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艺术

以学术观照,那些跨越时空生命的哀叹与颂歌。
最近更新:2020-09-16

【文化艺术】 日本社会的传统和商人精神

作者:李新春 来源:《日本百年老店:传统与创新》
发布于 2020-08-10 浏览量:76
一 日本商人的历史形成与结构

日本有着悠久的商业传统,这大概与日本封建制度中稳定的职业结构有关。在古代,亚洲国家大多有着严格的职业划分,日本承袭的是中国古代建构的士农工商的职业分工传统,有意思的是在中国封建制度解体和科举制度实行之后,士农工商的家族职业传统基本上也就随之打破,商人和工匠并没有被稳定地作为职业而长期地在特定群体和家族中得以世代延续,通过功名(军功、科举以及经商)获取财富后,可以转向不同的职业和阶层,如成为士、官吏和土地所有者,而商人和工匠很少是一种世代传承的职业。而日本则有着长期稳定的封建制度,加上日本虚拟化的家族制度,商人和工匠基本上成为世代稳定的职业和传统,这无疑为商人精神的发展奠定了社会基础。

士农工商的严格秩序难以跨越这一职业划分,让农工商有相对的职业稳定性,这可能是日本商人能坚守专注的主要原因。世界上有不少国家坚守古代的职业划分原则,包括古代的中国,但由于历史上小农经济的分散和贫弱状况以及对小农的剥夺,大量的小农陷入生存的危机或抗争或逃离,很少有长期坚守的动力。印度则是通过种姓制度严格限制种姓之间的流动和婚姻等,导致从事生产和商业的种姓的卑下,其精神发展受到严重压抑。缺乏精神和文化的发展,商人和工匠只是技艺的积累,不可能成为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动力。而日本则偏向于严格的士农工商的社会职业秩序,这是古代分工的智慧,分工和专业化使得社会各阶层各司其职,并通过家族或氏族的延续实现传承和发展。同时,更为重要的是日本并没有对这些阶层的歧视,优秀的工匠、有道德的商人、勤勉尽职的农人都受到社会的尊重,并且农工商在封建领主的直接保护下获得了较好的发展,作为家臣、大名的封地经营者或作为天皇或将军的御用匠人或制作者,其中一些商人获得了崇高的荣誉,也获得了相当的利益(包括财富)。从历史来看,形成这一局面大概取决于多方面的因素,比如每一个大名或将军幕府甚至天皇,都需要各自领地或封地里的农工商为其服务,或作为家臣或作为御用制作者或作为长期征税的臣民,形成保护和忠诚的相互关系。另外,各个小封地、国家或各个藩之间都在竞争,包括国内市场和出口市场,这无疑促成了对其所在地农工商的各种保护和鼓励政策的出台。因此,日本商业是诸藩或诸国竞相发展的产物。这与中国大一统的政治经济完全是不同的。

实际上,只有得到政治制度和社会的认可与尊重,并得到相对丰厚、有保证的利益,商人才可能从心底服从并响应道德律令。中国的商人历来受到歧视,很多是在与官府打交道过程中通过权钱交易、利益输送才发展起来的,因此,市场上存在诸多的垄断、官府控制、不平等竞争、政商勾结等,这样,很难有良好的道德准则成为世人普遍遵从的原则,市场因此成为追逐私利、笼络官员、寻求垄断和欺诈的场域,这又导致社会对商人的不满和道德鄙视,但其在短时期内获取暴利又令人艳羡。

近世以来,日本不少下层武士转向经商,这无疑为商人阶层注入了新的力量。武士大多受过良好的教育和精神道德训练,因此也为商人植入了新的精神要素,这无疑是日本商人结构中非常独特之处。武士和明治维新之后一些社会精英、官员的加入(如涩泽荣一等),更进一步提升了商人阶层的道德和政治意识,也大大拓展了知识边界,其中不少人因为参与了日本维新运动而将西方的制度和科学理性精神融入传统的组织管理之中,推动了日本商人的迅速转向,这无疑是非常值得注意的事实。

在日本,宗教只是商业精神形成的影响因素之一,最为重要的影响因素可能是武士道。新渡户稻造在《武士道》中极力赞美了武士给日本社会带来的道德和秩序。而商人尤其在近世则直接或间接受到武士道的影响。武士道精神中的坚韧、简朴、勤勉、忠诚、忘我成为日本民族的精神基础,这可能因为:一是士农工商中,士为上,因此士是道德和社会行动的典范。这在东方社会大抵如此,在中国也是士的道德影响力很大,也因此称中国为儒教国家。中国的儒士中尽管有正直、刚毅、坚韧的,但因为学而优则仕,文官制度使得士在道德和权力、利益之间很难权衡取舍,不少人因权力和利益而堕落和腐败,实际上儒家道德理想很难真正得以实践。而在日本,武士则只是权贵的卫士,尽管也有一定的尊荣,但没有直接掌握权力和参与利益分配,并且一般是远离利益,以此作为精神和道德的权威,这是有其政治基础的。二是日本的武士在传统上由于尚武,在战争和平时的训练中磨炼意志,尚阳谋,宣扬武道。而中国的儒士在上千年作为皇权的直接支撑和执行者中,要平衡多方面的社会矛盾,仅仅依靠法术和规则是难以治理社会的,因此加入了权变、圆通,出现了不少人际之间的算计和权谋。显然,作为治理社会的儒家官僚也很难成为道德典范,与日本的武士精神不可同日而语。其中,必须理解的是中国的儒士承担的社会责任和职能与日本的武士是大有差异的。日本武士道精神的自律和普遍遵守秩序是日本政治制度的产物,武士是在封建制度下听从于大名幕府的侍从和护卫,也帮助各地的大名维护社会秩序和收取租税等,在一定意义上类似于现今的警察和军队,但又各事其主,如果出现道德问题,则身败名裂,难以再寻找到其他主人。因此,道德律也是其职业和生存的基础。

关于武士道精神有诸多著述,本文不再赘述。需要理解的是,为何武士道精神成为社会的典范或精神基础,日本人的性格之中几乎无不渗透着武士道的精神因素。日本的道德精神形成不是借助宗教(如西方)也不是借助由官府推行的一套道德伦理(如中国的儒家学说),而是借助武士形成的道德准则(尽管其中也受到了禅宗和儒教的影响)。可能的理解,一是武士是士农工商之首,有着道德标准的社会期盼;二是武士的生活方式和道德精神必然被农工商所效仿;三是在封建社会,基本上是地域社会和熟人社会,道德律是社会治理首要的原则。农工商处于社会的底层,这几个阶层在严格意义上很难区分开来,他们所效仿学习的道德榜样大概就是武士阶层。日本无意之间发展出具有中古骑士精神的武士道,并以此作为治国与治理社会的道德和威慑力量,它不是统治者有意计划的结果。日本人的秩序、勤勉、忠诚和无我精神由此发轫,并深深地扎根于社会和商业活动之中,是日本政治制度、文化和社会自然发展的产物,并由此培育出一种重要的精神特质,成为后来的商业精神和企业文化的基础因素。

自马克斯·韦伯以来,商人精神包括文化传统(其中重要的是宗教文化)成为理解现代资本主义的重要因素,已成为研究资本主义和现代商业的出发点。韦伯也正是在新教伦理的意义上分析欧洲资本主义(或商人)精神的。我们将商人精神与资本主义精神混用的理由是资本主义的核心就在于商业资本的社会主导型价值,而商人就成为这个社会的核心阶层。日本在明治维新前后经历了这个过程,稍远一点的历史是荷兰与日本的贸易带来的西方文化渗透,其中有影响的是“兰学”和基督教的渗透,同时,也为日本植入了科学和自由、民主的近世价值观(詹姆斯·L.麦克莱恩,2014)。

日本商人尽管在历史上有着深厚的传统,但近世则和日本的封建政治与将军大名幕府体系有关,不少直接来自为这些贵族和将军以及寺庙服务的工匠和商人,而农民也经常是亦商(工)亦农。如涩泽荣一出生在日本传统乡村,小时候以务农为本,同时也做过家族生意(如收购生丝的原料茧和做靛蓝生意)。日本的农村由虚拟家族组成,有完善的村镇组织代表政府组织生产、征税,同时,有村公所、教育、宗教、娱乐等,这是中国历史上的农村所无法比拟的(幸田露伴,2016)。我们的调研中,如月桂冠的清酒酿造师大多就是从特定乡镇招聘的,农闲季节来到作坊酿酒,带来了各自家族或家乡特殊的酿造技艺。日本的农村组织是另外一个理解日本商人精神的重要方面,原因在于商人群体中,尽管有一部分出身于武士或官僚阶层,但其中绝大多数来自之前的农民和城市底层,作为仆役、家臣以及工匠。农村是培育商人最为重要的场所。在东方社会的历史之中,多有亦商(工)亦农的传统,原因在于人口众多、土地少且贫瘠,加上高的租税和自然灾害的风险,农民的生存必须和商业(手工业)结合起来才是可行的。这也就成为商业发展的基础性社会形态。与日本不同的是,中国的农村是无政府的、自治的,受到宗族和地方豪强势力的控制。大多农村的状态是普通农民贫穷且严重缺乏教育、更缺少宗教和艺术文化的人文影响,只是在物质层面上寻求最低层次的生存。而至少从一些传记和历史记录来看,日本的农村是整合到各个封地之下的,受到大名等的保护,大多数农民因此受到一定的教育,有寺庙、宗教和艺术场所,行政管理直接到村庄。近代更是设立了村公所、警察署、邮电系统等(詹姆斯·L.麦克莱恩,2014)。

因此涌向城镇经商的农民其实是具有基本识字能力、对行政法律以及宗教有基本理解的商人,有些在家或寺庙的寺子屋等受到过一定的教育,因此对宗教、武士道以及日本的文化艺术有进一步的理解和学习能力。相比之下,中国历史上的大多数商人不具备这些能力,他们只是家庭道德培养出来的,大多不识字,在生意做大后,要雇用账房先生,自己主要是依靠经验和与江湖朋友的联系而开展经营。由此不难看出两者的巨大差异。而针对日本商业在近代的繁荣,一些历史文献给出的数据令人印象深刻,如詹姆斯·L.麦克莱恩所著的《日本史(1600~2000)》,对明治维新前后日本社会经济发生的巨大变化做了系统性分析。


二 日本商业精神的特征

受到马克斯·韦伯的启发,日本和其他国家的一些学者开始探讨日本资本主义精神,并试图与韦伯提出的清教徒的精神特质相比,进而给出有同有异的因素。自韦伯以来,这一分析传统的路径无非是分析商人精神气质中哪些关键性或独特的(区别于其他宗教文化的)因素是影响市场或资本主义发展的核心要素。韦伯将清教徒的视勤勉、节俭、守时、职业为天职等作为商业精神的关键因素,认为这些精神特质对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也正是具有这一清教徒精神气质的商人成为主角推动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与之相比,所谓日本商人的资本主义精神或商道在江户时代以来就有了大的发展,由于各藩推动将军幕府和城下町的发展,商人推动了城市经济、贸易及商业的繁荣(速水融,2015)。而明治维新则将其直接与西方商业文明对接,商人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主体。日本的商业精神在一定意义上也同样具有韦伯新教伦理的精神特质,如勤勉、节俭、天职等,似乎这些是近代资本主义商人精神的一般性要素,除此之外,还有哪些是日本商人所具有的独特精神特质,则是非常有趣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探讨无疑会给予近代日本经济奇迹和日本式管理一个重要的精神或文化性解释。

关于日本商人的勤勉和节俭,一般认为来自农民的职业和工作特质。农业耕作是艰苦的,必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长期不懈。在人多地少的日本,必须农业与手工业、商业同时经营才能生存下去。而速水融的研究则表明,江户时代兵农分离、农业集约化和家庭经营促成了家庭人口的快速增长和农民勤勉的工作精神。在缺乏大型农具和牲畜的小块土地耕作情况下,农民必须靠人力完成主要的工作,勤勉自然是必须的。可能在中国、日本以及其他东南亚水稻种植区的传统农业经济下,勤勉的精神大概就是在恶劣的工作环境下养成的,节俭则是因为粮食和其他供给不足。因此必须对资源尽可能充分地利用、不浪费,尤其是在收成丰歉不均、经常存在灾害和战争等情况下,节俭成为基本的家庭经济生存之道。将这两个美德与农民联系起来,大概是不错的。

而把职业作为天职的概念则在农民那里很难找到根源,必须在日本的士农工商阶层划分制度中去寻找历史渊源。职业性来自匠人,他们将所制作的产品不断打磨、改良,打造成一流的产品。这种兢兢业业、坚守和专注的精神是职业化的,并且在家族世代以及师徒之间得以传承并不断发扬。在日本的历史上,这一职业化划分的社会阶层基本上是固化的或难以流动的,因此,作为匠人的后代还是匠人,作为商人的后代也基本上是商人。这同时和宗教的在世修行结合起来。实际上,基于传到日本的禅宗而发展起来的禅文化与世俗生活紧密地结合起来,形成日本独特的茶道和花道,武士道也同样受到禅宗的影响,追求其中独特的精神——忘我或与神合一,以达到一种至高的境地,使得造物犹如神助,这是长期坚持、专注、忘我(无私)和精神的升华。日本的造物和服务在诸多方面反映了这一精神,这与新教伦理中职业作为天职以荣耀上帝的思想有着异曲同工之效。

如果仅仅以勤勉、专注、节俭等概念来描述日本商人精神,似乎与其他工业文明国家的起源难以区分,实际上重大的差别在于精神气质,而不仅仅是行为表现。日本尤其是老铺企业传承的职业精神从根本上来说,大概可以用两个特别的概念来表达,一是“用心”,二是“款待”。所谓“用心”是尽心尽力或全心全意,在工作中忘记了利益和自我,而一心只想着如何做好工作,这可能是现代在所谓代理型组织中最难实现的。这里,无论是老板还是经理或者老板的家人,都会平等而勤劳地工作,他们还需要成为员工的榜样(如更早上班、更晚下班,穿着朴素和生活节俭)。员工以诚心对待职业或工作,而不是为了奖金、升迁或其他利益,尽管后者也在一定程度上会激励员工,但那更和长期努力工作的态度紧密相关。而所谓“款待”则是日本服务业的精神所在,它超越了现代意义上的“服务”,是一种无微不至的周到和体贴,以至诚之心款待客人。这大概同样是受到阳明心学和禅宗精神的影响吧。

而重要的问题则在于,日本近世商人如果从江户时代算起至今已有两三百年历史,其间经历了重大的政治、文化和经济的变化,但日本的商人精神基本上是一脉相承,并是传承最好的(甚至相对于欧美,如美国最初的商人精神值得赞美,但现今出现不少如各种造假和公司丑闻等问题)。如果说商业精神对资本主义发展或经济起飞是重要的,那么更为重要的问题则是将这种美德传承下去,在这一点上,大概只有日本做到了传统和现代的完美结合。至今,我们仍然可以感受到诸多日本商人勤勉、节俭和专注、忘我的精神无处不在,不因企业做大或者家族企业持续数百年而有很大变化,这样的情况即便不全如此(这也是不可能的),但绝大多数商人保持了这一精神特质(这将在后文的案例研究中体现出来)。不得不说,这是日本商人群体的文化特征和精神气质,可能正是这些特质,使得日本经济保持着独特性,尤其是表现为那些生存了百年以上的老铺企业,而这正是本书的研究主题所在。

因此可以说,日本蕴含着保存这些精神气质的社会环境或文化,这与诸多社会中在某些特定时期可能表现出来的商业精神不同,后者在更多情况下,表现出来的是与这些商业精神背道而驰的特质,如纵欲、贪婪、奢靡、道德沦丧等,这大概是在经济繁荣之后出现的奢靡腐败症,商人是利益的直接受益者,也是其后遗症的最大受害者,即金钱对其精神气质的腐蚀性破坏。这些变化可能发生在一两代人之间,也可能在某一代快速暴发起来的商人身上得以体现,但商人精神走向衰落或被引导向追逐利益和市场权力(规模与份额)的路径上,都是不归路。


三 日本商业精神的“理性因素”

日本商人在历史上就有了上述重要的特质,但为什么到明治维新之际才成就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呢?这就需要回到韦伯关于资本主义精神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理性精神”。这一理性精神是基于近代的法律、民主和科学,跳出了传统经营的经验主义、家族主义和仅凭个人操守的道德约束,回到了科学管理和正式制度的框架下。因此,将企业主个人的企业家精神融入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创新和制度之中是日本近代化过程中所做出的正确选择。很幸运的是,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期全面深入地吸收了西方的制度和技术,尤其是科学精神。追溯到早期,大概可以从“兰学”运动时期算起,当时日本就对西方的医药、矿石等有浓厚的兴趣,在江户时代开始引入的毛利枪则成为日本现代机械加工的肇始。更为重要的是,明治维新引入了西方的行政、法律和教育等制度,并结合日本的国情加以改良和适应。这里,日本又一次显示出卓越的学习者特征。日本的国民教育很多在江户时代就开始了,当时日本人的识字率已经是全球最高的,寺院、民间学校以及藩和幕府提供的教育都在开启民智,为日本在近代发展资本主义经济铺平了道路。

尤其从日本已传承数百年的老铺企业历史可以看到,日本近代的商人脱离了简单的经验主义和按照家传秘方生存的方式,在引进、学习和创新的基础上不断开发和改进产品与服务,陶瓷、制茶、制墨、酱油调味品、纺织印染等行业无不在开拓创新。近代成立的企业则大多建立在科学技术的基础之上,如安川电机、岛津制作所等,技术进步使其在很短时间内迅速成为世界领先企业。近世以来,日本商人向西方学习而不断注重科学和理性在商业中的价值,这在亚洲国家中是少见的。即便是在传统的老铺企业中,也有一定比例的企业逐渐走上股份制公司的经营管理之路,脱离了家族企业的家长制度和经验主义,而是依靠技术创新和现代管理,这大概是日本商人精神的另外一个重要方面。而理性精神同时还表现为注重科学和尊重法律,尽管人的精神和情感是重要的,但组织中更重要的是制度和文化,这种文化的理性主义大概是日本企业不同于其他东方国家的地方。历史上看,日本尽管吸收了中国大唐时期的政治制度和儒家文化,但尽可能地摈弃了家长制度中的非理性因素,如我国家长制形成的任人唯亲、一言堂(独裁制度)和尊卑盲从、内外有别等,这些可能是在中国历史上形成的不良习惯,而并非是儒家文化最初的精神所在。因此,日本保存了中国古代的良好道德风尚,而当时的精神伦理是健康的,也是具有理性精神的。此外,最为重要的是,日本的家族并非是纯粹血缘关系的男系传承,不少商人是通过养子或过继子嗣等方式实现任贤传承的,在一些情况下也有女儿传承,这无疑超越了中国强调男系血脉关系的原则(官文娜,2017)。而日本的虚拟家族则尽可能吸收外来的力量,将家族的裙带关系、内外有别尽可能地压制在不影响企业发展的范围之内,并不服从于家族业主个人的绝对权威。业主出现错误决策、不道德行为以及缺乏能力的情况,是很容易被家人或员工集体罢免权力的。这种制度的理性因此有其历史的渊源和基础。而在这一基础之上,近代明治维新以后,也就更容易接受来自西方的非人格化的法律制度文化(韦伯),这是很容易理解的。

中国的商人则与此形成强烈的对比,即便是今天,中国的血缘政治仍然在私人企业中盛行不衰,以家长为核心,以血缘为基础。这种非理性的力量无疑是中国家族企业“富不过三代”和缺乏专业专注精神的核心原因。商人的气质和精神不仅在于精于算计和把握机会(这是中国商人普遍具有的特质),而且更多在于一种理性精神,创新和制度理性基础之上的科学精神才是近代以来资本主义伦理的核心价值。


四 儒家文化和佛教的影响

日本文化基本上是儒家文化和佛教、本土神道教的历史混合物,并且在历史上这些道德价值体系和谐共处、相互融合,从上层社会的皇室、贵族、僧侣到大众世俗社会,文化渗透和民众接受并践行的程度是很少国家所能比拟的,甚至其文化制度借鉴学习最多的中国也难以达到这样的一种状态。D.P.辛加尔(2019)在其著名的《印度与世界文明》中曾写道:

日本文化是神道教(Shinto)、儒家学说和佛教的混合体。奠定日本文明基础的圣德太子,将这三个体系比作日本文化之树的三个组成部分:神道教是栽种在民族传统和民族气质土壤里的根本,儒家学说是法律、教育制度和道德准则的主干和分支,佛教则是盛开的宗教感情的鲜花和精神生活的果实。日本人民可以信奉佛教、神道教或者儒家学说,或者这些教义的任何结合形式。(D.P.辛加尔,2019:8)

日本社会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至少有两个重要的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在隋唐时期,由遣隋使、遣唐使所带回来的儒家治国设计及理想,以及儒学经典《论语》《大学》《中庸》等在上层社会渗透,但这个时期,鉴于学习汉语的难度和大众识字率较低,只有贵族、武士和一些僧人可以更多地接触到儒学。但日本对儒学及其制度的学习是全面的,基本按照大唐律制设置政治制度和社会组织,平安城(京都)基本上是按照唐朝长安的布局来设计的。但也不是一味地模仿,而是同时保存了日本的历史和政治传统,天皇一统绵延不绝。仔细来看,日本的社会制度与中国有着诸多差异。而在第二阶段的近世,日本自战国时期以来,则大量吸收了宋明儒学或称为新儒学的思想和行动纲领,尤其是禅宗、朱子学和阳明心学在日本的影响广泛而深刻,不仅在上层社会的幕府将军、大名、武士和僧人中被传播研习,而且更多地通过一些官府和民间的机构、学校等被传播到社会各个阶层,包括商人阶层。这一过程可以认为是实现了儒学的新生和世俗化,与日用以及企业的经营结合起来,渗透到人们生活和工作的各个方面,这是日本社会走向近代文明的一个重要思想启蒙过程。但儒学在日本的精神文化发展中并非独立地发挥作用,更多的是与佛教以及本地传统的神道教等结合。在中国的一些时期,儒学与佛教、道教之间有着冲突,但更多的时候是并存、发展甚至相互借鉴和学习的,但很少像日本一样,将佛教、神道教与儒学作为哲学和伦理的思想结合起来,应用到政治和经商、日用之中。直到今天,当我们走访不少日本老铺企业时,还常常看到其经营理念、家训以及企业主起居室中悬挂的条幅为儒家和佛教的语录,并用心地落实到日常经营管理和做人做事之中,其诚恳和用心令人印象深刻。

近世以来,宗教、儒教或儒学思想在日本经过了一个世俗化的重要转化过程从而成为道德精神。就宗教来说,起始于14~16世纪室町时代通俗化的镰仓佛教是居于国教地位的临济宗的禅宗(梦窗疎石及其弟子建立的五山禅宗)与当时传入日本的朱子学结合,为大量的武士、贵族和商人所接受。这一葬礼佛教在后来幕府时期得到进一步发展,建立起所谓的“寺檀制度”或“檀家制度”,这是指,“所有的国民都必须以家为单位作为檀家在某个寺院(檀那寺、菩提寺)登记,以此来证明该人(家)并非基督徒。当该人结婚或旅行时,必须持有寺院发行的‘寺请证文’(寺请制度)”(末木文美士,2016:139)。同时,葬礼佛教也成为寺院的主要收入来源,而将大量民众皈依在檀家寺院。

近世主要的标志是神佛儒教的合一化,其世俗的倾向在于,期望在这一合一的过程中寻求近代伦理道德的价值和精神力量。“人们认为,古代、中世是佛教的时代,近世是儒教的时代。在儒教当中,朱子学是正统。”(末木文美士,2016:145)事实上,在近世,佛学的出世思想受到批判,而代之以入世修行的神道教和儒教思想,朱子学成为当时的官学或国学核心,阳明学和日本的古学(以神道思想为中心)兴盛起来,从而使得日本走上一条较为独特的近代化道路。末木文美士明确指出,“日本近世的儒教言说并不深入探讨宗教性和形而上学的东西,而是将其伦理摆在前面,或者向治世的政治论方向发展,这就是日本儒教的特征。有人认为,与其将其称为‘儒教’,不如将其称为‘儒学’。它象征着近世的世俗化和现实化”(末木文美士,2016:151)。由此,出现了一批具有儒学和神道佛教合一的思想家和实践家,如藤原惺窝(1561~1619)及其弟子林罗山,以及江户初期曹洞宗僧人铃木正三(1579~1655)、建立商人和市民伦理的石田梅岩等。而影响日本近代商人精神的还有神儒合一,即日本神道教与儒教的结合,这是经常被忽视的。在近世思想方面,传统的“神佛习合”理论受到排斥,而代之以神儒习合。这是因为佛教的出世思想对社会经济发展不利,而儒教的入世和治世思想与神道教有着共通之处,由此提出所谓的“儒教神道说”。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山崎暗斎(1618~1682)的垂加神道,他尤其推崇朱子学说中的居敬。他指出,“云敬者,事无巨细,不散此心。平生以此相较者云敬”(《敬斎箴讲义》,转引自末木文美士《日本宗教史》,2016:167)。朱子学说一是强调居敬,二是致力于“穷理”。后者则是“理性主义”的思想基础。而同时,儒家文化中的君臣关系则为日本商人精神增加了“忠诚和服从”的道德要素,从幕府时期到明治维新乃至现代,发展为市民和商业精神的伦理基础,创造了日本近代化和现代化的独特精神力量,区别于西方的自由、民主、个人主义。将其作为日本商人精神的思想渊源,则不难看出日本社会与中国文化的联系和区别,而同样与西方工业文明的伦理道德基础有着不小的差异。其独特性大概在于近世以来,将佛教、神道教与儒学有机结合,不断探索和寻求其世俗化和治世的价值和精神意义,并在政治体系与佛教神道教的结合和利用过程中使得宗教得以世俗化,让民众普遍接受并加以践行,成为在世修行的俗世伦理。由此可以看出,儒学作为哲学和伦理在日本的历史过程中,不仅通过学习传播而吸收其理想和旨意,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日本强调对于这一哲学的践行。尤其是近世以来,日本吸收朱子学“格物致知”的理性主义和阳明心学的“知行合一”思想,并与日本神道教及禅宗结合,产生了全新的伦理道德体系和实践哲学,以“居敬穷理”和“君臣关系”而形成商人的职分、诚信、理性以及忠诚等道德因素,则是其践行的价值体系。


五 商人精神的启蒙和社会传播

不少人认为,日本社会近世的商人精神主要是明治维新时向西方学习的结果,其实不然。日本商人中的一些重要精神形塑过程至少可以追溯到德川时期或更早(山本七平,1995),山本直接挑战西方的管理思想,指出日本95%以上的中小企业的行动逻辑与西方管理理论完全无关,而这些经营方式和思想则可以上溯到德川时代。其中重要的两位商业启蒙思想家是铃木正三(出生于天正七年,即1579年)和石田梅岩。铃木正三是参加过关原之战和大阪之战的武士,最后出家成为禅宗僧人,但他并非出世离俗,而是“欲以佛法治世”,提出禅宗社会伦理规则,著述《四民日用》(山本七平,1995:114~130)。他曾明确提出,无论是士农还是工商(匠人),日常工作都是修行,“他将谋生视为高尚的行为,并从心底认为劳动本身就是修行”(山本七平,1995:115)。“任何职业皆为佛行,人人各守其业即可成佛,而佛行之外并无成佛之道,必信其所事之业皆于世界有益。……”(山本七平,1995:117)这与韦伯所论述的“新教伦理精神”极为相近。我国禅宗修行法门之中也较早就倡导“行住坐卧皆是修行”,只不过在中国,禅学伦理很少渗透到百姓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之中,这是很遗憾的。

铃木的思想通过其著述对后人影响巨大,尤其是影响了处于社会底层的农工商。只要做好本职工作,就是修行成佛之道,诚心做好所做的一切,就可以从贪欲、嗔恚、怨怼“三毒”中解脱出来。由此,建立了一种世俗的职业宗教伦理。铃木正三的著作为德川时代商人和工匠时代的到来奠定了道德伦理的基础,山本七平称为“一种关于生命的价值的学说”(山本七平,1995:130)。而后来者石田梅岩则继承和发扬了这一学说。1685年(贞享二年)梅岩出生于京都附近的一个小山村,其家庭是被允许改姓作为虚拟血缘“石田”家族的“株内”旁支。他作为次子而进城当学徒。他通过大量阅读并遍寻名师学习,而成为小栗了云的弟子,小栗修习禅学(可能也受到阳明心学的影响)。但梅岩不是简单继承小栗的学问,而是广泛吸收了众多思想,他与铃木正三的思想更为接近。

梅岩在四十二三岁时退休(日本当时的工作是从十三四岁开始,工作30年后退休)。45岁时他在京都自己的住宅里开设了一个小型私塾,每天上午和隔天晚上授课,此外还举行每月三次的讨论会。他的弟子大多为商人,但他所传播的所谓“石门心学”更多是由其弟子或再传子弟结集形成的。他的学说被广泛传播至京都、江户、大阪等大城市,后来几乎传遍日本,甚至影响到幕府和宫廷(山本七平,1995:132)。山本指出,石门心学最初以关西为中心,其后不断被传播,由他的弟子建立的心学舍就有21处之多(山本七平,1995:154)。

更为可贵之处在于,梅岩不仅仅停留在学习,还通过设立私塾和学馆传播这些思想,实现了日本商人伦理从“知”的认识层面转到“行”的层面,从而达成“知行合一”。正是通过学馆的知识传播,日本商人可能接受到了全球最早的商学教育。这一商学教育不是以现代商学院的“经营实用知识”为主,而是以商业道德伦理甚至文化精神的修学为主,其中包括儒家学说、禅宗和心学等内容。

梅岩的学说并无系统性,但他延续之前正三和了云的传统,从自我修行的角度出发。他的心学本质上就是按照“本心”去生活的方法之学,这大概与阳明心学的“至诚之心”有直接的联系,强调的是“热烈的、从心底的和反省”之义。而商人如何对待利润、节俭和贪欲是梅岩思想的核心。他认为,和武士的“俸禄”一样,商人的利润具有合理性,但必须以道德为前提。梅岩写的最后一本书是《节俭齐家论》,书中所提倡的节俭就是商人自制以齐家的秩序伦理:“自我克制追求利润的贪欲,一心为消费者服务,这是对外的自制;它强制性地转变为对合理性的追求,这是对内的自制,即节俭”(山本七平,1995:146)。

从铃木正三、小栗了云到石田梅岩、涩泽荣一,乃至今天的出井伸之、松下幸之助和稻盛和夫,日本经营理念和精神一脉相承。更为重要的是,这些企业家或商人或武士或僧人,他们不仅做好企业,也著书立说,甚至建立学馆,广泛传播学说和思想,无疑是商业精神的启蒙者和传道者。这一传播的制度和组织有如此广泛的影响,是世界上少有的。因此可以说,日本的商人精神不是个别的、社会通过故事流传的学习榜样或停留于社会价值学说与商业实践相疏离的道德思想说教(如中国的商人与儒家学说之间的隔离),而是一种实践哲学,成为商人自我实践以及价值共识,这是十分难得的。我们在日本访问了石门心学的后继者明诚馆和怀德堂,日本大阪商人正在积极保护这一历史传统,让日本商业精神和文化重新焕发活力。大阪大学基于怀德堂未在二战中毁坏的数千册珍贵图书资料,成立了怀德堂研究中心。汤浅邦弘教授为此付出诸多努力,其著述《怀德堂事典》(大阪大学出版)是对这一传统和文化的深入挖掘和发扬。

在调研日本老铺企业时不难看到,众多的老店保存着良好的传统文化和精神,许多企业建立了创业纪念馆,到处悬挂着关于心学、儒家学说以及禅宗文化教义的匾额,传播其价值传统并时时警醒经营者和员工,这确实难能可贵,令人印象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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