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的不断深入，中国经济生活在越来越广阔的层面上发生了深刻转型，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变化是，人们的选择方式正在由传统的感性选择向理性选择转变。然而，当我们说感性选择向理性选择转变时，仅仅说明人们的选择行为发生了一种新的变化，并非说人们的选择行为实现了彻底转变。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感性选择，与理性选择产生了十分复杂的关系。如何认识两种选择方式在新形势下的关系，是认识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环节。

一 经济生活中的两种选择方式

无论传统经济学还是经典社会学，都习惯于从理性选择理论的角度分析和考察人们的经济行为。事实上，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人们的选择行为很难按照新古典经济学构造出来的理性选择模式来分析，所以，大部分经济学家不得不承认，理性选择模式不过是一种理想型的思考，而不是现实的写照。

正是因为实际发生的选择行为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理性选择的界限，很多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才高度重视理性之外的选择行为问题。韦伯在明确界定形式理性和实质理性的基础上，论述了习惯、习俗和惯例问题，其实质是在理性原则之外论述选择行为模式（韦伯，1997：60～61）；凡勃伦、康芒斯对习惯、习俗和惯例也都给予了高度重视，他们作为老制度主义经济学的代表，把习惯、习俗和惯例看成由非理性因素支配的行为形成的制度，制度是行为的规则，而当制约选择行为的规则不是理性的时，就意味着这种选择行为也不可能是理性选择了（凡勃论，1997：138；康芒斯，1963：90～91）。同理，对诺斯等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的代表所论述的非正式制度规定的选择行为也不应从理性选择角度去理解。

哈耶克更明确地说明了理性选择之外的选择行为的重要性。在哈耶克看来，人类社会的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都不是基于理性选择行为产生的，而是在介于理性和本能之间的意识的支配下，通过人们的自发行为形成的，他称之为自发的扩展秩序（哈耶克，2000：207）。那么，介于理性和本能之间的意识活动是什么呢？稍有心理学或精神分析学常识的人都清楚，这种意识活动就是在无意识本能层面之上、在数学计算和逻辑推论的理性思维层面之下的感性意识。因此，哈耶克又把基于这种感性意识支配的行为形成的秩序称为感性秩序。

在笔者看来，由感性意识支配的选择是有别于理性选择的另一种选择方式，笔者称之为感性选择。理性选择是运用逻辑思维，根据普遍性原则和一般规则，在明确的理性思维活动支配下展开的选择行为；感性选择概念还没有人做出明确界定，但就这个概念的一般含义而言，它被用来指那些在模糊的、被动的、尚未进入逻辑思维层面的感性意识活动支配下展开的选择行为。本文基于对理性选择和感性选择的通常理解来使用这两个概念。人们有时还从价值评价的角度，把理性选择看作正确的行为，而把感性选择看作错误的行为，这是本文所不能认同的看法。

虽然感性选择是初级意识活动支配下的选择行为，它在选择时对事物的认识似乎不像理性选择那样深入和明确，但是，同理性选择一样，它也是人们广泛使用的一种基本的选择方式，在社会生活中具有基础性的地位和作用。在中国的社会生活中，感性选择具有广泛性和基础性。康有为、梁漱溟和费孝通等在论述中国人的社会行为方式时，已经充分地讨论了中国人社会选择方式的感性特征，如亲情性、家族性、血缘性、圈子性和熟悉性等。这些行为特征都恰当地说明了传统社会中的中国人，在进行社会选择时，不是根据普遍原则进行逻辑推论，而是根据感性意识活动在人际关系中进行具有突出伦理特征的感性选择。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称中国人传统的选择方式是伦理的感性选择。

在中国传统经济生活中，重伦理的感性选择方式也具有广泛性和基础性。梁漱溟曾对中国传统经济生活中“伦理本位”的选择做了概括。在他看来，家庭是中国经济生活的基本单位，中国人从家庭关系来看待各种人际关系，把师徒、同僚、乡党、朋友等人际关系“或比之于父子之关系，或比之于兄弟之关系，情义益以重”。这种“伦理本位”立场也成为经济生活的行为准则，“视其伦理关系之亲疏、厚薄为准，——愈亲愈要共，以次递减”。“具体表现为：父子、夫妇有‘共财’之义（例如义庄、义田乃至一切族产，都是共财之一种形式）；兄弟、宗族有‘分财’之义；亲戚、朋友有‘通财’之义。”“中国的这种‘共财’、‘分财’和‘通财’之‘伦理本位的经济’，与西方的‘父子、夫妇异财’的‘个人本位的经济’是区别的。”（梁漱溟，1990：168～169）可见，梁漱溟在经济行为的追求目标和选择秩序等方面把中国伦理本位的经济同西方个人本位的经济明确地区分开了。由是论之，如亚当·斯密等西方经济学家所论，经济人按照经济原则去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选择，不适合用来指称中国人伦理本位的经济行为，而应当用伦理感性选择代称之。

费孝通对中国人的社会行为包括经济活动的伦理秩序和感性特征做了更深入的论述。费孝通指出，以土为本的中国人不是在团体格局中按照法律或规律等普遍原则开展社会行动，而是在家庭关系基础上，通过血缘关系、亲情关系和熟悉关系，在以自己为中心的水波纹般扩散开的差序格局中开展社会行动。虽然差序格局中的社会行动不像西方团体格局中的社会行动那样有界限清楚、概念明确、原则普遍的规则性，但是，它有自己特殊的规则性，即作为传统和经验发生作用的“礼”（费孝通，1998：50～51）。

通过对中国社会生活“礼治秩序”的论述，费孝通进一步阐述了中国人社会行为的伦理性，还充分揭示了中国人社会行为的感性特征。费孝通指出，“乡土社会秩序的维持，有很多方面和现代社会秩序的维持是不相同的。可是不同的并不是说乡土社会是‘无法无天’的，或者说‘无需规律’”。“乡土社会是‘礼治’的社会”，“礼是社会公认的规范……维持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传统是社会所积累的经验。”“如果我们对行为和目的之间的关系不加追究，只按照规定的方法去做，而且对于规定的方法带有不这样做就会有不幸的信念时，这套行为也就成了我们普通所谓‘仪式’了。礼是按照仪式去做的意思。”（费孝通，1998：49～51）

费孝通关于礼治秩序的论述，实际上也是关于中国人选择方式的论述。在费孝通看来，礼是中国人的行为规范，是对行为和目的之间的关系不用逻辑推论、不用计算预测的传统经验，是对人们的行为具有形象示范和象征规定的仪式。不用逻辑推论，只需直接效仿经验模式等，这些正是感性选择的基本特征。连同关于中国人在社会行为中依靠亲情、血缘和熟悉等关系的论述，费孝通令人信服地论述了中国人选择行为的伦理特征和感性特征。

还应当注意的是，从费孝通关于中国人选择行为的论述，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与理性选择行为相对立的不仅仅是非理性行为，感性选择行为也是与理性选择行为相对立的。在国内关于理性选择问题的讨论中，以及在很多西方学者那里，与理性选择不同的选择行为一般被统称为非理性选择。非理性选择指那些没有利益最大化的追求目标，以及操作手段和操作过程不合逻辑、不合规则的行为方式或行为过程，其突出特征是违背科学原则，不符合客观规律，由本能冲动等非理智因素支配行为。

就费孝通论述的中国人的选择方式而言，显然不能称之为非理性的选择方式。因为中国人的选择方式既不像亚当·斯密所论经济人那样合规律地追求利益最大化，也不像西蒙、科尔曼等人所论社会人那样能科学地处理信息，合理地调整个人与组织的关系，有效地预测行为的影响与结果。但是，中国人也不是反规律、反原则、仅靠本能冲动去展开社会行为的，中国人的社会行为是有规则的，只不过这种规则是经过伦理化和经验化的感性规则而已。

我们还应当说明的另一个问题是：伦理化的选择行为并不一定是感性的选择行为。这里首先需要对伦理概念做进一步的界定。梁漱溟和费孝通等人所说的伦理关系，是指现实生活中实际存在的以家庭关系为基础展开的人际关系，并且，主要是指广大基层社会成员间的人际关系，只有在这种现实的百姓日常生活层面，说中国人的选择行为是伦理的感性的选择行为才是成立的。中国学术界关于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社会的研究在谈到伦理时通常是指作为道德律令的儒家伦理，即便是费孝通论述的中国乡土社会的“礼治秩序”，也并未忽视儒家伦理的影响，甚至可以说，“礼治秩序”就是在儒家传统的伦理道德影响下产生的。但是，无论“礼治秩序”与儒家伦理道德的联系多么直接，它都不是儒家伦理道德本身，而是经过经验化、仪式化、日常生活化的感性存在，是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秩序。

如果就孔孟提倡的伦理道德本身而言，特别是经过从董仲舒到程朱理学被严格规定的儒家伦理，它不仅不是感性的，而且是严厉压抑感性的理性原则，那些恪守这些伦理原则和道德律令的王公大臣、儒生士人的社会行为，也不可能是感性的社会选择，尤其是那些因“存天理，灭人欲”而被封为忠臣、义士和贞节烈女的行为，更是彻底压制感性欲望和感性选择的“理性”选择。不过，这种理性选择不是亚当·斯密等西方经济学家所说的经济人的理性选择，而是类似韦伯以基督徒的行为方式为基础概括出来的“价值理性”的选择行为，我们也可以称之为“伦理理性选择”。

“伦理理性选择”在中国封建社会受到了历代统治者的推崇，在各种政治手段和典章制度的维护下，成为封建朝廷和各级官府压抑人性、限制百姓的行为模式。然而，不管这种行为模式多么严厉、多么具体，当它进入日常生活领域时，都要经过以土为本的差序格局的亲情化、熟悉化、仪式化，才能被平民百姓接受。而经历过这些环节的儒家伦理已经失去了它的普遍性，成为在特定地域熟悉关系中的“礼治秩序”。特殊性的感性特征淡化甚至淹没了普遍性的理性特征，由此儒家伦理道德被感性经验化了。

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历代统治者用儒家伦理教化平民百姓的感性行为从未间断，平民百姓的感性选择行为也接受着儒家伦理的理性教化。这种自上而下的理性化和自下而上的感性化，沟通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控制形式与生存形式，但是，直至封建社会彻底崩溃，都未能实现上述两个层面的融合，统治者借助儒家伦理提出的理性选择，以及平民百姓在差序格局中展开的感性选择，一直作为两个对立的方面稳定地存在着。

二 理性选择主导下的感性选择自觉

尽管理性选择方式在中国经济生活中不可避免地遇到各种阻碍因素，但是，无论如何，理性选择都已成为中国经济生活的主导，它梳理中国经济的中枢神经，引导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向，促使中国经济朝着理性化、制度化和高效化的目标迈进。这是理性选择在当代中国经济社会转型中责无旁贷的使命，而要想真正实现这个使命，理性选择面临的最重要的任务，莫过于以其思维方式和方法原则去影响与教化感性选择，提升感性选择的自觉性、创造性和社会性，进而在与感性选择协调互动中推动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

感性选择是中国大多数社会成员的日常经济行为，是把决策层、管理层和专家系统制定的各项经济政策与经济规划付诸实践的现实力量。如果理性选择行为未与工人、农民和商贸饮食服务业从业人员的日常经济行为联系起来，就难以实现其功利追求和效率原则，而且，理性选择模型由于失去了最基本的现实力量或实践基础成为悬浮于空中的理性模型，因而不具有现实意义。

这里，我们把感性选择称为大多数社会成员的日常经济行为，旨在把它同主题化、专业化和组织化的经济行为区分开。由于参与者的出发点、意识水平、角色功能和追求目标等不同，不同的参与者进行的经济活动的性质是有区别的。譬如，在企业经济活动中，经理、经济师、生产科长和车间主任等，如果他们是称职的，那么，他们参与经济活动的出发点和追求目标都应当紧密地同自己的角色功能统一起来，而这些确定职位的角色功能都是有主题、有专业规定的。因此，他们的经济活动是主题化、专业化的选择行为，也就是理性选择行为。

虽然车间里的工人也有特定的角色限定和功能要求，并且有更具体的生产任务，但他们参与经济活动的出发点和工作目标却不是企业生产本身，而是企业生产之外的家庭生活，是未进入专业领域的日常生活，虽然他们的生产行为契合企业的理性选择要求，但他们的实践意识不一定达到自觉的程度，他们时刻想到的是日常生活的直接利益，是把生产活动、经济行为与日常生活境遇结合在一起的非主题、非专业化的心理过程和行为过程。

理性选择是清醒自觉的，而感性选择是模糊自在的，如何把这两种在中国经济生活中同时存在、缺一不可的因素协调起来呢？康德在论述人们的理性思维和感性意识的关系时指出：理性无感性则空，感性无理性则盲（康德，1993：71）。这个判断对理性选择和感性选择的关系而言同样成立。不过，康德做出这个判断时是把理性看成形式，而把感性看成内容。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还讨论了感性的一般形式——感受力、共通感，甚至认为感性也具有综合能力和创造能力。在这里我们无意深究这些意识论问题，旨在指出：感性层面的经济行为，虽然具有自在性、模糊性和保守性，但是，它具有自己的形式，也有自己的综合能力和创造能力，只不过它不能察觉到这些积极性。因此，首先面临的问题是如何使广大社会成员的感性经济行为由自在提升为自觉。

感性选择的自觉性，是指处于感性层面的人对自己经济行为方式或经济选择方式的自我意识。例如，人们在感性经济活动中并不一定对自己从事的经济行为进行概念理解、逻辑推论和数学计算，却可以对自己选择的目标、所处的环境、各种规则和制度因素的限制、个人的优势和长处，以及行为的直接结果等做出初步的判断，在此基础上克服感性选择的盲目性、不规则性和低效性，增强选择的明确性、规范性和效率性。

当感性选择提升到自觉程度后，是否意味着它已经转化为理性选择呢？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区分感性选择与理性选择的根据并不是行动者的自觉性。事实也是如此，感性层面的行动能够选择就一定可以实现自觉，进一步说，自觉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本质，何况直接指向实实在在经济利益的选择行为就更具有自觉性了。

感性选择和理性选择都具有自觉性，区别在于自觉的形式、内容和程度不同。感性选择的自觉性是经验层面上的，是在伦理关系和传统秩序中，通过具象性意识活动实现的，简言之，具有经验性、形象性和表层性；理性选择的自觉性是逻辑层面上的，是在规则的秩序中，通过概念性意识活动实现的。提升感性选择的自觉性，并不是要将之改变为理性选择，而是提升它的选择水平和选择能力。

同理性选择一样，感性选择的能力最重要的也是创造能力。一般说来，人们都把被动性和保守性看作感性行为的本质属性，应当说这种界定是有一定道理的。相对理性选择而言，感性选择因为受不善推论、缺乏计算和预测、追求目标的直接性等因素的限制，确实表现出被动性和保守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感性选择就不具有创造性了。感性选择的被动性和保守性与它的自觉程度较低有关，如果自觉性程度提高了，它不仅能够创造，而且创造出来的事物更具有积极意义。因为感性选择创造出来的事物一定是不脱离实践和感性存在的。马尔库塞曾把艺术作为感性的最高形式来论述感性行为的创造性。在他看来，艺术是以具体形象开展创造活动的，艺术创造的形象超越了直接性的感性存在。艺术通过这种超越现实的创造不仅具有了理想性，而且更重要的是具有了普遍性。艺术以超越现实的普遍性典型教化人生，引起对符合人类进步事业的共通感，由此发挥其他文化形式难以起到的作用（马尔库塞，1989：153）。这里，我们无法对艺术的感性创造性的意义和价值做更多论述，而是试图指出，感性选择不仅可以创造，而且可以创造出具有普遍性的事物，或者说，它具有普遍性的创造能力。

如果说感性具有普遍性的创造能力，那么，我们可以进一步推论：感性行为包括感性选择，可以走出由亲情、血缘、家族和熟悉关系结成的社会圈子，走出私人关系，进入社会层面，实现感性选择的社会化。这是感性选择克服自身局限性的重要环节，也是它接受理性选择的主张、规划和决策的重要前提。因为感性选择的直接性、经验性和圈子性，都与它局限于私人关系、亲情关系和熟悉关系直接相关，而这三种关系都不是社会关系。理性选择恰恰能够超越这些直接性的人际关系的限制进入社会层面，在广阔的社会关系中开阔自己的视野，并由此具备重逻辑、合规律、按一般性原则展开选择行为的特点。所以，当感性选择迈出社会化的步伐时，就意味着它开始打开自己的墙围，接受理性选择。

三 理性选择感性化与感性选择理性化

在理性选择理论中，一个让人们感到困惑的问题是如何实现非理性选择行为的理性化。笔者认为，在非理性选择行为中，由本能支配的选择行为是不能理性化的，因为本能不仅是无意识的，而且是反理性的，本能只有克服理性的压抑才能畅快地展开自身，本能始终意味着对理性的否定。然而，非理性选择行为中的感性选择行为是可以理性化的。但是，感性选择不可能在理性选择理论所期望的意义上实现理性化，即完全克服感性选择的弱点而成为理性选择。当传统文化、私人关系或伦理关系仍然在社会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作为社会成员大多数的工人和农民的意识活动及行为方式仍主要处于感性层面，在这样的现实条件下，不仅不可能把作为选择行为主流的感性选择改造为理性选择，也没有这个必要。笔者主张有限的感性选择理性化，其基本内容如下。

首先，肯定广大基层社会成员从日常生活出发认识、参与和评价经济活动的合理性。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承认这一点不仅意味着广大社会成员的感性选择在根基上是合理的，而且意味着承认经济生活的根基和基础就是日常生活。我们不应仅仅在经济活动中寻找经济生活的根基，也不应当仅仅在经济活动中寻找其他社会生活的根基。承认了这一点也就否定了感性选择完全理性化的主张，同时也肯定了有限的感性选择理性化的主张。专业化、组织化的经济活动可以被理性选择严格控制，而无主题的、直接面对生活本身的日常生活中的经济活动只能以模糊的、直观的感性状态展开，理性选择只能介入、引导它，却永远不可能彻底改变它。

其次，肯定理性选择对感性选择的引导性和感性选择对理性选择的可接受性。一般说来，人们在谈论感性活动和理性活动的关系时，首先是从意识活动的角度把二者区分开的，认为感性的是低级的，而理性的是高级的；感性只能被动地接受，而理性才能主动地理解。其实，感性也具有主动的理解能力，只不过理解的方式和展开的形式有所不同。按照韦伯的观点，社会生活中理解的基本形式是反思、体验和同情，虽然基层社会成员在经济活动中欠缺反思性，但他们的体验和同情不仅是真实的，而且是丰富的。按当代解释学的观点：理解的标志是对意义的领悟，意义有大小深浅之分，但只要领悟到某种意义，就已经进入了理解状态。就这些意义而言，可以说基层社会成员在经济生活中时刻都在进行理解，如果承认基层社会成员具有感性层面的理解能力，那么，就应当承认他们在感性经济活动中，不仅可以理解理性选择的某些主张，即理性选择可以引导感性经济活动，而且应当承认感性经济活动的理解方式与理性选择是不同的，理性选择只有将自己的逻辑推论和计算分析感性化，才能在感性经济活动中得到认可。

这里，我们已经提出了当代中国经济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理性选择如何感性化和感性选择如何理性化。人们往往只注意把感性层面的经济行为提升到理性层面，却忽视了理性层面的经济行为也要注意“下降”到感性层面。其实，这是两个互为前提的事情，对当代中国经济生活而言都是必要的。如前所述，在当代中国经济生活中，理性选择是主导，感性选择是主流，并且，主导是管理层和专家系统掌握和实行的，而主流是由大多数基层社会成员构成的，就此而言，主导必须有效地作用于主流才是主导，而主流应当接受主导才能保持主流的地位，否则主导和主流的地位都要发生变化。

在理性选择和感性选择的双向转化关系中，理性选择是主动的、积极的，并且承担着双向转化顺利实现的主要责任。这不仅因为理性选择具有逻辑推论能力、信息处理能力和比较分析能力，以致获得了明显强于感性选择的普遍化概括、预见性推测和计算性评价的优势，而且因为只有理性选择首先感性化，才能引发感性选择理性化。理性选择是概念原则和逻辑规划，当理性选择仅仅以概念和逻辑表现时，对于感性选择来说是难以理解的，只有将这些概念逻辑具体化为感性目标或感性存在，感性选择才能理解和接受理性选择，否则理性选择在感性选择面前只能被作为一个陌生的对立物存在，感性选择的理性化也就难以实现。

虽然理性选择在与感性选择的双向转化关系中居于主动地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感性选择由于自身的被动性而使意义有所削弱。因为感性选择是理性选择的基础，所以，在理性选择与感性选择的双向转化关系中，感性选择的理性化也具有基础地位。尤其重要的是，就主导和主流的关系而言，中国经济现代化或理性化是顺应世界历史潮流的，因此，理性选择的主导地位不可动摇。在这个前提下，就一定要实现感性选择的理性化，否则理性选择可以重建自己的存在基础和行为基础，原有意义上的感性选择的基础地位就要动摇，感性选择的主流地位也要随之变化。

感性选择要想保持自己的主流地位，就必须接受理性选择的主导。因为理性选择的主导地位如果改变的话，那么，感性选择不接受理性选择的主导就会向另一个方向流动，或者另外选择一个与理性选择不同的主导，或者丧失自己的主流地位，被另外一种与理性选择协调一致的社会选择行为替代，由主流变为支流。从中国经济生活中感性经济行为的现状来看，后一种情况变成现实的可能性较大。然而，如果感性选择的主流地位被取代，就将加快广大基层社会成员向下流动的速度，中国社会的两极分化将更加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