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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更新:2020-11-10

【文化艺术】 21世纪见及夏鼐的《埃及古珠考》

作者:斯蒂芬·夸克 颜海英译,莫润先校 来源:《埃及古珠考》
发布于 2020-10-20 浏览量:204

在埃及考古中,一部研究著作在时隔65年后才出版是很罕见的,除非由于历史或档案方面的原因。这样的原因对于一个在不平凡的数十年发掘与研究中引领中国考古的人所撰写的博士论文,自然是会起作用的。然而即使夏鼐生平和治学方法的研究者们也可能不了解他的博士论文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埃及考古学乃至非洲内外历史研究方面人们期待已久的关键性进展。正如论文第一章中所说,考古资料中串珠的庞大数量,以及形制、材料和技术的变化,使这类器物成为了解过去的独特指南。串珠如陶片一样比比皆是,甚至更集中于古代,每每为研究工作开辟道路:从技术问题到社会历史问题,何以采用某种材料、某种样式,何以发生变化或沿袭传统。

夏鼐最初到伦敦是想得到皮特里(Flinders Petrie)这位当时公认的田野考古的实践者和理论家的指导。皮特里的《考古学方法与目标》(1904)可能是个决定性的因素,如果此书在1938年前的北京各大学中已广为人知的话。他读博的历史背景已经有人作了较为细致的介绍:彼得和汪涛(Peter Ucko and Wang Tao,2007)对20世纪30年代在伦敦开设的中国考古学博士学位课程进行了探究。该文叙述的缺项,是在殖民统治阴影下直到导致全面独立的1952年革命这一时期,埃及考古的发展情况。1882~1922年,埃及处于英国的军事占领之下,此后直至1952年埃及仍在英国的控制之中。作为英国历史上第一位讲授埃及考古的大学教授(自1892年开始),皮特里当时在这门学科中起了最重要的作用。时值维多利亚帝国主义鼎盛之际,皮特里1893年的就职演说已经预见到任何国家的考古都是欧洲列强的竞争领域:法国当时已经主导了艺术史领域,而德国在文献领域占据优势,英国则应该进军物质文化研究领域。皮特里以其惊人的清晰头脑和强烈抱负构思了从物质文化入手研究历史的方案,划分了若干重要的分支,可能正是他的这个方案在40年后引起了北京各大学教师们的注意。发掘出土的完整遗存成为对各种生产和人类全部活动建立年代序列的依据,这些活动包括艺术乃至动物与其他物种接触的情况。作为首饰核心的串珠,成为物质文化研究的前沿课题。正如夏鼐在其论文第一章注中所引述的皮特里的话:“珠子和陶器是考古学研究的字母表。”

诚然,以串珠为中心开展考古研究的任何计划,在当时都会招来强烈的质疑,而且反对者颇多。夏鼐注意到了这一点,也认为他们的担心不无道理,他明确指出,“我们在认可珠子作为考古学证据的优势时,也不能忽视其局限性”——由于反复使用和买卖造成了大量的扩散,或者后期在地下与其他年代的材料相混杂。然而他也论及人们夸大了串珠研究的风险,低估了其数量上的潜力,而一个研究者应该避免“根据几个孤例下结论”,只要认真留意其共存物,考古学者就可以在每个时期遗留下来的串珠中,区分出哪些是初次使用或重复使用的,并且辨认出哪些是重复使用不那么频繁的发现物。分析还应该包括对“使用和磨损痕迹”(第7页)的研究,最要紧的是应以完整的发掘记录为基础,在埃及考古方面即是要以皮特里及其20世纪20~30年代的继任者布伦顿(Guy Brunton)确立的墓地记录方法为基础。鉴于研究必须避免那些容易引起误解的单件材料,依照皮特里和布伦顿的方法,夏鼐遂在伦敦大学学院“皮特里收集品”(第12页)中搜集最可靠的材料为基础,再加上主要来自发掘的另外两组收藏,即埃及开罗博物馆和牛津阿什莫林博物馆的串珠。他对串珠资料非常熟悉,因为他以深入细致的工作为一千多串串珠做了登记工作。共完成了1760张(此处不确。卡片实则是1760套,有些珠饰一串对应若干张卡片,最多有六张——译者)索引卡片,分别记录每件珠子的8项信息:“登记号、出土单位、年代、用途、参考文献、评注、线图和照片号”;更令人惊叹的是,对串珠中每种类型的珠子,都有另外一组信息:“形状、穿孔类型、颜色、材质、装饰和数量”共6项(第16页)。

这项登记工作,正是夏鼐在“二战”前夕伦敦大学学院收藏的埃及考古文物全部打包封存之前,作为学院的研究生参加的这项要求人人动手的繁浩工作。夏鼐的索引使大量信息免遭损失,对于后来需要了解其中任何一件发掘品的研究者来说,这些信息本身就大有学术价值。举个简单的例子就可以说明夏鼐此项集成的特殊价值。例如第1593号串珠的卡片记录了两个绿色彩釉的珠子,二者均属311A4~PN8b类型,出土地“卡宏(Kahun,Illahun)”,出土年“1889”,年代“第12王朝”,意思是出土于中王国晚期拉宏附近的城址,是1889年法雍实习考古队为皮特里清理的,皮特里命名该遗址为“卡宏”。卡片上还记载了一个绿釉的圆柱形块状滑石制品,“刻着三只鳄鱼”,该器取自“地板上的一具木乃伊—A排东端”。1889年在聚落遗址的考古记录方法发展史上尚属早期阶段,皮特里是当时唯一一位记录了一个面积为250米×280米的城镇遗址之清理的考古学家。因此,皮特里的发掘报告里没有地层学的信息,也极少有文物出土点的信息。然而,在他两个发掘季度的报告的第一部分,皮特里的确为街道之间的房区做了字母标记,并且发表了包括A级遗迹的平面图。在他关于该遗址的著述以及他为私人交往所及的小范围英国读者所写的“周刊”中,都没有提到这个圆形的制品,也没有提到在这排房子里发现了墓葬(见Gallorini,1998)。相反,除了这个卡片,关于A级遗迹的现有记录也都给人以“普通的”城镇房屋的印象。而皮特里的确记录了在两个A级的房屋(也许这两个房屋在某处连接)中的发现,包括拉宏发掘中最重要的一件文物——唯一一件在古埃及民居中发现的面具。这是一个狮子脸形的面具,对它进行修复时发现它被多次使用过,其形状令人想起妇女生育的保护神阿哈(后来被称为“贝斯”),房屋里其他的发现(如狮子脸形的女子像和铃锤)似乎是生育仪式的用具。然而,房屋附近存在墓葬的事实提醒我们这个遗址的记录是多么大意,“我们在根据几个孤例下结论时必须小心谨慎”(第9页)。我们突然意识到,甚至对这样一个格外重要的考古景观,我们的知识也是有限的。早些时候对拉宏出土的那件独特面具的解释还是极有可能成立的,但我们需要近期发掘的一些详细记录的考古遗存来作为参照,比如在象岛的发掘(Pilgrim,1996),经过对比我们才能严格区分我们所发现的是活人还是死者的用品。这只是一个例子,说明夏鼐的记录拓展了或者改写了我们对早期发掘情况的认识,而我们以往为构建埃及考古和历史所做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即是以这些早期发掘为依据的。

为了使人们能充分了解夏鼐博士论文的基础性研究,皮特里博物馆馆长纳尔逊(Tonya Nelson)和保管部主任潘卡尔多(Susanna Pancaldo)筹措经费在互联网上发表了夏鼐卡片的电子版。菲尔普斯(Kristin A. Phelps)花费时日以其保存纸质文件的经验完成了所有索引卡片的数码照片的拍摄。考古研究所摄影师及讲师雷德劳(Stuart Laidlaw)则慷慨提供指导和设备。感谢他们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于2011年将卡片的电子版全部完成,并于2012年由伦敦大学学院博物馆与收藏信息办公室主任萨姆·华盛顿制成网页,发布在皮特里博物馆网站上。这些卡片使我们可以全面了解夏鼐了不起的研究过程,他那一丝不苟地做详细记录的特有精神,始终贯穿在伦敦大学学院由皮特里及其同事和直接后继者的工作连贯起来的一整套年代序列之中。

夏鼐特别关注他的串珠研究及全部资料的时空界限,地理范围限定于埃及(包括外来的输入品,也包括西奈,但不包括努比亚,因为当时的收藏中没有努比亚的串珠),时间范围延续至公元前1千纪(皮特里的“罗马—科普特”时期即大约公元1千纪的收藏也非常丰富,但若包括进来,将超出博士论文的范围)。另一个更大的问题是论文中该如何界定当用的材料。夏鼐指出在考古学上将串珠与护身符截然分开是十分主观的,他引用布莱克曼(Winifred Blackman)关于殖民地的经典著作《上埃及的农民》(1927)中的论述:“现代埃及人会把由普通蓝色珠子穿成的项链看作能够驱逐邪眼的吉祥物。”(第13页)联系到迦南博士(Dr.Tawfik Canaan)20世纪早期在英属巴勒斯坦大量收集护身符的更多记载,上述观察结果当可大大扩展其适应范围。未来的研究也许会将人类学和考古学的分野重新结合起来。在串珠研究的初始阶段,科学分析要求一个假设的、试验的基础,即想象的“客观”,这样问题便仍是悬念,只能留给后来的研究去解决。当时人们认为串珠是一种抽象的形态,因而认可将串珠归为护身符一类,就像二十年前皮特里对其发表的那一部分藏品所定的名目(第13~14页)那样。夏鼐给读者提供的概括意味着一个未来研究的课题:“本书中‘珠子’一词采用上文修正过的意义,也就是说,它包括普通珠子和垂饰,但不包括护身符。”(第14页)

后续的研究从未进行。由于论文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完成的,它一直没有在英国或者中国出版。战争和革命将论文作者及其指导者(Stephen Glanville)和考评者推入了另外的领域。作为一篇埃及学的研究著作,也许其重要性远远不及中国本土的发掘和培养工作。在伦敦,三位最能了解该论文影响的人是他的指导教师、继皮特里之后伦敦大学学院的教授格兰维尔(Stephen Glanville),以及串珠研究最权威的考古学家布伦顿和迈尔斯(Oliver Myers)。很可能他们都与论文作者失去了联系,他们自己也在战后离开了考古界,格兰维尔从事别的工作,而布伦顿和迈尔斯则不再工作。更反常的是,没有任何从事埃及考古或者非洲考古的人发表过关于该地区的珠子或者珠子研究一类的专著。世界百科辞书也许足以在田野工作方面填补这方面的空白,或者早期田野工作者如布伦顿等人早先发表的著作对于比较研究来说也许足够,夏鼐的博士论文太成功,让伦敦其他学者望而却步,他们不想花一生精力重复这项工作。没有人再进行这项研究,在东北非考古理论与实践的核心区留下一片空白,直接影响了学术界对西亚、东南欧这些最密切关联区域的研究。要让珠饰研究这个至关重要的领域得以重生,这部论文及支持其研究的图谱资料的出版,正是缺席已久的必要条件。这是因为“普通珠子”能为我们提供普遍珍惜的东西,那就是我们最具物质性的、最为亲密的联系,即人类活生生的身体与可以感知的意识层面的联系。

(颜海英译,莫润先校。原载《考古》2014年第6期,有修订,详见《译者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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