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边缘的西州”：争霸的中心

“西州”是汉代一个重要的地域概念，在当时天下的政治层级结构中，是处于京畿与西域之间朝廷能够通过郡县体制控制的区域。在两汉时期，西州的内涵发生了两个方面的变化：首先是所指区域扩大；其次是内涵重心转移。西汉时人以西州专指西南益州地区，例如，由于广汉郡群盗横恣，汉成帝册免丞相薛宣时说：“西州鬲绝，几不为郡。”汉成帝显然是在用西州指称广汉郡所在的西南地区。经历了汉武帝时期轰轰烈烈的西进运动，汉朝收复河套、开拓河西并设立郡县后，西州所指称的范围渐次扩及西北。到两汉之际，西州成为涵括西南和西北的实行郡县体制的大西部区域概念。与此同时，我们注意到另一个变化，即“西州”概念的内涵重心发生转移。在东汉时期，虽然“西州”有时仍被人们用来指称益州地区，但用之指代凉州、朔方等西北地区的用法后来居上，变得更为常见，甚至是当西南和西北同时出现时，西州被用来专指西北。例如，东汉初光武帝以陇、蜀为忧，独谓来歙曰：“今西州未附，子阳称帝，道里阻远，诸将方务关东，思西州方略，未知所任，其谋若何？”隗嚣控制着凉州，但是他首鼠两端，所以刘秀说“西州未附”；占据巴蜀的公孙述（字子阳）称帝自立，所以刘秀说“子阳称帝”。在这个语境中西北凉州和西南益州同时出现，但是此处的“西州”显然仅指凉州而言，光武所说的“西州方略”，是指对付隗嚣的策略，当平定隗嚣“得陇”之后，光武才得以“望蜀”。

从最宽泛的意义上说，汉代的“西州”应该包括西南益州和西北凉州、朔方地区，但本书研究的“西州”暂不涉及西南地区，而是仅指西北的凉州和朔方地区，这是因为本书研究之重点在于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国家之互动关系，而且越是往后人们使用“西州”指称西南地区的情形越少，“西州”一词反而主要被用来指称后进的西北之凉州、朔方，在对汉代国势盛衰脉动的影响方面，西北地区显然起着比西南重要得多的作用，就整个西部而言，时人关注之焦点不在西南而在西北。

“国势”指国家的兴衰、国力的强弱形势，亦指立国规模、统治能力、社会风尚、时代气象等方面的综合体现。西州经略与两汉国势的脉动有着密切的交互关系，一方面，“国势”的强弱决定了朝廷经略“西州”的方式和力度；另一方面，经略“西州”的后果必定会对两汉“国势”之走向产生反馈作用。作为边疆地区的“西州”与汉朝中央之间的交互作用贯穿整个两汉时期，深刻影响着两汉史的走向，故而是一个重新梳理和思考汉代史的切入点，也是观察比较西汉、东汉两个时代特质的有效视角。两汉历史的演进有两条前后相继的线索，一条是西汉一代围绕“汉匈关系”展开的对西州之争夺、开拓和经营，另一条是东汉一代围绕“汉羌关系”展开的西州羌胡化、西州军事集团的崛起及其对东汉政权的冲击。本书将围绕这两条线索，对两汉的“西州”经略与国势盛衰之间的交互关系做一个较为全面的多角度分析，以展现“西州”之开拓—“西州”地方力量之成长—“西州”武力对中原腹地的反馈冲击这样一个完整的互动过程，并探究西汉与东汉不同的时代特质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和产生的影响。

西州是汉帝国的西北边疆地区、华夏文明的边缘，是中原农耕国家与北方游牧民族争夺交锋的关键地区。在族群资源竞争的背景下，边疆地区与族群生存的资源边界和空间密切相关，边缘成为牵动整体的重要地区，有时候边缘地区的某些变动甚至可能促使中心发生结构性的变化，整体图景也因而需要重新定义。当然，这里只是强调边缘、边疆的某种重要性，这种重要性当然有其限度，它在很多方面还无法与中心腹地地区相提并论，但本书亦希望通过对边缘变化的观察来认识中心的某些动向，考察边缘与中心的互动关系。

两汉朝廷西州战略的形成、执行及其最终的效果，必然受到内、外多种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在战略上是进取拓边抑或徙边避寇，是驱逐蛮夷还是内徙夷狄，每一个被记录下来的决策都只是“冰山一角”，影响这“一角”以什么样的形态出现的因素，都潜藏在海平面之下。分析一个政权的边疆经略方针，需要从周边外部环境与内部因素两个方面考察。理论上而言，一个成熟的统治阶层所做出的决策，必定会仔细权衡内外各种因素及其利弊，然后做出最优的选择。但实际上做出正确决策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情势可能复杂到当局者理不清头绪的地步；利更大些或弊更大些的界限，也可能模糊到即使最老练的政治家也难以做出准确的判断；更重要的影响决策的因素需要从国家政权内部去寻找，比如综合国力的限制、皇权的禁忌，以及不同政治势力之间的掣肘等。虽然皇帝在理论上是乾纲独断、权力无限，但是在实际的政治环境中也必须面对各种在他控制之外和意料之外因素的制约，雄才大略如高祖却困顿于白登，强悍刚狠如高后亦忍冒顿之辱，汉初边疆战略的谨慎和保守，非常明显地受制于汉匈双方综合实力的对比。东汉在处理西北“羌乱”问题上的失败，一方面固然由于东汉国势衰落，但朝廷对西北豪族的顾忌和防范，朝廷内各种政治势力的斗争和掣肘，也是“羌患”长期无法解决的重要原因。某种边疆政策制定后，能否得到有力的执行，更是受制于国内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的实际情况，主持与执行边政者的素质，军队的征集、装备和训练，要塞、交通线和边防城市的修建，后勤物资的征调和运输，方方面面都考验着帝国的综合实力。边疆虽然只是一个边缘，却关乎整个帝国的安全，并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部分，得之未必有利，但弃之必定有害。

最初的“西州”只是中央政策执行的客体，无论是修筑长城、要塞、边城，还是屯田、设郡县、移民实边，抑或派军征伐，“西州”都是一个人力和物力的输入地。逐渐地，在这个输入的过程中，“西州”地方力量得到成长，待这种本土力量积蓄到一定程度，它就不再只是一个单纯被输入的客体，渐渐地亦获得一定的“主体”性和主动性。最终，在外部情势变化的契机下，“西州”力量会以某种形式反馈中心，这种反馈力量可以是良性的，亦可以具有非常强烈的破坏性。两汉之际“西州”的地方势力得到迅速的发展，河西窦融集团以边地骑士及羌胡劲兵佐助光武帝完成统一，可以视为一种有益的反馈力量；而此时割据陇右的隗嚣和占据朔方与匈奴连兵的卢芳却成为光武统一的障碍；后来因为帝国“西州”战略的接连失误，羌患愈烈，“西州”摇动，帝国东方与西方的政治、经济及军事关系失去平衡，在平定羌乱过程中形成的“西州”军事集团在董卓的带领下进入洛阳，废立皇帝，残破两京，则是极具破坏性的反馈。我们看到，从西汉之初的“西州”开拓，到东汉末的“西州”边兵入京，一个中央与边疆互动的轮回完成了。“西州”，从一个遥远陌生的异族活动的异域，嬗变成一个能够积聚足够的力量反噬中央，强烈影响东汉帝国国势走向的地域，我们不禁要问，“西州”在这四百年中究竟发生了什么？它们是如何发生的？

本书通过对两汉西州经略的研究，透过中央政府之西州战略的制定、执行和最终效果，力图从中窥视整个帝国政治、社会、经济、军事的具体状况和特质。从更广泛的意义上看，“西州”亦是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两大文明体冲突与战争、和平与贸易的舞台，是双方历史演进的共同推进器。两大文明在这一地带持续的互动促使各自内部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影响了历史的走向与进程。我们通过“西州”这个视窗，庶几可以稍稍进入汉代历史之内部，同时也可以跳出中原中心论，以更宽广的视野考察农牧互动关系以及边缘与中心的关系。

二 多个角度看“西州”：

民族史、地方史抑或边疆史地？

对汉代的“西州”这一地域观念，目前所见只有王海注意到了，“史籍中多次出现的‘西州’一词值得关注。十三刺史部设立后，‘西州’、西部便与‘凉州’有了密切关系。……‘西州’、西部乃是包括‘凉州’在内的更广阔的地域范围”。如果我们将“西州”与“西域”两个概念做一个比较，或许更能突出“西州”的含义。相较而言，中央政府对“州”的控制比对“域”更强，当汉廷在河南地、河西设置郡县后，在理论上就可以说这里是“西州”了。与“州”相对，“域”是“羁縻”意义上的统治地区，郡县统治体制所不能及，当地原有的政治组织和权力结构得到维持，各有当地领袖进行统治，汉廷只是享有宗主的权力和地位。汉朝郡县体制最西扩展到敦煌，西出玉门后就进入“西域”，玉门关在区隔“西州”和“西域”时有特别的象征意义。所以从理论上而言，京畿以西、玉门关以内的地区，包括河南地、河西、陇右、河湟，是采用郡县体制统治的区域，被称为“西州”。但实际上，“西州”要成为当时人习用的地域概念，尚需经过一段时间的概念传播和共识形成，最后才能习用流行。巴蜀地区较早被纳入郡县体制统治的范围，《汉书》中出现的“西州”一词均指益州地区。到西汉后期，随着朝廷对河套、河西等地统治的巩固和经济的开发，特别是西域都护府设立后，为了加强对西域的控制，作为后方的河西成为经营西域的基地，人们对河西“国土”的感觉渐渐增强。两汉之际，绝大多数人普遍以“西州”指称西北，这一用法肯定已经流行了一段时间，所以我们推测，这种用法出现在汉武帝拓土西北之后的某个时候，在西汉后期经过概念传播和共识形成，到西汉末期、两汉之际已经开始流行。

虽然秦汉史学界对“西州”地域观念留意不多，但“西州”所包括的河湟、陇右、河西、朔方等地区，相关的研究成果非常丰富。通过阅读和梳理，本书将以往的大部分研究分为三种范式。一是民族关系史研究范式。西州是汉族与西北少数族群交汇共处之地，汉、乌孙、月氏、匈奴、氐、羌、小月氏及各种杂胡在西州交汇、斗争、融合。西州还是西域与中原交通的孔道，是族群迁徙和文化交流的走廊，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民族政策和民族史的研究得到国家的重视，西北少数民族史成为重要的研究领域，众多的民族史专家对秦汉时期的西北民族问题予以了关注，名家辈出。翁独健、黄烈、杨建新、王宗维著有影响广泛的古代民族史，木芹、田继周则专论了秦汉时期的民族史，顾颉刚、马长寿、王明哲和王炳华、林幹、冉光荣等，对羌、匈奴、乌孙等做了专题研究。二是地方史研究范式，以地区为单位，或为“河西”、“河陇”，或为“陕西”、“甘肃”、“宁夏”，或为“西北”，在设定的地区单位之下，有的专门研究某一王朝，有的研究某一时段，亦有通贯古今的研究。刘光华、谷苞、田澍和何玉红、王宗维、李清凌和钱国权、高荣、张灿辉等学者，取得了卓越的成绩。三是边疆史地的研究范式，着眼于王朝的边疆政策、边疆开发，以及与边疆事务有关的制度、机构与人事问题。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涉及整个中国的四面边疆，并不是局限在西北地区。马大正、李大龙、赵云田、厉声等、于逢春等学者，在这一领域长期耕耘，成绩斐然。总的来说，前辈学人对许多复杂的史实进行了梳理，对很多重要的问题也做了深入分析，是所有后学必须认真学习的，是进一步研究的基础。但由于视角、体例、研究套路的限制，难免对一些关键问题深入不够，对现象背后的深层次背景和原因往往点到即止，缺乏精细的深度挖掘。当然，在以上著作各自设定的研究目标之下，他们出色地完成了工作。本书将更加注重两点：一是深入草原去理解游牧，二是深入汉朝政治内部去理解边疆与中心的互动。所以，本书尝试着在“西州”这个古已有之的地域概念下，对草原部族与农耕国家的互动，对帝国边疆与中心的互动做一个较为全面的多层次研究。汉朝与西州，在四百年的历史中，恰恰完成了一个开拓与反馈的互动过程，西州是游牧与农耕文明战争与冲突、交流和融合的典型区域，是影响汉代国势脉动的重要区域，是进行两个互动观察的典范对象。

欧文·拉铁摩尔、巴菲尔德、狄宇宙、杉山正明、江上波夫、丹尼斯·塞诺等学者的内亚史研究，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深入草原去理解游牧，非常注重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互动关系，在理论、思路和观点上给予本书深刻的启发。拉铁摩尔超越了特定的立场，不是站在胡人的立场或汉人的立场去排斥另一边，而是对亚洲大陆的历史做整体宏观的俯视，在他的模式中，亚洲大陆的中心就在长城地带，长城两侧并立着农耕和游牧两大文明体，两大实体在长城沿线持久性地接触和互动，影响并反馈到各自社会的深层。用唐晓峰的话说，拉铁摩尔“将长城地带看做核心，思考它的双向影响，特别是到草原社会去‘发现历史’，其学术意义不容低估”。巴菲尔德在论著中将历史的主体性还给游牧民，在深刻理解游牧的经济方式、组织形式的基础上，考察游牧民族与农耕国家的互动关系，一方面游牧民族参与了中原王朝的循环，在不同阶段采取外部边界战略或内部边界战略；另一方面中原王朝的军事压力促使游牧民族自身发生一系列的变化。拉铁摩尔和巴菲尔德都注重深入草原去理解游牧，注重游牧与农耕的双向互动，对于纠正以往研究模式的细碎化和片面化，有重要的意义。狄宇宙以世界史的眼光分析了北方游牧文明与中原农耕文明的互动，指出华夏民族对游牧民族的压力，刺激了游牧力量的整合，导致匈奴帝国的建立。狄氏具体考察了汉初“和亲”下的两极政治格局具有内在的不稳定因素，汉朝和匈奴都有突破和平局面的内在动因。杉山正明剖析和批判了认为游牧者落后、野蛮的一般观念，对游牧经济、政治和文化做了极具同情的研究。江上波夫提出“骑马民族国家”的概念，探究了欧亚草原上的原始牧民为何在公元前一千纪的时候突然变成好战的骑马民族，并为了进行掠夺战争而走向集团化和组织化的过程。“骑马民族国家”与农业地区的民族国家不同，后者是在土地和农业生产这一永久的基础上自然发生建立的，而前者则是由怀着夺取军事利益的共同目的而且不断流动的族群因应内外挑战而人为地构成的，免不了昙花一现的命运，但是骑兵军团在冷兵器时代拥有所向无敌的优势，有能力对农耕国家产生深刻的冲击和影响。内亚学专家丹尼斯·塞诺对北方草原游牧人及其政治组织、军事组织的特征，及其与草原环境的关系等问题做了细致的研究，提出了很多极具启发性的观点。

王明珂的研究，对本书的写作具有极大的影响和启发。其著作《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出版以来产生很大的影响，他在批评了客观特征论的族群理论之后，强调了主观认同、历史记忆对于族群研究的重要性，并利用这一理论对华夏边缘的形成、延续、变迁等问题做了新的诠释，对北方及西北地区专化游牧经济的形成及特点做了细致的研究。在《游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族》一书中，王明珂对自然环境、经济生态与人类社会的关系做了进一步的思考，分别对生活在蒙古大草原上建立游牧“帝国”的匈奴、在河湟高原河谷游牧的保持松散部落形态的西羌、在东北森林草原游牧的建立部落联盟政治形态的乌桓和鲜卑三大北方游牧部族及其与汉帝国互动的历史做了梳理，剖析了自然环境对其游牧经济形态及相应的政治组织形成的深层影响，最终决定了他们具有突破汉帝国资源封锁线的能力。在《羌在汉藏之间：川西羌族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一书中，王明珂“把他的族群边缘理论藉（借）羌族的‘历史’演变铺陈得淋漓尽致”，“很巧妙而动人地把‘羌族’人漂移、模糊而至于‘定型’的故事刻画得丝丝入扣”，书中提到的“毒药猫理论”，“一截骂一截”现象，“弟兄故事”与“英雄祖先”传说等，可以让我们深入羌人思维内部去更感性地理解他们的历史和思想。

欲对北方游牧民族与汉帝国的互动关系有深入的考察，那么在理解了草原和游牧之后，必须对汉帝国的政治权力、社会结构及军事体制有全面深入的理解，这已是得到精耕细作的领域，经典论著灿若星辰。杜正胜从征兵的扩大化、地方行政系统的建立、成文法典的颁布等角度讨论了秦汉帝国的政治和社会性质。西嶋定生分析了国家如何自上而下用“爵”的秩序规训和改造乡里自古以来形成的“齿”的秩序，揭示了二十等爵制在秦汉地方秩序的重构和帝国建构中的作用。刘泽华、雷戈讨论了王权主义、皇权主义意识形态对于古代政治、社会、思想的全面深层影响。阎步克对古代官僚的典型——士大夫阶级的特征及其在秦汉时期的衍生过程做了精彩考察。何兹全对东汉政治与社会的变化做了考察，提出汉魏之际封建论的观点。陈启云对东汉相较于西汉在政治、社会和文化方面的变化，做了极具宏观性和启发性的论断。

豪族是影响汉代政治、社会和经济的重要力量，杨联陞、余英时、邢义田、王彦辉、刘敏、陈苏镇、马彪、崔向东等学者对秦汉的豪族或宗族做了各有侧重的研究。汪受宽、冯培红、尤成民等学者对于汉晋时期河西世家大族的发展演变做了出色的研究。川胜义雄对世家大族具有的两面性做了很有见地的研究，指出豪族自身的领主化倾向与其作为儒家理念的传承者所秉有的共同体秩序的维系者身份之间保持着一种特有的张力，当汉末腐败的宦官势力与地方浊流势力结合，肆意进行领主化扩张的时候，清流势力与小农结合进行了抵抗，使得魏晋未发展成为典型的封建社会，而是成为一种以士人阶层为基础的贵族社会。甘怀真从人际关系的形态与性质、礼仪与经典诠释的角度对东汉之后君臣关系的私人化、恩义感的强化做了研究。

关于汉代国家拓边西北的运动，田余庆、张春树、管东贵、尾形勇等学者做了典范性的研究，对汉朝向西开拓的阶段、步骤、目的、意义，都做了全面深刻的研究。田余庆指出亭障在汉朝西进过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轮台诏在汉武帝后期国策转向中具有重要意义。张春树对河西郡县的设置、地区开发和政治意义有深刻的论断，特别是张先生指出在汉武帝大肆征伐大宛时，“对河西来说，可能这是第一次汉人对它有了‘国土’的感觉。军队的调动频繁和补给线的联络便贯通了内地与河西的交通”，“真如司马迁所描绘是天下骚动了，而忽然之间河西竟成了汉家历史的中心，为举天下所注目之地”。尾行勇提出屯田与移民实边的密切关系，屯田是在徙民实边之前，先派屯田卒准备好安置移民的地方，开通沟渠，试行耕种为移民积储粮食，而提供军粮、供给使者只是派生的功能。总结开拓边疆的步骤，首先是通过军事活动打击异族势力，然后建立要塞和交通线，接着屯田筑城、移民实边、设置郡县，如果经营得当，“异域”也会慢慢变成“旧疆”。西北地区出土的简牍为研究汉代边塞军事组织的制度和运作、边疆地区日常的军事和社会生活，提供了丰富的一手资料。罗振玉和王国维、劳榦、陈梦家、陈直、永田英正、迈克尔·鲁惟一、王子今、李振宏、赵宠亮等学者做了细致的研究，相关综述非常多，在此不赘述。

钱穆很早就指出了东汉迁都造成了帝国东西方之间的失衡与矛盾问题，王勖进一步从羌患的原因和影响方面，讨论了东汉帝国的东西矛盾。雷海宗、陈连庆、洪廷彦、黄今言、邢义田、王子今对东汉的兵制和军事思想有精当的研究，指出夷兵、募兵和刑徒兵越来越重要，对东汉政局造成深远的影响。陈勇、杨永俊、朱子彦和吕磊、王北固、方诗铭、森本淳等对东汉时期西州的军事势力和重要人物，做了精彩的分析和研究，西州力量的强大得益于羌胡劲兵，但是亦受累于羌胡兵的短视、劫掠和破坏性，二者的关系错综复杂。

三 重新审视两汉史：断裂的，还是连续的？

西汉时期，西州作为帝国一个开拓和经营的客体，接受中央对它的建设、改造，以及人力和物力的输入；随着西州地方力量的逐渐成长，当条件和时机成熟时，边缘地区也将对中央及整个帝国施以反作用力，特别是当这种反作用力以军事暴力的形式出现时，影响就更加剧烈和深远。所以，本书一方面试图对西州问题进行综合性的整体研究，力图展现两汉时期西州在内外各种因素作用下的嬗变过程；另一方面将西州问题纳入两汉整体的历史变迁中进行考察。两汉国势兴衰的脉动决定了朝廷对西州经略的力度、效果和成败，西州自身的某些发展变化也不是中央能够预料和控制的，当西州地方势力形成、发展后，也将以某种形式产生反作用，影响汉朝的国势走向。本书的写作遵循两条线索，第一条线索是“边疆的事”，较多地借鉴和学习三种传统研究范式，对西州地区的族群及族群关系、经济社会发展以及王朝的边疆战略等问题进行考察和梳理，所不同的是，本书更加关注“历史表相”背后的“历史本相”，深入草原内部，更多地理解和同情游牧者，探讨中原农耕文明与北方游牧文明各自的特质，它们之间的和平、冲突与贸易，双方文化的交流与融合。第二条线索是“从边缘看中心：西州边区与腹地中心的相互作用”，主要探讨的是两汉西州经略政策的调整与变化，造成这种调整与变化的原因以及这种调整与变化对汉朝国势造成的影响。

学界对西汉与东汉两个政权的结构与性质的差异渐渐给予了应有的关注，但重视程度还是稍嫌不够。两汉之际，汉代国家在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发生的变化可能远超过我们以往的认识，秦及西汉以编户小民为帝国统治基础的社会政治结构有一些自身无法克服的结构性矛盾，长久地维持一种普遍的小农家庭形态的“商鞅式”设想低估了古代中央集权国家结构的多重性及运转的复杂性。随着豪族世家的兴起及其在政治、经济上占据重要地位，中国的“古代社会”也就渐趋终结。实际上，东汉与西汉之间的断裂似乎并不小于它们之间的连续。当然，两个时代之间是断裂性更明显还是连续性更强，是一个根据不同的论题或视角会有不同看法的问题，而且，在连续与断裂之间划出一条确定的界线是困难的，在不同的研究者之间很难取得共识。这里只是想强调，在使用同一个朝代名称的表象下，两汉之间某些很重要的区别极容易被人们忽视。豪族势力与汉代国家的关系是两汉史研究的重点和热点，东汉时期，豪族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兴起，分割了帝国的人力和物力，帝都东迁之后东方势力的全面胜利使得关中及西北边疆得不到重视，一方面因为帝国在集权能力和动员能力上的衰退，另一方面因为东方势力对西部问题的漠视和缺乏感同身受的切肤之痛，使得区区羌乱竟然成为拖垮东汉帝国的痼疾。本书力图将对西州的地方性研究，纳入整个两汉政治社会结构的变迁发展之中，将整体与部分相互作用的过程展现出来。

在研究方法上，作为历史学的研究，自然是运用“历史学家的技艺”，依靠对史料的掌握、考辨与理解和对历史脉搏、特质的整体性把握，来对所研究课题做一个具有“历史意识”的探索，这种“历史意识”正是史学论著与其他人文学科最根本的差别。约翰·托什指出，“历史意识”包含三个要素，即差别、背景和过程。所谓“差别”，是承认将我们的时代同所有以前的时代分隔开来的鸿沟的存在，历史学家最不可饶恕的罪过是将时代错置；“背景”是指历史学家不仅要揭示过去的奇特之处，还要解释它，将它置于它的历史背景中，使得那些令我们感到奇异的或不可思议的东西变得能够被解释，即将它们解释为一个特定社会的表象；“过程”是指历史学家要重视随时间变化的事件之间的关系，比孤立存在的事件本身会赋予它们更多的意义。笔者希望能在研究中贯彻这种“历史意识”。近年来史学研究因“理论饥渴”而被诟病，认为历史研究方法在多学科交叉结合的名义下渐失史学研究的主体性。但这种现象其实有可以理解之处，因为历史学研究的对象是过去的“人及人类社会”，一切当代的事情都会成为未来历史学家研究的“历史”。所以，但凡一切研究当代人及人类社会的理论和方法，在某种程度上都可以为历史学者用以研究过去。历史学者吸收借鉴其他人文社会学科成熟的理论和方法来分析历史问题，毫无疑问可以丰富看待问题的维度，并使研究得以深入，唯因具体运用者天赋和能力的差异而有水平高下之别、圆融与否之分。

两汉时期的西州自始至终都是用兵之地、多战之方，政治、经济、文化都具有强烈的军事性色彩，军事学的理论与方法对于深化研究这一地区的历史无疑极具参考价值。曾瑞龙充分吸收军事学中的战略思想，利用大战略理论架构，对宋辽、宋夏战争做了一个从具体军事技术到整个大战略及战略文化的全景式研究。虽然曾先生研究的是北宋时期的战争，但对其他断代史学研究无疑具有示范和典范作用。本书在研究方法上，希望能把曾瑞龙的“大战略”和“战略文化”的研究方法学习到一二。曾瑞龙批判有些军事史的研究“偏重研究短线的现象，如某些决定性战役，对长期积累而成的军事信念及战略取向认识不深；及往往将批评指向个人，而欠缺系统分析，是以往研究主要的不足之处”。提出要重视“大战略”，这一概念已经从涵盖军事业务扩展到整体国力。约翰·柯林斯认为“大战略所涵盖的范畴更超越了战时、平时的樊篱，而涵盖了一应有关国家安全的武力和非武力手段”。战争所包含的层次，从低到高，分别为最基层的武器技术装备，打赢一场具体战争的战术，统筹一次战役的战役法，最高层次的是整个的大战略，大战略协调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诸方面，规定了国家基本和整体的努力方向。除大战略外，曾瑞龙还谈到了一个正在成形的战略文化层次，“战略文化”研究成系统的战略思想，也研究行为规范、身份认同、习俗和军事信念。研究者之所以逐渐注重战略文化的研究，是因为他们察觉到战略除了受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的影响外，也受到文化的影响。文化要素如价值观、行为规范和身份认同如何介入战略目标和手段的界定、如何介入政策的制定，及政策形成后如何反过来被升华为一种文化或传统，即所谓的军事信念或教条，对未来政策的制定产生影响。

应用大战略和战略文化的概念来研究两汉的西州经略问题，有助于对西州问题做出整体性的把握和认识。在武器装备的技术层面上，影响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战争胜败的关键是骑兵，两汉能够发动对匈奴的反击或进攻的关键，是牧养了大量马匹，训练了众多骑士，当然汉民族本身的车兵、步兵在多兵种协同作战中亦发挥重要作用；战术层面，虞诩教任尚组织骑兵应对羌人的战术是很好的分析样本；秦汉的西北战事有较多可供从战役层面分析的例子，如卫青、霍去病的征伐，李广利的两次伐大宛，赵充国平羌的战役，凉州三明主持的平羌战争等；两汉的整个西州经略，就属于“大战略”层面的问题了；“夷夏观”、“天下观”、“隔绝羌胡”、“以夷制夷”等思想观念和战略思维就属于战略文化层面。总而言之，采用大战略的分析架构及战略文化的考察视角，对于多角度地把握西州的历史及其与中央的互动过程，一定会有所帮助。

本书也有几方面的研究难点。第一，是对两个主要概念“西州”和“国势”的理解和界定问题。本书提出的“西州”概念，是研究的一个基础性概念，但是这一地域概念还需要不断修正和完善。笔者将对两汉时期“西州”地理观念的思考，撰成《汉代地理观念中的“西州”》，作为本书的附录。“国势”的概念也不容易把握。国家经略西州的方式受制于国势，西州地方力量的发展又反作用于国势，对于怎样避免把本书写成“两汉国势研究”这样一个宏大的题目，笔者心有疑虑，只能尽力而为。第二，对于羌的认识问题。羌与西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目前关于羌问题的研究大多还是模棱两可的，有些问题人云亦云，有些则众说纷纭，有些问题却又无人论究。加之后现代史学观念对“民族”、“族群”等概念的讨论，使得汉代羌人问题更不易把握，因为羌人不仅分布在凉州，在西域、西南和青藏高原内部都有分布，他们是怎样的一个群体？相互之间关系的紧密程度如何？如何总体性地认识这个“族群”？特别需要说明的是，本书中“民族”、“族群”、“部族”等概念，由于引用文献的差异、叙述语境的不同，在行文表达中随具体情况而异，但所指实体大致相同。第三，对豪族问题的把握。如果说东汉时期豪族控制了政治发展的方向，于是就采取了保守的边疆经略政策，这样的一个预设是否合理？豪族掌握了政权，在边疆政策上难道就一定是退让保守的？历史也可能由一些偶然因素改变，往往一个国家对外政策的变化背后并没有结构性的变化可寻，而只是一系列零散和偶然因素共同推动的。第四，东汉对于西州事务似乎根本没有一个大的战略规划，而只是随事而起、一切凑合、“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虽然东汉国力不如西汉，但是耗费巨额军费、不断命将派兵，为什么难以平息羌乱？以往的解释总觉得不够深入。这些难点有些或许根本不构成问题，只是笔者自寻烦恼，有些可能很重要，但是本书亦不能做出很好的回答。历史是一门古老而艰难的学科，需要研究者多年的积累沉淀才能在某个时刻洞悉幽微、融会贯通，但笔者功力尚浅，积累不厚，只希望通过本书的尝试，能有所发现，有所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