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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更新:2020-10-20

【文化艺术】 日本视角看清史

作者:[日]增井经夫 著,程文明 译 来源:《大清帝国》
发布于 2020-10-10 浏览量:25

如何看待清代

十七世纪中后期至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清朝大体与日本江户时期并行,欧洲则处在近代民族国家崛起发展的时期。由于这一时期近代欧洲(国家)已向世界各地拓展自己,所以亚洲的文明、东方的(财富)富足等,这些起初曾为西方憧憬、向往的印记已发生改变——此时的亚洲、东方,在西方看来已然成了一个僵化、落后的“亚细亚”。另一方面,亚洲本身也在发生改变,它开始意识到自己的落后,认识到自己远不及西方。及至江户幕府崩溃王朝覆灭,人们随即认为这种社会发展的迟滞于江户幕府的锁国政策和王朝的大中华观念。

政治上的变革会缔造新的时代。及至新时代出现,前朝一般都会被视作一个失策、错误甚多的时代。基于这种认识,近代史学表现出了如下趋势,即以社会发展为主要课题,将对探究社会矛盾当作解释历史的关键。为此,十七世纪至十九世纪的亚洲历史,尽管留下了难以计数的文化遗产,但在时代意义上并未被给予多高的评价,不仅中国如此,日本、印度也不例外。向前推溯,当我们想到中国的唐、宋和日本的平安、镰仓等时期时,与社会发展之类的问题不同,仅是在文化上,人们都会努力认可它们,赋予它们重大意义。相比之下,人们对十七至十九世纪亚洲史做出的评价却明显有失偏颇。一言概之,这种评价虽在时间的亚洲归于近世,但在时代特性上,却认为它是反近代的。

人们一旦认为某个时代存在此种倾向,且此种特性甚是明显,便会刻意提取诸如此般的事实并将其积累起来,如此一来,便越发认为确实如此了。若人们想到的是与之相反的倾向、特性,同样也能找出许多与之相符的史实。即便事实只有一个,观察它的视角和思考它的方式也会各不相同。

那么,是不是说可以毫无凭据地解读历史事实呢?绝非如此。能够让我们接受的思考方那么,是不是说可以毫无凭据地解读历史事实呢?绝非如此。能够让我们接受的思考方式、研究方法等并非多种多样的,在现在与过去之间进行“健康”的对话是人们所希望的,我们必须循着这样一条路径来与过去对话。

“清代史”这一名称

大清帝国是一个庞大的帝国,它与存续许久的古罗马帝国一样,一直延续至一个时代的最后。那时人们一般习惯于将这一时期称为“清朝的时代”,将这段历史称为“清朝史”。如此称来称去,便出现了以清政府为中心来进行思考的毛病。其结果,或是清朝之天子都是些比历代王朝英明的皇帝,或是彼时之官僚机构在当时的世界上非常完备无人可比,对清代历史进行的研究多是以赞誉而终的。对此,即使不能视其为错,却也不禁觉得似有误判之嫌。如我们把历史地域、民众、社会所具有的一种内在驱动力的发展性,而非一种王朝史纳入视野的话,将这一时期的历史称作“清代史”似乎更为适合。所谓“清”这一国号,对当时中国的汉族人而言,其实是位于主导地位的朝廷的自称,与满族统治中国的历史记忆也有密切的联系。

就欧洲历史而言,当人们提起法国的波旁王朝时期、英国的都铎王朝时期,我们的研究一般会将王朝文化作为对象,而非将那一时期的一切全部涵盖进来。在伊朗历史上,近世以前的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期和萨珊王朝时期等自不用说,近世的萨非王朝、卡加王朝、巴列维王朝时期被作为一个“时代”加以称呼的很少。在日本,“藤原时代”、“足利时代”、“德川时代”的叫法已然为人放弃,这同样并非偶然。虽无人以其国姓——爱新觉罗来称清王朝,可“清”与“爱新觉罗”实乃同义,这很早开始便为人知晓了。也就是说,称清王朝为“清代”,是一种古来如此的叫法,时至今日,尚无可取而代之者出现。

通过王朝名来对中国历史进行时代划分,不仅是一种长期以来的习惯性做法,也由于史料制约,且一般认为王朝之更替一定程度上也映照了基础层面的社会变迁,所以实际上也没有人去尝试硬行改变此种称谓。即便是通过各王朝的权力中心所在地的北京、开封、西安等来划分统治,并立足于此研究中国史,也难说就可以超越以往,收获更为有效的成果。或者如世界史那样将其按世纪划分又如何呢?恐怕要让人接受这种划分方法也尚需时日。

繁荣的前清和衰落的晚清

在印度的莫卧儿帝国史中,虽然自巴布尔占领了德里,阿克巴统一帝国,至奥朗则布进一步扩大帝国领土,其间共有六代皇帝掌控莫卧儿帝国,为印度史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但其后的莫卧儿帝国由于地方割据,成了一个空壳,并在不久后被英国蚕食,又成了大英帝国控制下的印度。奥朗则布之后虽然有十一代皇帝,但几乎都是名义上的,没有任何实权,人们称此时期为后莫卧儿时代。

仅就清代的清朝政权而言,其发展可以分成三个时期:前期始自满洲地区的一个部族强大起来,进而攻占北京,建立起自己的政权;中期是其平定中原,收并新疆、西藏,进而进入全盛阶段;及至清政府屈服于西方势力、最后崩溃的这段时期,可被认为是清朝政权的后期。但若就中国社会而言,则明显可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承继明代时期既已实现增长的社会生产,实现了基于自给自足的稳定和大繁荣;后期因受欧洲产业革命大潮冲击而走向衰落、崩溃。

在近代西方的攻势下,印度如瓦砾般破碎,中国似冰块般融化,而日本则像蒸发了一样,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变身,这些都是令人关注的话题,长期以来屡屡被人研究。有些研究甚至认为,亚洲各国的主食是大米还是小麦,仅仅是由于产自一定土地的农作物总量所能提供的热量不同。但毋庸争辩的是,无论是印度、日本还是中国,在受到西方冲击之前,其社会状况原本不同,这是其应对西方挑战的社会条件。但当时最习惯于同外来民族接触的印度遭受的损害最大;最不习惯的日本在一定意义上损失最小。这其中的缘由,仅凭亚洲各地区与欧洲势力接触的状况,是难以阐述清楚的,其结果缘于接触的时期差异,也缘于欧美各国具体情况的不同。也就是说,比起来自外部的压力,即所谓的“外压”,那些内部的东西更应该被探讨。在对外部影响、往来交涉等进行研究之前,需不断挖掘存在于每个行为主体之中的问题,人们往往懈怠于此,而这似乎也成了一种通病。

对清代的研究亦是如此。清代前期与后期之间的巨大落差使民族和国家出现内耗,失去坚强的意志,甚至步入落魄之途;也令其失去了政权的平衡,进而丢掉了恢复、重振它的意欲,采取一种置之不理的姿态。这一落差不仅涉及政治和经济层面,而且涵盖了整个社会层面,要测量这一落差绝非易事。

少数民族的统治

汉族人以自己吸收、同化其他民族的能力之强而感到自豪。这或许也可以说,他们很难被同化到别的民族中去。这成为汉族人引以为豪的资本。但少数移民被当地人同化,实为随处可见之事,入关后的满族人之所以在二百五十年的统治时期全部被汉化,可以说是一种为实现统治而主动为之的同化,与之相比,拒绝汉化的蒙古族的统治不满百年。所谓以汉人为主的社会融合其他民族的能力特别强,并非其本质如此,而是由于不时需要如此强调而已。

这个世界上混杂居住着许多民族,他们的语言、习惯等都千差万别,或彼此对抗,或相互融合,循环往复,而这种现象最为显著的地方是西亚地区。在此,能够看到不同民族间接触与冲突、统治与被统治的所有缩影,很难认定哪个民族宽容、哪个民族冷酷。这类似于两个人的相遇,可以说,双方的关系变化几乎是由相遇之时的实力对比、相遇之前的利害关系等左右的。当某一民族率军大举进攻另一民族之时,则进攻方统治对方的意图明显,伴随着掠夺、杀戮,充满了压制与傲慢。与其说此种行为缘于一种民族性,不如说会因时而异,从渐次积累起来的经验来看,历史上曾出现过的强力压制逐渐缓和的现象也并非一定与民族性的转向有关。历史与现今原本并无二致,就局部来看,相似剧目还在不时地上演着。

除战时外,少数民族统治的水平也在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提高。中国历史上曾反反复复出现过少数民族建立全国统一政权的情况,从匈奴到鲜卑,从契丹到女真,再从蒙古到满族,时代距今越近,其统治区域越广,其渗透力越强,这仅用军事实力变强来加以说明是行不通的。当时,在与其相对应的中国内地的汉族人社会中,实际上也内含着可使少数民族统治扩大的因素,汉族人在民族间的相互习惯、融合方面也付出了心血。

虽说满族人之统治中国,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即使是在世界历史上也算高明的,但经过二百五十年,入关前的满族人却悄然无踪了。满族投入了汉族的怀抱,双方相互融合了。

对外关系

1689年,清政府与俄国之间缔结了《尼布楚条约》。该条约确认了中国与俄国之间的对等地位,设定了两国的国境,是当时中国初次认可在朝贡体制以外,也存在与自己地位对等的国家的标志,这一点已广为人知。该条约缔结之前,清政府一直认为世界都处于自己的统治之下,尚未有往来之地的住民未及皇恩,皆属蛮夷。不仅是《尼布楚条约》缔结之前如此,这种意识其后同样表现得甚为强烈,招致了外国的反感,所以人们说这是清朝继承了古代帝国的大中华意识。看似如此,但其实在很久之前的汉代,人们便将远在西方的罗马叫作“大秦”,知道当时西方有与自己类似的大国存在。当大国意识为自信确证之时,它与不安相伴之时的表现、反应是不同的。缔结《尼布楚条约》之际,清朝处于勃兴时期,其大国意识的反应是主动与俄国缔约,至后来清政府因鸦片战争屈服于英国,并与之签下《南京条约》之时,其大国意识的表现则是想把自己封闭起来。

鸦片战争后的中国的对外关系一蹶不振,以致各列强都开始议论是否该对中国实施分割统治。究其原因,人们都认为是因为那井底之蛙般的大中华思想:在这种认为世界皆应处于自己统治之下的中华帝国,抑或说天下国家的虚妄的大中华思想下,清政府难以正视现实,令自己表现出一种极尽妄自尊大、极尽寡闻无知的形象。

无论哪个民族,都有自认为本族是一个优秀民族的倾向。这种自豪感或表现为一种“选民思想”,认为本族是被神所选定的民族,或表现为一种“神州思想”,以为本国是神的国度。由于长期以来,这种认识已成为中华民族的一大思想支柱,所以我们与其单就大中华思想责备个没完,莫如说其原因还是在于那个时代。晚清时期所持有的那种令其对外姿态固化的诸般情势和民族自信就是大中华思想,其原因亦应被归结于当年的那种迫在眉睫的境况。在汹涌而来的近代化浪潮中,当年的溺水者能抓住的救命稻草,也只有大中华思想了。

都说中国人古来就是谙熟政治的民族,思想在现实中的推行、有计划的生活的维系,皆与政治有着一定的关系。可若说是不是所有的政治模式都在中国人的历史中被尝试过了呢?实则不然,事实上只是以皇帝为中心、以官僚为羽翼的政权组织在变,生活在其中的中国人尽管已经习惯了权谋术数,能很快顺应大势,但因为他们一直生活在同一类型的政治模式中,所以虽看似是谙熟政治的达人,但当他们需要应对其他类型的政治时,也同其他国家、民族的人一样非常幼稚。回顾当时的情况,中国在外交原则上时而“远交近攻”,时而“以柔克刚”,时而“一以贯之”,等等,左右摇摆,举棋不定,同时代的日本也是如此。不过,在这样的历史时刻,个人能力会凸显出来,重要人物可以发挥类似转折点的重要作用,这同样也是各国相通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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