战为解雇百万工人提供辩解的四个盛行神话。第一，公司裁员不一定以减少劳动力而告终。通常情况下，裁员之后往往是雇佣新工人。第二，唐斯对被裁员工人因专业技能过时而往往生产力最低的观点提出了质疑。根据他的发现，裁员不一定伴随着生产力的提高。第三，因裁员而损失的工作并没有被具有更高技术和工资的工作所取代。第四，宣称公司在裁员后盈利增加而工人也因此受益的，只有一半是真的，许多裁员的公司确实报告说公司有了更高的利润并获得了比从前报告的更高的公司股价，然而却没有证据表明这些利润以更高工资和福利的形式分给了雇员。在对这个四个神话提出挑战后，唐斯得出结论：裁员的“丑陋真相”就是公司为了降低工资，提高利润而进行的自身利益表达。

公司关闭工厂和裁员的决定对新工人阶级的影响没有引起公众的重视，部分原因在于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新工作的稳定增长和相对低的失业率。在克林顿总统的第二个任期内，他频繁地提到在自己任职期间创造出了很高的新增就业率（并未提到这些工作主要是低薪服务类工作）和相对低的失业率。当然，正如我们在第3章讨论过的失业率与不充分就业率之间的区别，官方失业率可能掩盖了关于国家经济健康（程度）的更多真相。

另一个看待失业率的方法是比较不同的收入群体。美国东北大学的劳动力市场研究中心（The Center for Labor Market Studies）基于家庭年收入将美国分成了10个等级。2009年最高等级的家庭收入为150000美元及以上，其失业率为3.3%。下一等级的家庭收入处于100000到149999美元之间，其失业率为4%。最低收入等级的家庭收入为12499美元及以下，其失业率为30.8%。再往上一等级群体（12500到20000美元）的失业率为19.1%。最高与最低等级群体之间的失业率差异是巨大的。如果我们再加上各个等级的不充分就业率（正在寻找全职工作的兼职工；以及那些已经放弃寻找工作，但如果有机会仍会工作的人），最高等级群体为1.6%，最低等级群体是20.6%。那么处于最低收入等级群体中的一大半美国人或者没有工作，或者未能充分就业。

外包

在2000～2010年这十年间，公司的全球“外包”战略成为削减美国工作岗位的常见手段。如今的外包利用互联网和新通信技术的功能，雇佣其他国家的工人来做以前由美国工人所从事的工作。比如，印度和中国的工人可能被美国计算机公司雇佣在他们的客服部门工作。当堪萨斯州或印第安纳州的一位客户给计算机公司打电话求助以解决用户问题时，他们可能会与位于加尔各答或北京的客服代表沟通。越来越多受过高等教育的工程师和计算机专家，也可能会受雇于软件开发部门，而同时继续留在自己的国家，支付给他们的工资只相当于支付给美国专业人员的很小的一部分。

精英阶级竭力向新工人阶级解释并证实全球经济变化的残酷现实。我们被告知，“终身雇佣”已经过时了（反正这也从未实现过）。工人们还被告知，他们的目标是要获得“终身可雇佣价值”。同时，工人又被灌输，这些品质可以通过技能积累以及成为一个敬业的雇员而获得。甚至一度备受追捧的日本终身雇佣制（在若干公司）也瓦解了，正如十多年前《纽约时报》的一篇专题报道所说的那样。我们不应感到奇怪，像《纽约时报》这样的企业媒体喉舌，其高层雇员属于精英阶级，本就应该作为美国裁员背后“看不见的手”加入传播全球经济神话的行列。而工厂关闭和裁员的受害者们则被鼓励将他们的困境视为经济学“自然法则”的一部分。

在过去40年中，政府领导人和公司媒体将美国经济的巨大转型描述为不可避免的，因此，转型也就成为新全球经济的正常运作方式。正如前总统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所称，这些变化代表着振兴美国经济的历史性机会。在1985年国会报告中，里根指出：“美国这种从农业进入工业，再进入服务业的经济发展进程是自然的变化。从工业社会进入后工业服务经济这一转变一直是工业革命以来影响发达国家的最大变化之一。”

一种对立的观点则假设美国经济转型既不是自然经济法则的结果，也不是全球经济市场中“看不见的手”的作用，而是跨国公司为了扩大自己的利润和权力而精心运作的结果。当公司决定关闭工厂，并把工厂转移到可以找到廉价劳力和较少政府法令的海外地区，他们这样做其实是为了提高利润，而不是单纯地应对全球竞争的要求。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在很多情况下，美国跨国公司本身就是全球竞争，他们把压力施加在美国工人身上，让他们工作得更辛苦、更快，获得的工资更低、福利更少。只有在极少数的情况下，公司媒体的权威人士或者主流经济分析师会承认这个“看不见的手”实际上是由跨国公司所控制的，他们通过把高薪岗位转移到低薪国家、裁员和外包来增加利润。

全球经济：贸易逆差和工作岗位

（美国）商品制造业……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损失了工作岗位，因此就业增长一直发生在服务业。

——Fred Magdoff，Monthly Review（June 2011）：35

主流媒体的权威人士和公司领导们就全球经济如何对商业和工人同时起到积极推动作用（“双赢”）的讨论常常聚焦于三个方面（你们也许会注意到这些内容和我们在第3章所呈现的新经济的某些特征有所重叠）。

第一个方面关注的是全球经济令人瞩目的变化程度，如高质量产品的新生产者出现在世界上一些被视为欠发达的地区。在计算机基础生产体系方面具有的优势，使得东南亚和拉丁美洲的很多国家，可以生产高质量的产品与那些产于西欧和北美更发达工业经济体中的产品进行有力的竞争。

第二个方面涉及的是计算机连接的通信体系的产生，它为迅速的全球经济交易和相隔千里的跨地区经济合作活动提供了条件。基于计算机的生产与通信优越性，大公司尤其是跨国公司可以进行分散化生产并将生产设备安置到世界各地。

第三个方面涉及一个庞大的、多样化并且有着五花八门技能的国际劳动力群体的出现。这个庞大的工人群体使得大公司能够从世界任何地方雇佣有能力且可靠的工人，从事从生产技术员到工程师再到医疗专家的工作。当公司与本土劳动力就工资和福利进行谈判时，这一劳动力群体的存在就赋予了公司巨大的灵活性。

公司领导们宣称这三个方面对全世界的公司、消费者和工人都有好处。毫无疑问，这三个方面改变了产品的生产方式，带来了进出口的扩展，同时增加了世界经济贸易的重要性。但为了提高欠发达国家的生产，建设工厂和基础设施所需的大笔投资往往来自外部资源。欠发达国家生产设备的投资资金主要来自发达工业国家跨国公司的总部。据估计，三分之二的国际金融交易发生在欧洲、美国和日本境内及彼此之间。

美国贸易逆差与全球竞争？

从美国国家利益角度来看，这些投资对美国贸易逆差的影响可能会成为一个棘手的问题。比如，整个20世纪80年代，就美国对全世界的出口和其他国家对美国的进口比较而言，美国是债务国。美国从其他国家买入和卖出之间的差距，被称为贸易逆差，这一数字已经增长了三十年了。在2005～2010年间，美国贸易逆差显示商品和服务进口额平均每年超过出口额约6100亿美元。这远高于90年代（平均900亿美元）和21世纪初（平均4900亿美元）的逆差数据。不过，这些数字究竟告诉了我们什么呢？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全球经济正常运行的结果。数字显示，在2010年我们的商品贸易逆差对日本是600亿美元，对中国是2730亿美元，对墨西哥是665亿美元，对德国是340亿美元，对加拿大是285亿美元。看起来似乎是这些国家的产品比美国生产得更好，所以美国才进口他们的商品而非自己生产。但这个结论正确吗？答案在于你如何计算出口和进口。

贸易逆差数据是基于收支平衡的统计，即计算美国出口到其他国家的美元金额和外国出口到美国的美元金额。如果中国出口到美国的美元金额超过了美国出口到中国的美元金额，就产生了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这看起来好像意味着中国公司生产的产品出口到了美国，但事实未必如此。根据计算贸易逆差的方法，“美国收支平衡统计数字倾向于记录美国居民和世界其他各地居民之间的交易总量”。如果居民仅仅定义为进口来源的地理位置，那么美中之间2730亿美元贸易逆差中的一部分则是来自那些美国公司在中国生产然后出口到美国的商品。那些美国公司成为中国居民，他们的出口被算作中国对美国的出口。比如耐克公司有七百多个工厂分布于东南亚和其他地区，这些工厂对美国的出口增加了美国的贸易逆差，尽管是美国公司“生产”了这些出口商品。

因此，全球经济从外部“促使”美国公司维持低薪，从而使我们能够更具有全球竞争力的说法，其实就是一些美国公司所编造的，他们把生产工厂转移到了其他国家，而非留在美国。这些行动也许会给那些在世界各地生产商品，然后出口到美国的美国跨国公司带来巨大的利益。同时，这样的行为对美国消费者也有好处，因为他们为来自低薪地区的产品支付的较少。那么那些由于要和“外国公司”竞争，而在过去的40年里没有涨过工资的美国制造业工人该如何应对？那些因为美国公司宁愿在外国建厂也不在美国建厂而未能在制造业找到工作的美国工人，他们又该如何？难道是美国跨国公司在创造“全球竞争”吗？

告别制造业工作，迎接服务业工作

美国跨国公司的海外投资将美国经济的重点，从制造业转移到服务业。这一转变通过削减制造业的高薪工作和许多中层管理岗位改变了职业结构，创造了一个双层服务工作体系（two-tiered system of service jobs）。该体系的上层由商业和专业服务部门的高技术、高薪工人组成，下层由护理和餐饮行业的低技能、低薪工人组成。从1997年到2012年，制造业的雇员下降了52%（从2470万名工人下降到1180万名工人）。但在同一时期内（1983～2010年），管理岗位雇员增加了39%（从1070万名上升到1500万名工人）。在2010～2020年期间，美国劳工部统计局的就业预测呼吁继续削减制造业的工作岗位，大力增加高层商业工作岗位和专业服务业工作岗位。然而正如我们于第5章所分析的那样，在未来十年中，低技能、低薪的工作岗位将会成为大幅度增长的职业。例如，美国劳工部统计局所列2010～2020年期间，数量增加最多的10种美国新兴工作岗位（270万个）中，有5种只需要高中及以下文凭并提供“很低”的年收入（低于21590美元）。

在这场社会经济转型中，有大赢家也有大输家。失败者是为工资而工作的四分之三的美国人，其工资自1973年起一直在下降。这些美国工人组成了新工人阶级。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全球化不仅削减了美国的工作，而且同时压低了富裕国家和贫困国家工人的工资。最大的胜利者是精英阶级，而更大的特权阶级也从中获益，因为位于这一阶级下层的群体的工作机会与收入也得以增大。公司的高管、管理者、科学家、工程师、医生、公司律师、会计师、计算机程序员、金融咨询师、保健专家，还有专业媒体人士在过去40年中都在收入和财富上得到了大量积累。联邦政府和两党民选官员们的立法行动推动了产生“大输家”和“大赢家”的社会转型，这些官员的收入、养老金、医疗和相关的“待遇”在过去的20多年里，同样得到了飞速增长。

无家的好处：无国跨国公司

在2000～2008年之间，美国百家顶尖跨国公司中的大多数都经历了资产比重、销售和外国附属公司雇佣的可观增长（某些情况下甚至增长巨大）。

——John Bellamy Foster and Robert W. McChesney，Monthly Review（June 2011）：5

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美国跨国公司把生产设施从美国转移到国外的行动，并不单单是为了寻找另外一个能够使他们再次高产并具有竞争力的地方。美国无线电公司关闭在印第安纳州蒙蒂塞洛镇的工厂，看起来好像是因为它太旧了，即使再多的革新，也无法使其具有投资价值。也许有人会以为，美国无线电公司的高管会因离开印第安纳州已有35年历史的工厂，去寻找另一个也许公司能待上35年的新家而伤心。如果有人这么想，那他们就错了。跨国公司关闭美国工厂不是为了在另外一个地方找到一个固定的家。关闭工厂反映出新型公司繁衍的商业逻辑——无家无国跨国公司，本章前面就已提到了。

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工厂关闭浪潮看似始于公司高管为应对利润下滑和全球竞争加剧带来的经济挑战而做出的回应。如此看来，这好像是为了保护股东投资和个人公司未来发展而做出的理性管理决定。尽管开始的时候也许是出于这种目的，但很快就变得明了的是，被创造出来的是空间分散型公司（spatially decentered firm）。这种形式的公司在产生更多利润方面具有很大的优越性。它能够在不同的地方同时生产同一种产品；也可以将在全球多个不同工厂生产的零部件，在与零部件生产基地相分离的地方进行组装，从而生产出成品。尽管在空间上是分散的，这些新的跨国公司依然集中制定决策，这就允许他们能就生产、营销、国际投资和利润分配等事项进行协商决策。正如我们前面所指出的，借助计算机辅助的设计、生产和通信优势，管理部门可以在公司总部协调世界各地的研究、发展、设计、生产和营销决策，从而使这种拥有全球化生产、配送和市场体系的新公司得以成为可能。

2012年《财富》（Fortune）杂志认定的美国最大的五家跨国公司（按年收益）包括：①埃克森美孚（ExxonMobil，4530亿美元），②沃尔玛（Wal-Mart，4470亿美元），③雪弗龙（Chevron，2450亿美元），④康菲国际石油有限公司（Conoco Phillips，2370亿美元），⑤通用汽车公司（General Motors，1500亿美元）。值得一提的是，这五家大公司中的三家都是石油公司，但不论这些公司代表着什么行业，它们都由于在几乎各个大洲国家中的各种商业运作而深深地卷入了全球经济中。这些公司和其他许多与之类似的公司［从苹果公司、麦当劳、耐克到施乐公司（Xerox）］都不是偶然间成为巨型跨国公司。随着公司的发展，它们的超级阶级高管与他们的文凭阶级同僚以及许多特权阶级的专业和技术工人，利用了国际投资和生产机会的好处，包括雇佣发展中国家的低薪工人、发展规模经济以及对美国税法的利用。

无国公司，如埃克森美孚、沃尔玛、通用汽车公司，一旦发现竞争优势，如廉价劳动力、廉价原材料、优越的汇率、更为友好的政府和更大的市场邻近性，就能够快速转移生产设备。由于这些优势只能通过全球运作来实现，以美国为基地的跨国公司受到激励去增加对其他国家的资本投资，其中大多是对低薪国家。这样做可以扩大跨国公司对生产地点的选择权，让公司不再轻易受到工人对更高工资和福利要求的压力。由于这些公司十分巨大，享受着与规模经济相关的优势——意思是说，比如因为购买的量大，它们能够以更低的价格购买生产材料；因为借钱和还钱的数额大，他们可以支付更低的商业贷款利率。

就海外投资所获利润而言，跨国公司享受的税率优势，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是美国和国外税法的产物。也就是说，跨国公司的海外投资所得利润，在大多数利润来源国的税率通常比在美国低得多。比如，“中国的税率是15%，爱尔兰的税率是12.5%”。（但这并不是意味着所有美国公司对本土利润都缴纳了官方所规定的35%的联邦税率——详见下一段落）。因为其他国家对公司利润适用的税率低于美国，同时美国法律为在海外投资的美国公司提供税收优惠；所以许多美国跨国公司极大地增加了他们的海外投资。比如2000年福特汽车公司总资产为2834亿美元，其中仅有7%投入公司的海外运营；但在2008年，福特汽车公司总资产（“缩减”到了2300亿美元）的46%被投资到了国外。在过去几十年中，美国跨国公司扩大海外投资的结果是增加了美国公司在海外收益的比例，而且不需向美国交税（除非它们流入美国）。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由于这些方面，联邦财政收入中公司（税收）所占比重下降了，而个人税收所占比重则在提高。正如我们在第9章所指出的，1953年美国公司所缴纳的联邦所得税占到联邦财政总收入的30%，但这一比重在2013年下降到了12%。

在过去几年里，公司缴纳的所得税在联邦财政中所占比重下滑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公司针对美国利润所需缴纳的实际税率下降了。这一转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些年来各种国会行动的介入，这些国会行动都是在公司说客和美国税法中众多“漏洞”的逼迫下实现的。实际上，税法变得“对公司如此友好”，以致许多公司现在只需对公司利润缴纳极少的税款，甚至在很多情况下，根本不需缴税。一项针对美国250家大型公司的研究报告称，1998年24家公司共获得了13亿美元的退税，尽管其中也报告说（它们在）美国的税前利润为120亿美元。在1996～1998年之间，共有41个大公司至少有一年根本没有缴纳联邦公司所得税，尽管报告中同样指出（它们的）税前利润总额为258亿美元。2008年美国审计总署（Government Accounting Office）一项针对公司所得税的调研发现，有超过一半（55%）的美国大公司在1998～2005年期间至少有一年根本没有纳税。“仅在2005年一年，这些公司中就有25%的公司没有缴纳公司所得税，尽管这些公司的利润在2001～2005年之间翻了一番。”近期，2011年一项由倡导公平纳税的团体——公民税收正义组织（Citizens for Tax Justice）开展的研究表明，280家最大的公开上市交易的美国公司为其利润所付的平均税率为18.5%，远低于35%的官方公司税率。

如上所述，只要以美国为基地的跨国公司不把赚取的国外利润带回美国，他们就不需要缴纳联邦政府向公司利润征收的税收。正如人们可能会怀疑的，美国税法的这一特征为美国跨国公司高管们提供了不将国外利润带回美国的强烈动机。从企业角度来看，把那些国外的低税利润进行再投资，比将其带回美国为联邦政府纳税更有意义。最终的结果是不断增长的公司利润不再是联邦政府的潜在财政来源。譬如，在布什政府开始执政的前一年，惠普公司有140亿美元未纳税的海外利润，医药巨头默克公司（Merck）和美国强生公司（Johnson & Johnson）分别有150亿美元和123亿美元未纳税的海外利润。意识到这些不断增长的未纳税利润，布什政府于2005年初提出，为这些公司提供一次性减税政策，以便他们将海外利润带回美国。这一提案提出对海外利润征收5.25%的公司税，而非35%的标准公司税率。

联邦税收还有一项优势有利于那些美国跨国公司在海外工作的雇员。比如，受雇于美国跨国公司在海外工作的高管通常会获得额外的补偿，如探亲假机票、医疗福利、住房补贴以及学龄子女学费。如果一位高管住在香港，他或她将会得到雇主支付的住房津贴（70000美元）、学费（40000美元）、探亲假机票（20000美元）（括号中为估计值）。海外雇员从公司得到的福利，要么不需向美国纳税，要么以很低的税率纳税。21世纪初的几年，联邦税法将海外收入的纳税起征点确定为80000美元，超过80000美元的收入才开始纳税。所以在20世纪初的中期，一个在海外工作、年收入达到200000美元再加上130000美元额外福利（住房津贴、学费和探亲假机票）的高管，总收入为330000美元，但却只需为120000美元缴纳美国个人所得税。这一给予跨国公司和他们高级雇员的“甜蜜交易”，进一步激励他们继续进行海外投资。如果总统和国会真的在乎对美国工人工作的保护，那么，他们就应该通过限制跨国公司利用得到的税收减免来支付它们在其他国家雇员的工资费用，从而抑制离岸承包商的利益。

结论

政府最重要的同时也是势在必行的政策是，不论付出何种代价，通过何种手段——财政、金融、政治乃至军事——都要保持股价不再下跌。

——David Graeber，Nation（September 24，2012）：22

反对超级阶级定义全球经济的议程被粉碎了，而且仅仅运用了非常有限的资源。一些美国工会领导人和其他批判“自由贸易”协定、外国劳工以及跨国公司投资业务的人们发现，他们的声音很难被广大的美国人听到。他们被美国公司的资源所淹没。如我们将会在第7～10章中看到的，商务圆桌会议（Business Roundtable）、全美制造商协会（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anufacturers）、美国商会（the U.S.Chamber of commerce），再加上公司媒体和精英大学，这类团体在公共竞技场中拥有巨大的权力。这些和其他由超级阶级主导的机构，掌控着大众舆论对国际贸易协定、劳工政策、公司投资业务的舆论议程与导向。异议者可能会被允许以一种有分寸的语气发表意见，但不能面向很多人，并且这种情形在“权力介入”动员一系列资源来消除或诋毁他们的观点之前不会持续很久。在读完第6～14章后，读者就会更好地理解，那些和超级阶级持不同观点或抨击他们利益的人，是如何以及为何被边缘化、被收买，或者以其他方式被噤声的。

本书的前4章首先对塑造并推进美国新阶级体系的基本结构和进程进行了界定和探究。这些章节也开始分析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美国工人阶级的财富向精英阶级转移的过程。我们前4章的重心集中在美国阶级结构的历史、新阶级体系的本质与形态、新经济与全球经济，为进一步更全面地理解涵盖于其他章节中的广泛议题与资料之间的联系提供了重要基础。

本书的核心主题始终贯穿所有章节：美国阶级结构是（美国）社会宇宙的中心。它在社会世界中所产生的力场，如同物理星球中的引力一样强大。与引力一样，它基本上是看不见的。它也同冰山一样，我们可以容易地看到它那些显而易见的特征，然而与此同时，那些深刻地塑造着我们生活事实的大部分结构与进程则是十分隐蔽的，除非我们仔细观察隐藏在传统社会意识形态表面之下的部分。所以，现在我们要从全球经济转向第5章的一个相关议题即“中产阶级如何消亡”。在你阅读第5章的时候，请记住，如同狄更斯（Charles Dickens）笔下不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一直纠缠并困扰着吝啬鬼的圣诞幽灵一样，新经济、全球经济和跨国公司也纠缠并困扰着美国中产阶级。但与狄更斯笔下《圣诞颂歌》中预示着幸福结局的幽灵不同，今天幽灵般的三位一体极大地促成了一个不幸的结局（迄今为止）：中产阶级的终结与美国梦的落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