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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更新:2020-11-10

【文化艺术】 梁启超美学思想研究的两条路径

作者:莫先武 来源:《梁启超美学思想研究》
发布于 2020-07-16 浏览量:166

梁启超美学思想研究,主要经历了两个阶段,分别从启蒙与审美两个视角切入,形成了两种研究路径与两类研究成果:新时期的启蒙批评研究思路与模式,其成果是启蒙美学;新时期学术研究正常化以后的纯美学研究思路与模式,其成果是艺术美学或人生美学。

新时期以来,梁启超美学思想研究形成了启蒙的研究视角,其主要研究思路与模式是启蒙批评,其成果是启蒙美学,这以李泽厚为代表。

早在1979年,李泽厚发表《梁启超王国维简论》为梁启超翻案,认为“梁启超和王国维则都是应该大书特书的肯定人物”,“其主要方面是积极的”。李泽厚为梁启超美学思想翻案,主要采取了三步走的策略。

第一步:从简单论转向复杂论。所谓“简单论”,指简单地、直接地给研究对象贴阶级标签即阶级定性,即将研究对象直接纳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论的政治哲学框架之中,并简单地做出非此即彼的阶级定性与价值评判;所谓复杂论,指强调研究对象哲学思想、政治思想、美学思想及其关系的复杂性,将其研究重心从贴外在的标签转向研究内在的人物及其思想的复杂性。李泽厚认为,中国近代人物都比较复杂,他们的意识形态更是如此,“先进者已接受或迈向社会主义思想”,“落后者仍抱住‘子曰诗云’‘正心诚意’不放”;同一人物“思想或行为的这一部分已经很开通很进步了,另一方面或另一部分却很保守很落后”,“政治思想是先进的,世界观可能仍是落后的”,“文学艺术观点可能是资产阶级的,而政治主张却依旧是封建主义”。在这一背景下,“用简单办法是不能正确处理这种图景的”,“关于梁启超和王国维的许多评论,就可以说明这个问题”。

第二步:从当下论走向历史论。所谓“当下论”,指以当前的无产阶级哲学、政治、美学作为最先进的思想,并以是否具备这种思想作为评价、衡量研究对象优劣的标准;所谓“历史论”,指将研究对象置于历史语境中,更重视其历史境遇中的相对价值。李泽厚指出,1949年以来,之所以将梁启超作为“否定的历史人物来对待和论述”,其原因就在于他是“辛亥革命时期著名的保皇党”,“辛亥以后也一直站在反动派方面”,以当下无产阶级的思想做标尺来衡量,“否定和批判他们”,“‘肃清’他们宣扬的世界观和政治思想,便成了‘理所当然’”。李泽厚摒弃这种“当下论”并走向“历史论”,认为评价历史人物“就应不止是批判他的政治思想了事”,“而应该根据他在历史上所作的贡献,所起的客观作用和影响来作全面衡量”,“给以准确的符合实际的地位”,“即使‘先进人物’也有应该批判的思想,落后者也可以在某些方面作出重要的贡献”。他认为,从历史论这个角度和标准着眼,梁启超“是应该大书特书的肯定人物”,“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所起的客观作用和影响,其主要方面是积极的”。

第三步:以启蒙论替代政治论。所谓“政治论”,指对梁启超美学思想的评价,仅以政治的阶级先进与落后作为评价标准;所谓“启蒙论”,指对梁启超美学思想的评价,以思想启蒙作为评价标准。李泽厚突破了唯政治阶级论,充分突出了梁启超的思想启蒙作用,认为他是我国近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之一,“洪(秀全)杨(秀清)、康梁和孙(中山)黄(兴),是中国近代三大运动中联在一起的著名的领导人物”;梁启超的社会贡献“主要是在宣传”,他在历史上的地位“是在思想方面”,在思想方面的地位“又在宣传方面”,“他不是思想家,而只是宣传家”。早在《康有为谭嗣同思想研究》中李泽厚就提出,在《梁启超王国维简论》中他又坚持强调,梁启超的主要贡献在于《清议报》《新民丛报》时期“撰写了一系列介绍、鼓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文化道德思想的文章”。李泽厚认为,梁启超这一时期“在思想战线上的主要作用”,“不在他宣传了多少反满急进主张”,他的主要作用在于“作了当时革命派所忽视的广泛思想启蒙工作”,“他有意识地广泛介绍了西方资产阶级各种理论学说,作了各种《泰西学案》,同时极力鼓吹了一整套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人生观和社会思想”。梁启超的启蒙宣传工作价值巨大,“构成当时人们(主要是青年一代)思想发展前进中的一个不可缺少的过渡环节”,在政治上“它安排了一根由不满清朝政府而走向革命的思想跳板”,在观念上“它安排了由接受初步启蒙洗礼而走向更开阔更解放的思想境界的媒介”。

通过复杂论、历史论、启蒙论,李泽厚一步一步实现了梁启超美学思想研究的去政治化,并在启蒙的视野中为梁启超翻案,认为梁启超美学的真正价值在于启蒙,其成果是启蒙美学。复杂论超越了简单贴阶级标签的庸俗政治批评,将梁启超美学思想研究从简单的阶级印证,转向其内在思想复杂性的体认,认为梁启超及其美学思想具有复杂并值得肯定的一面,这就为梁启超及其美学思想研究从庸俗的政治批评中解放出来奠定了基础;历史论则绕开了无产阶级美学为最先进的潜在评价标准,而将梁启超及其美学思想放在当时的历史境遇中去评价,从“当下”价值转向“历史”价值,将梁启超及其美学思想从与无产阶级相比较的价值底层,提到历史境遇中相较于封建地主阶级的价值最高层,从而成为值得大书特书的对象;启蒙论则打破了政治评价标准的一元性,试图在政治标准之外另立启蒙评价标准,这就为突破梁启超及其美学的政治批评树立了新的理论依据与衡量标准。启蒙论,将梁启超美学思想研究推至新的高度,也为梁启超美学思想研究打开了广阔的天地。

但是,李泽厚的梁启超美学思想的启蒙论研究,囿于政治阶级批评话语的强大惯性,其局限也非常明显。首先,启蒙论研究依旧采用美学之外的价值评判标准,并没有真正确立起政治美学的批评标准。李泽厚认为,“1898年至1903年是梁启超作为资产阶级启蒙宣传家的黄金时期”,“是他一生中最有群众影响,起了最好客观作用的时期”,其理由是“他一定程度上不再完全受康有为思想的支配控制”,“相对独立地全面宣传了一整套当时是先进的、新颖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李泽厚眼中梁启超美学思想的价值与意义在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宣传作用,而不是政治美学的价值与意义。通过对启蒙价值的挖掘,看起来提高了梁启超美学思想的价值,但因为没有政治美学的批评自觉,其实并没有真正揭示梁启超美学思想的独特性与独特价值。

更重要的是,启蒙论研究并没有真正斩断庸俗的政治批评,其背后的理论依据依然是政治批评的阶级话语体系。李泽厚认为,“梁启超是在中国近代最早高度评价和极力提倡小说创作的人”,“也是最早在中国主张用资产阶级史学观点和方法来研究中国历史的人”,“这两点都是与封建正统文学观念和封建史学观念相对抗的”;“他从宣传一般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和人生观到提倡资产阶级的‘新小说’‘新史学’”,“自觉注意了在意识形态方面与中国传统观念作斗争”,“在这方面他比当时任何人所做的工作都要多,起了广泛和重要的社会影响”,“他是当时最有影响的资产阶级启蒙宣传家,这就是他在中国近代历史上主要地位之所在”。我们可以看到,李泽厚对梁启超美学思想的启蒙价值进行评判的标准,不是启蒙的人学价值,而是反对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治价值。

正因为李泽厚的启蒙论研究,其价值评判标准依然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所以,他才特别看重梁启超《清议报》《新民丛报》时期的启蒙宣传作用,而完全忽视梁启超后期的趣味美学。李泽厚认为,1898年至1903年是梁启超作为启蒙宣传家的黄金时期,“但梁氏所以更加出名,对中国知识分子影响更大”,“却主要还是戊戌政变后到1903年前梁氏在日本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李泽厚看重的梁启超美学,也是他早期的三界革命论。他认为,梁启超提倡的小说界革命和白话文运动,与20世纪初的一大批小说作品,“形成一股强大的文学巨流,无论从内容到形式都冲突了传统封建文艺”;《新小说》创刊号发表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提出的是为人生而艺术反封建传统的理论”,“成了它的理论代表和领导人物”。也就是说,梁启超美学思想的启蒙价值,正在于它与“传统封建文艺”斗争的“资产阶级属性”,是“反封建传统的理论”,这显然依然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论的政治阶级批评话语。

在传统政治阶级批评话语中,政治与美学直接关联,形成的是政治—美学二层直接关系论;李泽厚启蒙论研究视野中的梁启超美学思想研究,则通过启蒙中介勾连政治与审美,形成了政治—启蒙—美学的三重间接关系论,其转换的目的是,试图通过启蒙的介入,实现梁启超美学研究的去政治化。但是,由于启蒙论研究的价值评判标准依然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论的政治标准,他虽然给梁启超美学思想研究松了绑,但并没有真正解开政治批评的绳索。这正反映了当时政治话语的强势地位,以及去政治化之路的艰难。当然,启蒙因素的介入,也确实给梁启超美学思想的独立研究提供了无限可能的空间,因为,启蒙虽然可以与政治相关,但与人的价值关系更为密切,沿着启蒙这条线索,我们可以彻底突破庸俗政治批评的樊篱,寻找到梁启超美学思想的人学价值。

新时期以来,随着学术研究的正常化,梁启超美学思想研究取得了重大突破,形成了审美独立论的研究思路和模式,其后期美学思想也得到了充分的重视与挖掘,这以夏晓虹等为代表。所谓“审美独立论”,指从纯美学的视角研究并评价梁启超美学思想,认为梁启超构建的美学实质上是艺术美学或人生美学。这一研究思路与模式形成了与政治批评、启蒙批评迥异的特色,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从前期重心论走向前后期贯通、后期重心论。在政治阶级批评话语体系中,梁启超早期以资产阶级改良派思想反对封建地主阶级思想,因此是进步的;中期以资产阶级改良派思想与资产阶级革命派思想做斗争,因此是保守、落后的;后期则以资产阶级改良派或封建地主阶级思想与无产阶级、资产阶级思想斗争,因此是顽固的、反动的。从这一评价标准出发,在政治阶级批判视野中,梁启超及其美学价值当然在于前期与中期。

李泽厚的启蒙论研究,在政治与美学之间引入“启蒙”这个中介,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审美的政治松绑。夏晓虹等人的纯美学研究视角则完全不同,他们将梁启超美学思想的前后期贯通,并且将研究重心转移到后期。夏晓虹以1917年为界,将梁启超的社会活动与著述活动划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以政治家而兼事文学创作与学术研究,后期则以文学及其他学科的专门学者而兼评时事”;前期“以政治或其他功利考虑为出发点”,“必然会影响到学术研究的科学性”,后期是“从古代文化中”,“发掘具有永久性的价值”,“显示出他对于艺术的灵魂——情感的研究”,“本身也具有传世的价值”。金雅以1918年欧游为界,将梁启超美学思想划分为1896年至1917年的萌芽期与1918年至1928年的成型期,“萌芽期以《变法通议·论幼学》为起点”,“借《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和《惟心》奠定了审美、人生、艺术三位一体的美学思想的基石”,“并通过‘力’与‘移人’的范畴突出了艺术审美的功能问题”;成型期“以《欧游心影录》为起点”,“借《“知不可而为”主义与“为而不有”主义》《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等一批论著”,“论释并建构了‘趣味’这一极富特色的本体范畴”;而且,“梁启超美学思想的主要成果是在后期完成的”,“正是在后期,梁启超逐步形成并凸显了自己关于美的问题思考的特色与深度”。方红梅认为,“人、人生及其与美和趣味的关系”,“始终是梁启超思考的中心问题”,“梁氏的文化树人、审美树人思想有两条进路”:“一是以美和趣味为策略的、为救亡而新民的线性递进进程”,“二是相对独立于政治、人之所以为人的普遍性意义上进行的、以美和趣味为归宿的立人”,后期“前一思路相对弱化,后一思路则逐渐凸显”。

其二,从政治化到去政治化。在政治阶级批评话语体系中,政治价值是梁启超哲学、美学、史学等各领域价值的唯一评判依据,梁启超的美学思想是否符合先进阶级的理念是判断其价值的唯一标准。梁启超前期美学因以资产阶级改良派思想反对封建地主阶级思想而政审合格,这一阶段的美学就是先进的;后期美学因以资产阶级改良派或封建地主阶级顽固派思想反对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思想而政审不达标,其美学思想也就是中性的或是反动的。这显然是美学思想的政治化审查。李泽厚的启蒙批评话语体系,虽然在美学与政治之间安插了启蒙这一评价体系,美学的价值不再直接由政治评价,而代之以启蒙,在一定程度上实现美学的去政治化;但是,问题又在于,启蒙的价值还是由政治的价值决定的,启蒙的背后依然是政治的审查。

在纯美学批评话语体系中,美学之“纯”通过去政治化而得以体现,也就是说,纯美学的话语体系,是将审美与政治对立起来,通过与政治的脱离与对立而实现去政治化,实现纯美学的学理建构;政治批评话语体系中的政治价值,恰恰成为纯美学的价值缺陷。夏晓虹指出,梁启超早期提倡政治小说,“显然是以之为政治斗争的手段,这种强烈的功利性使其理论与创作潜伏着危机”,“文学终究不是政治思想的传声筒,它虽然会产生宣传的效果,却不以此为惟一目的”,“功利主义地利用文学,只会损害文学,使它因失去艺术性而减弱了感染力,结果反而离本来的目标更远”。金雅同样持这种观点,她认为梁启超的小说理论“拔高也悬置了社会功能在小说艺术审美中的地位”,“贬低也误读了审美功能在小说艺术实践中的价值”,“模糊了小说艺术本体和艺术功能的界限,以社会功能来覆盖审美功能,以功能问题颠覆了本体问题”。方红梅也认为,梁启超早期小说美学的“理论偏颇只在于”,“对体用合一思想的坚持中又太偏重于‘用’”,“以至于把趣味、审美及至个体的人都手段化了”。

其三,艺术美学与人生美学的价值重构。纯美学的研究思路与模式,将梁启超美学思想研究从政治价值中解放出来,必然面临美学价值的重构问题。夏晓虹、金雅等人的这一价值发现就是艺术价值与人生价值,他们认为,梁启超建构的是艺术美学或人生美学。夏晓虹持艺术美学论。她认为,梁启超后期作为一名学者在研究古代文化遗产时,“重视作品的艺术价值,倾向‘情感中心’,强调文学的感情净化力量”,更加“精致”,也“更切合文学自身的艺术价值”;“当他说‘情感是不受进化法则支配的,不能说现代人的情感一定比古人优美,所以不能说现代人的艺术一定比古人进步’时”,“不仅展现出其研究对象具有永久的魅力,而且显示出他对于艺术的灵魂——情感的研究”,因此而“具有传世的价值”。

金雅与方红梅持人生美学论。金雅认为,虽然梁启超“从未刻意在理论上营构体系”,“但其始终直面现实、积极入世的价值向度”,“向我们展示了一个融求是与致用为一体、融精神理想与现实执着为一体的富有自身特色的趣味主义人生论美学思想体系”。方红梅认为,梁启超“从世界、人类的立场”,“认识到审美、趣味对于生活的本体性意义”,“他对趣味的本体化提升”,“他关于人要能从生活中领略到趣味、生活才有价值的看法”,“与尼采提出的‘艺术是生命的最高使命和生命本来的形而上活动’和‘只有作为一种审美现象,人生和世界才显得是有充足理由的’以及席勒提出的‘只有美才能使全世界幸福’的著名观点,有着相近的深意”。

夏晓虹、金雅、方红梅等人的纯美学研究,其基本思路是:从梁启超的美学著述中寻找纯美学的术语,再按照纯美学的理论框架编织梁启超美学思想体系,并通过这些术语的勾连研究梁启超前后期美学的内在关联。夏晓虹主要从艺术美学角度研究梁启超美学思想,摘选的最主要纯美学术语是“情感”。她认为,梁启超前期主要以政治家的身份研究文学,虽然兼顾情感感染功能,但主要注重文学的社会功能;而后期则从纯粹的学者身份研究文学,注重对于艺术灵魂的“情感”研究。金雅与方红梅则从人生美学的角度研究梁启超美学,金雅摘选的纯美学术语主要是人生、趣味、情感、力、移人,并以这些范畴构建了梁启超的美学思想体系:其核心范畴是趣味,趣味的核心则是情感,力是中介,移人是目标,移人的目标则是趣味的人生,即人生价值是梁启超趣味美学的本质,梁启超趣味美学的本质是人生美学。方红梅主要摘选的纯美学术语是人生、美、趣味,她认为“人、人生及其与美和趣味的关系,始终是梁启超思考的中心问题”,其中前期重视美和趣味的救亡与新民功能,后期则重视美和趣味的立人功能,“从世界、人类的立场,认识到审美、趣味对于生活的本体性意义”。

夏晓虹、金雅、方红梅等人的纯美学研究,是在去政治化即政治与审美对立的语境中研究梁启超美学思想的,他们关注的是梁启超本身的美学论述,打通了前后期的思想界限,既认识到梁启超美学思想前后期的区别、发展,也研究前后期美学思想的内在关联。在去政治化的语境中,纯美学的研究通过与政治的对立和区别而得以体现,梁启超前期的政治化美学被贬低,后期的趣味美学则被大大张扬;在美学的价值重构中,他们通过艺术美学与人生美学重新阐释了梁启超趣味美学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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