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 三餐米面

      在讨论了南宋山会地区农耕经济以及陆游的田产之后，我们进一步分析他的家庭经济以及相关的一些情况。

      首先是关于饮食制度。自古以来，人们基本实行一日三餐制，两宋时期也不例外。人们习惯以“三餐”指日常饮食，北宋文学家王禹偁（954～1001）就有“菜助三餐急，园愁五月枯”的诗句。又宋祁（998～1061）的《出野观农》诗：“果然庄腹三飧饱，悒悒深耕不顾人。”这里“庄腹”当指佃户的日常饮食，也是“三飧饱”。南宋文献中类似的描述更多，陈淳谈到“全无立锥”的客户，说他们“不能营三餐之饱，有镇日只一饭，或达暮不粒食者”，无非表明正常情况下客户们理应得到三餐之饱的。不过一般早餐相对简单，如南宋吴曾所说：“世俗例以早晨小食为点心，自唐时已有此语。”山会地区自然也一样。开禧二年（1206），八十二岁的陆游夸耀自己身体尚健，说是“疾行逾百步，健啖每三餐”。所以他有不少诗作咏及午饭。如淳熙十五年（1188）《云门感旧》“佛几古灯寒焰短，斋厨新粟午炊香”。庆元四年（1198）《夏日》“米粣解包供午饷，蓱齑傍枕析朝酲”。庆元四年冬，还有两诗干脆以“午饭”为题。

      不过有时情况稍见复杂。陆游的诗作中有不少记述“朝晡”用餐的情况。嘉定元年《幽居》，“朝晡两摩腹，未可笑幽居”，又同年《自贻》诗，“寒暑衣一称，朝晡饭数匙”。按“朝”指晨饮，“晡”指午后三时至五时，为申时，在日落酉时之前，每天最后的正餐既然安排在傍晚的晡时，两三个小时之前的午时就不太可能还吃午饭。庆元四年（1198）《老境》一诗讲得更清楚：“今日霜殊重，衰翁老可怜。朝晡两炊火，覆藉一床毡。”一日之间仅朝晡起炊火两次，显然是一日两餐制了。

      统计起来看，陆游这样的诗句一年四季都写过，例如开禧二年（1206）的《秋获后即事》，“老境朝晡数匙饭，腐儒生死一编书”，明言在秋收之后，不像在早春青黄不接时节，所以两餐制与季节性差异也没什么关系。不过似乎都是在他年届古稀之后，尽管他还常常抱怨自己没有吃饱，“故絮五更偏觉冷，薄糜未午已先饥”。早餐只喝了点粥，难怪不到中午肚子就饿了。也许，对于陆游来讲，两餐制只不过是因为他年老体虚，减餐养胃，但这样的餐食制度不会只是陆游一家的做法，而应该是受到了某种社会生活习俗的影响。也就是在基本实行一日三餐制的同时，某些人群（例如贫苦下户）在某些时节（例如农闲）也有一日两餐之制。方回以下等佃户为例，描绘当时“人家常食”，说“多止两餐，日午别有点心”，看来就是陆游所说“朝晡两炊火”的两餐制。因此，方回还认为寺观僧道不必劳作，竟然能够“披剃之余，二粥一饭”，一日三餐，真是“至幸之人”。与陆游同时期的陈造（1133～1203）也曾有诗，说自己“为儒如此尔，粮食第晨晡”，可见在士大夫看来，朝晡两餐显然是落魄的表现。

      那么三餐或者两餐之制下，陆游及其乡邻们的主食一般是怎样安排的呢？

      作为乡宦之家，陆游一家基本食用粳米，吟颂所及的诗篇不少。前引《江北庄取米到作饭香甚有感》诗，就有“新粳炊饭香出甑，风餐涧饮何曾识”之句，收租所得，一家人喜尝新粳。嘉定二年（1209），八十五岁的陆游在其《病来》诗中，还再三念叨“一饱吾何欠，香粳荐美蔬”。有时病中一日两餐，更是吃的香软的粳米饭，“即今不足何时足？小甑香粳日两炊”。当然因家境困难，或者为了尝新，偶尔也会吃一些平常为贫民下户所食用的粗糙籼米饭，“白稻登场喜食新，太仓月廪厌陈陈”。

      与此同时，从前引方回的记述还可以推知，为了节省粮食，至少在农闲季节，村民们正餐喝稀粥的情况应该是比较普遍的。陆游有时也感叹自己生计困难，不得不让家人喝粥，“家能常食粥，口固不言钱”。有一次，八十三岁的陆游出门散步，邻居有人看到他比平时消瘦了不少，感到奇怪，陆游却满肚子委屈，说自己顿顿喝粥，哪能不瘦呢：“朝晡恃粥何劳叹，齿脱牙摇已数年。”

      面食是山会地区民众仅次于米饭的主食。至少从陆游的咏吟中我们可以看到，随着麦作的推广，面食在浙东地区已经相当普遍，为社会各阶层的人们所接受，并非局限于“西北流寓之人”。这自然是人们主动调整饮食结构以适应麦作推广的结果。至少，南方地区人们的饮食习惯对于麦作推广的不利影响，不如论者所估计的那么明显。

      一般讲，山会地区人们制作面食有几种相对固定的做法。小麦主要用以做面，“八月黍可炊，五月麦可磨”。“连云麦熟新食面，小裹荷香初卖鲊。”其时已经到了江南梅雨季节，所以才有陆游的《入梅》诗：“今年入梅日，云脚垂到地。芬香小麦面，展转北窗睡。”而且随着天气转热，新面凉拌也很惬意：“试笔书盈纸，烹茶睡解围。新蔬供冷面，熟练制单衣。”当然，除了做面以外，小麦也可以煎饼，“连村麦熟饼饵香，我母九泉那得尝”！或者做糕，“旋压麦糕邀父老，时分菜把饷比邻”。相对而言，大麦纤维素含量高，比小麦粗糙，人们大多直接将大麦碾碎煮饭，“屑麦作饭”，所以大麦又俗称饭麦。大麦收获在四月初，陆游《初夏》一诗有曰：“翦韭腌荠粟作浆，新炊麦饭满村香。先生醉后骑黄犊，北陌东阡看戏场。”但大麦口感差，多为下层民众所食用，陆游写他的农家邻居，就是“相对篱数掩，各有茆三间。芹羹与麦饭，日不废往还”。不过他也常常以吃大麦饭来表示自己的安贫乐道，“安贫炊麦饭，省事嚼茶芽”。又有“瓦盆麦饭伴邻翁，黄菌青蔬放箸空”。这当然更说明对于作为乡宦的陆游一家而言，大麦饭也是其主食之一，印证了大麦食品在山会地区的普遍性。陆游家里也种植荞麦，“租犊耕荞地，呼船取荻薪”。相对而言，荞麦的面食制作形式似乎更多样化一点，既有荞麦面，更有荞麦糕、荞麦饼等。“荞熟山僧分馎饦，船来溪友饷薪樗”。馎饦，就是以荞麦煮菜蔬的汤饼，又称齑面。又荞饼：“荞饼新油香，黍酒瓮面浓。”类似的描写不少。当时山会农村的这些麦食，不仅仅是农家的日常饮食，更被列入了村市小餐馆的菜单，“夕阳下平野，落叶满荒街。村店卖荞面，人家烧豆秸”。

      尤其是面食还深深地融入节庆习俗之中。据陆游的记载，山会地区民众有在新年佳节吃“年馎饦”，也就是面片汤之俗：“乡俗以夜分毕祭享，长幼共饭其余，又岁日必用汤饼，谓之冬馄饨、年馎饦。”形成这种节庆习俗的前提，当然是因为面食在当地民众的饮食结构中已经具有一定的历史传统，并且在不同社会阶层的食单中具有相当的普遍性。直到今天，绍兴地区还有“冬至馄饨夏至面”的习俗，而“馎饦”，现在绍兴人俗称“滞夹头”。这大概就是从南宋以来的历史遗传吧。总之，我们在这些诗作的描写中非但未看到江南人们传统饮食习惯对面食的排斥，而是相反。

      稻、麦之外，则是穄（稷、黍）、粟、豆、芋等杂粮。穄、粟一般直接煮饭，也有熬粥的。“黄絁五丈裁衫稳，黑黍三升作饭香。”“枯肠不饱三升稷，皓首犹亲二尺檠。”豆的吃法比较多，既可以直接煮熟了充饭，也可以制成豆团来吃。陆游家里也一样，“年迈狐装帽，时新豆捣团”。“舂簸荞供饵，蒸炊豆作团。”不过更多时候是与大米掺在一起煮饭熬粥。“藜羹阙盐酪，豆饭杂沙墋。偶然饿不死，得酒犹痛饮。”又曰“芜蒌豆粥从来事，何恨邮亭坐箦床”。每逢水旱灾害，贫民下户就会更多地依赖豆菽等杂粮来度过荒年。“十年水旱食半菽，民伐桑柘卖黄犊。”芋头常见的似乎是煮羹充食，“羹芋一杯吾自饱，诸儿强为置盘餮”。“一箪吾已足，芋豆亦加餐。”煮芋羹，或者掺米煮芋粥。大的芋头（芋魁），有时也可以烤食，“葑火煨芋魁，瓦甑炊豆荚”。

      米饭之外的这些杂粮当然算不得美味，尤其对于陆游这样的乡宦来讲，只能是勉强充饥的“粝食”，所以他不免经常感叹生不逢时，“陆君拙自谋，七十犹粝食。著书虽如山，身不一钱直”。有时心情一好，为了表现自己的豁达，也有“破裘缝更暖，粝食美无余”之类的豪放之句。嘉泰三年（1203）他在秘书监任上最后致仕回乡，对于朝政的“风波起平地”心有不满，示诗小儿子子遹，直言“但令粝饭粗撑拄，犹胜朱门常踧踖”，就是借甘于粝食来表示自己的高远之志。

二、  肉食菜羹

      我国传统农业社会一向以稻麦蔬食为主，南宋山会地区也是如此。陆游三山别业北侧就专门辟有蔬圃，用以供家，有多余的偶尔也出售。有时为了尝新，或者自家蔬圃缺少的，也从村市购买。“邻家人喜添新犊，小市奴归得早蔬。”蔬菜品种繁多，三山别业蔬圃所植，陆游提到比较多的有菘、芜菁、葱、豌豆（豌巢）、芋、芥、芹、韭、黄瓜、莴苣等。还有一种蔬菜名叫矮黄，陆游说是“吴中菜名”，就是薹菜。比较有地方特色的，首先是出自会稽山区的竹笋，“笋市连山坞，菱歌起夕阳”。其次是产自平原水荡的菰与莼菜。菰就是茭白，山会地区一般都是春栽秋收，所以说“秋菰出水白于玉，寒荠绕墙甘若饴”。莼菜又称蓴菜，是多年生水生宿根草本，乡民浮舟采摘，“轻舟摘蓴菜，小市听莺声”。莼菜鲜美滑嫩，富含胶质蛋白，所以又称蓴丝。乾道八年（1172）十一月，在从益昌至剑门道中，陆游撰《思归引》一诗，有“蓴丝老尽归不得，但坐长饥须俸钱”之叹。不过他并未学晋人张翰，以莼鲈之思为由，挂冠归乡。此外陆游还喜食野菜，经常提到的一是荠菜，“笋生初入馔，荠老尚登盘”，另一则是野苋，“菹有秋菰白，羮惟野苋红”。

      山会平原河网密布，水产丰富，鱼虾蟹蛤相对便宜，人们不少还自己捕捞，“浦溆家家钓，村墟点点烟”。所以陆游说“鱼虾虽琐细，亦足赡吾州”。平时偶得鱼虾，可能是当地贫民下户饮食中主要的动物脂肪来源了。陆游的餐盘中自然少不了鱼虾，或者购自村市，“既畜鸡鹜群，复利鱼蟹贱”，他自己也时常泛舟河港，把钓消遣。“昨日客招东浦钓，今朝僧约北轩棋。”嘉定元年（1208），他更专门购买了一条钓鱼船，“卖丝粜麦偿逋负，犹有余钱买钓船”。以至有时“鱼虾日日厌煎烹”了。所以他似乎并未怎么将鱼虾水产视为佳肴，而对于肉食的有无在兹念兹。

      陆游在青年与中年时期，诗文中谈论饮食的相对为少，淳熙八年（1181），陆游时年五十七岁，居三山，偶尔无肉，不得不以菜蔬佐酒，放言“丈夫穷达皆常事，富贵何妨食万羊”，还颇有豪气。进入晚年，尤其自从绍熙元年（1190）被何澹（1146～1219）弹劾，从临安府回家乡投闲以后，他似乎就更在意饮食起居了。同年所作《山居食每不肉戏作》诗，“溪友留鱼不忍烹，直将蔬粝送余生；二升畲粟香炊饭，一把畦菘淡煮羹”，心境就与此前大不相同。绍熙三年，他在《蔬食戏书》诗中，先是回忆此前在行都的美味佳肴：“新津韭黄天下无，色如鹅黄三尺余；东门彘肉更奇绝，肥美不减胡羊酥。贵珍讵敢杂常馔，桂炊薏米圆比珠。”可见在陆游心目中，羊肉猪肉等，才是“贵珍”的肉食。但是“还吴此味那复有，日饭脱粟焚枯鱼”，于是就不得不“膻荤从今一扫除，夜煮白石笺阴符”了。在他看来，“枯鱼”也就是鱼蛙鲞干之类，实在算不得荤腥。在此之后，他对于不得肉食的抱怨越来越多，庆元四年（1198）秋，又有一诗，标题特别写明《食新有感贫居久蔬食至是方稍得肉》。第二年，更声称“今年彻底贫，不复具一肉”。那可能是因为到庆元四年年底，他自绍熙元年起已经三次请领的提举建宁府武夷山冲祐观祠禄被停止，一时家庭经济状况比较拮据之故。庆元六年（1200），他还在诗作中数起了自己吃不上肉的天数，“忍穷端已惯，蔬食又经旬”。此后，类似的诗作时常可见。如嘉泰四年（1204）的《锄菜》诗：“家贫阙粱肉，身病忌蛙鱼。幸有荒畦在，何妨日荷锄。”这里不复赘引。各类肉食之中，陆游视为上品、最为馋涎难忍的还是羊肉，所以他说“东门彘肉更奇绝，肥美不减胡羊酥”。在《菜羮》一诗中，他还自嘲家境日困，“鸡豚下箸不可常，况复妄想太官羊”。鸡鸭豚羊之外，陆游诗篇中几乎未提到牛肉，这当然是因为牛在当时主要作为耕地的生产工具，一般并不食用。

      看起来，能否保证食有肉，“煌煌肉食有高冠，附者如驰顺坂丸”，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士大夫阶层的一个身份标志，也是现实生活中他们在饮食上的一种心理依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